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e Tasker

▍第五章　K2：「我們來抽火柴吧」（節錄）

在拱牆下方的冰隙唇邊雪中挖出平台，我們希望的是那道拱牆可以阻卻積雪崩落在我們的帳篷之上。雲層已經開始湧來，強勁的風雪讓我們施展不開手腳，只能先設法讓自己在帳棚裡舒適一點。時間來到下午，就只剩下三點半的無線電聯繫，讓我們在肆虐於外頭的漫天暴風雪中不感覺孤立無援。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道格會對帳篷的大小那麼介意。彼得跟我又再一次面對了同樣的狀況，只是這回天氣更惡劣，逼得我們不得不把入口的拉鍊緊緊拉上。我們沒有另外的帳篷可以用來煮飯，所以我們唯二的選項就是要麼讓帳篷通風而持續被風雪吹襲，要麼忍受那讓人窒息的爐煙。厚厚的落雪積壓在帳篷上，更加限縮了帳內的空間。放開來躺在帳篷裡，我們不論用頭、腳或身側都可以感覺到帳牆在雪的重量下朝我們壓迫而來。

我在頭痛中醒來，而當彼得打算往外探個頭時，我們才意識到帳篷已經幾乎要被新雪掩埋。我們清理了帳篷的氣孔，然後直接躺平展開漫長的等待。外頭的風雪仍無頹勢，我們半步也離開不了帳篷。
但我們並不緊張，反倒是很優閒地靠吃、睡與讀書在打發時間。彼得並沒有拋棄他寫起日記毫不手軟的習慣。我看起了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小說《獨家新聞》（Scoop），這書讀起來輕鬆愉快，但沒多久就看完了，於是我也提起筆來打發時間。彼得繼續堅持下去靠的是一本叫做《與奇人相遇》（Meetings with Remarkable Men），由葛吉夫（Gurdjieff，俄國神祕主義者）所創作的書籍，讀著讀著還不時會發出讚美的驚呼聲。

第二天早上，我們差點又要被蓋住帳篷的深雪悶死，只剩帳篷的一角還突出在外面。彼得費了好一番工夫才強忍著猛烈的風勢，把帳篷重新挖了出來。大部分時候，我們都不需要特地跑出去。吉姆醫師甚至發給過我們「尿瓶」。我犧牲小我造福大我地去架起了急就章的外帳，擋在一處入口的上方，為的是創造出一個通風但不會被強風颳到的煮飯區。時間開始愈來愈難熬。因為欠缺運動加上空氣流通又差，我感覺頭痛開始常駐。我們在無線電上得知，其他人在一號營也好不到哪裡去，頂多就是他們帳篷的空間大一點，人手多一點。來自基地營的消息讓人氣餒。彼得跟我沒有事由要跟基地營通話，但我們還是在排定給一號營與基地營的通話時間內側聽了一下，權充是單調之中的一點變化，也是我們可以用來標定時間的里程碑。圖特非常幻滅於那些讓他必須被困在下方工作的那些身體不適，還有如今這場讓整場遠征蒙上絕望氣氛的無情風暴。東尼的身體也還沒有好起來。可以肯定的是，已經下下來的雪量在風暴平息後會是我們的一大麻煩。像這樣充滿悲觀氣息的無線電通話，比起我們在強卡邦峰上感受到的孤立無援，前者還又更加糟糕。在此我們雖然有其他同伴，但從我們以為可自由自在走動的他們口中，我們卻連一絲絲的樂觀或鼓勵都感受不到。

等到第三天早上，我們終於接受了呼號個不停的強風與旋轉的飛雪，就此在疲憊中陷入放棄的心境。然後彼得在上午十點去到外頭去解放生理需求，沒想到他卻在此時往帳篷裡大喊起來，原來他看到了有身影從一號營出發向上。雪已經不下了，只是風從山表面吹起飛雪才繼續給人暴風雪的印象。我們於是趕緊出發，就怕下面的人發現我們在床上會氣炸。

但顯然我們擔心早了。彼得跟我出發後固定了六百英尺的繩索，然後看著下方三個人影像螞蟻一般地行進。我們辨識不出誰是誰，因為從我們的高度看去，他們只是三個小到不能再小的點點。他們的進度比我們在一號營以上任何一段的速度都慢，但我們不能確定原因，也許是他們也受到了兩天沒動的影響，也許是雪太深太軟，或他們揹的東西太重。彼得跟我所爬的坡面上沒有深雪。有的只是陡峭的冰，陡峭到積不住新雪，然後我們就抵達了也一樣陡的岩石段。從那裡我們掉了頭─此時已經是下午了─結果我們這才發現那三個人還沒有上到我們的帳篷就也掉頭了，而且還扔下了負重。

