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nald M. Davidson

導論

喜聞王子菩薩貴體安康，莊嚴佛事遍滿十方！吾等蒙您慷慨布施之士亦安好。您大慈大悲護佑一切，廣泛地利益國家和佛法。然您竟將吾等卑微之人，納入您的「心腹」（字面意義是「核心壇城」）！因此，閣下之言語彷若甘露（bDud rtsi）之流。又，吾等得具足一切美妙事物，均係您美意加持，將其傾注吾等之身，吾等之歡喜油然而增。
——八思巴（'Phags pa）致忽必烈汗（Khubilai Khan）函
約於1255-1259年

人們普遍認為西藏是個政教合一的傳統國家，直到最近仍由一位法王統治著龐大的僧團，並被國際社會譽為真正的佛教聖地。然而，西藏在這些現象產生之前是什麼狀態？令人驚訝的是，西藏從災難性的文化崩解中重生，並以前所未見的方式形塑其文明，使佛教的地位制度化，實現其宗教之獨特性。上面所翻譯的是法王八思巴致忽必烈汗謙卑恭順之信函的部分內容，他代表了西藏佛教僧侶擔任政治職務時的兩難。他是西藏歷史發展的象徵，是文明的標誌。這個文明成功地取得佛教上的成就，翻轉了無序的狀態，令全亞洲同聲稱頌。

八思巴是一個佛教修持傳承的繼承者。該傳承從元朝的蒙古皇室開始，延續到中央西藏南部的薩迦寺經堂，再進入印度密教（esoteric），或怛特羅（tantric）佛教發展的隱密角落。八思巴以「薩迦寺」為基礎，該寺創建於1073年，它是若干密教修持法的發源地，其中最著名的一個被稱為「道果」（*mārgaphala: lam ’bras）法。然而，八思巴身為若干怛特羅祕密佛教的代表，依賴的是始於十世紀末至十一世紀初，幾代藏人和印度人對佛行事業的奉獻。大約從950年至1250年的三百年間，佛教僧侶和瑜伽士們為整個亞洲大部分地區的密教繁榮奠定了基礎。在這段期間，他們將倖存於印度宗教生活邊緣的佛教形式轉變成推動宗教復興運動的核心要角。在這個過程中，藏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事件，即西藏佛典的編輯和編纂，以及西藏宗教生活的制度化。

本書是關於西藏史上的復興時期，也就是在充滿活力的西藏帝國（約650-850）和社會動盪的西藏黑暗時代（約850-950）後的階段。最特別的是，本書是關於做為西藏文明餘燼的晚期印度密教，在西藏文明重新融入亞洲大文化圈時，所占據的關鍵地位。從十至十二世紀，藏人透過不斷發展的晚期密教文獻和修持法，做為重要的參考資料來重建制度、興建寺院以及改造中央西藏「四如（如拉克〔Ru lag〕、耶如〔g.Yas ru〕、烏如〔dBu ru〕、夭如〔g.Yo ru〕）」的政治現況。全新翻譯的經典，因其所提供之宗教方法的神祕和靈驗而確保了它們的卓越地位。這使得專門翻譯此類文獻的譯師取得了實質上的貴族地位，這地位對某些譯師而言，並非與生俱來的。在這些西藏譯師中，最惡名昭彰者以封建領主的身分行事，通過其行為實現了密教儀式中所蘊涵的象徵，成為精神世界的神聖主尊。就是這些十至十二世紀的人物，最終導致達賴喇嘛（Dalai Lama）的神權政治，他們在行使政權時，有些人會喪失其僧侶身分，或損毀他們的誓言。

