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三年，我從倫敦遷居回到我個故鄉芝加哥，並成立了一家財務顧問公司，塔瓦科莉結構財務公司（Tavakoli Structured Finance, Inc.）。當經驗豐富的財務機構不了解某些複雜的財務商品時，他們會致電我。近幾年來，這類產品數量暴增，複雜度也與日俱增。當這些公司因為這些商品而彼此針鋒相對時，他們也會向我求助。因此，對於信用市場的諸多問題，我的公司有如一盞明燈。我服務的對象是少數的精英客戶，我的大部分業務多多少少都跟我以前的雇主有關。
我選在正確的時機點成立了一家服務小眾市場的公司。結構性財務製造出眾多以英文字母縮寫命名的商品，像是ABS、MBS、CDO與CMO等等。記者與電視台經常邀請我解說市場的瘋狂現象。我常常上電視接受訪問—有線電視網（CNN）、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加拿大的商業新聞電視（Business News Network）、哥倫比亞電視公司（CBS）的晚間新聞、彭博電視台（Bloomberg TV）以及第一商業晨間新聞（First Business Morning News）—並往往早在聯準會（Federal Reserve）承認有問題之前，便預言會有這樣的結果出現。《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商業週刊》（BusinessWeek）、《富比士雜誌》（Forbes）與《投資人交易員文摘》（Investors Dealers’ Digest）等財經刊物經常引述我的談話，而我往往是第一個公開點名挑戰各大主要財務機構、聯準會與信評機構的人，包括穆迪（Moody’s Corporation）、麥格羅．希爾公司（McGraw-Hill Companies）旗下的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以及法國Fimalac SA公司旗下的惠譽（Fitch）。
我從一九八五年起便在紐約與倫敦的數家企業工作，包括目前隸屬花旗集團（Citigroup）旗下的索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目前同屬J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旗下的第一銀行（Bank One）與貝爾史登（Bear Stearns）、高盛（Goldman Sachs）以及美林（Merrill Lynch）等等。我通常任職於交易部門，同事大多是男性。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必須造訪紐約、日本、歐洲大陸與英國。我負責交易、創造與販售複雜的財務工具。雖然我的職務經常是管理階層，我還是個受雇人員；在其他人眼裡，我的工作通常不是太新奇就是太困難。
使用那些名稱拗口且深奧難解的財務商品的人士，像是信用衍生性商品以及抵押債務型債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非常熟悉我撰寫的財務書籍。十年以前，這些商品僅限於一小部分人，現在卻是投資人最熱中的話題，從非常老練的銀行到零售客戶，包括地方政府、小型退休基金與社區委員會。我替重要的財經刊物撰寫文章，解說結構型財務的問題，並警告大眾投資這類產品的後果堪慮。我預言了房貸危機與全球信用泡沫，以及由不智的房貸產品所支撐的投資將會崩塌。我針對操作財務槓桿的避險基金發出警訊，包括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儘管財務界的其他人士前仆後繼地向該公司提供資金（後來悔不當初），我卻建議對該公司緊縮信用。一路走來，我吸收了一些書迷。在華府舉辦的某個研討會上，有位女士在化妝室裡要求我在一張空白的紙上簽名，因為她想要我的親筆簽名。在紐約市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位來自荷蘭的與會者帶了兩本我的著作要我簽名，因為他有位同事也是我的書迷，但卻無法親自前來紐約參加會議。有一次在芝加哥，當我在我的醫師的診所裡填寫資料時，有位站在櫃檯邊的男士說道：「塔瓦科莉？你就是那位寫書探討信用衍生性商品的女士嗎？」