克里斯在無線電中說雪太深了，他們必須把固定好的繩索從雪裡挖出來。明天他們會提早出發並認真以到達二號營為目標，因為我們的裝備與存糧都幾乎要見底了。

在二號營，我們已經習慣了空間狹小所帶來的不適，並且也說好了要恢復強卡邦的那套分工，也就是彼得負責早餐而我煮晚餐。彼得讀著他的書，並宣布他愈來愈確信《與奇人相遇》不是那種他將來會繼續帶上山的輕鬆讀物。我打開了好幾個月前在索爾福德一間倉庫裡打包好，而且還出於玩心用不知道是《花花公子》還是《梅菲爾》（Mayfair，成人雜誌）的夾頁當包裝紙的晚餐口糧。那些在最好的狀態下所編排出的照片，對現在的我們來說就跟失傳的古老象形文字一樣毫無意義。我們偷偷開那玩笑是想逗笑其他人，不是我們自己。

早餐後的我們愜意地躺著，直到太陽暖和了我們，讓展開新的一天不再那麼痛苦為止。最終天氣沒什麼問題。晚間的天空冷冽而墨藍，黎明時天際變白但氣候仍舊沒有變壞。我們離開了帳篷，拉著昨天搭建的繩索前進。連日悶在帳棚裡的頭痛與昏沉在清澈的空氣中與運動的滿足感裡煙消雲散。

此時輪到領爬的是彼得。我站著餵繩，也看著三個小點離開了一號營，展開了漫長的上行之路，他們帶上的補給將能確保我們的上攻不致中斷。那三個無名的小點仍以跟前一次嘗試相同的牛步在推進，但這次他們會有充足的時間可以把東西揹到我們的營地。

能夠走在前面真的是太好了。我衷心期待著跟彼得換手的一刻，我並不介意領頭是比較辛苦的工作。在那之前，我藉著我們已經達到的高度看著眼前無數的山頭。天氣已經徹底平靜下來，身在此處讓我感到滿足。這個當下讓人覺得有點不真實，那氣氛有點像是陽光普照的銀行假日3，跟普通的工作日大相逕庭。我不得不硬把自己帶回現實中，提醒自己這只是在喀喇崑崙山脈上又一天的日常，我要自己別忘了就是在這樣的日子裡，赫曼．布爾（Herman Buhl, 1924-57；奧地利登山家）死在了我遠遠就能望見，又稱新娘峰的喬戈里薩峰上。

山下兩名抽過火柴棒的隊友已經開始穿越坡面朝我們的營地而去，而也就在此時我開始沿著繩索而上準備接手領爬。我扛上了更多綑的繩索，調整了彼得在尋求最佳上行路線時所設下的迂迴走法。這是樸實無華的操勞。機械式的動作一遍接著一遍，中間隔著短暫的喘息。我們一向就是這麼把自己全心投入在這不需要動腦的任務上；我們沒有什麼不滿足，人一次能注意的事情並不多。

我模模糊糊聽到雪崩的怒吼聲。但雪崩在這塊由山所圍成的冰斗中多不勝數，那聲音也早就讓人習以為常，我們動輒都會聽到那吼聲在數英里外的山間迴響。但我聽到彼得大叫，並察覺到他語氣中的驚異，彷彿這一次的雪崩特別不容小覷。我環顧了一下周遭，看了一下遠方的山峰，但並未發現任何異狀，於是我又繼續把目光轉回了上方。

「不，你看！」他口氣裡的不是驚異，而是緊急，而在我下方，我可以看到我們帳篷另一側的坡面在翻騰洶湧的雲柱中滑走。原本我看到兩個身形的地方現在只剩一個人影。

前景遮住了帳篷本身，讓我看不見，我只能祈禱奇蹟發生，只能希望那個消失了的人影只是被遮擋在前景裡。

我大叫了起來，但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彼得不確定那片滑落的坡面上原本有沒有人。我丟下了負重，朝著一千英尺外的帳篷處滑去。我一時間什麼都看不到，主要是坡面的突起處擋住了帳篷與可能存在的人影。越過突起處後的我只差幾秒鐘就能得知真相，代表迫切心情的淚滴刺激著我的眼睛。最終我只看到一個身影。那是拿著水瓶在喝水的道格。他沒事讓我鬆了口氣。我可以看到六百英尺外有另外一個人影身在被雪崩沖走的坡面另一端。我依舊懷著希望。

