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邵式柏《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中文版的發行，象徵著臺灣研究領域的一大成就。原因之一是，儘管邵式柏的著作有極高的學術研究價值，迄今卻未能發揮應有的影響力。這在美國及西方各國是臺灣研究遭受邊緣化的後果之一，在臺灣及亞洲各國則有一部分是由於他的著作以英文寫成。如今這部縝密且譯筆出色的中文版得以問世，應可大大嘉惠不以英文為首要閱讀語言的學者們。
本書對於臺灣研究推廣的諸多貢獻尤其值得稱道，邵式柏證明了只要放在中國及東亞研究的更大脈絡之下，臺灣研究更能有所成就。不僅如此，邵式柏的研究更向人們揭示，臺灣研究領域的學者們得天獨厚地擁有豐富的第一手史料，而他就充分運用大量史料探討許多關鍵問題。在我看來，本書對臺灣研究領域最重要的貢獻有三：
一、本書成功挑戰清代臺灣史的常識，尤其是所謂「消極治理」說法。邵式柏清楚呈現這個說法來自於多種不同立場的政治正確議題（參見第一章註4），包括國民黨史家將林爽文事件之類的民變，視為對滿清消極治理的怨恨；共產黨史家將這些起義視為消極而腐敗的封建制度之必然後果；支持臺灣獨立的史家則認為消極忽視是臺灣遭受任何一個中國大陸政權統治的必然宿命（這個觀點同樣表現在他們主張的「清領」與「日治」兩個分期術語對照中），日本帝國主義史家則以清廷的消極治理，做為日本殖民臺灣的正當性。
反之，邵式柏則提出令人信服的主張，他認為一切試圖證明清朝消極治理臺灣的學術研究，都必須建立在臺灣與中國其他邊疆地區有系統的比較研究之上。不僅如此，書中更運用這樣的比較研究，揭示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清帝國其實是積極治理臺灣等邊疆地區，並任命經驗豐富的官員制訂政策並試圖落實，務求盡量擴充稅收潛力，及減低控制成本（頁2-5、252-255、276-277、290-291）。儘管這些政策不一定都能發生效果，但並不表示清廷消極忽視臺灣；換言之，「消極治理」不應與「有效治理」混為一談，尤其清朝統治的效力就連在中國境內都證實是有限的。比方說，械鬥之類的現象在臺灣並不比中國其他地區更為猖獗，包括早已不是邊疆的東南沿海地區（頁290-291），羅漢腳則是中國許多邊疆地區所共有的（頁201）。
本書也以許雪姬等學者的論著為基礎，闡述軍事行政在清朝治理臺灣（及其他邊疆地區）的至關重要地位。這在附錄D中最能清楚說明，表D-5 尤其顯示出清軍在臺灣的空間分布與集結，高於福建省以及中國其他地區。邵式柏也運用許多在地理資訊系統（GIS）科技引進之前，即已繪製完成的高品質地圖證明自己的論點（地圖7-2至7-4），其中幾幅地圖更啟發了筆者對1915年噍吧哖事件的研究。
二、邵式柏的第二項貢獻，則是他樂意在中國邊疆史及世界海洋史的更大脈絡下研究臺灣史，正如他在作者序文所強調的，這出自於他從美國與臺灣的指導教授所接受的學術訓練。如同前文所述，本書凸顯出對臺灣及其他邊疆地區進行縝密比較研究，以求更精準地評價清朝統治效能的必要（頁555-563）。為了達成這一目的，邵式柏指出幾項可供比較研究之用的關鍵因素，包括國家戰略、稅收及控制成本。從晚近研究中國東北及西南邊疆的論著看來，他的方法證明了極有先見之明。他甚至大膽追加美國與臺灣邊疆的比較研究（見附錄F），這一比較看似冒險，但對於拓展我們的分析視角、啟發後來的學者卻足以證明是價值非凡的。
三、邵式柏對於族群特質與族群關係的批判性分析更應給予特別肯定，其精熟老練有時是同一領域的其他學者所不及。這可從第一章極為重要的一處註腳（註26）看出，它將漢人、原住民等族群團體與不同漢人移民群體（例如閩與客、漳與泉、同安與三邑）的次族群嚴格區分開來。本書問世時對學界產生重大影響，喚起我們注意臺灣平埔族群的重要性，那時平埔族群才剛進入臺灣研究的主流。邵式柏的研究也包含一個引人入勝的發現：相較於北美、中美、南美原住民成為滅絕的對象，臺灣的平埔族群實際上受到滿清政權的保護，不只是由於同樣屬於非漢民族，也因為身為居於大租所有權人及徵收者的地位，以及其做為忠誠勇士的價值。
邵式柏也在一個族群採用另一族群部分習俗的「涵化」，與一個族群完全認同另一族群的「同化」之間，做出十分重要的區辨（頁500-501），並進一步提出在這些過程中聲望階序的作用，以及漢人涵化重要意義的假說（頁509、520）。他所論證的親屬關係與性別價值轉變更為緩慢且言之成理（頁521），但恐怕需要更多宗教風俗的資料佐證（關於這方面的探討，可參見洪麗完、詹素娟、潘英海、簡文敏、簡炯仁等學者的論著）。
