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 joseph cambray

因為臨床的工作，才有了寫這本書的動力。分析帶來的探索有活化、激勵，以及聚焦無意識過程的可能，帶領著我們體驗了自我意識認為是非凡經驗的這些無意識過程。當我開始注意到這種環繞著特定主題以及臨床狀況的活化作用出現群聚的情形，與榮格闡述所闡述的共時性概念過程有些類似，我感到有必要依新的心智模式與科學發現帶來的改變，對他的理論進行再檢驗。我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榮格當年深思熟慮的背景，考慮納入我從臨床與理論兩方面進行的思想建構。幸運的是，這剛好與出現各種複雜性（complexity）研究的時間點一致，讓我可以把我的科學背景應用在與我作為分析師的工作對話中，帶來有新意又豐富的建構方式。然而，當我在進行這些體驗的描述與分析時，這舉動也深植其中，甚至成為體驗本身的一部份，讓我對我們所處世界的內在相互聯繫性不得不印象深刻。

共時性，所謂「有意義的巧合」和「非因果性的聯繫律」1，當初在發表時是帶來十足的挑釁意味，而到了今天依然如此。榮格想透過這一觀念，來擴大西方世界對自然與心靈的核心概念。他要求在西方世界用來理解世界之最根本的哲學與科學觀點裡，應該將生活中不尋常的個人經驗含納進來而給予適當的地位，榮格挑戰了現狀，要求我們超越那些早已明顯可解釋的，也超越以因果歸納法對世界描述的限制，視心靈為根植於世界構成物質裡，如同他其它許多的想法以及計畫所顯現的，他獨到的智慧在於有能力深入萬物的反常、稀奇古怪，甚至乍看是錯誤的層面。這在他最早的探索成果和研究材料裡已經很明顯；接著他檢驗精神病患的心智關聯性，在其他人視為無意義而棄之的材料中找出有意義的敘事片斷。他的智慧對探索巧合或隨機事件的可能意義是心胸全然開放，而假設意義在意識範圍之外被解讀出來的情形將出現，甚至已經出現。

在這些努力當中，榮格是徹底逾越了一切禁忌。他不太在乎不同專業理論間的範圍和尺度，而是在心智、文化、與自然中，尋求他所謂的「原型」（archetypes）的最佳型式。科學與宗教不是天生對立，特別在臨床工作中，他發現了一個宗教性的科學。人生的後期，榮格奮力要建立共時性的理論，幾乎使盡了他自己所有的體驗。他也找了沃夫岡‧鮑立（Wolfgang Pauli）一起寫出出版於1952年的《自然與靈魂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Psyche），在這書中，他建立共時性理論最重要部份之一2。鮑立曾贏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桂冠，他是量子理論奠基者之一，也是與榮格對話合作者當中最有活力的一位3。共時性與科學相關甚深，透過他與鮑立的書信和對話的部分，我將在第一章中進一步探討。

為了能更充分掌握榮格想法裡所連結上的現代科學的角色，榮格接受過的相關科學和文化背景訓練，在第一章也會加以討論。在榮格的思想中，對自然現象的觀點是全面性，他如何由這觀點將新思想的觀念放進發生在那時代的科學脈絡裡是重要的。相對論以及量子力學特別有助於在更寬廣的架構裡定位其思考。各種場論的重要性【1】，包括它們古典的和相對論的形式，第二章將討論如何對榮格思想產生影響，也強調原型的背景對這些理論的影響。

在此之後，這本書將轉向共時性相關思想在當代的發展，許多是在榮格身後出現的。這可被視為，榮格的理論、實踐，以及臨床方法等，與那些現今被當做與複雜性理論（complexity theory）有關的【2】，具直接性的關係。特別是，複雜調適系統（complex adaptive systems）因自組織（self-organization）的能力而出現【3】，也將於第三章討論。

對稱性的獨特角色，以及簡化或打破出現對稱性的重要性，在此將首度以榮格方面的理論，用比較長的篇幅介紹。這一論述途徑將展開了一個全面性地互相內在關連的宇宙觀點，也企圖直接連結到個人經驗上。

這些想法在第四章裡將用來同理的概念，是心理體驗到新生的感覺。心理分析早已確認自性（Self）和他者（Other）間的共鳴現象，現在則正在尋求神經科學的支持。透過榮格式的場域模式所提供的原型和共時性的架構，再一次檢視同理性理解，將可以看到以往所未察覺的許多新見解。

從兩人的關係，轉移到更集體的現象，第五章將運用前面章節發展出來的概念，以共時性觀點重新檢視各種歷史事件。特別在於，我將提出「文化的共時性」（cultural synchronicities）的說法，假設在文化中或文化交流之際對人們所產生的廣大影響是有意義的巧合。例如古代雅典出現民主政治，將被以理論核心是共時性的突現論法則（emergentist principles）來檢驗【4】 ，透過集體決策的模式是如何發生的。這對當代組織性生活具有應用性的意義。其他各式各樣的衝突，也許是產生於文化交會之際，譬如西方在征服墨西哥期間所發生的【5】，也許是在典範轉移之際，譬如十七世紀時現代科學的興起，將要被用來探討共時性概念應用在實際事件上的有效性。而這些事件通常只能在隨時間過去許多世代後，真相才得以被揭露。

