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tyono Djuandi Darmono

第一章　印尼民族的簡史

在獨立建國的初期，印尼建國先賢還無任何清晰完整的藍圖，他們用「出航造大船」(membangun kapal sambil berlayar; building a ship while sailing)的方式逐步來建立民族國家。印尼建國先賢手拿尖銳的竹竿起義，用一小張紙宣布獨立，他們拉開、揚起印尼紅白色的國旗(印尼國旗為上紅下白的兩色橫條旗子)全速航向未來的海洋，並以「求同存異」(Bhinneka Tunggal Ika)及「建國五原則」(Pancasila)為基準，在神聖勇氣與士氣的驅動下完成獨立大業，這也就是紅白色國旗的象徵意義。印尼建國先賢出航造船，打敗當時列強國家，使印尼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脫離殖民主義港口的國家，印尼大船並用盡全能成為激勵全球各地將殖民主義埋入歷史、拋離港外的模範。隨後，印尼大船在美國民主自由及蘇聯共產主義的兩艘大船間，以中立國自居領導世界新興國家的艦隊，並以「建國五原則」及不結盟集團作為建國方針。
印尼雖然是在20世紀中葉才宣布獨立的新興國家，但印尼大船的歷史定位，從印尼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觀之，卻是相當源遠流長。歷史學者認為印尼內部的多元化社會組成相當久遠，自史前時代以來的民族簡史，就有情感凝聚與族群結合的現象，不僅藉由相同的命運及奮鬥而形成，另外也包括文化、語言及宗教等根源因素。如果提出印尼自古以來即為單一族群(sebuah kesatuan)的說法，那一定會被問到：難道印尼會自立生命而成為單一族群嗎？這個問題不會只有單一答案，因為經史料及考古學檢視，推測在印尼這個群島國家早期已有單一族群的若干事實，且源自於史前時代並與希臘的民族歷史相同，甚至比希臘古文明更為久遠。


印尼史前時代


地理及物理等科學法則最新發現顯示，在世界各宗教傳說中，描述有如亞特蘭提斯(Atlantis)王國夢境天堂般的富裕、神奇及魅力景象，其實就是現在印尼的寫照。柏拉圖(Plato)在2,500年前論及亞特蘭提斯王國的高度文明並非全為神話，也不單是科幻或道德故事而已，因為已有史前事證認定確實有類似印尼國度的存在，而過去印尼民間也有故事加以證實，例如故事中提及如果希望從亞特蘭提斯王國前往中東，只需要40天40夜的航程，而這正是過去幾世紀以來從爪哇島前往中東的航程時間。
不僅如此，我們兒時也曾聽過地球遭逢大水災的故事，唯有駕馭方舟的先知諾亞(Nabi Nuh)能夠生還。我們根據這個故事可以提出簡單問題，那就是圓形的地球，有可能到處都淹水嗎？這種情形符合常理嗎？根據簡單的邏輯，圓形的地球不可能全都淹水，最有可能的情形只有發生「全面性災難」，例如火山活動造成岩漿噴出、熔岩流出、大地震或大海嘯等類的災難，也許這些就是摧毀亞特蘭提斯王國的原因。假設這種理論接近事實，那麼先知諾亞來自爪哇島的傳說也許就符合常理，因為聖經中描述的情景，先知諾亞的方舟是用柚木(kayu jati)建造，而全球各地也只有爪哇島有產柚木，因此有部分人士提出先知諾亞的方舟是在提達爾山(Gunung Tidar，中爪哇省Magelang縣內) 或爪哇島其他地方建造的，看似很符合邏輯推論。
根據各種最新發現顯示，印尼人的身世是單一族群，正如同亞特蘭提斯王國中所描述，我們全都來自印尼，隨後環遊世界，並會再返回印尼。不僅阿拉伯人再度返回印尼、印度人再度返回印尼，中國人也返回印尼，白人不服輸，也返回印尼。因為基本上，你、我、他們都是先知諾亞的後代，在環遊世界後都會本能地返回起站點印尼，如同先知所言:「落果不會離本家母樹太遠的」。眾人都會本能地回到原始的根，如同在聖經中對天堂的敘述：「村民住在美麗、綠樹成蔭、河水滿江、山峰綿延及綠樹長年不衰的國度，這就是充滿神奇及魅力的亞特蘭提斯王國」，而此現象正是對印尼爪哇島的敘述，同時這也是讓我們團聚一起的原因之一，因為我們確實都是印尼人。
從消失的亞特蘭提斯王國再回溯到遠古時期，我們用不同故事來探索不同的歷史源頭。首先，桑吉朗人(Sangiran)、德利尼爾人(Trinil)、瓦加克人(Wajak)等史前人類，曾於數百萬年前在爪哇島定居，目前在印尼某些島嶼上已發現有文明及後續文化的遺跡，甚至著名的大英及蘇聯百科全書中也提及，原始人類時期已有古印尼人定居的社會，他們來自西藏邊界，並與當地人種混居形成史前傳統部落，例如菲律賓的伊格若族(Igarot)、爪哇的登格爾族(Tengger)及蘇拉威西的拖拉賈族(Toraja)等。這些人種史前時代就已存在並隱藏在歷史塵埃之中。然而，後來到底是什麼原因，推進形成多元化的族群呢？
不同於韓國、法國與波蘭等單一民族國家，印尼並非自然形成的單一語言及文化民族，印尼族群是用共同奮鬥的經驗凝聚而成的，而不是被英國、葡萄牙或荷蘭等殖民母國單一創建及統一的。印尼國父蘇卡諾(Soekarno，1901年至1970年)總統曾多次提及印尼民族自覺並非源自於單一的相同命運，還有其他淵源及因素，也就是印尼祖先源自遠古時期、歷久彌堅並在滿者伯夷(Majapahit，1293年至1527年)王國全盛時期，一統印尼海域全境各個島嶼。


