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ha Dasgupta

引言

貝基的世界

10歲的貝基與她的父母和哥哥薩姆住在位於美國中西部的一個郊區小鎮上。貝基的父親在一家以財產法為主營業務的事務所工作。根據事務所的利潤情況，他的年收入會略有浮動，但很少會低於145,000美元（$145,000） 。貝基的父母在上大學的時候相互認識了。她的母親在出版行業工作了幾年，但當薩姆出生以後，她決定將精力集中於照顧家庭之上。目前，貝基和薩姆都已上學，因此她在當地的教育機構做起了義工。這一家人住在一幢兩層的房子裏。這幢房子共有四間臥室，樓上有兩個洗澡間，樓下有一個衛生間、一間會客室兼飯廳、一間很現代化的廚房，地下室則被用作家庭活動室。屋後有一大片空地——後院，一家人在那裏開展娛樂活動。

儘管他們的房產還處於部分被抵押的狀態，但貝基的父母手裏還持有股票、債券，並在一家國有銀行的本地支行有一個儲蓄賬戶。貝基的父親和他就職的事務所都在往他的養老金賬戶裏存錢。並且，他每月會向他參與的一個銀行計劃付款，而這個計劃將來會支付貝基和薩姆的大學學費。這個家庭還參加了財產和人身保險。貝基的父母經常提到，因為聯邦稅率很高，他們必須節省開支。他們也正是這樣做的。但是，他們擁有兩輛小轎車，孩子們每年暑假都去野營，每當野營結束，一家人還會一起去度假。貝基的父母還說，貝基這一代人會比他們更有前途。貝基希望能夠愛護自然環境，因此堅持騎自行車去上學。她的理想是當一名醫生。

德絲塔的世界

10歲的德絲塔與她的父母和5個兄弟姐妹在亞熱帶氣候下的埃塞俄比亞西南部的一個村莊中生活。一家人住在兩間茅草屋頂的泥屋裏。德絲塔的父親在政府分給他的半公頃土地上種了玉米和埃塞俄比亞畫眉草（埃塞俄比亞特有的一種糧食作物）。德絲塔的哥哥幫他父親種地，還協助他照管家裏的牲畜，包括一頭母牛、一隻山羊和幾隻雞。數量較少的畫眉草被賣掉，用以換取現金收入，而數量較多的玉米則被作為一家人的主要食糧。德絲塔的母親在他們屋旁的一小片土地上種了捲心菜、洋葱和假香蕉（一種全年都能種植的塊根作物，也是一種糧食作物）。為了補貼家庭收入，她還用玉米來釀造一種當地人喝的飲料。除此以外，她還要做飯、打掃、照看嬰兒，因此每天通常要工作14個小時。即使工作這麼長的時間，她一個人也沒法完成這麼多任務。（因為原料都是生的，光做飯一項就要花去5個小時。）因此德絲塔和她的姐姐要幫她們的母親完成這些家務瑣事，還要照看弟弟妹妹們。雖然一個弟弟上了當地的學校，但德絲塔和她姐姐從來沒上過學。她的父母不識字也不會寫字，但卻會簡單的算術。

德絲塔的家裏既沒有通電，也沒有通自來水。他們居住地周圍的水源、牧場和林場都是公有財產，歸德絲塔村子裏的人們共同享用，但村民們不允許村外的人利用它們。每天，德絲塔的媽媽會和女兒們去挑水，撿拾柴火，從本地公產上採摘漿果和草藥。德絲塔的媽媽經常抱怨說，採集每天的必需品所花的時間和精力是一年比一年多了。附近並沒有任何能夠提供信貸和保險服務的金融機構。因為葬禮的花費很高，於是德絲塔的父親在很早以前就參加了一個社區保險計劃，每月向這個計劃中存錢。當德絲塔的父親購買他們現在擁有的這頭奶牛時，他動用了家裏的所有現金積蓄，還向親戚們借了一筆錢，並保證在有能力的時候一定償還。反過來，當親戚們有困難的時候也會向他借錢，如果他有能力的話，也會把錢借給他們。德絲塔的父親說，他和他的親戚所實踐的這種互惠形式是他們文化的一部分。他還說，他的兒子們也是他的財產，因為當他和德絲塔的媽媽年老的時候，兒子們會照顧他們。

