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 Oltermann

第一章  來去英倫拜訪民主聖地
第二章  從電影《藍天使》談起
第三章  哲學哲學蘋果派
第四章  狂野的森林和溫馴的鄉間
第五章  金龜車尬贏Mini奧斯汀
第六章  德國人學英式幽默
第七章  足球魂相遇
第八章  紅色叛逆在英德
後記

序言

　　「妳很漂亮，但還沒有人幫我們介紹彼此。」——布勒合唱團 ，〈女孩與男孩〉（”Girls and Boys”）　　

　　那一天，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溫布利足球場（Wembley Stadium）正在舉辦歐洲國家盃的準決賽，上演的是德國大戰英格蘭的戲碼。當時我家在漢堡市郊區的諾德施泰特鎮（Norderstedt）。我坐在家中客廳裡那一張藍色沙發上，爸媽分別坐在我的左右兩邊。我們前面的桌子上擺著三個玻璃杯裝的蘇打水。蘇打水冒泡時的啪啪聲響清楚可聞。五分鐘前，我爸剛剛跟我說，公司要把他派到倫敦的分公司去，他也答應了。接下來的幾週內，他跟我媽就要開始找公寓了。當年我十五歲，顯然，要我自己生活還太年輕，如果要搬去跟祖母一起住，我也不願意。

　　「跟同年齡的小孩相較，你算是很成熟的，所以我們覺得可以像三個大人一樣，一起談這件事…」

　　「我知道你在這裡有很多朋友，但是…」

　　「你知道那個比你高一年級的萊娜嗎？她到美國去住了一年，如今回國後成績在全年級名列前茅…」

　　「不然，你就先去英格蘭的學校讀個一年，如果你不喜歡，一年後我們就回來，你說怎樣？」

　　一直等到球員們聚集在球場中圈（centre circle）的時候，我才意識到爸媽還在等待我的答案。電視螢幕上的比數是一比一。我應該先解釋一下：其實小時候我從未對足球感到特別有興趣──事實上，我對任何運動都沒興趣，甚至能躲就躲。但是，那天晚上我用全新的觀點目睹了電視螢幕播放的一場戲劇性球賽。艾倫．希勒（Alan Shearer）早早就幫英格蘭隊先馳得點，但是在中場時間來臨前，隸屬於德國凱撒斯勞頓足球隊（Kaiserslautern）的國字臉前鋒斯特凡．昆茨（Stefan Kuntz）也設法把比數扳平。到了下半場，因為顯然犯規，昆茨踢進的第二球被判不算分，加賽時英格蘭隊的保羅．加斯科因（Paul Gascoigne）一腳輕輕踢出，令人懊惱的是，球只差一吋就進去了。一百二十分鐘過去後，球賽還沒分出勝負，球評說，一場PK大戰即將展開。

　　我們三人都各自小啜了一口嘶嘶作響的蘇打水。我仔細地看看聚集在中圈的球員。英格蘭隊身穿單調的灰色球衣。他們的T恤看來很奇怪，像是褪色的丹寧布，每個人的神情都好嚴肅。當他們奮力把球踢進球門時，大家的臉色都因為太高興而嚴重扭曲變形。留著一頭蓬亂金髮的英格蘭隊後衛史圖亞特．皮爾斯（Stuart Pearce）本來的眼神像是要殺人，得分後他對著觀眾們眨眼微笑，兩手大拇指朝上，比出一個誇張的手勢，活像個剛剛在倫敦西區喜劇俱樂部登台的演員。保羅．加斯科因則是猛然把雙手的拳頭往下一揮，然後把胸口挺出來。

　　相較之下，德國球員的臉上則都是一副不憂不喜的神情。托馬斯•哈斯勒（Thomas Hässler）往左邊踢了一記低球，托馬斯．史圖恩斯（Thomas Strunz）往球門的左上角重擊一球，斯特凡．昆茨往右邊調了一記高球，而斯特凡．羅伊特（Stefan Reuter）以及克里斯蒂安．齊格（Christian Ziege）兩人的球則是都往英格蘭隊門將大衛．西曼（David Seaman）的手掌旁邊斜切過去：每個人都在極度緊迫的情況下以最高的精準度拿下分數，他們就像是一群想要完成某個重要實驗的科學家。

