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長期以來,整體社會對原住民族的認識,以及原住民族歷史的書寫,往往流於簡化、表面化、刻板化,甚難深入核心,更少有經歷部落或國家社會重大事件的原住民當事人,見證歷史的案例可供探討。
2020年4月至2021年2月間,本館籌辦「臺灣原住民族與二二八」展覽,經由國家人權博物館轉介得知,鄒族鄭茂李先生(1927年出生)曾經參與過二二八事件,難得在事發七十多年後,用鄒語口述,由其長孫女鄭佩茜(Sayungu)女士(曾任阿里山國民中小學教務主任,茶山國民小學校長)整理記錄,並自行印製成書〈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第一版2017年,第二版2018年)。鄭校長又與本館卑南族同仁Pa’elravang Gusing(陳隼東)曾經在阿里山國中小共事,因而前往拜訪,請教二二八事件相關問題。
詢問過程中發現,鄭先生與高一生為表兄弟;他的姊夫汪清山,是夫人汪華美的同母異父兄弟,都經歷大日本帝國及中華民國。日治時期生活、教育所學習或是郡役所工作,加入海軍,與美軍於左營海戰,適逢鄒族近現代化的過程。戰後親身參與二二八事件,擔任湯守仁傳令兵,與國軍於嘉義遭遇戰。時局變化與白色恐怖壟罩時期,高一生、湯守仁、汪清山等族人被汙名織罪槍決。而他也在艱困環境下,渴望為自己及家人努力打造一個美滿的家。其跨時代、重大事件及部落種種的經歷,可能也是極少數仍在世,尚可言談的長輩。
先前已有臺日學者人士對他做過部分主題的口述訪談或紀錄片,但本館嘗試刻劃重現較完整及全面性的,鄭先生個人生命史與大時代脈動的激盪歷程,並且實地踏查鄭先生所經歷過的地方及事件發生地。
這本口述訪談是在鄭校長〈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的基礎上,再深入訪談、查找資料佐證及踏查記述而成。原本以為「單純」口述訪談,卻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挑戰。鄭先生熟悉的語言是鄒語及日語,而鄒族的訪談,如果未對其歷史、文化、語言稍有瞭解,單是地名、部落名,就已是一頭霧水。家族名、人名更因皇民化及漢化更迭,在鄭先生那一代人,他的長輩尚且用鄒族名,到他「年輕」世代幾乎都是用日本名相互稱呼,再下一代用國語。許多人僅知其日本名發音,未知真正漢字或漢名。尤其,日本漢字一樣有同音異字的現象,更增加理解上的困難。此外,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的整體發展,雖有紀錄,但若細節到各部落實際樣貌,許多地方文獻不復存在,背景資訊陌生,畢竟山上的鄒族與平地漢人在很多地方的發展還是不同。再者,因鄭先生年紀已長,部分事件雖記得,但確切的時間、人物或地點,有些模糊,不免錯置或矛盾。鄭先生及其他族人常常感嘆,若是早幾年作口述,那時候事件參與者都還有人在,大家可以一起回想,更能夠把事情說清楚。其實,本館原本也希望鄭先生能親至事件發生地點口述,可惜身體狀況不允許。
所幸在這過程中,得到鄭先生家族友人的協助,尤其湯進賢先生(湯守仁之子)一直陪伴本館同仁,擔任翻譯反覆追詢。不僅如此,還根據鄭先生所敘述事件發生的地點,實際帶本館同仁現勘,不論是披荊斬棘到武器彈藥可能埋藏地點,或是長途跋涉到水上機場、嘉義市區巷弄探索,鄭先生搜索國軍,與國軍戰鬥地點考察,或找尋耆老、相關人士請教,都不遺餘力。
本書除了感謝「傳令兵故事主角」鄭茂李,多年之後,終於願意說出他親身經歷,而且,溯源日治時期文獻上的鄒族人士及故事。其家人鄭校長及其母親楊蘭英女士、叔叔鄭義成、姑姑鄭秀英及鄭秀蘭,還有武高松(前樂野村長)、高英傑(高一生之子)、高春英(高一生之女)、梁錦德(梁義富校長之子)、湯保富(前阿里山鄉鄉長)、汪枝美(汪清山之女)等許多熱心的人士提供資料、照片及文物,並給予本館在山上訪談活動的便利。可以說能夠成書,幾乎可說是家族及部落共同的成果。
2021年8月22日在進行訪談時候,本館同仁與湯先生進門寒暄後,鄭先生突然問本館是甚麼單位?現在他跟我們說這麼多事情,將來對他的子孫會不會有影響?我們解釋說不會,而且稿子會經過他看過。之後,雖然不再問,但還是不時擔心這樣訪談是否會有負面影響?或許我們無法真正體會經歷過威權及白色恐怖下的恐懼,但是,卻可以看出這些創傷的陰影依然揮之不去。
鄒族與泰雅族是白色恐怖下受創最深的兩個族群,分化也很深。儘管本館努力,成就本書,仍力有未逮,而未臻完整,但期望拋磚引玉,讓更多人關心,繼續投入原住民族史料,不論是口述或紙本文獻的保存。我們也相信歷史事實的呈現,更能有助於大家理解探討過去,正視自己各方面,才能為自己開創未來新的局面。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館長 張鴻銘 謹識