不過，正如一切開創性的學術著作，《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一書也難免有些缺陷。首先，邵式柏有時不免過分強調帝國控制，以一種由上而下的觀點看待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儘管他確實承認人口壓力和經濟契機具有翻轉國家利益的潛能（頁199），國家與移民也有可能追求社會穩定、經濟成長等相似目的（頁227），本書對這些議題的分析仍一再運用「滲透及包圍」、「霸權與控制」、「增加正統性」等詞語（頁284-286）。
另一個問題則涉及邵式柏對中國菁英的定義，他強調科舉考試系統在所謂創造「文化上遵循正統的地方菁英」過程中的作用（頁285-286）。但這一觀點低估中華帝國晚期菁英群體的多樣性，他們不只包括士紳、具有功名的文人，還包括鄉治代理人、商人、地主、宗教儀式專家，以及地方頭人等等，這些人全都對地方事務發揮巨大影響力，卻不一定擁有功名，甚至未必接受過儒家經典教育（對這個問題的更深入討論，可參見周錫瑞〔Joseph Esherick〕與冉玫鑠〔Mary Rankin〕合編的《中國地方菁英與支配模式》〔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一書。臺灣的情況則可參見吳文星、蔡淵絜、林玉茹、陳世榮等學者的論著）。
不過，以上這些缺憾都不足以減損本書的貢獻，及其整體的重大意義。《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透過鮮活地描繪出清代臺灣歷史的政治及社會經濟層面，同時增廣我們對於清代臺灣原住民族的知識，所達成的重大突破至今仍可做為臺灣、中國乃至東亞各國歷史學者的典範。隨著這部優秀的中文譯本大功告成，邵式柏的作品得以成為一盞更閃亮的明燈，照亮往後幾代學者前進的道路。
康豹（Paul R. Katz）／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導讀
1975年，一位美國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的博士生來到臺灣進行田野研究。原本只想關注漢人移民社會及土地租佃制度的邵式柏（John R. Shepherd），在王世慶先生等前輩學者帶領下，進入臺北三峽和樹林地區展開訪談，並從日治初期的戶口及土地調查資料中，發現了長期被學者忽略的平埔族群及其歷史軌跡。此一意外的轉折改變了他的問題意識及研究焦點。他在1981年以〈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拓墾中的漢人與平埔族關係〉完成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為專研臺灣及中國人口與親屬問題的武雅士（Arthur P. Wolf）、以區域系統分析中國市鎮結構聞名的施堅雅（G. W. Skinner），及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及臺灣近代史研究的馬若孟（Ramon H. Myers）。在這篇出色的博士論文中，邵式柏大量利用《臺灣文獻叢刊》中的清代官方檔案，以及日治時期《臺灣私法》中的北臺灣土地契約文書，深入探討臺灣早期開發的時空背景，尤其是「番大租」等土地制度，如何影響漢人與平埔族群間的互動關係，並進而形塑邊疆移墾社會的發展與變遷。如同1960年代後期起陸續來到臺灣的美歐學者，邵式柏被這島嶼上複雜多元的人文景觀，及豐富多樣的歷史資料所深深吸引，從此以臺灣研究為起點，展開其個人學術生涯。然而，與其他西方學者不同的是，即使經歷西方學界蔚為風潮的「中國熱」，他仍專注沉潛於臺灣歷史人口學與平埔研究，數十年不改其初衷。