本書對於作者個人也產生了深刻的意義，隨著書本進展更有著無比的欣悅。我原本受的是科學家的訓練，在化學與物理學之間遊走。將這些訓練與我作為一位榮格分析師的心理治療實務接軌，一直不是件容易的事。這些思想在許多地方陸續發展，如聖塔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這個研究複雜性理論的「智庫」（think tank）【6】，陸續所開闢出的新道路，讓我可以朝著有保留整合兩種專業的感覺，以及展望出一種連結它們的方式邁進。就這樣我找到的相互連結，是從個人的跨越到整個宇宙的。

我追尋著這一切連結，產生了種種特別經驗，因而有進一步的直接洞察力，得以進入榮格共時性論文中所呈現的世界。我關注到這個主題，一開始是創傷倖存者的臨床工作。有些倖存者在分析過程裡出現大量的共時性事件，這是我在其他的文章敘述過4。當我開始努力抓住這些經驗的交流價值（communicative value）【7】，同時也研究當代科學著作冒出來的方式，兩者也許不知不覺中指向某些共同基礎之際，我自己遇到許多共時性經驗，與這本書的寫作有所關聯。在一系列事件中的其中一個例子：在我首度要將這些想法理出思路的努力中，我正搭一班空盪盪的班機（那時剛發生過911事件）由歐洲返國。我旁邊坐的那個人之前並不認識我，但他與一位統計學家有私交，這位統計學家質疑共時性的著作正是我在進行評估。這有好幾方面的意義。首先，我們大概是唯一兩個毗鄰而坐的陌生人。當時機艙非常空，除了伴侶外，一般的乘客坐的距離很遠，其次涉及討論的內容。我那時一直在處理不相關的材料，是組織會議的，不是共時性文章，所以當隔壁那位開始與我攀談，我一開始的反應是抗拒的，但他的熱情讓我軟化，我逐漸談到他感興趣的東西。我只是慢慢地明白他也許懂得我正關注的統計問題。我不想談太深入，只說了一些以前的看法，但很快地發現這是相當意外但令人開心的機會，可就一個找不到對話的人而一直困擾著我的問題加以諮詢（或討論？再問威哥）。我們開始針對問題討論，包括以我們的相遇也是共時性實例的意義。這次相遇還有其他許多提升了內在關聯感覺的特色，但基於個人隱私的緣故我無法多說。儘管在那之後，記憶曾數度浮現，我同時也繼續處理這個題目，再也沒有出現有關這些事的談話。

儘管這些章節不代表最終結論，甚至也不是共時性最完整可靠的話，更好的討論我確信你們會不畏激怒來找到它們。我相信最好的分析概念是需要一再重新檢驗，最少每一個世代都要來個一次，以便與時代仍是相關的。這本書呈現出我的努力，至少對我而言是如此，當然我也希望對某些讀者有幫助。

因為臨床的工作，才有了寫這本書的動力。分析帶來的探索有活化、激勵，以及聚焦無意識過程的可能，帶領著我們體驗了自我意識認為是非凡經驗的這些無意識過程。當我開始注意到這種環繞著特定主題以及臨床狀況的活化作用出現群聚的情形，與榮格闡述所闡述的共時性概念過程有些類似，我感到有必要依新的心智模式與科學發現帶來的改變，對他的理論進行再檢驗。我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榮格當年深思熟慮的背景，考慮納入我從臨床與理論兩方面進行的思想建構。幸運的是，這剛好與出現各種複雜性（complexity）研究的時間點一致，讓我可以把我的...

看到論述共時性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我自己是至感光榮與欣悅。榮格的思想出現了共時性所特有的概念，是因為接觸了中國文化，特別是經由他的友人兼同儕，漢學家衛禮賢醫師的引介而取得理解。榮格，自然替衛禮賢《易經》這部連結共時性的實務與哲學核心思想的譯本作了序。這本書至今仍高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暢銷書排行榜上。在他對共時性的理論建構過程中，榮格承認中國智慧的幫助，對偶然性的理解，以及機緣是伴隨各個獨特瞬間發生的觀點的。因此把我的文字翻譯成中文，就好似將它們放進一個原本出處的脈絡中，也許可以比英語原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本書第一章給榮格思想中的共時性一個背景脈絡，以及對其發展狀況做出解釋。然而，這些是寫作於2008年，當時詳細紀錄榮格如何與無意識互動的《紅書》（The Red Book）還沒出版。隨著這個資料的出現，現在得以看到榮格思想裡出現共時性時另一層面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從《紅書》以及其周邊研究看來，我們知道榮格在他停止寫作《紅書》之時，開始清晰闡述其共時性理論。在此之前，他處在瀕臨精神病的恐懼（看見歐洲充滿血腥等等的現象），因此引導他探索這一切幻想而產生了《紅書》。脫離恐懼後，他轉移到另一種對自己有預言能力這一點（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預言）感到憂慮的內心掙扎狀態。如同他在《紅書》的「跋」中所寫的：「我與鍊金術在1930年相遇，將我從這兒帶走（譯註：指創作《紅書》）。一切的結束是開始於1928年底前，那時衛禮賢寄給我《金花》（Golden flower）這本中文鍊金術經典。這本書的內容找到了它們進入真實性（actuality）的方法，使得我無法繼續《紅書》的創作。」（360頁）榮格認為，從衛禮賢那兒收到這本書本身就是個共時性事件，讓他再一次與中國文化產生直接的連結。他進一步地藉由連結到先前出現徵兆的利物浦之夢（1927年），將一切轉換加以脈絡化。在這夢中他到了一個地方：