滿者伯夷王國時代


滿者伯夷王國時代(Majapahit，1293年至1527年)尚無國家理論概念，由於印尼群島一統的要素為語言、文化及宗教，在當時全國上下信奉印度教及佛教的情形下，宗教便成為印尼群島統一的凝聚力。滿者伯夷王國領土比目前印尼共和國大，當時的強勢語言梵語(Sanskerta，古印度語)，成為通行群島各地的共同語言，也證明自古以來在印尼群島間早已有共同語言的存在，而且不僅在印尼群島地區，中亞地區也廣泛使用梵語，並成為南亞各小王國間的通用國際語言，甚至在中國也通行。
滿者伯夷王國全盛時代為印尼第二個統一的國家，第一個統一的國家為三佛齊(Sriwijaya，650年至1377年，以蘇門答臘島為中心)王國。滿者伯夷王國在1520年衰滅前，領土曾包括目前印尼群島，甚至遠達馬來半島及菲律賓南部，王國人民生活富裕、恬適、安和，如同爪哇語詩詞中「物產豐饒、國泰民安」(gemah ripah loh jinawi, tata tenteram karta raharja)所映照的景象，當時佛教與印度教徒間，相互容忍且享有宗教自由，如同建國準則「求同存異」(Bhinneka Tunggal Ika)及「真理無二」(Tan Hana Darma Mangrwa)揭櫫的立國精神 。滿者伯夷王國時代雖然尚未有國族學說，但是當時王朝內已實行廣大自治區與議會決議等制度。
印尼的生成歷經各類轉變過程，也被國內外各種挑戰的激發，大約在加查馬達(Gajah Mada，1290年至1364年，滿者伯夷王國三朝宰相)宰相過逝及烏魯克 (Hayam Wuruk，1334年至1389，滿者伯夷國王) 國王駕崩後，滿者伯夷王國嗣因王室操戈及部將叛亂而逐漸衰落。隨後進入15世紀，滿者伯夷王國的德馬克(Demak，中爪哇省)縣令靳文(Raden Patah，又名Jin Bun，母親有華人血統) 推崇回教並斷絕與滿者伯夷王國的關係。回教初期透過貿易途徑傳入爪哇島各地，並於德馬克縣境興建清真寺，之後並曾出現數個回教蘇丹王國，例如馬打蘭(Mataram)蘇丹王國，在阿貢蘇丹王(Sultan Agung ，1613年至 1645年在位)在位時國力達到巔峰，並加入抵抗荷蘭殖民主義運動。