「雪崩裡有人在嗎？」

「有，尼克。」

我癱倒並哭了起來。

彼得此時加入了我們，道格說了他是怎麼逃掉的。他事發時正在第一個穿越坡面。那兒積著深雪，而他帶著一條細繩要將之固定為給手抓的欄杆，免得山坡表面滑動而有人腳下一空。尼克隨他之後出發，打算沿著他的腳步前進。他在腰上扣上了可以自由地在繩索上滑動的鉤環。道格說他感覺到雪中一震，回頭一望，他看見尼克頭上的坡面正在剝離，然後尼克就被吞噬在巨大的石塊之間，一同被掃到下方深達數千英尺的冰川去了。道格本身雖然不在雪崩的區域內，但還是被拖了下去，因為他身上還綁著尼克鉤環卡上的繩索。他無助地在空中翻滾，然後重重落在深雪中才停下。繩索已經斷了。他的人仍在雪崩的範圍外，但尼克已經被沖走了。他出示了細繩那磨損且參差不齊的斷點，然後一臉噁心地將之扔開。一個朋友就這樣走了。

我們不清楚有沒有其他人知道這場意外。在坡面的另一邊是夸馬占，我們的罕薩人幫手。克里斯感覺不舒服所以沒有跟著來。道格建議我們嘗試用無線電連絡。彼得幾次嘗試呼叫一號營或基地營，但都沒得到回應。我們於是一邊保持無線電暢通，一邊討論起下一步該如何。我們必須往下走，去跟其他人會合，然後呢？一個朋友、一名丈夫、一位父親，一個人子，死了，而且事情發生得如此讓人措手不及。我實在壓抑不了情緒。我一直把死亡跟掙扎聯想在一起，彷彿死亡是面對磨難或困乏到最後難以避免的終曲。但剛發生的事情感覺完全不符合這想像。尼克走得如此突然意外，如此無聲無息，我簡直就要覺得我們只是在演習，說不定我們等下下去會發現他好端端地待在一號營，還可以像個頑童般嘲笑挖苦我們的自作多情。

無線電劈哩啪啦地發出了聲音。

「一號營呼叫二號營，有人在聽嗎？Over。」

見過大風大浪的道格不論能力與氣度都穩得住，拿起了無線電回答。

「哈囉，一號營，這裡是道格。尼克已經在雪崩中罹難。重複，尼克已經在雪崩中罹難。Over。」

另一頭半晌沒有回應。然後我們聽到交頭接耳與啜泣的聲音，然後道格告訴他們，我們要下去了。

我們還沒有決定要因此將遠征喊停，但我們還是將所有具有個人價值的東西都先通通撤下去，畢竟誰都不曉得我們會不會再上來。讓我們失去尼克的坡面上如今已然完全沒有雪跡，剩下的只有基底的堅冰，所以我們在通過時已經沒有危險。道格走第一個，他用罄了取自帳篷內的繩索，回到了有夸馬占發著抖在等待的另一側。我看著道格在一個空翻落地時所留在雪面上的空洞，還有他在爬回帳篷時所留下的足跡。不知為何他經過的雪面都沒有移動，只不過我也看不出他走的地方跟尼克走過的地方有什麼差別。細繩磨斷的另外一端如今仍躺在尼克最後被目擊的區域。

在一號營，克里斯已經在等著我們，他顧不得顏面地在臉上掛著兩行眼淚，就好像他也巴不得是我們擺了個烏龍，巴不得他最好的朋友其實沒死，巴不得我們可以在集思廣益的爬梳後發現問題的癥結，才赫然發現事情並沒有表面上那麼絕望。夸馬占的臉也流露著悲痛、悔恨與沮喪。他張開了手掌，讓我看了他在繩子繃斷前試著拉住尼克而在手上留下的灼傷。跟尼克共抽一根菸的他原本已經起身要繼續行程，但尼克攔住了他，表示由他走在前面。

吉姆．達夫也在一號營。看到雪崩發生時感到情況不對的也是他。克里斯一開始覺得沒事，是因為他認為雪崩處距離我們任何人會在的地方都很遠，所以他還有心情拿相機拍下在下落的巨大雪柱。最後吉姆的不安勝出，為此他將無線電打開，想看看有沒有二號營的人在側聽或嘗試聯繫，而我們也就是在那時接到了回應。

