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nathan Male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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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為職場聖徒的前終身職神學教授，在經歷了無法起床最終辭去工作的職場死亡之後，為了瞭解什麼叫職業倦怠，寫下了這本堪稱叩問自己人生終極謎團的血淚之書，為『人為什麼要工作』這個終極大哉問，提供了一個以身為度的解答。只有被推擠到文化邊緣的斷壁殘垣中，我們才會意識到以工作為中心所建造的意義體系，可能是一個自我毀滅的系統。經歷了疫情、面對自動化、AI正在搶走我們工作的今天，這本書先我們一步去思考、回應了人人自危的工作問題。你若覺得工作乏力，心力交瘁，曾信仰以工作來實現自我的聖殿也在眼前...

第五章 職場聖徒與職場烈士：我們的理想有什麼問題

有錢人在看待工作時很不理性。在整個社會裡，他們最不需要賺更多錢，但他們最努力工作。身為科技業泰斗的億萬富豪誇耀自己每週工作上百小時，即使他們的勞動並非拉高公司股價、令他們更有錢的原因。有碩士以上學歷的美國人，擁有最高的平均賺錢能力，但他們的工作時間比正規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更長、用於休閒的時間更少。有錢人的孩子暑期打工的可能性是窮人孩子的兩倍，而美國有許多較年長的專業人士為退休生活儲蓄很多錢，卻持續到辦公室上班。

與此同時，工作太少的痛苦不僅在物質方面，也在心理方面。對白人男性勞工而言，沒有固定工作表示達不到堂堂正正男子漢的標準，於是憂鬱症、成癮及自殺目前在沒有大專學歷的白人男性當中普遍到令人擔憂的程度。即使教書在我的職業倦怠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我卻因為失去教書工作而覺得人生漂泊無定，於是辭掉全時間教職後不到兩年，我就去當兼任講師，每門課只有收入幾千美元，這是我過去收入的一小部分。

這一切就證明我們不只是為了錢而工作。有很多人——包括志工、父母親，還有窮困潦倒的藝術家——根本沒有因為勞動而領到錢。即使是並不富有的勞動者，真的很需要薪資的每一分錢，他們也經常認為工作牽涉的不只是錢。他們是為了愛而去工作，或是為了服務，或者為了貢獻於一種集體的努力。他們的工作不只是為了物質的好處，而是為了一種理想。

上一章提到針對勞動條件惡化的調查，包括比起二十世紀中葉的工作，現今的情緒強度增加且保障變少，這只道出了我們生活在職業倦怠文化裡的一半原因，另一半原因則關乎我們對於工作的共同理想。這些理想有的甚至產生於工業時代之前，但是在近幾十年當中變得更強烈，於是我們對工作的理想與工作的現實之間的鴻溝就更大了。正因如此，職業倦怠就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特點，即使工作實際上遠比工業時代更安全了。兩個世紀以前，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或麻州洛威爾（Lowell）的紡織廠工人，工作時數比現今典型的英國或美國工人更長，而且是在危險的條件下工作。他們並沒有比我們的職業倦怠更嚴重，因為他們並不認為工作是自我實現的途徑。這不表示他們沒有耗盡力氣，但他們沒有我們在二十一世紀稱為職業倦怠的失調症，因為他們沒有我們對於工作的觀念。

促使美國人工作到身心俱疲程度的那種理想，就是「努力工作就會過上幸福生活」的指望：不只在有形物質上生活舒適，還能有社會尊嚴、道德人品及神聖的目的。我們要工作，因為希望工作幫助我們在各個方面都旺盛發展。本書導言中提到，由於我自己大學時的教授貌似過著幸福的生活，所以我很想成為教授。他們受人尊敬，似乎很明智賢能，而且他們的工作包含明確又崇高的目標：吸收知識並傳道授業解惑。我對他們在課堂外的生活一無所知，也完全不了解他們會跟哪些私人的難處搏鬥。我有兩位心靈導師最後因為拿不到終身教職而必須另覓工作，還有一位在接下重要行政職位後沒幾年就心臟病發作去世。我沒有把他們的不幸跟我的生涯展望連起來。我哪有辦法？我信任美國大夢的承諾因而受到蒙蔽，以為如果自己得到正確的工作，成功與幸福肯定離我不遠了。