印尼群島與蘇丹王國聯盟


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荷蘭語，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初到印尼時，由於殖民者採用「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政策，因此爪哇島各蘇丹王國都未反抗，反而是採取歡迎與接納的態度，因為當時各蘇丹王國在基礎建設與教育興學上受益，所以仍然接受荷蘭殖民者的存在，爪哇島各王國貴族也能與荷蘭東印度公司和睦共處。然而在1830年范登博世(Johannes van den Bosch，1830 年至1833 年擔任荷屬東印度總督)實行「強制耕種」 (荷蘭語，Cultuurstelsel)制度，以荷蘭人佔75%、民眾僅佔25%的不公平壓榨方式分配土地後，人民憤怒群起，並由蒂博尼哥羅王子(Diponegoro，1785年至1855年)率先呼籲人民團結起來對抗殖民者，反抗運動隨後持續發生並擴散至全國各地，朋佐爾(Imam Bonjol，1772年至1864年)也在蘇門答臘西部領導抗荷武裝鬥爭，反抗殖民者戰爭持續在各地發起，延燒至亞齊及蘇門答臘等地，終至引發巴德里戰爭(Perang Padri，1838年)。
不同於滿者伯夷王國時代是以語言、文化、印度教及佛教作為統一印尼族群的要素，阿貢蘇丹王國時代則以視荷蘭殖民者(西方人及基督教)為共同敵人的相同宿命來凝聚族群統一意識，各地民眾並數度進攻巴達維亞城(Batavia，雅加達舊名)，諸多史料均提及當阿貢蘇丹王進攻巴達維亞城時，曾獲得德那第(Ternate，北摩鹿加省) 蘇丹王國派軍增援及布吉(Bugis，南蘇拉威西省)蘇丹王國派遣戰船馳援。然而隨後各蘇丹王國的結盟抗荷運動，卻被評價為自保政權的政治化作為。其實各蘇丹王國當時早已體悟，如果仍然推崇過往的印度教及佛教，則政權會容易被荷蘭殖民者推翻。