1993年，當時任教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人類學系的邵式柏，以《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為書名，在史丹福大學出版其修訂後的博士論文。他重新改寫全書序言，將主要問題意識由漢人邊疆移墾與土地制度的探討，轉為對於清帝國邊疆經營和決策過程的分析；並進而提出其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釋架構，做為討論清代邊疆政策與族群文化變遷等重要課題的理論視角。邵式柏在此一近600頁的作品中，提出以下幾項重要研究課題：臺灣的原住民族是否在漢人移墾開發的過程中，由西部平原被驅趕至丘陵山脈地帶？清代治臺政策是否有別於其他邊疆的治理，使得臺灣被清廷長期忽略？十七及十八世紀中國人口及經濟成長的趨勢，如何與朝代和政治制度的變遷，共同形塑臺灣社會的發展？而清代中國的財政結構及行政體系，如何反映其邊疆治理的政治經濟考量，並影響官方、漢人移民與原住民間的互動過程？全書正文共計三篇十二章，並有豐富的圖表附錄及註釋書目。自出版後便受到學界重視並廣泛徵引，被評者譽為英語世界近年來關於臺灣早期歷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相較於1970年代後期麥斯基爾（Johanna M. Meskill）的霧峰林家等研究名著，乃至1980年代臺灣學界關於「土著化」及「內地化」等議題的學術論辯，本書自始便不局限於清代漢人移民開發史觀，而是從多族群社會互動及長期歷史連續性的觀點，來討論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的發展軌跡。以下試提要介紹各篇章主要內容及論旨：
邵式柏在第一章〈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中，首先指出過去學界對於臺灣早期歷史的兩大錯誤成見，也就是「流離說」（the 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說」（the neglect hypothesis）：前者忽略平埔族群在早期臺灣發展的重要歷史地位及角色；而後者則漠視清代前期邊疆治理的政策理性和限制。他認為應將清政府、漢人移民及平埔族群，視為臺灣歷史舞臺的三個主要行動者。並進而從東亞國際關係及華南區域經濟的雙重視角，分析臺灣成為清帝國重要戰略邊陲（strategic periphery）的歷史動因及過程。邵式柏的主要論點，在於指出清代前期治臺政策的形成及演變，如同清廷對於其他邊疆治理政策般，均是基於對戰略考量、稅收來源及控制成本的理性決策過程。而清代國家的特殊性格，特別是其在財政結構上的限制，是主導其邊疆行政措施及軍事布署的關鍵因素。清代臺灣移民與封禁等重要政策的興革，乃至於「番大租」及「番屯」等特殊制度的演變，均應從政治經濟學的宏觀視角加以分析，方能充分掌握其歷史意義。
以上述問題意識及分析架構為基礎，邵式柏在第一部「平埔族群與漢人入侵的最早期階段」（第二至五章），先從史前史及民族誌的觀點，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群的人口與分布概況，及文化與社會經濟風貌，尤其是鹿皮貿易對於傳統生計的重要性。而「社商」及「贌社」等制度，雖歷經荷蘭東印度公司、鄭氏政權至清代前期的政權更迭，仍因襲延續並未中斷，此也顯示出平埔族群在稅收及治安等方面，相對於漢人移民的重要性。接著，他在第二部「清朝封禁政策與漢人移民擴大」（第六至八章），詳細回溯清廷對於邊疆殖民政策的辯論，以及官員們關於禁止漢人移民渡臺，以及獎勵土地開墾的不同看法與主張；並從華南人口趨勢、米糖經濟發展，市場聚落開發，以及邊疆社會動亂等面向，分析漢人移墾臺灣的社會經濟背景。邵式柏以清代前期臺灣行政區域及軍事組織的擴充，以及地方財政及土地賦稅的變革為例，強調清代治臺決策過程的理性特質，以及臺灣做為戰略邊疆的重要地位。他也同時指出政策的變動實反映出清廷對於臺灣情勢的認知轉變及調整，並與清帝國的行政與軍事效能，乃至國家財政的消長有密切關聯。
在第一部勾勒臺灣平埔族群的歷史地位，以及在第二部中凸顯清代治臺政策的理性本質之後，邵式柏在第三部「邊疆地佃制度的調和」（第九至十一章），進一步以「番大租」制度的形成為例，討論清官方、漢人移民及平埔族群在臺灣邊疆的互動與調適過程。他詳述自康熙、雍正至乾隆年間，臺灣土地政策與相關措施的推動與變革，並指出番大租制度在調和官方邊疆行政、漢人移墾運動及原住民生計的歷史功能和意義。而清廷在1787年林爽文事件後所建立的「番屯」制度，是考量平埔族群軍事與治安功能、漢人移民械鬥與民變威脅，以及番地開發等多重因素下的決策。邵式柏在第十一章則從人類學的觀點，深入剖析平埔族群在生計方式、漢化政策、婚姻親屬、社會分化及族群遷移方面的社會文化變遷。