復興時期的西藏宗教文化運動共有四個主題。首先，藏人使用佛教的宗教體系，特別是晚期的密教，即以修行為基礎的印度怛特羅佛教所提供的文本和儀軌，將他們破碎的文化重新整合。這點很奇怪，因為晚期印度怛特羅佛教是一種地方性的型態，並未如它最終在西藏那般，受到全印度佛教的認同。其次，在藏人文化復興的過程中，他們努力將大量文獻翻譯成持續發展的文學語言。這個驚人的成就為他們帶來新知和接觸印度文明思想的管道，最終促使他們書寫自己的文化，產生了多樣的文本類型。第三，中央西藏人士相當成功且鉅細靡遺地推廣他們的新佛教文化，以至於到了十二世紀，他們已順利取代印度，成為國際佛教思想的最佳來源。在這一點上，他們受益於印度逐漸惡化的安全局勢，因為印度在十一至十三世紀間，一直因伊斯蘭的入侵而備受困擾。最後，西藏喇嘛們運用新的儀軌和思想形式，創造了佛教僧侶的宗教政治權威敘事，使僧侶們最終能取代古老的王室血統，成為中央西藏合法的統治者。

所有這一切的主要推動力量是舊西藏貴族，他們構成了多數有權勢的佛教僧侶階級。當時以及其他任何時候，所有藏人都必須在氏族結構所形塑的社會網絡中，追求個人或共同的目標。而那些缺乏富有家族支持的人則不然。矛盾的是，西藏的貴族在帝國時期就已經出現問題，並在分裂初期造成社會動盪。但在復興時期，他們卻成為建立穩定制度的重心。我們研究的西藏，即中央西藏四如尤其如此。這個地區包括衛（dBus）區和藏（gTsang）區，因此本書中的「西藏」主要指的是這個區域（地圖1）。這是復興時期，各大氏族建造莊園，並利用宗教達成多種目的，有時也製造衝突的地區。這也是被認可的西藏佛教的宗派或教派興起、建立寺院、尋求成功和取得正當性的區域。這是宗教復興時期，西藏宗教產生重要儀軌和文學發展的地方。

在這個錯綜複雜的過程中，有幾個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於這個運動的密續資料。這些主要是由《大瑜伽續》（mahayoga-tantra）或《瑜伽母續》（yogini-tantra）等經典、口訣和儀軌所組成。從復興時期開始，藏人便運用一系列密切相關佛教瑜伽文本來建構他們的文化。他們藉此達成了一套共同的論述，這是他們無法單從倖存的佛教或本土西藏宗教體系中獲得的。然而，這套新的宗教卻威脅著正在崛起的脆弱文明，像是為個人灌頂（abhiseka）的思想、反典範的行為和內在瑜伽修習。最終，包括舊王朝遺留下來的貴族以及一些新崛起的氏族派系，大致掌控了這場復興運動。儘管佛教在西藏從未完全落入貴族的掌控之中。大氏族的重新掌權引發了那些代表舊王朝宗教信仰的氏族與個人，以及那些改信新教派的氏族與個人之間的爭端。薩迦寺的創建者昆氏（'Khon）族成為這場衝突中的調解力量之一，因為即便他們積極地支持新運動，卻也同時繼承了舊帝國的歷史資產。他們體現兩個世界的能力，以及他們在體制和儀軌上的強大活力，最終引起了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蒙古子孫的注意，並尋求他們的護持。

即便是對傑出能力習以為常的後現代社會，我們還是能一眼看出西藏僧侶和學者們的非凡成就。藏人已經走出了西藏帝國瓦解後的黑暗時期，迎來宗教文化重新綻放的曙光。西藏歷史文獻確實以火焰從殘存的餘燼重新燃燒的比喻，來描述這個時期。因此，藏人經歷了一段文化旅程，這段旅程從內戰和氏族鬥爭中走出，進入知識和精神蓬勃發展的時期。那些畢生致力於將密續佛教文獻翻譯成藏文以滋養西藏宗教的人們，對於自己的貢獻也許並未完全理解。在事件發展的過程中，這些聖人和學者成功地為藏人塑造了一種新的、穩定的宗教。此宗教既考慮了西藏僧侶和國王們過往的努力，又鑄造了一種全新的佛教思維。這一切的觸發因素是八至十一世紀在印度發展起來的儀軌和瑜伽文獻。它深入了印度的區域中心和地方傳承，深入了簡陋的農村和部落之中。這在某種程度上很類似藏人本身的情況。