建造印尼大船


隨著印尼群島水域的殖民主義風暴襲擊愈加猛烈，在被殖民時代中建立單一民族國家的覺醒也愈加強固，也因此引發智識界，尤其是年輕受過教育這一圈人士的深層隱憂，並決意建造印尼大船。歷史記載東印度醫生教育學校(School tot Opleiding van Indische Artsen, STOVIA，現為印尼大學醫學院)學生創建「至善社」(Budi Utomo)作為抗荷運動的初始組織，結合青年與學生的團結力量，並於1928年10月28日通過「青年宣言」。
參與「青年宣言」的民族自覺運動人士，已理解到必須儘速建造印尼大船，以接納印尼境內300多個族群，250多種不同語言，以及散居群島水域中上萬個島嶼上的數百萬人民。因此在共同的挑戰下，青年學子團結一心，決意要在獨立大業上做出一番豐功偉業。這種群聚的效益，隨後便成為印尼建國的社會資產及堅固根基。
20世紀中的民族自覺運動相當有活力並成為獨特思潮，而印尼革命的方向自一開始也是深受「青年宣言」運動的影響。在進入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後，由那些受過新式教育的新一代，開始提倡國民必須要有新的覺醒，以面對未來挑戰，並於1928年10月28日通過「青年宣言」，其目的就是宣揚一個祖國、一個民族及一種語言的思想，並請民眾開擴視野、摒棄短視近利，以共創美好生活。
對於青年而言，多元化有其不分人種與膚色的歷史根源，因此多元化也是一種活力的民族自覺(民族精神)。國族主義、民族自覺的眼界及目標，主要深受歐洲革命(1789年至1848年)各項主張的啟發及激勵。歐洲各地的變化浪潮，燃起印尼青年子弟的士氣，尤其對自1908年起在歐洲留學的青年影響最大。同一時期的印尼貴族，也將子女送往荷蘭學習科學新知及接觸社會主義思想。留學生在歐洲各地見證社會主義反抗資本主義運動，隨後返回印尼告訴親朋好友。也因此印尼後來出現多位社會主義領導人，例如哈塔(Bung Hatta，1902年至1980年，獨立後首任副總統)，雅明(Bung Yamin，1903年至1962年，國家英雄)，夏赫里爾(Bung Sjahrir，1909至1966年，首任總理)以及陳馬六甲(Tan Malaka，1897年至1949年，國家英雄)。
「對於青年而言，多元化有其不分人種及膚色的歷史根源，因此多元化也是一種活力的民族自覺(民族精神)。」
在世界各地興起反殖民主義火焰的同時，也激勵反抗運動更加團結。國外發生的特定事件消息，也會被反抗人士蒐報回來作為時事宣導，以便喚起全民意識。例如，1900年在中國光緒皇帝變革失敗後爆發義和團排外運動，約同時期在南非爆發荷蘭及英國殖民主義後代的波爾戰爭(1899年~1902年)，1908年土耳其也發生革命起義及「青年土耳其黨」運動大事件；。無獨有偶，20世紀初，在中東各國學習回教新學的知識份子也返回荷屬東印度的印尼。
在20世紀初期，思想家馬克思(Karl Marx，1818年至1883年)的辯證法(dialektika)大大影響印尼知識界，並取代史斯密(Adam Smith，1723年至1790年)的自由市場理論，成為最受歡迎的思想。此亦促使印尼在殖民資本主義者的政治與經濟壓迫下，經社繁榮、世界主義、宗教信仰、族群容忍及愛家愛鄉等情操的興起。1923年荷蘭印尼同鄉會提出政治思想概念，也就是政治必須基於國家統一、社會團結、不合作立場(共產黨自力完成獨立的政治訴求)及經濟自主等四項基本原則。
在同一年代的陳馬六甲哲學家，也相信人民主權(民主)在印尼群島傳統社會中有其根深柢固的淵源。他在參與國際共黨組織的同時，也與其他革命黨人維繫合作關係，並向國際共產總部(Komintern)建議印尼共產主義必須與廣大回教民眾合作，因為印尼回教的實力不容忽視。於此同時，佐格羅阿米諾多(Tjokroaminoto，1882年至1934年、印尼國師)也開始倡導將回教、社會主義與民主制度合而為一的政治體制。
蘇卡諾(Soekarno)在此同時，與國外民運學生一樣對民族意識聯盟相當執著，也深信回教、社會及民主合而為一的體制，並於1926年提出社會國家主義的構想，內涵包括振興民族自覺、尊重人道主義、實行社會民主制度及伸張社會正義等。此一構想後來由知識界決議自1928年10月28日的「青年宣言」中，擷取多元性意見作為建國準則。而獲得最多認同的，也就是將多元化融入一統的國家領土及實行單一民族語言。如此不僅可以超脫各族群及宗教間的隔閡，更能創造同一血脈、民族與語言的團結。