我們陷入了迷茫與不知所措。此刻時間已晚，要出發下到基地營已經不方便了，於是我們就回到了帳篷中，去度過蒼涼的一夜。夸馬占跟也來到了一號營的席爾．汗同睡一個帳篷。做為廚師，席爾．汗一直都把心態放得很鬆，完全沒有要幹大事的感覺。如今到了山上，他感覺很難融入，除了到處東張西望，就是心虛地用笑容索討安撫。彼得貌似已經振作起來，彷彿他已經用軍醫面對傷兵那種兩手一攤的宿命論接受了意外的事實。他主動鑽進了克里斯的帳篷，看似是察覺到克里斯現在需要有人分攤他的悲愴。道格跟吉姆共用了一頂帳篷，而我則獨自躺著並任由黑暗降臨，並試著不要去想著尼克被壓在山下那堆成千上萬噸的混雜冰雪中。

我可以聽到道格在大聲自問，問的是我們這麼做的意義何在，來山上的意義何在，是為了什麼讓自己、讓朋友、讓親人受到傷害。在他自己也被拖著往下走的那些瞬間，道格也曾想到自己的末日到了。他說他感覺到的不是害怕，他只是好奇那個名叫死亡的彼岸是什麼模樣。

我感覺自己需要一些陪伴，因此小心翼翼地沿著邊去到克里斯跟彼得也在聊天的帳篷內。克里斯歡迎了我，並為了自己的明顯失態而對我投以其實沒必要的抱歉眼神。他的心都碎了。我們一起緬懷了尼克，並討論起接下來該怎麼辦。我對這問題一時沒有什麼靈感，因為我知道，不論我們怎麼決定，尼克都不會介意。他向來是個實事求是之人，如果今天換成他在這裡，我相信他一定會作成一個理性而不感情用事的決定。

天一亮我們就開始往下走。道格首先動身去勘察了在下方冰川處的雪崩遺址。但他什麼痕跡都看不到。山上蒙著厚厚的雲層，由此直到我們人到了基地營，那裡的帳篷才真正出現在我們眼前。天上下起了厚厚的雪。

一回到基地營，克里斯就召開了會議來討論遠征隊的下一步打算。我們在巨大的箱型帳篷中排排坐，那是一九七五年聖母峰之行的紀念品。這場聚會的氣氛有點尷尬，大家都有點顧左右而言他，在大聊那些不重要的細節，真正的課題反而沒人要面對。過往的經驗，告訴不了我們在出了人命之後該如何應對。

這趟遠征原本是為期兩年籌備的產物，是許多成員的希望所繫，是不少人投資了金錢與壯志的目標，也是報章與電視一手栽培出的媒體寵兒，而如今卻成了葬送一條性命的凶器。

▍第五章　K2：「我們來抽火柴吧」（節錄）

在拱牆下方的冰隙唇邊雪中挖出平台，我們希望的是那道拱牆可以阻卻積雪崩落在我們的帳篷之上。雲層已經開始湧來，強勁的風雪讓我們施展不開手腳，只能先設法讓自己在帳棚裡舒適一點。時間來到下午，就只剩下三點半的無線電聯繫，讓我們在肆虐於外頭的漫天暴風雪中不感覺孤立無援。我現在終於可以理解為什麼道格會對帳篷的大小那麼介意。彼得跟我又再一次面對了同樣的狀況，只是這回天氣更惡劣，逼得我們不得不把入口的拉鍊緊緊拉上。我們沒有另外的帳篷可以用來煮飯，所以我們唯二的選項就是...

導讀──

英國特質：真誠與自虐

撰文＝詹偉雄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doth follow, as the night and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尤其要緊的，你必須對自己忠實
正像有了白晝才有黑夜一樣
對自己忠實，才不會對別人欺詐。
—— Willam Shakespeare, Polonius advices Laertes, Act I scene iii, Hamlet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14）, p.23.

Such struggles with nature produce a moral invigoration of enduring value. They wash the mind free of sentimental cobwebs and foolish imagining. They bring a man in contact with cold stony reality and call forth all that is best in nature. They act as moral tonics.
這般與自然的搏戰，能創造出一種持久價值的道德振奮。它們洗滌了心靈，將感傷蜘蛛網和愚蠢想像一掃而空。它們帶這個人接觸到冰冷石頭般的實質，召喚出他本性中最好的一切。它們扮演著道德的補劑。
——William Martin Conway, The Alps from End to End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1895）, p. 174.

"We are all ill", Freud said. No less are we all inauthentic.
佛洛伊德說：「我們都病了。」同樣，我們都是假的。
——Lionel Trilling, 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02.