這是西藏宗教史上的一個偶然，而這個時期數十位優秀知識分子的故事仍鮮為人知。他們在取得成就之後，大多如同普通人般不受重視，成為被安置於西藏宗教神龕中的塑像，其真實的生平故事也被塵封於寺院的書架。這些嚴謹的學者大多是佛教僧侶，他們在難以想像的困難中努力不懈，把密教艱澀的義理和儀軌轉變成國家朝氣蓬勃的宗教制度。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將印度密教的修行、儀軌和概念，嵌入剛出現的西藏語文的復興當中。他們還重新使用舊的詞彙和術語，以迎接佛教新生活的挑戰。隨之而來的文本產物促使藏人重新評估自己，以便未來可依據佛教文本，來界定資料的合法性和權威性。

這些專家中也有些人以自我為中心，懷抱著個人的美好願景，於其社會中表現出積極進取的姿態。有些人出身平凡，是氂牛牧民或遊牧部落之子，他們曾在那血液會凝固的高原世界，驅趕著氣味刺鼻的牛群。其他人則代表了或大或小的氏族，所憑藉的權威是神話傳說、家族聯盟以及土地資源等。有些密教譯師充滿抱負，他們利用自己的語言和文學訓練，掌控新建機構下的區域，將其轉變為貴族領地。如此一來，西藏持續分裂，私人或共同管轄區域從政治資產轉變為宗教的控制範圍。此外，有助於西藏公共生活復興的儀軌、瑜伽和禪觀修持法，其模式和詞彙也體現了印度的封建世界。儘管區域性地確認穩定局勢，但它是一個想像的世界，並無法實現直接的政治統一。

八思巴和蒙古滅亡

在這個宗教王子和貴族譯師的世界裡，年輕的僧侶八思巴成為蒙古帝國的人質，也是蒙古王朝的崛起，以及蒙古對中央西藏產生興趣的推動者。這一切都始自於1230年代。八思巴的地位標示著密教和薩迦教團成為歐亞大陸上帝國意識型態的一股勢力。八思巴與凶殘的帝國征服者忽必烈汗之間時而恭順、時而正式的關係，是中亞史上的謎團之一。

1246年左右，八思巴和弟弟做為人質，隨著他們的叔父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ṇḍita）一起抵達闊端汗（Köden Khan）的營地，被送到了蒙古眾領導人的面前。八思巴才剛滿十歲，他必須理解自己做為叔父和全西藏人民的代表被監禁。為了應付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脅，薩迦班智達被迫在這些蒙古王子的監看下度過餘生，而這些王子則為了繼承祖父成吉思汗的遺志而彼此爭奪。薩迦班智達和八思巴一起成功地抑制了這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強大的軍事機器的潛在破壞力，特別是使中央西藏避免了其他文明所遭受的蹂躪，甚至是滅絕。

在薩迦班智達成功地轉移了蒙古對西藏的全面入侵後，八思巴眼睜睜地看著他的叔父做為闊端汗的一名人質死去。而後，八思巴取代了他的位置，成為中亞草原上殘忍軍隊首領之間，互相交換的神聖奴隸，最終引起了忽必烈的注意。儘管如此，八思巴在蒙古人手中的那段時間卻成為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成功故事之一。他不僅贏得了更多的自由，並且以佛教僧侶、薩迦班智達的繼承人和忽必烈精神知己的身分，最終為他的氏族和教團取得了西藏政治的統治權。1246年做為一名政治犯被帶到這裡，1261年1月9日被冊封為忽必烈的國師，1269/70年成為帝師。

導論

喜聞王子菩薩貴體安康，莊嚴佛事遍滿十方！吾等蒙您慷慨布施之士亦安好。您大慈大悲護佑一切，廣泛地利益國家和佛法。然您竟將吾等卑微之人，納入您的「心腹」（字面意義是「核心壇城」）！因此，閣下之言語彷若甘露（bDud rtsi）之流。又，吾等得具足一切美妙事物，均係您美意加持，將其傾注吾等之身，吾等之歡喜油然而增。
——八思巴（'Phags pa）致忽必烈汗（Khubilai Khan）函
約於1255-1259年

人們普遍認為西藏是個政教合一的傳統國家，直到最近仍由一位法王統治著龐大的僧團，並被國際社會譽為真正的佛教聖地。然而，...