經濟統計學家們估計，調整埃塞俄比亞和美國之間的生活成本差異之後，德絲塔一家的年收入大概為5500美元，其中有1100美元可看作是他們從本地公產中所獲得的。但是，因為每年降雨量都有所變化，德絲塔一家的收入有很大的波動。在收成不好的年景裏，家裏儲存的糧食還沒到下一個收穫季節，就早已被消耗殆盡。糧食極度匱乏，使得他們體質變差，小孩子們尤其如此。只有在收穫季節過後，他們的體重和體力才能恢復。周期性的飢餓和疾病使得德絲塔和她的兄弟姐妹都有些發育遲緩。這些年以來，德絲塔的父母已有兩個孩子分別感染了瘧疾和痢疾，在嬰兒階段就夭折了。除此之外，德絲塔的母親還有過幾次流產。

德絲塔知道，她五年後就會結婚（很可能嫁給一個像她父親那樣的農民），然後和她丈夫一起，生活在鄰近的一個村莊中。她預計，她今後的生活會和她母親的生活十分相似。

經濟學家的討論議題

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有巨大的差異，這已經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在我們這個能夠遊歷世界的年代，這甚至成為了一種再平凡不過的現象。我們早已預料到並恐怕早已坦然接受了這個事實：貝基和德絲塔將會面對迥然不同的未來。然而，如果我們猜想，這兩個女孩在本質上十分相似，也不應被認為是過於輕率：她們都對玩耍、美食、閒聊這樣的事情樂此不疲；她們與家庭成員關係密切；當她們心情不好的時候，都會向自己的母親傾訴；她們都喜歡漂亮的穿戴；她們也都有可能情緒低落、充滿煩惱，或是笑逐顏開。

她們的父母也十分相似：就各自生活的世界而言，他們稱得上是知識豐富；他們關心自己的家庭，能夠因地制宜地解決不斷出現的問題，譬如創造收入，將資源在家庭成員之間做出合理分配，還要不時地應對突發的緊急情況。因此，要想探尋造成他們生活狀況存在巨大差異的根本原因，一種切實可行的入手方法就是，先要注意到這兩個家庭正面對着截然不同的機遇和障礙。從某種意義上講，德絲塔的家庭在能夠達到的狀態和能夠從事的事情上，要比貝基的家庭受到更多的限制。

人們的生活之所以是現在這樣，是因為受到了一些進程的影響。而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力圖揭示這些進程；這門學科還要試圖去找出那些影響這些進程的因素，以此來改善那些在能做能為方面正在受到嚴重限制的人們的前途。前一種行為包括尋找解釋，後一種則偏重於開出政策良方。經濟學家們還會就今後的經濟生活狀況會變成甚麼樣子做出預測。但如果要認真對待這些預測的話，就必須首先理解那些塑造人們生活狀態的進程，這正是尋找解釋的努力要優先於做出預測的努力的原因。

尋找解釋與開出良方的環境背景可能是一家一戶、一個村鎮、一個區域、一個國家，甚至有可能是整個世界——人口和地區的綜合程度僅僅反映了我們在研究這個社會性的世界時所選擇的細節。設想一下，如果我們希望了解在一個社區之中，食物在家庭成員之間進行分配的基礎，那麼家庭收入無疑將會起到一定作用；但如果想要了解食物是依據年齡、性別抑或是地位來分配的話，我們還需要更深入地研究這些家庭。當我們找到了答案，我們還應當問一下自己，為甚麼這些因素會起作用，甚麼樣的政策良方（如果有的話） 會被接受。與之對照，再來設想一下，我們想要知道比起50年前，整個世界是否更加富有。因為這個問題與世界平均水平相關，所以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抹平家庭內部和家庭之間的差異。