但這個承諾有一大半是虛的。這正是哲學家柏拉圖所謂「高貴的謊言」，是為了將社會的根本布局合理化而有的神話。柏拉圖告誡說，人類若不相信這個謊言，社會將落入混亂。我們所專有的高貴謊言叫我們相信拼命工作的價值。我們為老闆的獲利而勞動，卻說服自己相信自己正在達成至善。如果職業倦怠是拼命延展自己來拉住兩支彼此分離的高蹺——自己對工作的理想，以及工作的現實——而得到的感受，那麼我們進入工作時已經抓著其中一支，也就是我們的理想。我們希望工作會兌現承諾，而這個希望令我們落入一些最終使我們職業倦怠的狀況。這個希望令我們投入更多時間，肩負起額外的計畫案，接受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加薪和認可。很諷刺的是，相信努力工作可以換得幸福生活的理想，正是獲得幸福生活的最大阻礙。

努力工作可以說是美國社會最重視的事。二○一四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做了一項民調，請受訪者描述自己的個性，有八○％的人描述自己是「刻苦耐勞」。別的特點都沒有招來如此強烈的正面回應，連「同情心」或「接納別人」也沒有。只有三％的人說自己懶惰，強烈指稱自己懶惰的人只佔統計上微乎其微的數字。這些數字道出的是我們所重視的特點，而非實際上的個性。意思就是，我們都知道，真的很懶惰的人其實不在少數。想想你的同事，其中有多少人很偷懶？有多少人會說自己一點也不懶惰？美國人大體上都努力工作，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全天候辛勤勞動，整天拼命趕報告、接連與客戶開會而疲於奔命。但美國人都說自己很努力工作，因為我們知道應當自認為就是這樣，這是我們對自己和別人的尊重。我們為努力工作所賦予的價值，並不會讓每個人都真的努力工作，但確實令許多人努力到超出身心能夠負荷的程度。這使得我們的勞動可以獲利，也製造出數百萬職業倦怠人口。

‧‧‧

工作即是尊嚴、品格及目的的源頭，這種高貴的謊言在美洲有四百年的發展史。它承諾要給人的好處已經擴增好幾倍，而且變得比較抽象，甚至令我們期待從工作得到像自我實現這麼高尚的收穫。最早的時候，工作承諾要給人的好處遠比現在更具體又更重要：生存。事實上，那個高貴的謊言一開始比較不是承諾，而是一種威脅。約翰‧史密斯船長（Captain John Smith）在一六○八年統領詹姆斯頓（Jamestown）這個罹病又垂死的殖民地後不久，便發布了一道命令，後來成為美國人工作理想的基礎：「如果有人不跟我一樣每天採集收成，第二天就要被送到河的對岸，以寄生蟲的身分被逐出堡壘，直到他改正自己的狀態或餓死。」

史密斯的公告除去了勞動者和無價值者（或說配得者和不配得者、社會成員和理當被驅逐者）之間的任何中間地帶。美國的政界領袖現在還是做這樣的區別，把社會的「生產者」（maker）與「掠奪者」（taker）對比。這種二分法深植於「充分就業」的理念中，政治上的左派和右派都同樣重視。這也是一些論點的基礎，像是要得到社會福利就應該工作，而全民工作保障也是以此為根據。

史密斯的威嚇借用自使徒保羅致帖撒羅尼迦教會的第二封書信：「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飯。」這句話相當於「擁有工作就是尊嚴的唯一途徑」這樣的承諾。社會學家艾莉森‧普賀（Allison Pugh）對尊嚴的定義是：「我們在社會世界身為被充分認可的參與者的能力。」尊嚴就是社會公民權。在當今的美國，如果你有工作，別人會承認你是對社會有貢獻、有資格對社會運作置喙的人。不妨想想，當有人在抗議社會不公時，路人會對他們大喊：「去找工作吧！」彷彿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論自由只適用於有工作的人，彷彿領薪水的工作是抱怨社會或要求救濟津貼的唯一門票。當然，努力工作在歷史上只是白人男性邁向尊嚴的途徑，白人女性留在家中工作了數百年，後來才贏得財產權與投票權。數百萬非裔美國女性和男性在奴役制度下執行勞務，在能夠依法賺取工資後仍然無法得到社會公民權。這個承諾相當崇高：任何人都能藉著工作賺取在美國社會有價值的權利，但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令這個承諾經常只是謊言。