本書是關於西元十至十三世紀間，佛教於西藏高原蓬勃發展的歷史。在歷經雅隆王朝（約650-850）與隨後持續約一百年左右，分裂動盪的「黑暗時期」後，西藏知識僧侶、印度譯師等宗教菁英，聯手開創出一個佛教發展的高峰。傳統的西藏史書經常以殘餘灰燼中重燃的希望之火來描繪這個復興階段。主導這個時期的宗教人士以晚期密教文獻與修持法做為重建制度與興建寺院的參考，並且改造了中央西藏的政治局面。地方領主則透過儀式展演，實現了儀軌所蘊涵的權威象徵意義，從而鞏固其世俗地位。

作者羅納德．戴維森（Ronald M. Davidson）從四個主題分析這階段的西藏宗教文化運動。首先作者認為，西藏菁英人士運用印度晚期的密教文本與儀軌，重整破碎的西藏社會文化。其次，此過程以翻譯密續典籍為開端，從而刺激了西藏本土宗教人士的創作熱情。他們面對大量的藏譯佛教典籍，在消融吸收後注入西藏文化的特性，進行文本注解、撰寫修持儀軌、教法源流史等各種類型的宗教文學創作，為日後西藏佛教的發展，奠定穩固的基礎。

又因這些西藏文人的努力，成功地將雪域高原轉化為一個佛教世界，甚至超越佛教的印度源頭，成為舉足輕重的國際佛教中心，以及密續佛教的權威來源，一再地吸引西夏人、中國人、尼泊爾人乃至印度人前往學習。最後，西藏僧侶不只擁有穩固的宗教權威，也順利地取代了王室，成為西藏社會合法的統治者，形塑了一種特殊的政治與宗教權力交織呼應的圖景。

本書書名原文為Tibetan Renaissance。作者借用中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為譬喻，來點題十至十三世紀這三百多年間，西藏分裂的社會情境與本土宗教創作的蓬勃發展樣貌。作者提醒我們應避免以歐洲文藝復興的過程，來想像這個時期西藏高原宗教發展的顛峰。是以本書的中譯本將書名譯為《重振西藏文化的密續佛教》，以避免誤導。

本書主要以組成薩迦派的昆氏家族人士為核心，但不限於昆氏後裔，也旁及了同時期噶當、噶舉、寧瑪等教派成型初期的祖師們。本書引領讀者進入中世紀初期，西藏的宗教文化社會發展歷程，見證了這些宗教人物創作的熱情與性格。事實上，本書可以說是這三百多年間西藏宗教人物的一部側寫。作者展現文獻學者本色，梳理西藏歷史文獻、人物傳記、教派源流史書、祖師文集等著作，使那些性格色彩鮮明的宗教人物與其事蹟，無論光彩與否，都鮮活地躍然紙上。

密續佛教世界中，究竟有多少樣貌與身分迥異的人物呢？在本書中我們可見到有教派歸屬之士，也有遊走於僧與俗之間的類僧侶、頂髻羅漢、咒師等造型特殊，在禮俗與違反紀律之間走跳的行為怪異人物。從教派歸屬來說，寧瑪派的貴族世家，如努千（gNubs chen）、素爾（Zur）家族等，他們延續了帝國時期流傳下的修持法，以及這些教法所根據的密續譯著。雖然本書中對於黑暗時期沒有太多的著墨，僅以背景交代方式呈現，熟悉西藏佛教歷史的讀者應該都聽聞過努千．桑傑耶謝（gNubs chen Sangs rgyas ye shes）的大名。他是述及西藏黑暗時期歷史時，很難被忽略的人物。而素爾家族成員被認為是促成編輯《寧瑪十萬密續》的主要貢獻者。