2022年9月
為什麼是「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
Sayungu口述,Gusing與Moe’o整理
當看到這本書的標題時,直覺上內容應該是談論封面上這位老先生有關二二八事件的秘密,而且還有「手島」的日本姓氏。不過,閱讀內容才發現,原來是有關一位鄒族的老先生Avai(Ava’e Tiakiana/手島義矩/鄭茂李),他大半生跨越日治及戰後民國時期的經歷。於是,請教鄭先生的大孫女,也是原來〈二二八小小傳令兵的秘密〉整理記錄者鄭佩茜(Sayungu),這本家族口述紀錄的緣起。
我開始記錄爺爺的事情是因為我的父親鄭義信跟我說,爺爺曾經參加過二二八事件,應該知道黑色火藥藏在哪裡?但是無論我父親怎麼問,爺爺都說不知道。可是父親堅信爺爺一定知曉。於是就慫恿我說:「爺爺很疼你,你去問可能爺爺會告訴你」。但是,爺爺那時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人,不像現在你們看到的樣子,對我們都很嚴格,會罵人,要求也很多,並不是讓孩子們那麼喜歡親近。所以,我從高中開始,就試圖跟爺爺建立關係。我會先問一些對爺爺好奇的事情,諸如:爺爺你的日語怎麼學的?不然你日文怎麼那麼好;或是一些關於山林動植物的知識,諸如此類可能不相關的問題。然後才慢慢引到跟二二八事件相關的議題上。甚至有一次我還跟爺爺說我們學校有作業,要做二二八事件整理報告(但其實沒有此項作業),爺爺欲言又止,反倒問我說學校為什麼要做這個,好像怕說這些事情對他或對我們會有影響,便直接說他什麼都不知道,不要問他。高中時期問了那麼多次,都沒有問出甚麼重要的資訊,雖然如此,至少我可以確定爺爺是有參加二二八的,而且他都推說他當時年紀小,不是正規軍,他只有17歲(實際上是20歲),只是湯守仁把他帶在身邊而已,要他做甚麼,他就做甚麼。反而特別的是,他自己先講他有被叫到奮起湖問話,會有人問他一些事。所以,感覺上,他對說出二二八事件的始末是抗拒的,也很恐懼,不願意,也不想講。
這樣一直持續到我讀大學的時候,有一次我們這些有讀書的兒孫們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吃飯,見爺爺心情很不錯!我就再問他,他才透露說,當時他有坐計程車,經過水上機場,被國軍掃射。但他說這些事情的重點不是要說二二八事件,意思是說,你看,他經歷過這樣驚險恐怖的事情都沒有死,全是因為有主耶穌的保佑,所以要好好保守信仰!有點像是一起奇蹟的見證。但也從那次開始,我就一點一點去問他,像是去問他,聽說我們有鄒族的人被槍斃,或是有人去到南三村,是高一生強迫他們去的嗎?反正我也不知道,就隨便問。爺爺反而會跟我講,高一生做這些事情是有智慧的,他是鄒族非常優秀的人才,因為很聰明會讀書,所以日本人都盡心培養他。所以,要我好好讀書,認識字,可以學習到更多知識,提升自己。那我也會順著他的回答,又再追問他,為什麼日本人要培養他,或是甚麼是蕃童教育所。這段時間的問題回答,他都是點到為止,經常也都是很隨興的提一下,但我就是會記下來,慢慢一點一滴去拼湊那段歷史跟他的經歷。
一直到爺爺88歲的時候,我已經當校長了,他突然希望我能寫類似他的回憶錄或自傳,想要讓自己的子孫知道我們鄭氏家族是從哪裡來的,以及爺爺在樂野部落奮鬥的歷程。爺爺開始要求我回家聽他說故事,而且他還會拿一些他的資料給我看,像是他的獎狀和一些照片,爺爺的房間是沒有人可以隨便進去的,孫子輩也只有我可以隨意翻箱倒櫃看他以前的東西。如果我有一段時間沒回家,他還會問我甚麼時候回去。當我聽他講述一些回憶往事時,有時候會錄音,回去再整理;有時候就直接記在筆記上;有時候沒帶筆記本,隨手拿張日曆紙也可以記錄。就這樣,我用了一段不短的時間慢慢拼湊出爺爺的一生。並且決定在爺爺90歲生日之前完成,當作他的生日禮物。我曾經思考說,要不要以孫女的角度去詮釋他,但我想,還是直接呈現爺爺他自己講的話,我就只是好好記錄下來。最後,終於在他90歲生日的時候完稿,自行印製。原本只是想說分送給自己的親族朋友,沒想到,第一刷一下子就被拿光,又再第二刷、第三刷、第四刷都很快就被拿光了。總之,爺爺很高興我完成了那本書。
其實,我本來只是想說問問爺爺,二二八的火藥到底藏在哪裡?結果,我在這樣30幾年的追詢中,一點一滴的認識爺爺勤奮堅毅的生命歷程,知道爺爺父母親的遭遇;我們家跟高一生的關係;他有在嘉義郡役所工作;之前他到蚊香工廠,被人家叫「生蕃」,而要求我們後代子孫必須要好好讀書,努力向上,才不會被人瞧不起。
直到現在,雖然我還是沒有問到,火藥藏在哪裡?
但卻發現了爺爺深藏在心中的無價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