工作的第二個承諾就是會建立品格，這個主張是父母親的智慧的主要產品。這種說法提到，割草、照顧小孩或到速食店取餐，可以把沒出息的孩子變成正直的成年人。這背後的理念是，任何動作只要一再重複執行，就會改變一個人。我們培養某些習慣，而我們所有的好習慣和壞習慣匯集起來，就形成我們的品格。「我們就是我們一再重複做的事。」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以此總結亞里斯多德的道德哲學。「因此，卓越並非一種行動，而是一種習慣。」這個看法認為，美善的人生就是要培養勇氣與節制等美德。只要青少年能放下手機夠久，足以應徵最低工資的工作，那麼藉由親臨現場執行分內的責任，就將學會守時、負責及堅毅，這些正是道德高尚的人生基本的特質。這比單純的尊嚴更進一步，是對工作的理想的第二個成分，在一八二○年代的美國大行其道，當時的工廠老闆不但對員工施加更嚴格的工作訓練，而且為了員工的威士忌消耗量感到煩惱，他們把這個情形連結到許多道德敗壞問題上，因此老闆就禁止在工作中喝酒。他們相信，禁酒節制的美德會造就出更優秀的勞動者，而工作則會造就出更優秀的人。

工作還有第三個也是最高尚的承諾，就是工作是通往目的的途徑。一位偉大的先知人物鼓吹有目的性的工作，就是蘋果電腦的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他在一九八五年的一次受訪時提到，他的公司需要快速成長，但這不是因為「以賺錢為目標，這個目標對我們沒有意義」。他解釋說，蘋果公司鎖定的目標更遠大：「蘋果公司的人每天投入十八小時。我們吸引了各種不同類型的人，……真心想要陷入一點點麻煩、在宇宙中烙下一點點凹痕的人……我認為我們現在就有這個機會。我們並不知道會走向哪裡，只知道會有某些東西遠大於我們任何人。」當然，蘋果公司的市場價值最後遠超過賈伯斯在一九八五年所設定的審慎目標。賈伯斯於二○一一年辭世前不久，蘋果公司已經是全世界最有價值的上市公司，而這是「沒有意義的」。

賈伯斯對於自我超越的非宗教說法，與古往今來強調努力工作對靈性範疇的重要性的論點互相呼應。柏拉圖的《共和國》（Republic）裡有個高貴的謊言，就是諸神在人類的靈魂裡植入了金屬，指定每個人有一個社會位置，不可偏離。聖經一開頭的前幾章，滿滿道出工作的重要意義。上帝創造人類，要他們管理伊甸園；當人類違背上帝，上帝便將勞務分給男女兩性，咒詛人類要過著勞苦的生活。宗教改革時期，加爾文（John Calvin）和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則發展出現代的召命觀念，用來說明農人或商人的工作如何包含在上帝為人類社會安排的護佑設計中。根據這樣的神學，工作不會拯救靈魂，但是會實現神聖的命令。在今天，關於「目的」的語言就標誌著一件事：工作不僅是滿足薪資和健康保險的平凡需要。它表示工作依稀包含著更多價值。

工作變身為一種心靈上的冒險活動——是我們渴盼超越自我、與更崇高的本體相遇、得以自我實現的場所——這是工作的理想最崇高的一步，但現今的經濟體中任何一個工作者都理當達到這一步。這是一個重大的改變，不同於工業時代對工作的想像；當大多數人開始做比較抽象的服務工作時，工作才變成通往超越的途徑。一九六○和七○年代，女性主義者為了替女性爭取更多工作賺錢的機會，以追求意義的權利作為她們論點的重要支持。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在一九六三年的劃時代著作《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中提到，她那個時代的「身分認同危機——對女人如此，對男人也日益如此」產生於戰後社會的財富和豐足。科技解決了物質生產的問題，因此工作必須變成一種達成非物質目的的方法。她寫道，「工作的人性意義，不僅是作為生物上存活的手段，也是作為自我的給予者和超越者，作為人類身分和人類發展的開創者。」

如今，自我實現的語言甚至出現在薪資和社會地位都低下的工作的相關詞彙中。在基督教界，「召命」仍是常被用來描述工作的籠統稱呼，將企業階層中的每個職位神聖化，而「愛心」被認定可為各種行業的勞動賦予目的。韋格曼斯連鎖超市（Wegmans grocery store chain）曾在徵求上架和結帳人員的廣告中寫出「做你所愛的事」。平心而論，韋格曼斯持續被評選為美國最佳工作的公司，但當工作出於愛心，或者是救贖的途徑，工作者為何應該在乎他們的工作條件呢？為理想工作本身就是回報了。