此外，本書第六章聚焦討論了寧瑪派的一種特殊文類-伏藏（gter ma），以及掘取此類文本、寶物的關鍵人物伏藏師。伏藏師開啟伏藏的行為，所揭露的不只是埋藏於帝國瓦礫堆下的物質遺產，更是彰顯了舊譯派修持法的合法源泉，亦即蓮師的遺教。這不僅是寧瑪人士的一種自我驗證，也是光榮帝國的高光與神聖再現。伏藏師每一次從西藏的湖泊山川、懸崖峭壁開啟伏藏的行為，都在聖化藏地的自然景觀；透過想像的過去與未來的歷史，他們一次次地將西藏再現為諸佛菩薩神聖活動的領域。換言之，帝國榮耀、集體意識、神聖重現、傳承與創新等等這些政治、宗教主題，都與伏藏師的取藏活動息息相關。

西藏佛教復興最顯而易見的指標是戒律傳承的延續。雖然桑耶寺隨著王朝的崩解成為斷壁殘垣，所幸源自「根本說一切有部」戒律傳承的香火並未滅絕。西藏佛教傳統認為，後弘期戒律的復興分別來自安多草原，也就是位於中央西藏東北部的戒律傳承；以及在古格─普蘭王國的西部戒律復興，他們從印度再度引入戒律在高原流傳。這東、西兩部（又或者稱下部律學、上部律學）戒律傳承的僧侶對教法延續與佛教復興功不可沒。一批接受東部戒律傳承的僧侶們返回中央西藏後，重建寺院並專注於經教、阿毘達磨等教義的學習。日後多數噶當派的僧侶所領受的聲聞戒都是由東部戒律傳承的戒師所授予。反之，東部律僧也接受了噶當派的寺院教育課程體系。這兩類僧侶群體間有良好的互動，也為往後寺院體制、課程與寺院教育的發展，奠定紮實的基礎，成為十一世紀大譯師時代的基石。關於這主題，在本書的第三章有精要的陳述。

另一類宗教人物是狂行者（smyon ba），或廣泛地通稱瑜伽士。本書有不少篇幅描繪帕丹巴．桑傑（Pha dam pa Sangs rgyas）與嘉耶達羅（Gayadhara）這類型不完美的專業人士。而占據本書最多篇幅的，當屬譯師這群體，如熱譯師（Rwa lo tsa ba）、桂譯師（'Gos lo tsa ba）、馬爾巴（Mar pa）、卓彌（'Brog mi）、嘉耶達羅等人。從章節內容來說，本書前兩章分別為讀者鋪陳了九至十世紀印度密教發展的背景，以及雅隆王朝覆滅後的社會失序與三次動亂以及黑暗時期的宗教處境。除去前述第三章東部戒律僧侶與第六章伏藏文本和寧瑪派的本覺思想外，本書其餘的五個章節主要是環繞著薩迦派，或是與薩迦祖師直接相關的文獻內容。

第四章正式進入譯師的主題，作者首先中肯地定位譯師為傳播南亞大陸佛教文獻進入西藏的重要媒介作用；並且梳理了十一世紀的西藏需要譯師這樣的專業人士重新翻譯佛教典籍的社會脈絡。這一章有助於讀者理解西藏歷史上重要的分水嶺，即所謂的「前弘期」、「後弘期」，或被稱為「舊譯」、「新譯」的兩大時期。其中涉及的是西藏從一個統一且強大的帝國政權瓦解，社會分崩離析的景況。在這樣的動盪時代，宗教人士從佛教文獻與修持法中得到滋養，藉以重建家園與社會秩序。

佛教對於雪域高原的藏人而言，從來就不只是宗教信仰而已。他們從經、律、論三藏中汲取的不僅是出世超脫的究竟真理與救贖之道，也從中學習了王道、醫療、宇宙觀、人倫律法等塵世生存的知識與技術。這些構建西藏社會的重要知識來源，很大程度仰賴這個時期譯師們的貢獻。當然我們也不應天真地認為，西藏的宗教知識組成是印度源頭的翻版，是一成不變的複製結果。作者提出了一種「灰色文本」存在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地為讀者開啟了一扇未知之窗。這也可說是此章最大的亮點。第五章介紹卓彌譯師這位非比尋常的文學天才，以及與同時期的嘉耶達羅互動的經歷。這些生動有趣的故事非常適時地緩和了大量繁瑣的教法文本流傳與版本細節的討論。