　　蓋雷斯．索斯蓋特（Gareth Southgate）是下一個要踢球的英格蘭隊隊員。當他把球擺到定點時，是不是皺了一下眉頭？德國電視台的球評葛德．魯本鮑爾（Gerd Rubenbauer）說，「相對來講，他是一個比較菜的球員。英格蘭隊陣中最弱的後衛，就連他們的教練也是這樣講。」當索斯蓋特起跑時，他又補充了一句，「現在該是他硬起來的時候了。」德國隊門將把索斯蓋特的球擋了下來，現在比賽結果如何，就看德國隊踢的下一球了。德國電視球評魯本鮑爾的聲音終於開始緊張了起來，他說：「如果穆勒得分的話，德國就踢進冠軍賽了。穆勒，居然是他！」

　　容我稍微簡介一下安迪．穆勒（Andi Möller）這個人。安迪．穆勒是個速度很快，擅長運球的中前衛（midfielder），德國媒體都很不喜歡他，過去因為在某次賽後訪問中落淚，被一些小報取了「愛哭的蘇西」這個外號。從一九八○到九○年代，穆勒效力過的球隊包括法蘭克福足球俱樂部（Eintracht Frankfurt）、杜林的祖文特斯（Juventus Turin）、多特蒙德足球俱樂部（Borussia Dortmund）以及沙爾克04足球俱樂部（Schalke 04）等球隊；那天晚上他是德國隊隊長。他有一頭棕色捲髮，剪了一個像鯔魚的髮型 ──這種髮型在德國足球員之間一直流行到一九九○年代末期，但加斯科因等人則是已經開始留起比較符合流體力學的短髮。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晚上大概十點在溫布利足球場，安迪．穆勒的腳掃出去，那劇力萬鈞，猛烈而幾近完美的一球就這樣射進英格蘭隊球門上緣的下方。穆勒的這一球把地主英格蘭隊淘汰掉，讓德國殺進決賽。但我卻不覺得特別興奮或愉快。我的胃部還是揪在一起，沒有稍稍舒緩。這一切都是因為安迪．穆勒慶祝的方式。

　　在國際體壇上，球員得分後有各種奇怪的慶祝方式，其中以足球最為特別。檢視一九九○年以前足球聯賽的影片畫面，得分的球員往往都是跑回屬於球隊的那個半場去擁抱隊友。有時候如果比較誇張一點，也只是跳到空中去揮舞雙臂。例如，每當凱文．基岡（Kevin Keegan）得分時，也只是站在某個定點，一直高舉兩手的拳頭，直到腰桿往後彎，讓身體變成一個反過來的C字形。這看起來像是喜悅的真情流露：他是為自己喝采，而不是表現給身邊的人看。

　　到了晚近的足球界，情況就不一樣了。慶祝的方式開始往場外，而非場內發展──球員會衝向場邊角旗旁的球迷，或者是聚集在邊線旁的攝影記者群，而這可以說是一種有意識而愛現的演出。先前在保羅．加斯科因進球時，一九九六年歐洲國家盃的場上演出已經達到了一個新高點，他跟隊友們像一群酒客似的，玩起了一種叫做「牙醫看診椅」（”dentist chair”）的遊戲：在第一輪靠著他的致勝一球淘汰擊敗蘇格蘭隊時，隊友們聚集在他身邊，玩起了那種如今被認為很不得體的飲酒遊戲，只是他並非被灌伏特加酒，而是被人用塑膠水瓶灌水。聽起來雖然很不可思議，但德國球員的慶祝方式，比這個更加過分。

　　安迪．穆勒的球打在球門的網子上之後，他衝向右邊角旗旁的德國球迷。到了角旗旁邊，他突然停下來，挺起胸膛，兩手插腰，做出像健美先生一般的倒三角姿勢：看起來就像一隻剛剛贏得大獎的臭屁公雞。世人從來沒有見識過這麼招搖而奇怪的慶祝招式。就算我的英文講得不夠好，我也知道，安迪．穆勒做了這個舉動過後，我甭想在英格蘭交到多少朋友了──不過，如果我的英文能力稍稍高明一點的話，我就知道當晚在溫布利球場上的德國人本來都像昆茨一樣沉穩，後來一個個都臭屁了起來。