The true perfection of man lie not in what man has but what man is.
一個真正完美的人不在於他有什麼，而在於他是什麼。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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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哪一種登山，是最好的登山？」我會不假思索地說：「是喬．塔斯克（Joe Tasker）的那一種！」我並不認識喬（多麼希望能認識），能有如斯斷言，是因讀了他寫的書《野蠻競技場》，是的，沒錯，就是讀者眼前翻閱的這一本。

在我有限的閱讀經驗裡，《野蠻競技場》可說是最好的山岳文學，它當然有各種奇瑰嶙峋的山容描摹、大口吞吐的冰雪雲霧，以及歷險道途中的撲朔迷離，但是它讓人過目不忘的，是作者時時刻刻、無處不在的自我反思與告白：何苦，自己會來到這萬般難過的高處？一地接著一地、無休止地出發去遠征，難道這就是生命的全部？如果登山已經成了一個癮頭，「是否這種毒品已經沒法帶給我歡愉，剩下的，只是一股想要不斷加大劑量的衝動？」透過這些文字，讀者直面著一顆困擾、受苦的靈魂，感同身受龐大的道德重量。

閱讀《野蠻競技場》，容易讓人聯想起海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說：當船長面對大自然的嚴酷磨礪，該作為的不是一句句苟活的祈禱，而是對自己能力、責任與技術之絕對真誠、近乎倔強地信任與持守，這一股「即使覆滅了也無悔」的勇氣，能驅散恐懼並專心於當下該有的工作——該操什麼舵、該降哪張帆、該頂上哪一向的風⋯⋯。

喬．塔斯克與臉譜meters山岳文學系列第一本書《輝耀之山》的作者彼得．博德曼是同輩作家，喬要比彼得大上三歲，但他們的逝日是同一天：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向晚，他們在聖母峰東北稜脊的第二岩塔峰（2nd pinnacle）下的八二五○公尺處，永遠地消失了身影。

出生於英國東北小城米德爾斯堡（Middlesbrough），喬是家庭十個小孩中的老二，父親是學校門房，家境清貧，喬很早便被送入神學院，期望長大就任神職而有份安定的工作。但這個小孩很早就流露出攀爬的天賦，米德爾斯堡被蒂斯河一分為二，因為離北海的出海口很近，河上運行著大小的送貨船隻，連結城北與城南的升降橋有六十八公尺高，喬從很小的年紀即以爬這座橋為樂。成人之際，他放棄神職生涯的期望，申請進入曼徹斯特大學社會系，加入了登山社團。他對城市的下層階級有同理心，身體力行過著拮据與粗放的生活，這樣的氣質錘煉出日後不同的登山信仰和風格：喬偏愛兩個人的基本繩伴組合，用最少的錢進行刻苦的遠征——愈少的依賴也就意味著最大的自由。

《野蠻競技場》的篇幅並不長，包含了六趟登山旅程，成果是四勝二敗（敗給的皆是K2），在四次成功的故事中，幾乎每一趟都是當時登山史上的顯赫成就：其中，瑞士艾格峰北壁（一千八百米）的冬攀，是第一次有人採取阿爾卑斯式（無固定繩與補給隊）孤高直上的創舉，在喜馬拉雅山區的都納吉里（七○六六米）東南脊、強卡邦峰（六八六四米）西壁與干城章嘉（八五八六米）西北面都是新路線首登，干城章嘉之行且是世界首度無氧登頂的組合。在一九八二聖母峰遠征出發之前，喬．塔斯克才如同追趕末班車似地向出版社交出了書稿，因為太過匆忙，他還沒能來得及加上另一趟中國帕米爾高原公格爾峰（七六四九米）首登的紀錄。書稿的主要內容來自遠征路途上的日記，也許是時間太少，無暇潤筆，全書充滿著直接、粗獷、未經修飾和打磨的率真氣息，成功之際，作者沒有絲毫的自傲，而即使失敗，他咀嚼著啟示的況味，反而有一種新生的愉悅，也就是在此，讀者可感受到英國文學傳統與男性社會教養對他隱隱發揮著作用。

自莎士比亞、華茲華斯、馬修．阿諾德、濟慈等詩人以降，及至於小說家珍．奧斯丁、湯瑪斯．哈代與康拉德，英國文學中有一種強烈的倫理要求：理想人物必須要有「真誠」（sincerity）與「真實」（authenticity）這兩種德性。所謂真誠，指的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人的判準：一個人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內在實際的感情，必須是一致的；而真實，則是更晚近的一種考究：在社會分工已成常態的都市化過程中，每個人被要求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由於不再能透過階級的出身來辨識一個人，偽身分、虛假、欺騙開始盛行，因此「一個人真正地、本質上是他自己」（《牛津英語字典》對「Self」一字的註解）遂成為紳士與淑女必備的一種道德要求，一個人要透過全身上下的各種行為——特別是承受苦痛的經歷，或傳記、日記的寫作——來珍視著自身，也誠實地向世界展示自身。美國人文學者萊昂內爾．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哈佛大學諾頓講座的《誠與真》（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演講集中，解釋這種英國獨有的「英式真誠」的來歷，乃是混合了由英國歷史、航海職業催生的職業道德，和宗教傳統所遺留下來的責任的一種真誠，具備「綿密厚重」的力量，意圖力挽狂瀾地拯救有德之人，「他將會是真誠和真實的，因為真實，所以真誠」（He will be sincere and authentic, sincere because authentic）。