第七至第九章是本書的壓軸之作。卓彌留給後世的重要遺產除了翻譯作品外，他也培養了優秀的弟子謝敦．昆里（Se ston Kun rig），透過他進而造就了昆氏和薩瑪兩大傳承氏族。薩迦派的創立始於昆．貢丘傑波（'Khon dKon mchog rgyal po），他在跟隨卓彌學習一段時間後，無論是在教義的理解抑或是修持證悟方面，都有了非凡的成就。十一世紀下半葉的宗教菁英，面對著數量龐大且體系龐雜的譯著，這促使他們致力於系統化彙整教法文本與實踐方法。因為他們的努力，迎來十二世紀西藏佛教本土思想和創造表達的全新與全盛時期。

第八章前半篇幅梳理了中央西藏的新宗教發展階段，作者除了分析《時輪金剛續》傳入西藏後普遍被認可的原因外，也討論了以女性祖師傳承聞名的斷境法（gcod）。之後本書聚焦於薩迦初祖薩千．貢噶寧波（Sa chen Kun dga' snying po）以及他的兩位傑出兒子-索南孜摩（bSod nams rtse mo）和札巴堅贊（Grags pa rgyal mtshan）。作者詳細地呈現了他們對於道果法的注解與修持儀軌所做的巨大貢獻。

這本書主要的九個章節，囊括了中世紀三百多年間，西藏佛教浴火重生的歷程。這是集佛教四眾弟子之力，共同成就的輝宏大業。必須留意的是，上述的人物屬性與分類 並非絕對的，許多人同時具備數種身分，或者時而在不同身分間轉換。無論如何，這些學有專精但可能同時貪婪、嗜權的人物，成辦了佛教在雪域高原的生根發展。對於西藏佛教歷史或教義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是一部難得的讀本；但也必須承認，這是本難讀的書籍，因為閱讀此書也可能考驗著讀者的耐心。

最初翻譯本書的動機是有鑑於書中豐富的歷史文獻資訊，因而選擇此書做為筆者所開設的「西藏佛教史」課程的補充教材。然而，學生普遍反映內容過於艱深難懂。是的，這問題發生在AI翻譯尚未鋪天蓋地席捲我們生活的年代。猶記得當時班上的幾位學生，書蓉、若理法師、桂芬等同學，自告奮勇地接受這項艱鉅的任務。時光荏苒，所謂的當時，至今已是屈指難數的春秋。和許多艱鉅的工程一樣，中間必定延宕數回，遭逢挫折。感謝上述三位同學以及美靜、琬雯的加入，特別是書蓉在翻譯後期的彙整稿件，統一翻譯用語等。這本書的中譯過程與書中部分內容也時有巧妙的共鳴。在完成校譯的當下，真是如釋重負。最終的最終，這部集眾人之力完成的作品，現在得以呈現在讀者的眼前。對於所有參與者的付出與堅持，以及兩位審查委員的寶貴意見，敝人都銘感於心。

基於各方考量，本書部分章節段落略做了刪減。原書的三個附錄最終也決定不收錄。這本書是藏學家羅納德．戴維森的代表作之一，反映的是歷史文獻學者視角下的西藏歷史與教法演變，特別是薩迦派道果系統教法的文獻成型過程。希望此中譯本的出版，對於臺灣佛學、藏學研究社群，能有所助益。

梅靜軒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副教授
2024年7月22日

本書是關於西元十至十三世紀間，佛教於西藏高原蓬勃發展的歷史。在歷經雅隆王朝（約650-850）與隨後持續約一百年左右，分裂動盪的「黑暗時期」後，西藏知識僧侶、印度譯師等宗教菁英，聯手開創出一個佛教發展的高峰。傳統的西藏史書經常以殘餘灰燼中重燃的希望之火來描繪這個復興階段。主導這個時期的宗教人士以晚期密教文獻與修持法做為重建制度與興建寺院的參考，並且改造了中央西藏的政治局面。地方領主則透過儀式展演，實現了儀軌所蘊涵的權威象徵意義，從而鞏固其世俗地位。

作者羅納德．戴維森（Ronald M. Davidson）從四個主題分...