　　我偶爾會思考這麼一個問題：到了我這個世代，英國人對於德國的痛恨是否更勝於一九一○或者一九四○年代？這聽起來也許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體壇活動來檢視實際的國際關係，撇開假惺惺的外交場合表現不論，有些證據是令人難以忽視的。法國人之所以痛恨德國，是因為一九八二年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德國門將，綽號托尼的哈拉爾德．舒馬赫（Harald “Toni” Schumacher）曾經用身體把法國後衛帕特希克．巴帝斯東（Patrick Battiston）給撞倒──他那招式就算是使在老練的美國職業摔角選手身上，也會讓他們痛到哭出來。當時巴帝斯東斷了幾根牙，倒在一攤血裡面，昏迷不醒，全世界有數以百計的觀眾擔心這個法國人會不會掛掉，肇事的德國佬卻好整以暇地站在門柱旁，嘴嚼口香糖，臉上流露出毫不掩飾的不屑神情。舒馬赫跟傳統的德國門將一樣，脾氣暴躁，在這方面他們可以說都得到了「歐洲狂人」，德皇威廉二世 的真傳。阿爾及利亞人也恨我們，不是因為我們的門將，而是因為同一年的世界盃，德國隊放水，僅僅以一比零擊敗奧地利隊，此一結果讓奧國取得了晉級下一輪的門票，也淘汰了阿爾及利亞隊 ──這就是在體育史上極不光彩的一九八二年「德奧合併事件」。阿根廷人痛恨我們，則是因為我們在一九九○年的決賽中擊敗了他們。匈牙利人痛恨我們，只因他們認為德國隊是靠吃了禁藥才能夠在一九五四年的決賽中擊敗他們。西班牙人呢？西班牙人其實私底下很欽佩我們的運動成就，但也痛恨我們，主要是因為他們就是討厭德國人。（我曾看過一份年代久遠的西班牙《國家報》，裡面有一張兩位德國足球員的照片，照片說明的措辭非常直白：「保羅．布瑞特納與烏里．史提利克，兩個醜陋的德國佬。」）荷蘭人呢？荷蘭對於我們的痛恨比任何國家都還要明顯，至於有多痛恨呢？曾經有個荷蘭球員在電視轉播的鏡頭下對著德國球員的捲髮吐口水，而且不只一次，而是在同一場球賽中吐了兩次。還有，曾有個德國球員在一九八八年的某場球賽後提議與荷蘭對手交換球衣時，荷蘭球員居然邊走邊把白色的愛迪達球衣脫下，假裝拿來擦屁股。到了一九九○年代，此趨勢順理成章，在足球界，痛恨德國隊變成一件理所當然的事。如果你同情德國隊，那就好像你看到死星（death star）在《星際大戰》（Star Wars）片尾被人炸掉時，居然哭了出來──這不但是不太可能的事，也違反了自然。

　　英國人痛恨德國的態度本來就含蓄，雖然到了一九九○年代完全不是如此。二次世界大戰後，對於德國戰犯的起訴早就訂下了兩國的和解基調，到了一九六六年，溫布利球場的冠軍戰上演英德大戰戲碼時，德國報紙還注意到英國球迷表現出一種「公平競賽的態度」，球場響起德國國歌歌聲時，也沒有像後來那樣總是噓聲四起；只有《每日郵報》表示：「如果德國人今天下午在溫布利球場用我們的國球打敗我們，我們也可以跟他們說，最近他們也曾在自己的球場上輸過我們兩次。」如果把同樣的場景拉回到四十年前，氣氛就比較不友善了。《鏡報》的頭版版面已經變成媒體總部林立的艦隊街的一則傳奇：該報把保羅．加斯科因與史圖亞特．皮爾斯的照片用繪圖軟體Photoshop加上了《星際大戰》裡的白兵 頭盔，配上這樣的標題：「Achtung！ 投降吧！」《每日星報》則是寫道：「德國佬，注意啦！英格蘭隊即將把你們炸爛！」至於《太陽報》則是插入了這麼一句話：「讓我們以閃電攻勢痛擊德國佬吧！」