取平均值在跨時段研究中也是必須的。研究目標和收集信息的成本會影響取均值的單位時間選擇。例如，印度的人口普查統計每10年進行一次。更頻繁的人口普查將會更加昂貴，而且並不會得到額外的重要的信息。相反，如果我們需要研究季節間的房產銷售量的話，即使是年度的統計數據也不能很好地回答這個問題。作為一個不錯的折中方案，月度房產銷售統計數據兼顧了細節和收集細節所需的成本。現代經濟學——我指的是，目前在頂尖大學中教授並實踐的這種經濟學——傾向於自下而上的研究問題的方式：從個人開始，到家庭、村鎮、地區、州郡、國家，直到整個世界。數以百萬計的個人決策會從不同程度上影響人們所面對的可能發生的情況；理論、常識和事實都告訴我們，我們都在做的事情，其結果會有無數種可能性。這些結果中的一部分是我們所希望的，但很大一部分又是我們所不希望的。然而，這裏又會出現一種反饋信息，因為這些結果反過來會決定人們接下來能做些甚麼，會選擇做些甚麼。當貝基一家駕駛汽車和使用電力時，或是當德絲塔一家製造混合肥和燒柴做飯時，他們都會使地球上的碳氧化物排放量有所增加。這種增加量當然可以忽略不計，但如果這種增加量以百萬計，就會成為一個相當可觀的數量，招致世界各地的人們都有可能經歷的各種結果。反饋信息有可能是「正的」，因此總增加量會大於各部分之和。引人注目的是，我們並未期望的那些結果中可能會包括必然存在的情形，例如在某些市場價格下產品的需求基本等於其供給。我已經對貝基和德絲塔的生活做出了簡單的描述。要真正理解她們的生活，還涉及很多其他的內容；這需要做出分析，而分析通常要求進一步的描述。為了進行分析，我們首先需要確定這兩個女孩的家庭在不確定的偶然性下所面對的物質前景——現在的，還有未來的。其次，我們需要揭示它們所做出的選擇的特點，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像貝基家和德絲塔家那樣的家庭所做出的種種選擇是通過何種方式來決定它們所面對的前景的。再次，相關地，我們還需要揭示這些家庭是通過何種方式繼承了它們目前的情形的。

以上這些，可以說是無理的，甚至是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要求。而且，我們頭腦中很可能迴蕩着這樣一種想法：既然萬事萬物都有對萬事萬物產生影響的可能性，我們如何來弄清這個社會性的世界？如果我們被這個憂慮壓倒，我們就不會取得任何進展。我所熟悉的每一個學科，都是通過給這個世界畫「漫畫」來弄清世界的本質的。現代經濟學家則通過建立模型來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模型被「剝掉」了對外部現象的表述。當我用「剝掉」這個詞時，我的的確確是要表達「剝掉」的意思。在我們經濟學家中，着重強調一兩個有因果關係的因素，而將其他因素排除在外的情形並不罕見，這樣做是希望這能使我們理解現實的各種方面是如何運作並相互作用的。經濟學家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 是這樣描述我們這個學科的：「經濟學是這樣一門科學：它把按照模型進行思考與選擇和當今世界相關的模型結合起來。」

當經濟學家對能夠量化的對象（消耗的卡路里數、工作的小時數、生產鋼鐵的噸數、鋪設電纜的英里數、被破壞的赤道雨林的平方公里數）進行研究的時候，所用的模型幾乎都是用數學方法建立起來的。這些模型其實可以用文字來敍述，但在表述一個模型的結構時，數學卻是一種效率極高的方法，更為有趣之處則在於用它來發現一個模型的深層含義。應用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在很久以前就知道這一點了，但經濟學家們開始大膽地採用這種研究技巧，則僅是在20世紀下半葉的時候。相關的學科，如生態學，也是如此。可以通過模型對少數幾個有因果關係的因素進行着重考察，成功建立模型的藝術可以使得人們領會更多的東西。我用了「藝術」這個詞，是因為建立一個好的模型是無章可循的。一個模型所面對的最嚴峻的考驗，就是它是否能從一個現象的多個解釋中，辨別出最好的那一個。那些通過了實證測試的解釋被接受下來——至少能夠保留一會兒——直到有進一步的證據來推翻它們。這時，經濟學家們就要重新回到他們的繪圖板前，建立更好的（ 並不一定是更複雜的） 模型。