印尼大船航向世界


儘管尚未整備完竣，印尼大船在1945年8月17日宣布獨立後就正式出航，並由蘇卡諾總統、青年領袖及人民共同掌舵。印尼大船獨立後就整備持續航行，即便遭遇周而復始的大浪襲擊也而未曾間歇。但因為執政團隊的本錢只有毅力與勇氣而已，對於治理現代國家的經驗與智識仍顯不足，人才也不夠，同時國際資金與友人也相當有限。
建國先賢當時只有紅白色旗的士氣，憑藉的是「因神聖而成勇敢」的信念。他們在船尾立起紅白色國旗飄揚，意義神聖而深遠。紅色象徵發自內心的勇氣，在對抗實力強大且武器先進的殖民強權時，毫不畏縮；而白色意謂神聖的士氣，摒棄歹念、自我及群體利益，以便讓印尼大船揚帆啟航。
1945年8月17日脫離殖民獨立後的自立過程艱辛，隨後印尼大船在大洋航行中也遭遇到不少挑戰，被殖民過後，確實促使印尼國族主義更為強固，如果沒有殖民主義來刺激團結運動，印尼共和國是不會誕生的，先前眾多分立自治的小王國，也不可能成為今日大一統的局面。換個比喻來說，印尼過往好比是一堆枯枝散葉，是「建國五原則」、「求同存異」及紅白色國旗將它們捆綁在一起並完成統一的。
蘇哈托總統把來自不同蘇丹王國的700個族群、17,000個島嶼統一起來成立印尼共和國，他的才幹誠為奇蹟且為全球首見。印度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1889年至1964年，首任總理)為蘇哈托的好友，隨後也效法爭取脫離英國獨立，兩人並一同協助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1869 年至1948 年)領導「非暴力不合作運動」(Ahimsa)。然而，究竟是何種力量或秘訣，促成印尼內部多元化的團結統一呢？
如果沒有上天的許可與祝福，印尼不可能出現並成為各國權力間的平衡國。正是有一股隱形的助力一直常在，保佑印尼平安，才免於步上同樣也有多元族群、文化及宗教的南斯拉夫瓦解的後塵。印尼就是上天刻意創造的禮物，因為當今世界需要一個中立平衡國。這種天命賦予印尼在美國領導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對抗蘇聯領導共產陣營時，扮演降低世界緊張關係的中立平衡國角色，並成為不結盟運動的龍頭，同時自行開拓自由及積極的對外政策。所以，在兩隻大象各持不同意識形態，也就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峙時，確實就需要印尼的存在來調節爭端。
在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制度，以及共黨陣營訴求共享的經濟制度間，印尼有能力在政治與經濟上採取折衷的經濟方案。不同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共產主義並不信奉及推崇人權，而是倡導無產階級專政，其意識形態與崇尚基本人權、資本主義及言論自由的民主制度大相逕庭。共產主義下並無言論自由，但是提倡人人平等，也訴求消滅自我之念及伸張社會正義。然而，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似乎需要另外的選擇，這也就是目前印尼實施的「建國五原則」經濟制度。
從玄學上來看，我們不可否認印尼是上天的傑作，因此構成印尼生活語言及成為國家的根基價值就是信仰上天，此點隨後在「建國五原則」的「信仰至高上天」(Ketuhanan Yang Maha Esa)原則中將有充份銓釋。蘇卡諾總統在其對信仰詮釋的英雄式演說中提及：「我們的國家就是有文化的信仰、有崇高素養的信仰，以及有尊敬他人的信仰」。對信仰的尊重，反映出印尼民族係本於崇高的道德價值及素養來處理公眾政治事務，也就是宗教信仰為倫理與精神的來源，也是印尼建國的倫理根基。印尼對信仰至高上天的信念全球獨一無二，世上其他國家未曾有過，僅有信奉回教的蘇卡諾總統再三重申宗教的真理。