　　如果太認真看待這些新聞標題，也許會失之於不公平，忽略了英國媒體喜歡玩文字遊戲的傳統，還有他們那種「絕不饒過任何人」的平等主義路線。然而，安迪．穆勒罰進那一球之後所發生的狀況，是歷史脈絡或者任何藉口都不足以解釋的。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到二十七日之間的夜裡，全英國發生了兩百多起敵視德國的暴力事件，許多人遭到逮捕。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發生暴動，六十六人受傷，一個三十幾歲的男子被碎玻璃瓶劃破喉嚨。德文郡的艾克斯莫斯鎮（Exmouth）有一輛福斯轎車被一群年輕人給毀掉，有人聽見他們於事發時高喊：「你們看！那裡有一輛德國車！」伯明罕市一家BMW汽車專賣店的窗戶遭人打破。薩塞克斯郡霍夫鎮（Hove）一個年紀與我相仿的青少年，因為被當成德國人而遭人在脖子與臉上戳了五刀。結果他是俄國人。

　　你可以把這一切歸咎於足球，因為這種運動本來就具有一種透過群眾凝聚出來的部族精神，再加上腦內啡與失望情緒的催化，才會出事。但這並無法解釋為什麼即使就商界的上流社會而言，一九九○年代也可以說是英德關係的歷史低點。一九八九到九○年之間的東西德統一可能是其中一個因素。歐洲大陸的大多數政壇人士都歡迎此事，即便在東歐也是如此，但是英國政府卻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在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的一次午餐會議中（幾週後，東柏林與西柏林人一起在歡樂的氣氛中目睹柏林圍牆倒塌，大家都手舞足蹈），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對蘇俄的「經濟改革之父」戈巴契夫說，「英國與西歐對於兩德統一並不感興趣。」結果，英國駐德大使向政府回報，在西方盟國裡面，英國是被視為最不友善的三個國家之一，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個。根據他在一九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對英國白廳 的報告指出，英國的形象「正陷入了多年來的最低點」。同樣地，德國在英國的形象也正在快速惡化中。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六日「黑色星期三」（”Black Wednesday”）過後，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兌機制，英國媒體普遍都把這件事歸咎於德意志聯邦銀行，即德國的央行。根據一九七七年的一項調查指出，有百分之二十三的英國人擔心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復辟，到了一九九二年，更是有百分之五十三的英國人認為德國的統一值得憂慮，也許會帶來威脅。

　　更具體來講，越來越多英國人害怕英國加入歐盟後碰到納粹再起：這種幻想也許是太過牽強了，但是在整個一九九零年代有越來越多英國人受其影響。而且，政壇也總是不乏可敬的人士為這種偏執的看法火上加油。一九九○年三月，柴契爾夫人把全英國最頂尖的歷史學家都聚在契克斯別墅 ，要他們為她上一堂速成的德國歷史課。一份遭人洩漏給媒體的備忘錄寫道，「典型」的德國人特質包括「焦慮不安、侵略性、魄力、恃強凌弱、自負、自卑，還有感性。」一九九零年七月，保守黨政府的貿易及工業大臣尼可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在一篇發表於《觀察者》雜誌的文章裡表示，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 Monetary Union）是「德國為了接管全歐洲而設計出來的一場騙局。」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溫布利足球場舉行準決賽的那一天，約翰．瑞德伍（John Redwood）在《泰晤士報》的民意論壇上投書，要讀者們「重新思考德國的問題」，只因先前德國總理柯爾（Helmut Kohl）建議英國應該在歐盟裡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如果把那篇文章的最後一個句子挪用到一九三九年的戰爭公債海報上，也會是一個完美的標語：「不管在場上或場下 ，我們都該挺身對抗德國。」因為德國人持續在溫布利足球場與溫布敦網球場上取得勝利（從一九八五到一九九六年，在這項傳統最為悠久的網球錦標賽中，至少有十四次是由德國人拿下冠軍），就連旁人也能明顯地感受到英國首相的怒氣。有一位她的閣員曾於一九九○年對記者透露：「如果今年又是貝克（Boris Becker）奪得冠軍，隔天瑪格麗特一定又會在內閣會議上發飆了。」