後面的事情就依此類推了。

我在這裏簡要描述的這個方法論，能夠讓經濟學家們做出一種預測，這種預測並不是對未來的預測，而是要去預測：尚未從當前世界中收集到的那些數據能夠告訴我們甚麼。這可是件很冒險的事情，但如果想讓一個模型具有啟發性的話，那麼它就不應當僅僅做些「事後諸葛亮」式的解釋工作了。

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史的方法，和歷史學家研究社會政治史的方法一直相差無幾，這種情況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變。通過指出他們所認為的事件發生的關鍵驅動力，經濟學家們試圖揭示為何事件能夠在某個特定的地點，以特有的方式發生。這裏的重點在於所研究的事件的獨特性。這種研究模式中的一個經典題目是去探究為何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8世紀，而它又為何發生在英國。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基於三個前提假設之上的：的確有第一次工業革命存在，它發生在18世紀，它又發生在英國。這三個前提假設當然都曾受到質疑，但就是在通過歷史研究而認同這些前提假設的人們當中，仍然有大量的遺留工作沒有完成。結果是，圍繞着這些問題而寫出的文獻就成了經濟史中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了。

直到近些年，經濟學家們才在對過去的研究中加入了統計學的方法。這種新的研究方法將重點放在決定事件之序列的一般性上，與經濟學理論緊密聯繫。它採納了這種觀點：一種理論理應揭示在經濟路徑上的不同地點和時間中所共有的特徵。誠然，沒有兩個經濟體是完全一樣的，但現代經濟學家們所研究的是人類實踐的共同性，而並不是它的差異性。比如，你想要找出德絲塔和貝基所處的兩個世界的同時代特徵，這些特徵能夠解釋為何前者的生活水平遠遠低於後者。一組經濟學模型告訴你，這些特徵由變量X、Y和Z來表示。你去查閱關於X、Y和Z的世界統計數據，樣本量假定為149個國家。這些國家的統計數字各不相同，但你可以將這些變量本身看作是樣本內各個國家所共有的解釋因素。換句話說，你將這149個國家看作相同的經濟體，而將每個國家獨有的特徵當作該國的特質來看待。當然，你不能隨心所欲地將這些特質按你的喜好整合在模型中。統計學理論——在當前背景下稱作計量經濟學——將會限制你整合它們的方式。

以你的樣本中這149個國家的統計數據為基礎，你現在就可以做出測試，看看你是否應該有充份的理由相信X、Y和Z就是決定生活水平的因素。假設測試的結果告訴你，你有理由相信這一點，那麼對數據的進一步分析會使你更加確定，樣本中生活水平的變化有多少是由X的變化決定，多少是由Y的變化決定，多少是由Z的變化決定。這些比例會就決定生活水平的各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給你一個感性認識。假如80%的生活水平的變化可以由變量X的變化解釋，而剩下的20%則由Y和Z的變化解釋，那麼你可以理直氣壯地做出嘗試性的結論：X是最主要的解釋變量。