伸張「原住民」的意涵


在1928年10月28日的「青年宣言」事件後，青年與人民的民族自覺運動陸續開花結果，「印尼」名字不但時常被提及，還被用於族裔及宗教組織的活動上，最後並協助1945年8月17日的獨立宣言。
不同於滿者伯夷王國及蘇丹王國時代，新世代的印尼已認知民族、領土、邊界及國籍等概念，並採取西方國家體制，而且地理認同也愈加明確。然而，在印尼大船的航行中，境內的人民也常引發自我主義優於社會互助主義的風暴測試，也就是有部分團體認有他們擁有高於印尼之上的主權。這些權力主張時常造成摩擦，進而引發族裔、宗教及種族間衝突，特別在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間。
區別原住民與非原住民之分的自我主義，也常分裂自古以來的社群互助主義，殖民主義者也借之來制定政策，以便長期在印尼群島上進行壓迫活動。荷蘭人善於運用「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政策，來挑撥原住民與非原住民間的衝突，並利用這種技謀來分化原地居民與華人。史料指出，早先是荷蘭人將華人男性移工帶來印尼工作的，華人久居與當地居民通婚成為一家後，加入反抗荷蘭壓迫運動，以致引發荷蘭人對華人的大屠殺。其中以反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爪哇人與華人的國王」(Sunan Kuning，本名Soen Ang Ing)最為著名，領導華人與爪哇人團結抗荷的「格格爾帕企南」(Geger Pacinan，1740年至1743年，在東爪哇省內)戰役，這位華人的爪哇名字為葛蘭地(Raden Mas Garendi)，與沙伴江(Sapanjang)隊長在舊馬打蘭(Mataram，東爪哇省內)王國境內，協力頑強抵抗荷蘭東印度公司。
印尼華人被荷蘭人逼到走投無路時，曾向宗主國請求奧援，當時正值中國清朝時代，華人也被滿洲人殖民統治。華人在印尼群島反抗荷蘭人壓迫時，清朝乾隆皇帝正面臨西風東漸所帶來的各項難題，乾隆皇帝於是選擇不與歐洲人發生衝突，因此不理會印尼華人的請求，以致屠殺事件持續發生。此外，對乾隆皇帝而言，華人離開祖國，視同叛逃人士，最好繼續做外國子民。
這次事件就是在政治上將原住民及非原住民二分法的最佳證據。華人透過通婚方式成為當地居民的家人後，卻被荷蘭人刻意破壞並加強實施「分而治之」政策，例如華人被要求在夜間行走時提燈籠以區別身分，甚至被要求綁著像清朝國民、毫無用處的辮子。荷蘭人採行這些政策，主要是為防範當地民眾的敵意行為，荷蘭人也強迫華人做那些令原住民深感厭惡的工作，藉此來分化華人與當地居民，例如稅收員及高利貸商都由華人出任。再者，華人有機會上學，但爪哇人一直要到德宛達拉(Ki Hajar Dewantara，1889年至1959年)教育家成立初級學校的學子園後，才有機會上學。此事不難想像，荷蘭人刻意激起原住民及非原住民間的敵意，其負面影響迄今還在，也會破壞印尼的團結。
事實上，如果仔細追溯歷史的根源可以得知，印尼民眾大多不是原住民，而是外來的居民。如果原住民的定義是原始居民，或者來自某一地區的原始居民，那麼來自某一國家的某一地區居民，也都可以算是原住民。所以可以歸納來說，移居來印尼的各民族，都在不斷的改變中。
依據相關資料顯示，印尼的原始群族為美拉尼西亞(Melanesia)族，大約在六萬年前自非洲遷徙到印尼地區，美拉尼西亞一字源自於希臘語，Melas意謂黑色，nesos意指群島。大約在三萬到六萬年前，印尼大部分地區已開始有現代人居住，蒙古利亞人後來也遷往印尼西部地區居住，而美拉尼西亞人則慢慢地遷移至印尼東部，兩類人種間也交互混血演化。多項研究資料指出，印尼人種的主要構成為蒙古利亞人，因此，也可以說印尼人多數是來自中國的移民。歷史證明顯示，到底誰是真正的印尼原住民已經愈來愈難證實，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是移民，只是抵達的年代不同而已。

「歷史證明顯示，到底誰是真正的印尼原住民已經愈來愈難證實，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是移民，只是抵達的年代不同而已。」


上天眷顧印尼：1945年、1965年及1998年


歷史不單是在事件塵埃落定後，對英雄鬥士具體事蹟的一系列理性化記錄，也包含無形的相關事物，例如被民眾深信是上天指引其臣民的神助等。建國先賢當時對此已有體會，於是在制定1945年的憲法序言中，加入上天萬能的元素，也就是「在全能上天的眷顧及崇高企望的引領下」，上天隱形的強健神蹟協助印尼民族大船平安向前行，這類超自然神蹟力量的出現，在1945年荷蘭殖民主義時代、1965年九三零事件(Gerakan 30 September, G30S)、1998年經濟風暴，甚至近期的事件，都可以印證。