　　如果把這一切歸咎於柴契爾夫人的個人看法，也許是把事情看得太過簡單了。因為德國在一九九○年的處境並不只是被所有的歐洲鄰國痛恨而已。如同美國詩人C.K.威廉斯（C. K. Williams）在二○○二年於《時代週報》（Die Zeit）上發表的文章上所寫的一樣，德國已經變成了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國家」：它就像是一張空的畫布，任何國家只要對這世界有所不滿，就可以把情緒宣洩在畫布上面。事實上，德國簡直就像是那種永遠扮演反派角色的演員，就連德國人也開始討厭德國。如果你曾經走過橫跨柏林華沙街（Warschauer Strasse）火車站鐵軌的那一座橋，如果你在下一班快速鐵路列車進站前還有一點時間，請你轉身往北看。雖然位於幾英哩外的荒涼工業區地景中，但你可以明顯地看見有人在幾間房屋的屋頂上寫下了一句話，每個字母都有穀倉的門那麼大：「德國！去死吧！」如果是在倫敦市中心某個那麼公開的地方，我很難想像自己會看見有人寫下「英國！去死吧！」這種句子。的確有人討厭王室與政府：誰都記得性手槍合唱團（Sex Pistols）是怎樣怒嗆政府，還有國會廣場上邱吉爾雕像的頭部被人披上綠草，打扮成莫希干族印第安人的模樣。但是，有誰會說「去你媽的英國」？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連英式紅茶與茶點，還有英式早餐也罵進去？還有古典音樂家艾爾加連同史密斯樂團？伊妮．布來敦連同哈洛．品特？ 英國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範疇，大到足以囊括各種官方與非官方的歷史解釋。我們可以看到各種版本的英國，激進而具有多元文化特色的都會地區是英國，彬彬有禮的英格蘭中部地區也是英國──你可以選擇效忠任何一種英國。但如果你是德國人，選擇就單純多了，如果你不是支持德國，就是反對它。過去十年間每次我到柏林市都會看到那一排塗鴉的字：「德國！去死吧！」顯然，大家對這一排字都沒什麼強烈的感受，所以沒有人把它擦掉。

　　一九九○年代初期並不是只有綽號「鐵娘子」的柴契爾擔心德國極右派重新站起來，就連德國人也擔心。一九九二年的夏天與秋天發生了一連串少數族裔移民遭到攻擊的案件，此事震驚全國。德國東部羅斯托克市（Rostock）郊區一家有大概一百五十個越南移民投宿的青年旅社遭到一群年輕人縱火，接下來他們又鬧了好幾晚；什列斯威—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以及北萊茵—西發里亞（North Rhine-Westphalia）兩個邦也發生了類似事件。那些新聞畫面在聯邦共和國的國民心中揮之不去，宛如化為夢魘的往事。某張照片一再出現在報章雜誌上：一個旁觀者身穿德國足球球衣，一隻手垂下，擺在身上那一件沾有尿漬的運動長褲旁邊，另一隻手則模仿著納粹敬禮的姿勢，高高舉起。對我來講，羅斯托克市的那些照片特別驚人，主要是因為那與我的生活處境實在相差太遠。當時，我的姊姊剛剛開始跟一個我很尊敬的祕魯人開始約會，而我的哥哥則搬去跟他那個德日混血女友同居。就算我對足球沒有興趣，我也知道我們班同學在國際比賽期間沒有人支持德國隊。一九九二年冬天某一晚，我跟爸媽與姊姊們一起到漢堡市中心去參加了一場沿著阿爾斯特湖（Alster Lake）舉行的示威遊行活動，大家都手持蠟燭。當晚我們五個人與其餘將近一百萬人站出來反對種族主義與仇外情緒，許多德國的城市都有這種活動，就這樣串起了一條Lichterkette，也就是「光的連線」。我知道我們不隸屬於德國醜陋的那一部分。我深信，不管是我，我的親友都與那個穿著運動長褲的傢伙沒有關係，一點關係也沒有。我還記得有人在街上分發貼紙，上面寫著：「外國朋友們，別走，不要讓我們只能跟德國人待在一起。」全世界的反德情緒最為高漲的那十年，也就是我們德國人最渴望被喜愛的時候。

　　當然，加薪是我爸決定到倫敦去工作的原因之一。但是也許有另一個心理層面的動機：他心底隱隱希望自己不要再只是一個「德國人」，他渴望擺脫那個反派的角色，投向倫敦的懷抱，因為那裡似乎是全歐洲最能體現「個人自由」與「跨文化交融」這兩大理念的地方。我覺得當時我每兩個親友裡面就有一個人決定要離開德國，或者正在考慮。一九九六年的時候，想要搬到國外的德國人當然不只我爸媽。到了一九九七年，在英國的德裔人士總數攀升到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人之譜，這讓我們成為英倫三島上第三大的外國族群，數量遠遠超過巴基斯坦人、波蘭人、牙買加人、迦納人、澳洲人以及美國人（不過，在這數字裡面有為數不詳的人其實是在德國出生的道地英國人，因為他們的父親在德國工作而在那裡出生）。