將統計學應用於經濟數據的過程中，會出現不計其數的問題。例如，問題之一可能是你的經濟學模型顯示，決定生活水平的因素可能有67個之多（不僅僅是X、Y和Z了）。然而，你的樣本中只有149個國家。任何一位統計學家都會告訴你，要弄清67個因素所起到的作用，149這個數字實在是太小了。還有其他問題在困擾着計量經濟學家們。但在你拋棄統計學，回到敍述性的實證論述之前，請問一問自己，人們有甚麼理由會覺得一位學者的史實性敍述優於另一位的。你甚至還會吃不準，是不是這位學者的文學天賦影響了你對她作品的欣賞。現在有人會來打消你的顧慮，告訴你就連史實性敍述的作者心目中，都會有一個模型存在。他會告訴你，這個作者的模型影響了她對作品中所羅列的證據的選擇：她是在對大量證據的篩選之後，才選擇了這些證據的。你反過來會問，你應該如何判定她概念中的模型就一定優於別人的。這個問題又將我們帶回到檢驗社會現象的可選模型上。在下一章中，我們會發現史實性敍述在現代經濟學中仍然發揮着重要的作用，但它是與建模和計量經濟學檢驗共同起作用的。

作為計量經濟學檢驗基礎的一些默認的前提假設，是難以評價優劣的（如何將國家獨有的特質整合到模型中只是其中之一罷了） 。因此，經濟統計學家們對問題的理解，常常最多只是處於「半透明」狀態。數個相互對立的模型同時存在，每個都有自己的捍衛者，這也不是一件稀罕事。模型的建立、數據的可用性、史實性敍述、計量經濟學方法的進步，彼此間互相加強補充。正如經濟學家索洛（Robert Solow）所表述的，「事實要求解釋，而解釋反過來要求新的事實」。

在這本專論中，我首先想要給諸位一點感性認識——我們經濟學家是如何對決定貝基和德絲塔生活的經濟道路進行揭示的。我將通過講述前面所提到的我們所關心的三個問題，來完成這個任務。接下來我會解釋，為甚麼我們會需要經濟政策，我們又是如何來確定最好的經濟政策。無疑，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建立模型，但我將主要用文字語言來描述它們。我還將提到實證調查的結果，這些結果來自人類學、人口學、生態學、地理學、政治科學、社會學，當然還包括經濟學本身。但我們將透過經濟學的「透鏡」，來研究這個社會性的世界。我們所採納的關於生存狀況的觀點，突出了——無論是在當前還是跨時期的——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我的想法是，帶諸位轉上一圈，看看我們究竟能夠對身邊這個社會性的世界做出多麼深刻的理解。

引言

貝基的世界

10歲的貝基與她的父母和哥哥薩姆住在位於美國中西部的一個郊區小鎮上。貝基的父親在一家以財產法為主營業務的事務所工作。根據事務所的利潤情況，他的年收入會略有浮動，但很少會低於145,000美元（$145,000） 。貝基的父母在上大學的時候相互認識了。她的母親在出版行業工作了幾年，但當薩姆出生以後，她決定將精力集中於照顧家庭之上。目前，貝基和薩姆都已上學，因此她在當地的教育機構做起了義工。這一家人住在一幢兩層的房子裏。這幢房子共有四間臥室，樓上有兩個洗澡間，樓下有一個衛生間、一間會客室兼飯廳、一間很...

前言

為經濟學寫一本簡介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難的事情。說它容易，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人人都可稱得上是經濟學家。例如，我們用不着別人來教給我們甚麼是價格——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它。專家們或許需要解釋，銀行為甚麼要為儲蓄存款提供利息，「風險厭惡」為甚麼是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我們衡量財富的方法為甚麼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衡量財富這件事的原本意義，但是所有這些其實我們都並不陌生。因為經濟學與我們密切相關，當我們覺得事情不對頭的時候，也會對於怎麼把事情弄好持有自己的觀點。我們會強烈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們的道德觀念會決定我們的政治立場，而我們的政治立場將影響我們的經濟學。我們並不會在思考經濟學問題的時候懷有疑慮。因此即使當我們試圖揭示經濟世界的形成途徑的時候，我們研究經濟學的原因也是一塊「絆腳石」。但由於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和這些途徑有關（它是一門盡可能以證據為基礎的社會科學），絲毫不該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人們在經濟問題上產生的分歧，最終常常是與他們對「事實」的理解有關，而與他們持有的「價值觀」無關。