第五章 職場聖徒與職場烈士：我們的理想有什麼問題

有錢人在看待工作時很不理性。在整個社會裡，他們最不需要賺更多錢，但他們最努力工作。身為科技業泰斗的億萬富豪誇耀自己每週工作上百小時，即使他們的勞動並非拉高公司股價、令他們更有錢的原因。有碩士以上學歷的美國人，擁有最高的平均賺錢能力，但他們的工作時間比正規教育程度較低的人更長、用於休閒的時間更少。有錢人的孩子暑期打工的可能性是窮人孩子的兩倍，而美國有許多較年長的專業人士為退休生活儲蓄很多錢，卻持續到辦公室上班。

與此同時，工作太少的痛苦不僅在物質...

導言

幾年前，身為大學教授的我不是把早晨時光用來備課，而是會賴床幾小時，重複看著英國流行歌手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在一九八六年和凱特‧布希（Kate Bush）對唱〈不要放棄〉（Don’t Give Up）的影片。在影片中，兩位歌手擁抱在一起六分鐘，背景是一段日蝕。蓋布瑞爾以豐富的情感傳唱出絕望和寂寥，呼應著我內心的獨白。布希滿懷慈悲地反覆唱著歌名的幾個字，保證這些苦難都會過去，但我不管聽幾次都覺得這些字眼很不真實。

我的第一堂課在下午兩點；我會勉強準時到、勉強準備好，一上完課就回家去。晚上我就吃冰淇淋、喝麥芽釀造的高濃度啤酒——通常會加在一起，做成漂浮冰淇淋。我胖了三十磅。

以任何客觀標準來看，我擁有一個非常棒的工作。我運用高度的技術和訓練，從事自己擅長的事：教授宗教學、倫理學及神學。我的同事們聰明又和善，我的薪資令生活無虞，福利更是沒話說。我有很大的自主權可決定如何教課、進行研究計畫，而且我拿到終身教職，擁有的職業保障是學術圈外不曾聽聞的，在學術圈內也日漸少有。但我仍然很痛苦，而且顯然我的工作就是這種感受的中心。我想放棄。我職業倦怠了。

當時我以為這只是我自己有問題。我怎麼會討厭這麼好的工作？但我後來才明白，職業倦怠的問題遠遠大過一個工作者的絕望。美國、加拿大和其他富裕國家的人民，已經建造出一整個環繞著工作的職業倦怠文化。然而，職業倦怠並不必是我們的命運。

《終結職業倦怠》源出於我的一個渴望：想要了解為什麼數百萬各行各業人士都感覺自己被榨乾了執行工作所需要的力氣，而又是什麼原因令他們感覺自己的人生失敗。我把職業倦怠定義為在期望和工作現實之間拉扯的經驗。而且我認為職業倦怠是一種文化現象，在過去五十年間擴展開來，但它的歷史根源深植於我們的信念裡：工作不僅是支付生活所需的手段，更是獲得尊嚴、品格及目的感的途徑。事實上，即使對於職業倦怠的關注相當普遍，職業倦怠文化仍持續存在，因為我們珍愛這些理想；我們很怕喪失工作許諾要帶來的意義。但是，美國和其他富裕的後工業國家中的典型工作條件，卻讓人無法獲得自己想追尋的東西。

但願本書能幫助我們的文化認清一件事：工作不會給人尊嚴、不會形塑品格、不會為人生賦予目的。是我們讓工作有尊嚴、是我們塑造工作的品質、是我們賦予工作在人類生活中的目的。一旦了解這件事，我們就可以減少自己對工作的奉獻、改善勞動條件，以及尊重那些不為薪酬工作的人。我們可以並肩協力終結職業倦怠文化，以不依賴工作的方式來昌盛發展。其實有不少人已經採用另一種視角來看待工作在美好人生中的角色，而他們通常是在職業倦怠文化的邊緣做到的，本書也會介紹這些人。