在這些文學家或思想者的識見天秤上，個人是無辜的，現代化社會才是虛假墮落的推土機。一位十八世紀英國美學家愛德華．楊（Edward Young）抱怨說：「我們出生時乃是原創，怎麼死的時候卻都成了拷貝？」（Born original, how comes it to pass that we die Copies?），現代社會透過語言和教育系統，緩慢地將原本真實的、獨一無二的個人，模造成一模一樣功能性、個性被碾平的集體人。最終的結果，是人人成為「他不該是」的人，社會處處充滿虛假，而且反過來成為主流價值，創造了「虛假的地獄」。有了這種人文主義者的憂慮，來自昔日貴族教養遺緒的「英式真誠」被反向地大聲倡議起來，英國文人希望此種「存有的情懷」（sentiment of being）能夠幫助人堅守住整全人格的中心，而且抵禦外界對自我圓周（circumference of the self）的侵蝕而不破，期盼他完整、刀槍不入、持久，即使不行動之時，仍能擔綱作一位自主的主體。

要成為最原真的自己，一個最根本的考驗，就是經歷最無情的自然磨礪，來確認自身「存有的情懷」。喬．塔斯克在計畫都納吉里峰的遠征時，既為了省錢也為了增加體驗，他和繩伴迪克．阮修（Dick Renshaw）買了一部報廢邊緣、一一○○cc排氣量的福特Escort吉普車，從英國開車橫渡歐洲、中亞到印度。旅途中波折不斷，攻頂後遇暴風雪阻斷，在山上缺水斷糧四天後才下到基地營，阮修因為十根手指凍傷發黑，先行搭飛機回國就醫，喬是一個人開車踽踽獨行，山窮水盡，最終是半途把車賣給了波斯人，買了一張長程巴士票，帶著十幾包行李顛沛流離地回到家鄉。「我們想要扎扎實實的東西，一樣我們能咬在嘴裡，把牙齒陷於其中的東西。我們不想爬山爬得輕鬆寫意，我們需要掙扎，需要前往我們能力的懸崖邊緣，需要一個沒有人能確切預料的結果。」

當他和彼得爬完強卡邦峰西壁，壓力紓解地下得山來，在基地營加入一個新到義大利隊伍的營火晚餐，其中一位憂鬱的女士沉默不語，但一開口卻是極流利的英語。喬和她聊起天，意圖舒緩陰霾，這才了解原來女士所屬的美國隊在前兩天才發生山難，她的先生和另外三名隊員墜落兩千英尺下的雪原，無助的她遇上了義大利人，救了她下來，而喬和彼得決定，隔日他們會爬上山巔，埋葬失足的登山者，帶回他們身上的遺物，以供幾萬公里外的家屬有最後憑弔的機會。喬和彼得在當夜的帳篷裡都經歷了失眠的一晚，喬這麼寫道：「如果死的是我，我不會希望世界憂傷，因為我會到死都還在追求自己的志向，我會到死都在貫徹著那份讓我在平日的生活中與人為友或結仇的驅動力與生命力。如果我沒有為了某件事拚盡全力，我只會是個平庸的存在。」在第二次遠征K2之時，喬和彼得與阮修遭到了雪崩的掩埋，三個人都以為對方死了，事後回憶，喬的心思有了轉變，他不再是一個在死亡裡求取「存有的情懷」的上進者，他再度陷入了存有的徬徨：

「我刻意讓心思避開了痛苦的範疇。所有的念頭都好端端地在那兒，包括與我自身內心的邂逅，包括從死亡深淵往下看的景色，都完好無缺地等著我隨時去端詳，但我將之覆蓋了起來，就像在傷口上裹起了繃帶。所有的眼淚都還在⋯⋯混雜自憐、餘驚與瀕死的感受在我的眼眶打轉；這些是生命的眼淚——但我已經弄不清它們的本體了。」