　　這二十二萬七千九百人裡面包括了爸媽與我等三人。就這樣，安迪．穆勒那一球進了，保羅．加斯科因擁抱了正在哭泣的蓋雷斯．索斯蓋特，成千上萬的英國球迷也離開酒吧，想要找德國車輛出氣，而我終於回答了爸媽的問題：好，我願意試試看。條件是先住一年。如果我不喜歡，我們就回來──這是我們的約定。我們握握手，用蘇打水乾杯。

　　在溫布利球場擊敗英格蘭隊後，德國隊接著又在決賽贏了捷克共和國。最後的哨音響起後，頂著一頭蓬亂金髮的德國隊隊長尤爾根．克林斯曼（Jürgeb Klinsmann）走到皇家的包廂，從女王手裡領取冠軍獎杯。這本來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跡象，因為當時克林斯曼是英格蘭足球超級聯賽（Premier League）的球員，在托登罕姆熱刺隊（Tottenham Hotspur）擔任前鋒，而且是史上第一個獲得英超年度球員頭銜的外國人，他象徵著不同面貌、比較沒那麼一板一眼的德國──這從他在希爾斯堡球場（Hillsborough）踢進第一球後的慶祝動作就可以看得出來。他像在跳水似的往濕漉漉的草地縱身一跳，大家也都知道他本來就有「跳水選手」這個外號。但我不相信我的新同學們能夠察覺到這麼細微的差別。當老師介紹我是個德國人的時候，難道他們心裡想到的，不會是安迪．穆勒，還有穿著運動長褲的那個傢伙？

　　在社交場合上，大家總覺得德國人給人一種冷冰冰的距離感，坦率到令人覺得不舒服，而在碰面或者道別時，總是堅持必須認真地用力握手，即使是好朋友也不例外（一位多年的德國同學就因為我的英國女友於初次見面時就在他臉上啵了一下，而留下難以抹滅的創傷）。但是我可以坦白地說，德國人內心深處對於朋友的態度是極為浪漫的。就像克里斯多福．伊薛伍德 曾說過的，對於德國人而言，「朋友」（Ein Freund）不只是個友伴，而是一個思想範疇，一個「神聖的德式觀念」。朋友是畢生情誼永存的同志，是精神伴侶。一九三○年代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就有這麼一段歌詞：”Ein Freund, ein gutter Freund, das ist das Schönste was es gibt auf der Welt”──意思是，擁有一個好友是這世上最美好的事。任何德國青少年都看過卡爾．梅伊（Karl May） 所寫的一系列平裝本西部小說。小說敘述的是兩位「拜把兄弟」的情誼，一個是叫做韋內托（Winnetou）的印地安人，另一個則是牛仔老殘手（Old Shatterhand）。德國足球甲級聯賽的獎杯上面刻有這麼一句話：”Elf Freunde must ihr sein, wenn ihr Siege wollt erringen”──意思是，如果你們想贏，你們全部十一個人就必須先成為朋友。英國足球的最高指導原則是「公平競賽」：也就是球場上的所有球員必須受到你的同等尊重，不管是隊友或者對手都一樣。而德國足球的核心精神，則是「團隊」（Mannschaft）：眾志成城。這必須以一種更為緊密的情感聯繫為基礎。在這方面我是個十足的德國人，因此當我在思考是否要搬去英國時，我心裡只有一個問題：在英國我能交到朋友嗎？