我是誤打誤撞進入財務界的。我的雙親在二次大戰尾聲時相識，我的舅舅在大戰期間跳傘登陸諾曼第後不幸殉職。我的父親出生於威斯康辛州，他在大戰期間擔任外科主任，負責醫治在中歐與萊茵河流域出任務的傷兵。我的母親來自水牛城市，她當時在英國照護燒燙傷病患。他們是透過共同的朋友認識的，之後回到芝加哥共組一個大家庭。十九世紀前期，家父在耶穌會（Jesuit）創立的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醫學院苦讀完成學業，在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都被期望成為飽覽群書的博學之士。父親在我十二歲時便已過世，在我青少年時期的夏天，我都會閱讀父親的藏書，包括醫學、數學、希臘哲學、歷史與詩學的教科書。父親在世時每天都會閱讀《華爾街日報》，但在他過世之後，母親便不再訂閱這份報紙。我當時對財務感到興趣，但所知有限。
我於伊利諾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化學工程的學士學位，在畢業五天後便步入結婚禮堂。之後擔任化工工程師，並在兩年後（一九七八年）跟隨我的伊朗籍夫婿（現在是我的前夫）遷居伊朗。我們選擇的時機實在不巧。在我們抵達伊朗六個月之後，伊朗國王遭到人民罷黜，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成立了反美的專制獨裁政權。我帶著一皮箱的衣服和一千美元回到美國。我的先生留在伊朗和他的富裕家族團聚。他在幾年之後回到美國，並在他父親的資助下成立了一家公司，但在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離異了。我失去了財產與儲蓄，但我的真正財富存放在我的腦海當中。我白天擔任化工工程師，並取得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商學院夜間學程的企管碩士學位。我後來在該學程兼課講授衍生性商品。
一個人專研類似衍生性商品等複雜的財務商品，並不代表他就深諳價值型投資（value investing）之道（這也不表示他完全不懂）。雖然我研讀過很多有關價值型投資的著作，我並不完全了解此一主題，當我在自行投資的時候，我也沒有認真地遵循過這項原則。在我完成一趟距離華爾街一千二百九十六英里的旅程之後，我的觀念從此改變。
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譯註：1884-1972，美國第三十三任總統）曾經說過：「你所不知道的歷史，才是你唯一不知道的新鮮事。」我以為自己見多識廣，直到我遇見巴菲特（Warren Buffett）為止。二○○五年六月，我收到巴菲特的一封信，邀請我到奧馬哈拜訪他。幾年過後，我寄給他一本我針對信用衍生性商品所寫的書，並在書中夾帶了一封信。我很高興收到他的邀請；但是我耽擱了很久的時間才回覆他，儘管我後來知道，跟他共進午餐的代價，在二○○四年時是二十萬二千美元，二○○五年在拍賣網站eBay的一場慈善拍賣活動當中叫價是三十五萬一千美元（二○○八年的得標價格是二百一十一萬美元，拍賣所得全數捐贈予葛萊德基金會（Glide Foundation）以幫助貧窮與無家可歸者）。我很高興自己並未繼續拖延我們的會面，因為當我最後終於跟巴菲特見面後，我才發現自己有待學習的地方還很多。杜魯門說得沒錯，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到很多（巴菲特每年寫給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股東的信），但是巴菲特還教導我，我可以經由評估現在學會一些新東西，讓未來變得更好。
這本書的內容是我跟巴菲特在史上最嚴重的股市崩盤前夕的會面，以及這場會面如何微妙地改變了我對全球財務市場的看法。我早已了解財務市場的原則，但是跟巴菲特的會面，鼓勵我用一種班傑明．葛拉罕（Benjamin Graham）的思維看待所有的財務商品。
我也改變了自己的投資方式。我不敢妄想自己能跟巴菲特並駕齊驅，但是在我跟他見面之後，我的投資績效提升了。巴菲特的輝煌紀錄延續半世紀之久，因此，各位必須等五十年之後，才能回過頭來用巴菲特的標準檢驗我的績效。但是，各位必須自行進行評估。我跟巴菲特一樣，都不會根據某些基準來評量自己的表現。我的焦點放在價值之上。
葛拉罕是巴菲特的恩師。長期下來，巴菲特將葛拉罕的架構融入自己獨特的投資風格當中。本書的內容不在於探討葛拉罕或巴菲特的觀念，而是經由檢視他們兩人的價值架構，重新詮釋我自己對財務市場的看法。
