前言
謝謝你改變我的人生！
二〇一四年，我來到拉斯維加斯的市中心。多數人來拉斯維加斯度假時，都會造訪日落大道。但我不是在日落大道，而是在歷史悠久的商業區。在捷步（Zappos）創辦人謝家華（Tony Hsieh）的領導下，這裡正經歷大規模的翻修。死寂的建築恢復了生氣，拉斯維加斯的蓬勃發展不再止於弗里蒙特街（Fremont Street）。
Up Global是一個致力打造新創社群的非營利組織，如今屬於美國創業加速器Techstars的一部分。Up Global來這裡舉行年度高峰會，當時我是UP Global的董事，現場有來自七十個國家的五百多位創業者共襄盛舉。三個「UP全球專案」（分別是Startup Weekend、Startup Week、Startup Digest）的負責人遠從世界各地前來，參與許多研討會，以討論如何經營他們的專案、打造新創社群，以及傳播創業與創新精神。
整個活動如火如荼地展開，現場彌漫著新創企業的活力與熱情。雖然英語是主要的溝通語言，但與會者的肢體語言、討論、個人風格都為這場高峰會帶來明顯的國際感。這場聚會匯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年齡層。
我參加了一些討論新創社群的研討會，為幾本拙著簽了名，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無數社群負責人一起微笑自拍。當天天氣很熱，但現場氣氛很溫馨。
在閉幕晚會上，熱鬧的氣氛把整場活動帶到了高潮。前兩天的勞累使我疲憊不堪，在偌大的宴會廳裡，我獨自站在遠端的一角，靜靜地看著晚會進行。突然間，一個陌生人朝我走來，在一片嘈雜聲中喊道：「謝謝你改變了我的人生！」同時把一頂棒球帽戴在我頭上。
我回應：「我做了什麼？」
那個年輕人說：「你看那頂帽子！」
我把帽子摘下來，發現那是來自中東的一個「創業週末」（Startup Weekend）組織。我看到現在站在我前方幾吋遠的那個年輕人眼裡噙著淚水。我張開雙臂，緊接著是一個大大的擁抱。
一個來自中東的二十幾歲小伙子和一個四十幾歲的美國猶太人，在拉斯維加斯的市中心，因為創業與新創社群而相連，進而擁抱。有一個人的人生改變了，不，是兩個人的人生都改變了。
二〇〇八年的秋天，老友班．卡斯諾查（Ben Casnocha）為《美國人》（The American）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創業城〉（Start-up Town），該文一開始就寫道：
過去十五年間，博德市（Boulder）從一個小小的嬉皮大學城，變成不只是嬉皮大學城，也是網路創業者、早期創投業者、部落客齊聚的地方，而且持續蓬勃成長。博德市是怎麼做到的？想為自己的家鄉提高創業風氣及整體競爭力的其他城市、政策制定者或創業者，可以從博德市的成功中學到什麼？
我看到那篇文章時，再次證實了我對博德市的新創企業與創業活動的預感。大家開始談到，創業是擺脫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大衰退的一種方式，也開始把矽谷、紐約、波士頓等地描述為「創業生態系統」。卡斯諾查在文中提到，「矽谷、紐約、波士頓、博德市」，沒錯，博德市也入列了。
博德市與矽谷、紐約、波士頓截然不同。它是一個小城，人口約十萬七千人。即使是博德縣的大都會區，也只有約三十一萬五千人。儘管它距離人口七十萬的丹佛市（大都會區的總人口約兩百九十萬人）僅三十分鐘的車程，但在二〇〇八年，這兩個城市在身分認同方面可說是天壤之別。一九九五年我搬到博德市以來，就常聽到兩個笑話：「博德市占地二十五平方英里，現實世界包圍其外」、「走三十六號美國國道從博德市到丹佛，你必須先通過一個安全門和一個氣閥」。在我看來，如果把辦公大樓改建成公寓，博德市的所有人口也許可以全住在曼哈頓中城的一個街區裡。
接下來那幾年，我花了很多時間了解創業生態系統，閱讀一切有關創新群組、國家創新系統、創新網絡、創業孵化器（或稱育成中心）的資料。二〇〇六年，我與人合創了Techstars，隨著Techstars的擴張（先是波士頓，接著是西雅圖，最後到紐約），我開始看到創業文化的發展出現一些類似的型態——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二〇一一年，我提出一個新構想，開始稱之為「新創社群」。二〇一二年，我撰寫並出版了《新創社群》一書。
那本書的書寫是以「博德論點」（Boulder Thesis）這個概念為基礎。所謂的博德論點，是由四項原則組成，它們界定了如何打造一個持久穩固的新創社群。《新創社群》出版不久，考夫曼基金會（Kauffman Foundation）拍了一支短片，名叫〈創業村〉（StartupVille），充分地闡述了「博德論點」2。我即興講了四分鐘，考夫曼基金會以那四分鐘的訪談為基礎，拍了一支影片。後來〈創業村〉以及那段我即興闡述的「博德論點」在後續那幾年，為許多新創社群所舉辦的演講揭開序幕。不到一年，「新創社群」這個詞已變成創業界琅琅上口的術語，而「人口十萬以上的城市就能打造新創社群」這個概念，也變成全球創業者的口頭禪。