他區辨同化（assimilation）與涵化（acculturation）的概念差異，指出原住民「漢化」現象的複雜內涵。並從社會地位與聲望的觀點，討論平埔族群內部的階層分化及社會流動。並在結論中以帝國邊疆經營、租佃制度及清代國家為題，比較臺灣與清代中國西南及東北邊疆的拓墾歷史，說明土地租佃制度因生態及社經條件不同所產生的差異性。並強調清代的帝國治理與邊疆經營，是清廷針對各區域的稅收財政來源、政治控制負擔、以及其重要戰略地位等因素，在成本與效益考量（cost benefit calculus）下的理性決策過程。而附錄中關於平埔村社分布、稅額負擔、以及番屯制度的考訂，乃至於十八世紀中國政府行政與軍事建置的討論，及北美原住民土地政策的比較，則進一步補充全書對於臺灣平埔族群、清代國家治理及邊疆殖民政策等核心課題的論點。
邵式柏在本書導論曾指出，其研究在資料及觀點上的限制，亦即清代檔案及方志史料的官方性格，以及中外文獻對於平埔族群歷史紀錄的缺乏。並說明本書做為「臺灣早期社會史綱」的企圖，以及未來進行不同區域與族群個案研究的必要。人類學者潘英海（1987）曾從臺灣平埔研究的立場，討論邵式柏博士論文對於政府角色、族群互動以及政策理性的基本假設，並指出其偏重官方資料的觀點限制。筆者（1994）的書評則從東亞區域研究的學術史脈絡，指出本書在問題意識及方法論的特徵，以及本書如何以臺灣個案回應國際學界對於帝制晚期中國、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等解釋課題的長期論爭。而社會學者柯志明（2001）更以《岸裡文書》的細密個案研究為基礎，比較邵式柏的「理性國家說」與施添福的「國家剝削論」，進而提出其對於清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的重要分析。雖然評者有不同的解讀與評價，但本書的許多重要論點，如清代官方邊疆政策中的理性考量因素與財政結構限制、朝代循環及經濟趨勢對臺灣社會發展及戰略地位的深層影響、清代臺灣移民政策與地方行政及社經情勢的辯證過程、漢人農業移墾運動對於臺灣早期鹿皮貿易及米糖經濟的衝擊，乃至於平埔族群歷史角色及政策功能的歷史變遷，以及其面對「漢化」壓力下內部社會文化的複雜動態等，至今仍是學者在討論清代中央政府的決策理性，邊疆租佃制度的調節功能，以及臺灣平埔族群的漢化過程等課題時時的重要參考。
2016年，本書中文版由臺大出版中心刊行問世，中文讀者終於有機會得以完整閱讀這本以英文撰寫的臺灣史代表論著。邵式柏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除了回顧其研究歷程並感謝諸多師友前輩，亦再次說明本書的學術旨趣與分析架構，以及十七及十八世紀臺灣歷史發展的重要特色。他指出施堅雅對於中國區域體系及清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典範，並強調本書對於清帝國邊疆決策過程與政治理性的分析，並未忽視歷史行動者的文化假設。如同其所期待的，臺灣史研究，尤其是平埔族群的重要角色及歷史際遇，如今已受到學界和社會的普遍重視。而豐富的地方文獻、田野調查與各類新史料的發掘整理，更拓展了臺灣社會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他以施添福、吳聰敏、包樂史（Leonard Blussé）、柯志明、洪麗完、詹素娟及林文凱等人的研究成果為例，說明本書相關課題在二十多年來的突破性發展。並從人類學者的立場，再次呼籲學界應加強對於個別平埔族群社會文化變遷的研究，以及將臺灣經驗與中國及世界其他邊疆社會進行比較分析的重要性。從1970年代的臺北三峽霄裡社的田野經驗、1980年代對於漢人移墾與土地租佃制度的研究，到1990年代對於清帝國邊疆治理與比較殖民政策的分析，本書長達四十年的生命史，除了反映戰後歐美學界的臺灣研究學術軌跡，更提供中文讀者從社會經濟史、政治經濟學與歷史人類學等多元視角，深入探索島嶼人群、土地與國家的複雜動態，進而重新書寫臺灣早期歷史故事的契機。
張隆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副教授兼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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