我在書中提出的觀念與結論都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且可能跟巴菲特有所不同。沒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這就是市場存在的原因。但是在我跟巴菲特意見相左的地方，我必須指出，巴菲特的相關經驗比較豐富，紀錄也比較出色，而我還在學習當中。我跟巴菲特一樣，都認為自己是個活到老、學到老的人。但不同的是，我有待學習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不過，金錢只是價值的評估標準之一。史帝芬．霍華德（Steven F. Haward）認為，溫士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譯註：1874-1965，前英國首相）的人格特質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正直、直言、果決、能在追求細節與綜觀全局之間取得平衡，加上以歷史想像力作為決斷的依據。」我認為這段描述同樣適用於巴菲特。但是我要補充一點：巴菲特對人類懷抱著真正的關懷，而且大方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樣盡情享受人生。他跟我分享了這一點，我現在要跟各位分享。
為了完整揭露起見，我要告知各位讀者，我持有波克夏股票（股票代碼BRKA）。
謝辭
我要感謝許多對我提供意見、表示鼓勵與提出建議的人士，尤其是R.W. Pressprich 公司的常務董事亞圖洛．希封特斯博士（Arturo Cifuentes）；Man Glenwood公司的風險管理與計量研究主管大衛．昆濟（David Kuenzi）；康克財務管理公司（Concord Wealth Management）的共同創辦人與執行常務董事理伊．亞古希（Lee Argush）；羅傑斯控股公司（Rogers Holdings）的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Premia Capital Management LLC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希拉蕊．提爾（Hilary Till）；卡爾．舒曼（Carl Schuman）；寇思塔斯．卡普藍尼斯（Costas Kaplanis）；針對我的初稿提出委婉意見的肯尼斯．布蘭恩．布梅爾（Kenneth Brian Brummel）；MAR/Hedge出版公司的創辦發行人葛瑞格．紐頓（Greg Newton）；《華爾街日報》資深編輯麥可．斯可諾菲（Michael Siconolfi）；Gleacher Partners公司創辦人與董事長艾瑞克．葛利澤（Eric Gleacher）；Gordian Knot公司創辦人史蒂芬．派瑞吉—希克斯（Stephen Partridge-Hicks）；蘇西特．哈登．艾爾金博士（Suzette Haden Elgin）
（感謝你數十年來對我的鼓勵—你可能已經忘了這件事情，但我銘記在心）；以及艾德華．史東（Edward Stone）、妮可．波洛斯（Nicole Poulos）、佛瑞德．瓦森（Fred Watson）、朱利安．泰耶克（Julian Tyacke）（謝謝諸位的問題）、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山田治（Osamu Yamada）、艾倫．梅爾（J. Allen Meyer）、瑪莉．安．伊文絲（Mary Anna Evans）、艾倫．索特（Allen Salter）、麗塔．艾爾絲．葛豪爾（Rita Ilse Guhrauer）、泰瑞莎．布納提（Teresa Brinati）以及莉比．赫爾曼（Libby Hellmann）。我也要感謝許多希望維持匿名但同樣對我提出許多建言的人士。
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的編輯群對我的手稿提出了建設性的看法，包括對本書特別感興趣並提供建議的潘蜜拉．凡吉森（Pamela van Giessen）；替本書排除障礙的艾蜜莉．赫曼（Emilie Herman）；負責推動本書的凱特．伍德（Kate Wood）；資深製作編輯陶德．特德斯克（Todd Tedesco）以及責任編輯詹姆斯．瑞德爾（James Reidel）。
最後，我要感謝波克夏企業董事長巴菲特，他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本書提出的意見與理論未必代表以上眾多人士的看法。本書的任何錯誤、說法、詮釋與結論都由我個人負責。
共 
201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