一九五三年，由約翰．亨特上校組建的英國聖母峰遠征隊，成功地以大兵團包圍（siege）的 戰術，將兩名登山者——紐西蘭籍的艾德蒙．希拉瑞（Edmund Hillary）和雪巴人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送上聖母峰頂，完成了大英帝國自十九世紀末以降地理大探險的最後一塊拼圖。在這趟浩大的行旅中，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派遣了一位二十七歲的年輕記者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隨團報導，莫里斯以其聰慧和機敏取得了亨特上校的信任，跟著登山隊員一路爬上了海拔六千六百公尺的第四營。他透過送郵跑者發回倫敦的「五月二十九日成功登頂消息」恰巧撞上了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六月二日的加冕日，因此消息延後了一天才發布。

也因為這個巧合，莫里斯下山後寫就的隨行報導，就交織著這兩件「天大的事」，以《艾佛勒斯加冕》（Everest Coronation）為書名，為他／她隨後六十年的璀璨寫作人生揭開序幕。沒錯，詹姆斯．莫里斯在一九四九年結婚，與妻子生下四個小孩，但他在一九六四年決定以「女性」做為她的性別認同，並於一九七二年到摩洛哥接受了變性手術，自此，一位我們迄今津津樂道的大旅行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便誕生了（中文讀者熟悉的《西班牙》、《威尼斯》、《香港》只是她眾多著作中的幾本而已）。

在喬．塔斯克的《野蠻競技場》一書的前端提上詹姆斯．莫里斯，其實有個幽微的用意。

於《艾佛勒斯加冕》一書之中，莫里斯花了很長的篇幅，來探討「人，為何要去爬山？」此一自世紀初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時代就遺留下來的難解問題。在好幾個月的遠征路途上，他近距離觀察登山隊員的心理狀況，聆聽他們吐露的隻字片語，並且揣測在極限的自然環境裡，這些人決心和毅力的可能來歷，最終，莫里斯歸納出五個顯要因素：自豪（pride）、野心（ambition）、尚美（aestheticism）、神秘主義（mysticism）與自虐狂（masochism）；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本人坦言第五項對他最具說服力。一九五三年的莫里斯應該已然具有了另一性的視界和洞察，也因此，他／她對十九世紀以來英國登山社群中的強烈男性氣質（masculinity）養成教育，異常地敏感；所謂受虐狂，就是透過身體承受各種極端痛苦的試煉，藉以獲得更大的快感與滿足——的一種身心狀態。在維多利亞時期，這種氣質是與貴族紳士的自我教養遙相輝映的，正如一九三五～三八年英國山岳會會長愛德華．史楚特（Edward Strutt）所說：「能將一根岩釘鑿入英國石頭的手，必定也能夠射殺一頭狐狸或網捕一尾鮭魚。」

一九八二年喬．塔斯克與搭檔彼得．博德曼「二人組」（duo）的失蹤，在英國的媒體圈投下了一圈重重的漣漪，不只是他們的消逝，召喚了一九二四年喬治．馬洛里與山帝．爾文（Sandy Irvine）第一代「二人組」喪命聖母峰的國殤記憶，也是對七○年代以降「小團隊輕量沖頂」新登山潮流的一記當頭棒喝。當喬與彼得兩天前從最後一個營地出發，準備在第三岩塔峰下創建一個沖鋒的最後跳板營位之際，他們已經受夠了天候的摧殘，隊友迪克．阮修因為中風先行離開，因此他們出發，已經是抱定了受苦甚至遭難的決心，這種極限體驗他們已經多次遭遇，只是這一次沒過得了關。組成這支四人小隊伍的英格蘭登山教父克里斯．鮑寧頓受到了嚴重的批評，在他主導的多次遠征中，英國七○年代崛起的「艾佛勒斯男孩」（boys of Everest）們幾乎都已經消殞殆盡，輿論都在問：這樣的代價值不值得？

吸引鮑寧頓組隊的緣由，主要是聖母峰的東北脊是一條沒人攀登過的路線。自一九五三年亨特隊長的隊伍成功攀上絕頂之後，世界十四座八千公尺以上的巨峰接二連三被攻克，後起之秀的登山者紛紛另闢蹊徑，用各種更困難的方式來挑戰喜馬拉雅群山，其中的大牆（big wall）攀登是一種，一九七○年由鮑寧頓領軍的安娜普納南壁是代表作；八千高峰的新路線是另一種，一九七五由鮑寧頓率隊的聖母峰西南壁成功登頂，是最年輕隊員博德曼的成名作；在酷寒的冬季進行攀登，是第三種，在當時幾乎已成了波蘭遠征隊的代名詞；第四種則是由義大利登山天王萊茵霍爾德．梅斯納爾（Reinhold Messner）領頭的無氧獨攀，間或夾雜一些新路線的挑戰，為個人主義式的高海拔冒險揭開序幕。在這許多新故事中，「用最少的資源爬最難的山」逐漸成為主流，喬與彼得於一九七六年攀登的強卡邦峰西壁，綜合了大岩壁、新路線、阿爾卑斯式自助攀登的秀異之處，一舉成名（彼得將登山過程寫成了《輝耀之山》一書，而喬則把它寫成《野蠻競技場》的第四章），也很快地成為了「艾佛勒斯男孩」最剽悍的成員。