　　據說在柏林圍牆倒塌的不久之前，德國總理柯爾曾邀請英相柴契爾前往他的故鄉萊茵蘭—普法爾茨邦（Rhineland-Palatine），一起到他最愛的酒吧吃飯。柯爾是很少見的政治人物：自大的政治人物太多了，但很少人像他那樣身材也如此碩大，他那龐大的腰圍以及奇怪的頭型幫他贏得了「西洋梨」的外號。他很想跟這位以好鬥聞名的英國領導人建立友好關係。先前他們見過幾次面，他自己挑的禮物都無法在柴契爾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於是這次柯爾決定再度加碼，讓她見識一下德國菜餚不為人知的暗晦秘密。柯爾坐下後，把一條餐巾綁在腰際。柴契爾開玩笑地問他說，那條餐巾是投降的象徵嗎？接著他們的菜餚端上來了。四周陷入一片寂靜。眾所周知的是，德國菜向來都過於依賴水煮的烹調方式，而且用了大量的肉、馬鈴薯與甘藍菜等食材，柯爾（這個德文字彙的意思就是「甘藍菜」）選擇的菜餚組合比其他人的都還要多肉，口味也更重。他點的是Saumagen，也就是豬胃，沒有任何東西比這道菜更能體現deftig這個形容詞的涵義了──意思就是，極其平淡，但卻又能舒緩人的情緒：那道菜裡面有用來做香腸的碎肉、水煮馬鈴薯，全都包在豬腸裡，配菜是水煮紅蘿蔔與德國泡菜。根據柴契爾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查爾斯．鮑爾（Charles Powell）的說法，首相把那些菜在盤子裡推來推去，她沒有吃，只是想要做出好像有吃一點的樣子。

　　飯後，柯爾帶著柴契爾去參觀斯拜爾大教堂（Speyer Cathedral），那是一間令人讚嘆的羅馬風格教堂，最早統一歐洲的那些人，也就是神聖羅馬帝國最初那幾位皇帝的墳墓就位於此地──那是一個極具象徵性的地方，至少柯爾是這麼認為的。當柴契爾在教堂裡四處閒晃時，德國總理把鮑爾拉到一根柱子的後面，對他說：「如今她來到這裡，來到我這位於歐洲核心的家鄉，與法國如此相近，她一定會認為我的德國味其實沒那麼濃，應該把我當成歐洲人才對。」不久後，這兩位政治人物就分道揚鑣了，柴契爾搭車前往法蘭克福機場。柴契爾登上專機，坐進她的位子，把高跟鞋踢掉，接著就對她的外交顧問說：「查爾斯，那個人實在是個不折不扣的德國佬。」

　　我喜歡這個故事，一方面它展現出德國人渴望被喜愛的心態，同時也是因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國籍的人相處時，其感受往往受到許多細微的因素影響。把自己最愛的一道菜呈現到柴契爾面前的時候，柯爾的感受一定很像是某個參戰的國王，在戰役中把自己的盔甲丟到敵人面前，就像莎翁筆下奧賽羅說的：「我的言辭魯莽／不擅長文謅謅的溫言軟語」：向對手示弱，以便創造出某種政治氛圍上的改變。對於柴契爾來講，那一堆碳水化合物只說明了德國人的胃口奇大無比，難道他們不會把英國給吞了，當點心來吃？

　　自從我來到英國後，這種場合的奇聞軼事向來讓我感到著迷不已。透過這些故事，我們也許能夠用一種更為微妙與細緻的方式來看待長久以來的英德關係，而這一點是任何調查或者統計都做不到的。當兩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時，兩個民族的刻板印象清楚地呈現了出來，我們也可以藉此測試其真偽。有時候，被揭露出來的是一些陳腔濫調：例如因為看電影或者讀書而產生的偏見與成見。有時候，像是柯爾與柴契爾見面之後，或者是英德兩國在溫布利對決過後，人們重新確認並且深化了刻板印象。

　　透過本書所選擇的種種接觸經驗，我想要探究的是英德兩國的民族性，同時呈現過去幾十年來兩國在態度與觀念上的改變。有些接觸經驗是公開的活動或者國家大事，像是這篇序言裡面所提到的那些。但也有許多接觸經驗沒那麼了不起，只是偶然的邂逅，兩者在歷史的進程中擦身而過，還有一些本來應該發生，但實際上卻沒發生的相遇經驗。有些接觸經驗是成功的，有些則失敗了。有些能夠帶給我們一些教誨，有些不能。你還可以注意到，其中與兩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接觸經驗較少，因為在這兩個時期裡英國與德國沒什麼機會能夠產生如此密切的關係：兩次大戰之間的那四十年，英德關係的確緊張無比，但在那段時期之前或之後，雙方在意見、貨物以及人民等更方面的交流，其實都比你我所想像的還要多。

　　本書提到的幾次交流經驗甚至也與我有關。理由在於，我們在史書中所讀到的東西有時候只是印證了你自己的親身體驗。例如，在我還不知道柯爾與柴契爾兩人那一次關於「豬胃」的軼事之前，我就已經知道德國與英國人民對於食物這個領域是沒什麼共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