1945年殖民主義風暴

在獨立建國初期，上天已護衛印尼鬥士反抗壓迫，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來看，獨立鬥士只用尖竹作為武器，卻能抵抗強權國家及其盟國的先進坦克、戰鬥機及火炮，令人難以置信。印尼在1945年8月15日宣告獨立後，遭到荷屬東印度民政局(Netherlands Indies Civil Administration, NICA)與英國聯軍的回攻，迫使回歸成為荷蘭的殖民地，印尼又如何能夠抵抗，以捍衛獨立大業？1945年11月10日單由蘇多摩(Sutomo，1920年至1981年，軍事指揮官) 將軍領導的反荷戰役就能成功嗎？
如果沒有上天的護衛及神助，印尼民族呼吸不到獨立建國的空氣。如果在廣島及長崎爆炸的原子彈，也投在物產比日本豐富、世代都被殖民的印尼，結果也是難以想像。但是為何超強盟軍只瞄準日本而已？在日本戰敗遺留千瘡百孔後，荷蘭人又返回印尼略取資源之際，印尼人民雖然只有尖竹可攻，但士氣及勇敢仍是高昂。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以尖竹達成獨立大業之例，中國、俄羅斯及美國都沒有，只有印尼。
羅馬、鄂圖曼土耳其、中國、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及法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向來以整軍備武方式來殖民及統治他國，而印尼卻不同。印尼民族並無帝國主義式的個性，在知識居民不多、戰略及其他準備不足情境下，是以循序漸進、脫離被壓迫及從無到有的方式來完成獨立建國的。上天也知悉獨立鬥士擁有飛揚在天的勇氣及虔誠，而特別授予恩惠。

1965年九三零事件風暴

1965年的九三零悲劇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視。1965年的大綁架及大屠殺悲劇，也無法嚇阻將殖民主義趕出印尼境外的運動。著名的九三零事件就是要造成印尼大船進水及沈没，因為主要瞄準的目標是船長，也就是要求發表獨立建國宣言的蘇卡諾總統下臺。印尼共產黨(PKI)後來變成公敵，因為被指控主導九三零事件，包括宣布成立革命議會、未經蘇卡諾總統同意下解散國會等。
若無「隱形之手」(上天)的出現，當時印尼可能四分五裂，因為造反的恐怖風暴來源來自國內，也就是勤勞工作奠定建國基礎的民眾。1965年的大屠殺悲劇於當年10月1日清晨，以綁架殺害將領事件揭幕，所幸蘇哈托將軍及那蘇提恩將軍(A.H. Nasution)當時自家裡跳牆逃跑而未遭到綁架。蘇哈托將軍當時擔任陸軍戰略指揮官(Kostrad)總司令，並立即採取反制行動，弭平這場流血政變。
九三零事件後的辛苦歲月，上天仍緊伴印尼大船的左右。1965年至1966年對印尼共產黨黨員及同情者的大屠殺歷史傷口，迄今仍未完全癒合且繼續成為世界注目的焦點。大屠殺事件也成為在20世紀中違反人道的最大悲劇之一，受難者遠遠多於廣島及長崎原爆的傷亡人數。目前仍無大屠殺事件確切的受難者人數，有數項史料提出約在78,000至50、60萬之眾，亦有指出有300萬之譜。大屠殺事件起於1966年元月，並於1967年初緩和下來，最後在蘇哈托總統被迫下臺後而落幕。

1998年經濟風暴

在蘇哈托總統執政後期，經濟風暴降臨衝擊印尼。1998年經濟狀況殘破不堪、幾臨破產，印尼成為衝擊最大的國家，而且危機不僅影響經濟發展，也嚴重及廣泛影響印尼的政治制度及社會狀況。隨後引發經濟大蕭條，各行各業蒙受鉅額損失，外匯存底嚴重短少，因為印尼新商家仍然無法獲得國外信用貸款。
1998年的經濟風暴造成印尼盾大幅貶值，1美元衝破匯兌17,000印尼盾的關卡，而先前的匯價多在1美元兌2,000盾區間，各行各業因景氣蕭條幾乎面臨破產。當時債務原本為2,000億印尼盾的數額，突然因幣值大貶變成1兆7,000億印尼盾之譜，因此即便死命工作，仍然沒有還清的一天。此情此景，多數商家只能放棄，等待司法裁罰後吃牢飯。
但令人出乎意料，在此時經濟錯綜複雜之際，「外來神力」再度出現，上天並賜給業界活力，各企業家外套紛紛別起象徵勇氣及神聖的紅白色國旗徽章。最後「基於神聖勇氣」的正面能量持續流入拼經濟鬥士的身心中，並歌頌「若您賠錢，那只賠一點；若您失信，那會虧很多；若您失去健康，那就失去一切」。當時所有商家都體會到只是虧損而已，不至於失去信譽，因為還未陷入「跑路躲債」(ngemplang，爪哇語)的窘境，身體也仍然健康。經由持續奮鬥，印尼經濟慢慢恢復，商家也能繼續經營獲利。這些再再顯示，上天一向眷顧印尼。