卡斯諾查寫那篇文章不過是十二年前的事，十二年在創業圈並不算長。如果你讀過《新創社群》，你知道「博德論點」的第二原則是「你必須眼光長遠——至少二十年」。這些年來，我把那個原則調整成「你必須眼光長遠——至少從今天起算二十年」，以同時強調新創社群對一個城市的重要性，以及眼光長遠對新創社群的任何參與者都很重要。
幾年前，我結識海瑟威。二〇一四年，我們的朋友理查．弗羅里達（Richard Florida）介紹我們認識。多年來，我們經常交流，分享想法，討論各自的工作與寫作。例如，他在紐約大學開了〈創業城市〉這門課，我幫他規劃了一些課程內容，並分享我對創業加速器的經營理念3。
二〇一六年，海瑟威已經準備好迎接新的挑戰。當時，他白天為大型科技與媒體公司提供諮詢服務，晚上與週末則是思考、寫作，想辦法與新創企業及創業者合作。他向我請教，如何安排工作以協助創業者比較好。我們開始探索直接合作的方法，經過幾次嘗試後，我們最後決定一起撰寫你手上這本書。
二〇一六年，創業已是一種全球現象。「獨角獸」不再只是神話中的神獸，「新創社群」一詞也很常見。二〇一七年的春天，海瑟威來博德市啟動我們的合作案，我們開始為這本書交流及切磋靈感。
在美國，川普剛當選總統，英國已正式啟動脫歐程序。雖然這些事情不該使我們放慢步調，我們卻因此退後一步，反思西方社會的動態。最近海瑟威剛從倫敦來到博德市，他在英國以美國僑民的身分，目睹了英國脫歐的過程。他回美國後又看到截然不同的政治氛圍。有一些重要、令人不安、導致失和分裂的事情正在發生。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希望《新創社群》的續集能夠成為更廣泛解方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二〇一二年《新創社群》的增修版。
就像許多合作案一樣，我們也花了一些時間才看到明顯的進展。海瑟威做了大量的研究，讀了大量的文獻，研究了過去五年出現的新創社群打造方式。他與世界各地許多新創社群的打造者交談，對他讀到、聽到的一切都保持開放的心態，包括那些批評我的作法（我主張以創業者為核心）的文章與概念4。
接著，二〇一七年的仲夏，海瑟威草擬了初稿。不過，就像所有的初稿一樣，我們後來淘汰了那份初稿，那寫得太傳統了，並未解決一個明顯的問題。後來海瑟威與更多人交流後，他注意到，創業者和其他積極打造新創社群的人所採取的方法，與那些愈來愈想參與其中的實體（例如大學、政府、公司、基金會）所採取的方法，有很大的差異。
雖然這種落差是眾所皆知的現象，但我們認為，直接把這種落差歸因於一群人懂得個中道理、另一群人搞不清狀況，這樣講太隨便了。這種說法只會製造對立，導致雙方合作破裂，問題依然無法解決。而且，那種隨便搪塞的說法，後來也證明是錯的。真正的問題在於結構性的限制，再加上人性先天渴望掌控感，想要避免不確定性。這種人性衝動已根深柢固，造成新創社群中可預見的錯誤及錯失的良機。
我們因此決定，我們的任務不單只是擴增及更新《新創社群》，而是解決新創社群中有關協作的更基本問題。除了鼓勵大家突破工作場所的限制或劃地自限的想法以外，我們也想幫大家改變思維與行為。
我們需要一套架構來解釋這點。我們也知道，如果我們的主張缺乏有意義的證據來佐證，那很容易遭到忽略，新創社群與想要參與新創社群的實體之間依然會有落差。因此，二〇一七年的秋天，海瑟威開始尋找解決方案。這一切始於一次出乎意料的旅程，但他選對了方向5。他在一個鮮為人知的環保永續網站上發現了一篇文章，並臨時決定驅車前往新墨西哥州的聖塔菲研究院（注：Santa Fe Institute，非盈利性的研究機構，主要研究方向是複雜系統科學），去找一群聰明絕頂的人交談。
二〇一八年一月，我們聚在一起，檢討目前為止收集及撰寫的一切，以及海瑟威草擬的新大綱。他建議以複雜適應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作為解釋新創社群的核心概念。我很熟悉複雜理論及聖塔菲研究院，當下就很喜歡那個提議。於是，我們深入探索複雜理論的概念，並開始構思一本跟之前打算寫的內容截然不同的書。
在Techstars，我的朋友兼同事克里斯．赫弗利（Chris Heivly）是創業者、投資者，也是社群打造者。他正忙著為創業生態系統的發展，開發一條新的事業線。他在北卡羅萊納州德拉謨市（Durham）的新創社群當過領導者，在許多地方也很活躍。這時，海瑟威與赫弗利已經定期討論快一年了，我開始跟赫弗利及Techstars的其他同仁更常討論這個議題。赫弗利的經驗，再加上他在不同城市實地收集的見解，幫我們把理論與實務銜接起來。
二〇一八年與二〇一九年，我們寫書、討論，並與Techstars及其他地方的同仁共事時，覺得我們想出了令人振奮的概念，值得把它當成「新創社群」這個原始概念的下一個階段，並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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