通序
導讀
前言
圖表目次

導論
八思巴和蒙古滅亡
復興時期的歷史代表人物
薩迦典範和本書
以「文藝復興」做為一種比喻

第一章　中世紀初期的印度與密教概論
中世紀時期印度政治社會概況
佛教的經歷和制度化的密教
位於社會邊緣的成就者
密續文獻和儀軌
那洛巴傳奇──入境隨俗的大班智達
畢如巴傳──醜陋先生進城了
傳記、傳承和傳播
結論──新興的印度儀軌

第二章　王朝的覆滅與昏暗的道路
帝國末日的善意
四分五裂──於黑暗中潰逃，在陵墓中有光
顛簸的宗教之路
十至十一世紀的氏族
結論──西藏命運的改變

第三章　東部戒律僧侶的改革與復興
前往西藏東北地區求法
將佛陀的教法傳回中央西藏
世界屋脊上的衝突
西藏西部與噶當派
歷史是勝出的偉大思想和完善的組織
結論──帝國陰影下的傳統

第四章　新的特權階級──譯師
咒師和重新翻譯的動機
跨喜瑪拉雅山的加冕
熱譯師．多吉札的奇異人生
密教的法術競賽
神祕的馬爾巴大師
灰色文本、新譯疑偽經和薩瑪．確吉傑波
新保守主義正統思想的誕生
知識的崇拜和文化
結論──如同普羅米修斯一般的譯師

第五章　卓彌──中央西藏譯師們的老前輩
遊牧出身的譯師
旅印時期的卓彌
返回西藏
印度代表團──嘉耶達羅和其他班智達們
卓彌的工作成果和《道果根本頌》的起源
《道果根本頌》的內容
道果附屬八法
卓彌的其他譯作
結論──不完美的文學天才

第六章　伏藏、帝國傳統和大圓滿
埋藏於帝國瓦礫中的寶藏
諸神護佑的帝國亡魂
十一至十二世紀的伏藏
請給我古時候的宗教
另類的知識信仰──本覺
結論──將傾覆之帝國視為永恆之寶藏

第七章　十一世紀末──從密教傳承到氏族廟宇
小黑阿闍黎──帕丹巴和他的希解派
通俗的表達方式和傳法的熱情
十一世紀末的知識全盛時期
卓彌的遺產和下一個世代
昆氏族的神話和家族傳承的薩迦寺
結論──繼譯師之後的全新階段

第八章　十二世紀初──自信的西藏佛教
噶當派的知識團體
時輪時代的來臨
岡波巴及噶舉派的全盛時期
一展長才的瑪紀瑜伽女──斷境法及薩瑪道果法
薩千．貢噶寧波──薩迦寺的危機與存續
跋里譯師和不可或缺的儀軌
薩千和十一個註釋本
薩千其他的文學遺產
畢如巴示現和昆氏近傳
結論──重塑宗教的藏人

第九章　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道德危機、國際聲譽以及體制的成熟
十二世紀末的衝突和狂者
噶舉派的傳法活動和西夏人
薩千的弟子、兒子以及傳承的延續
延續昆氏法脈的索南孜摩
札巴堅贊和薩迦道場
夢境、示現和圓寂
相得益彰的文人兄弟以及道果法的本土化
釐清密法以及註疏體系的整合
佛教的背景和薩迦早期的教學作品
結論──佛教信仰的可靠資料

第十章　結論和後記──氏族結構、晚期密續佛教及新保守主義的勝利

名詞解釋
略符表
參考書目
索引

通序
導讀
前言
圖表目次

導論
八思巴和蒙古滅亡
復興時期的歷史代表人物
薩迦典範和本書
以「文藝復興」做為一種比喻

第一章　中世紀初期的印度與密教概論
中世紀時期印度政治社會概況
佛教的經歷和制度化的密教
位於社會邊緣的成就者
密續文獻和儀軌
那洛巴傳奇──入境隨俗的大班智達
畢如巴傳──醜陋先生進城了
傳記、傳承和傳播
結論──新興的印度儀軌

第二章　王朝的覆滅與昏暗的道路
帝國末日的善意
四分五裂──於黑暗中潰逃，在陵墓中有光
顛簸的宗教之路
十至十一世紀的氏族
結論──西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