瓦希德總統：黏合國家裂痕的作手


改革成功後，個人及社群組織獲得完全自由，之前在蘇哈托總統執政下被壓抑的人民團體，再度浮上檯面並展現「個人主義」的存在。當時政治動能持續推進，「都爾先生」(Gus Dur，1940年至2009年，也就是瓦希德總統，本名為Abdurrahman Wahid。Gus為爪哇語對教士的尊稱)於1999年獲得全國人民議會(MPR)選為總統，接替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ie，1936年生)總統，而梅嘉娃蒂(Megawati Sukarnoputri，1947年生)則獲選為副總統。
印尼共和國第四任總統瓦希德向以坦率直言(ceplas-ceplos)見稱而引發爭議，執政時多項政策遭到各界非議，例如在蘇哈托總統下臺後前往其寓所探視、提議廢除1966年臨時全國人民大會(MPRS)通過有關禁止印尼共產黨的第26條決議、謔稱人民代表議會(DPR、下議會)如同幼稚園、撤除蘇德拉加(Sudrajat)將軍的國防安全參謀長(Kapuspen Hankam)的職務、撤除韋蘭多(Wiranto)將軍的政法暨安全統籌部長(Menkopolkam)的職務，還有其他相當爭議性的政策。
瓦希德總統作風奇特，其爭議性政策愈是招到反彈，愈是刻意再三執行，使得好友變成敵人，自己也變成公敵，如同在蘇哈托總統時代的公敵共產黨，以及蘇卡諾總統時代的荷蘭。瓦希德總統明顯地刻意再三錯誤，以致先前四分五裂的敵人群起聯合反對，他的作為是否源自於孤意獨行？看起來不像，反倒像是源自於靈感的「唆使」(dawuh，爪哇語)或上天的「隱形之手」。

「目前除了共同挑戰的貧窮問題外，我們已不再有共同敵人，貧窮已成為我們現在的共同敵人。」

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瓦希德總統在爭吵不休、意見不一的1998年代，對促進印尼團結扮演功不可沒的角色，他也「自願」將船長職位讓給時任副總統梅嘉娃蒂。因此，印尼國內各界的分歧及破裂，也在後瓦希德時代正式結束。目前除了共同挑戰的貧窮問題外，我們已不再有共同敵人，貧窮已成為我們現在的共同敵人，我們不願回到過去族群及宗教爭論年代，也不願與華人或其他族群為敵。我們可以提供全體國民平等教育機會及其他社會救助方式，來減輕貧窮問題。

第一章　印尼民族的簡史

在獨立建國的初期，印尼建國先賢還無任何清晰完整的藍圖，他們用「出航造大船」(membangun kapal sambil berlayar; building a ship while sailing)的方式逐步來建立民族國家。印尼建國先賢手拿尖銳的竹竿起義，用一小張紙宣布獨立，他們拉開、揚起印尼紅白色的國旗(印尼國旗為上紅下白的兩色橫條旗子)全速航向未來的海洋，並以「求同存異」(Bhinneka Tunggal Ika)及「建國五原則」(Pancasila)為基準，在神聖勇氣與士氣的驅動下完成獨立大業，這也就是紅白色國旗的象徵意義。印尼建國先賢出航造船，打敗當時列...

第一章 印尼民族的簡史
第二章 建國先賢的典範
第三章 全球網路社會
第四章 建設優越的文化
第五章 造福人民
第六章 驅動商界
第七章 向他國學習
第八章 文化觀光
第九章 政府治理
第十章 印尼的未來
第十一章 作者／譯者簡介

第一章 印尼民族的簡史
第二章 建國先賢的典範
第三章 全球網路社會
第四章 建設優越的文化
第五章 造福人民
第六章 驅動商界
第七章 向他國學習
第八章 文化觀光
第九章 政府治理
第十章 印尼的未來
第十一章 作者／譯者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