《終結職業倦怠》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全世界的工作大亂之後出版的。在美國，整個社會的隔離檢疫導致大量失業人口，徹底顯示出我們對工作的理想根本是個謊言。人類的尊嚴、身而為人的價值，與就業狀況是無關的。因疫情而失去工作的女侍應生，與她在居家令迫使餐館歇業之前有工作相比，並不會少了尊嚴。這樣看來，疫情讓我們有機會決定性地擺脫，過去五十年間掌控我們的工作並造成職業倦怠的社會道德觀，使我們有望重新塑造工作、重新想像工作在人類生活中的地位。如果不把握這次機會，我們就會倒退回從前製造出職業倦怠文化的那些模式。

職業倦怠代表我們平常思考工作問題的方式有個奇特的謎團。職業倦怠會發生在擁有終身教職的大學教授身上，就表示它不僅關係著惡劣的就業條件，它不是用全面增加收入、福利及保障就可以根絕的。工作條件很重要，我的確認為工作者應該要有更好的工作條件，但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重點。

職業倦怠不只是勞動經濟學的一項問題，還是心靈的病症。職業倦怠大半的原因在於，我們相信工作是通往社會、道德及靈性昌盛的可靠路徑。工作根本無法帶來我們想從中得到的東西，而我們的理想與工作上的現實之間有一道鴻溝，造成我們的身心枯竭、憤世嫉俗及灰心絕望。此外，個人單打獨鬥地應付工作，導致我們無法討論職業倦怠問題，或是團結一心來改善我們的情況。當工作達不到我們的期待時，我們責怪自己，暗自痛苦，這只會使自己的困境更形惡化。正因如此，治療職業倦怠的對策必須是文化和集體的方式，將焦點放在工作沒有給予的互相憐憫和彼此尊重。

不過，找到解決方法之前，我們需要了解職業倦怠的經驗。有關職業倦怠的各個故事缺乏本身固有的劇本，它們跟偉大發現、天災人禍或男女戀情的故事不一樣。從平凡無奇、功能正常的工作者，變成委靡不振的軀殼苟延殘喘地度過工作時間，並沒有清楚的分水嶺。或許某天早上醒來時你這樣想著：「又要這樣過一天了。」但你沒有多注意。反正到那個時刻就已經太遲了，已經錯過避免職業倦怠的機會了。你只是以別人期望你的方式執行工作，而日復一日，你做這份工作的能力正在枯萎。在某個時間點，你明白自己只能勉強應付工作，你太疲累、太憤恨、太沒用了。

我會先述說這整個過程如何發生在我自己身上。

導言

幾年前，身為大學教授的我不是把早晨時光用來備課，而是會賴床幾小時，重複看著英國流行歌手彼得‧蓋布瑞爾（Peter Gabriel）在一九八六年和凱特‧布希（Kate Bush）對唱〈不要放棄〉（Don’t Give Up）的影片。在影片中，兩位歌手擁抱在一起六分鐘，背景是一段日蝕。蓋布瑞爾以豐富的情感傳唱出絕望和寂寥，呼應著我內心的獨白。布希滿懷慈悲地反覆唱著歌名的幾個字，保證這些苦難都會過去，但我不管聽幾次都覺得這些字眼很不真實。

我的第一堂課在下午兩點；我會勉強準時到、勉強準備好，一上完課就回家去。晚上我就吃冰淇淋、...

致謝辭
導言

第一篇 職業倦怠文化
第一章 每個人都職業倦怠，卻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第二章 職業倦怠：最初的兩千年
第三章 職業倦怠光譜
第四章 工作如何在職業倦怠時代更形惡化
第五章 職場聖徒與職場烈士：我們的理想有什麼問題

第二篇 反主流文化
第六章 我們可以兼得：優質生活的新願景
第七章 本篤會士如何制服工作的惡魔
第八章 反抗職業倦怠的各種經驗

結語 後疫情世界中可有可無的工作
註釋
索引

致謝辭
導言

第一篇 職業倦怠文化
第一章 每個人都職業倦怠，卻沒有人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第二章 職業倦怠：最初的兩千年
第三章 職業倦怠光譜
第四章 工作如何在職業倦怠時代更形惡化
第五章 職場聖徒與職場烈士：我們的理想有什麼問題

第二篇 反主流文化
第六章 我們可以兼得：優質生活的新願景
第七章 本篤會士如何制服工作的惡魔
第八章 反抗職業倦怠的各種經驗

結語 後疫情世界中可有可無的工作
註釋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