因此為經濟學寫一本簡介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起初，當我為撰寫這本書草擬計劃時，我腦子裏想的都是要為讀者們展示一幅經濟學的「概觀」，就像頂尖的經濟學期刊和教科書那樣。但是，即使經濟學的分析和實證核心在近幾十年來已經變得越來越穩固，我面對那些教科書上給出的供討論的話題（貧困地區的農村生活根本未被提到，而這是大約25億人的經濟生活） ，以及那些在頂尖經濟學期刊上被作為重點的題目（大自然很少作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出現） ，卻絲毫沒有感到輕鬆。我同時完全理解了這件事情——牛津大學出版社要求我為經濟學寫出一本非常簡短的介紹，而有的經濟學教科書篇幅在1000頁以上！我頭腦中冒出一個念頭：我應該放棄我原先的計劃，轉而描述我們經濟學家為了理解我們周圍這個社會性的世界而採用的邏輯推理方法，再將這種邏輯推理方法運用到我們人類當今所面臨的一些最為緊要的問題中去。直到最近我才意識到，我只有將這部著作圍繞我兩位虛構的孫輩（貝基和德絲塔）來展開，才能夠完成這一任務。貝基和德絲塔的生活有天壤之別，但由於她們都是我的孫輩，我相信我能夠理解她們的生活。更加重要的是，是經濟學幫助我理解她們的。

這裏提出的觀點已經在我的著作《貧富論》（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中形成並得到探索。在那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意識到，經濟學在不斷地驅動着我的道德觀念，而反過來我的道德觀念又激活了我的政治立場。由於這是一種不尋常的因果鏈條，因此之前的那部著作要更加有技術性，更加「沉重」。自從它出版以來，理論和實證上的進步促使我目前更確定地堅持我在書中提出的觀點。與那時相比，我對事物的理解更深，這包括為甚麼我對很多事情還不理解。目前這部著作是我對前一部的自然拓展。

在這部專著的寫作過程中，我從和以下諸位的通信和討論中獲益匪淺：Kenneth Arrow, Gretchen Daily, Carol Dasgupta, Paul Ehrlich, Petra Geraats, Lawrence Goulder, Timothy Gowers, Rashid Hassan, Sriya Iyer, Pramila Krishnan, Simon Levin, Karl-Göran Mäler, Eric Maskin, Pranab Mukhopadhay, Kevin Mumford, Richard Nolan, Sheilagh Ogilvie, Kirsten Oleson, Alaknanda Patel, Subhrendu Pattanaik, William Peterson, Hamid Sabourian, Dan Schrag, Priya Shyamsundar, Jeff Vincent, Martin Weale, and Gavin Wright. 這一版本回應了下列人士對前一稿的意見：Kenneth Arrow, Carol Dasgupta, Geoffrey Harcourt, Mike Shaw, Robert Solow, and Sylvana Tomaselli. Sue Pilkington 在這本書準備出版的過程中，從無數方面對我提供了幫助。我對他們所有人表示感謝。

2006年8月在劍橋聖約翰學院

前言

為經濟學寫一本簡介是一件既容易又困難的事情。說它容易，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人人都可稱得上是經濟學家。例如，我們用不着別人來教給我們甚麼是價格——我們每天都要面對它。專家們或許需要解釋，銀行為甚麼要為儲蓄存款提供利息，「風險厭惡」為甚麼是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概念，我們衡量財富的方法為甚麼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衡量財富這件事的原本意義，但是所有這些其實我們都並不陌生。因為經濟學與我們密切相關，當我們覺得事情不對頭的時候，也會對於怎麼把事情弄好持有自己的觀點。我們會強烈堅持自己的觀點，因為我們的道...

獻詞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宏觀經濟史
第二章 信任
第三章 社區
第四章 市場
第五章 作為制度的Science和Technology
第六章 家庭和企業
第七章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第八章 社會福祉和民主政府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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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詞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宏觀經濟史
第二章 信任
第三章 社區
第四章 市場
第五章 作為制度的Science和Technology
第六章 家庭和企業
第七章 可持續的經濟發展
第八章 社會福祉和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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