從西藏高原這邊的絨布冰河口往南望去，聖母峰遼闊的東北稜脊線一望無遺，從稜線尾端的拉芙隘口（Raphu La，六五一○公尺）往右一路而上，歷經兩英里破碎的山脊，來到與北稜脊相交的肩部（shoulder，八三九三公尺），再往右往上一英里，經過三個巨大的岩石台階，纏繞著噴射雲的主峰頂就在終點。從北邊要登上聖母峰，如今一般的標準行程是爬上北坳後，沿著北稜脊接上肩部，然後按部就班地登頂，這條路線可避開高原稜線上的颶風和落石，而這正是當年喬與彼得要承受的自然考驗。他們在前一次的探勘中，已經分別在六八五○、七二五六、七八五○公尺處挖好了三個雪洞，儲備了一些補給，因為強風無法讓隊伍搭起帳篷，他們只能用最克難的方式，露宿在高海拔的死亡區域。鮑寧頓隊伍失利撤退後，一直要到一九九五年，聖母峰東北稜脊的路線才被日本大學（Nihon University）登山隊攻克。諷刺的是，日本隊採用的是鮑寧頓捨棄的大包圍式團隊作戰法，動用十三位登山隊員與三十五名高地雪巴挑夫，一個營地一個營地往上開闢，幾乎整條山脊都架滿了固定繩，最後由出身地理系的攀登隊長古野淳率領畜產系隊員井本重喜與另外兩位雪巴攻頂，這道擾人的難題才總算解開。

從十九世紀中葉孕生的登山黃金年代開始，英國人不斷前仆後繼地攀登由歐洲到世界各地的未登山峰，付出許多條生命。這其中，當然有著個人的野心和國族大敘事的交織，但詹姆斯．莫里斯從一個「準異性」的視野，看到英國男性自我模塑（self-fashioning）過程中，既英雄又悲劇的那個面向，豐富了我們對山與人關係的理解。如果再加上「對自己真誠」此一歷史化過程的辨識，讀者方能對英國登山史裡報酬與代價不對稱的奔赴與投注，在意義之網中解開困惑。

在世界史裡，十九到二十世紀的英國是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但英國社會裡直球對決的真誠內裡，卻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在一九三九年寫給英國作家H．G．威爾斯（H. G. Wells，《時間機器》、《隱形人》的作者，咸認是科幻小說的始祖）的一封英語信中，奧地利心理分析專家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這麼說：「自從我第一次來到英國，我就想在這個國家定居，成為一個英國人，這成了我幻想中的一個夙願，那時我只是一個十八歲的孩子。」無庸置疑，如果佛洛伊德當年仍在世，《野蠻競技場》應該也會是他喜歡的一本書。

一九八二年兩人罹難的四個月後，喬的女友瑪莉亞．科菲（Maria Coffey）和彼得的新婚妻子希拉蕊，徒步循著五個月前探險隊的舊路，住宿在兩人睡過的營地或驛站，一路來到東絨布冰河的基地營，收拾營地裡兩人遺留下來的舊物。瑪莉亞發現喬遺留下來的一本旅行文學經典——布魯斯．查特（Bruce Chatwin）的《巴塔哥尼亞高原上》（In Patagonia）（這是行前她買給他的），以及幾封寫給別位女性的情書，這是比喬的死亡更巨大的打擊。瑪莉亞日後寫了一本罹難冒險者的遺後親屬的報導文學《山影之下：極限探險的暗面》（Where the Mountain Casts Its Shadow: The Dark Side of Extreme Adventure），亦是一本真實到會讓人發抖的書。

到底，喬．塔斯克是否是一位真誠與真實的人？情愛的忠誠是否等同於自我的真誠？《野蠻競技場》裡四處都是線索，就賴讀者自己來判斷。

導讀──

英國特質：真誠與自虐

撰文＝詹偉雄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doth follow, as the night and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尤其要緊的，你必須對自己忠實
正像有了白晝才有黑夜一樣
對自己忠實，才不會對別人欺詐。
—— Willam Shakespeare, Polonius advices Laertes, Act I scene iii, Hamlet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14）, p.23.

Such struggles with nature produce a moral invigoration of enduring value. They wash the mind free of 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