……城市各個不同區域以廣場為中心呈放射狀分佈。中央是個圓形水池，其中心則是個小島。當一切都因雨、霧、煙而被遮蔽，燈光也昏暗朦朧之際，唯有小島卻被陽光映照得耀眼奪目。島上獨聳一棵木蘭樹，紅花綻放如雨瀑。這棵樹彷彿矗立在陽光中，同時又像就是光源所在。我的同伴談論著惡劣的天氣，卻顯然地沒見到這棵樹。他們提到另一位住在利物浦的瑞士人，對他竟然一直住在這兒感到訝異。我神馳於花樹之美以及陽光照耀的小島，心想，「我很清楚他為何長居於此。」然後就醒了。（1963年，360頁）

就榮格自己對這個夢的看法而言，他將「利物浦」（Liverpool）理解為生命之池。透過這個夢，他感到「人生目表已經很明白了……所謂的自性，就是定位與意義的原則與原型」。（出處同前，198到199頁）

檢視他一生的作品，這個擴張了的領悟指出，當時的她已經準備得更周全了，而且是可以「定居於此」（settle here）。事實上，榮格也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從這個夢之後，我不再描畫或圖繪曼陀羅（也就是停止創作《紅書》）……這一切已經花了我幾乎45年的時間，將我所體驗的一切加以提煉進我的科學作品裡，同時加以寫下來……我這些作品，是多少有點成就，將這個熾熱的東西在這世界的當代圖像中加以具體化。（出處同前，199頁）

類似的看法也出現在《紅書》的編輯沙姆達沙尼（Shamdasani）的話語中。他指出：「在回顧中，榮格把《紅書》描述為一個將一切事物重組來揭露顯現的企圖。他曾希望自己可因這努力而獲得解放，但卻發覺沒有。他於是明瞭自己必須回歸到人性的這一邊，以及回歸科學。他必須透過內省才能得到答案」（Jung, 2009, 219） 。

雖然沙姆達沙尼確實有一個地方連結到共時性，卻也只是提到1913和1914這兩年所見到的一切的重要性。關於這一點，可能會遺漏了榮格共時性概念真實的、原始的構想。如同本書第一章中所討論的，榮格在他1928年有關夢的研討課中開始使用這個詞。榮格在其中一次研討課中，因為許多夢與圖像自然地匯聚在一起，在熱烈討論後，他大膽提出這個概念。接著於1930年，在衛禮賢追思會上，榮格第一次公開使用共時性這個詞。就這些事實，我認為，很明確地，榮格整理說明這個新論題的能力，名符其實地提供了一個新的、科學的原則，促使他超越個人式預言的限制，將他從《紅書》創作的工作困境釋放出來。共時性儘管是個激進再看見修正（re-visioned）的科學觀，作為一個經得起科學檢驗且具預言式遠景的企圖而言，我認為這就是榮格得以離開《紅書》的世界，把他的經驗轉化進入面對真實世界的理由。榮格不只在文化裡持續嘗試做出從神學的轉化到心理學的立場，我想他也一直試圖提出一個科學願景。這在我最近一篇論文裡有所討論（2011）。

讀者們不妨繼續這條思考路線，且在沉寂多年後，現在可以一窺《紅書》的面貌。本書具有引人入勝之處，且以其驚人的銷售量，代表它在歷史階段中有著這個時代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它的部分是我們宇宙新的整體性觀點的突現。我很幸運，大約在此同時，有這本符合現時需求的討論共時性的書本出版，提出這個議題的相關題材以及我所採取的研究途徑，看來本書也極為切合時機。而且，像這樣轉譯為中文來看，似乎也是在最能掌握這個思想的文化所在地，是一次這些理念得以綻放的特別機緣。

看到論述共時性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出版，我自己是至感光榮與欣悅。榮格的思想出現了共時性所特有的概念，是因為接觸了中國文化，特別是經由他的友人兼同儕，漢學家衛禮賢醫師的引介而取得理解。榮格，自然替衛禮賢《易經》這部連結共時性的實務與哲學核心思想的譯本作了序。這本書至今仍高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暢銷書排行榜上。在他對共時性的理論建構過程中，榮格承認中國智慧的幫助，對偶然性的理解，以及機緣是伴隨各個獨特瞬間發生的觀點的。因此把我的文字翻譯成中文，就好似將它們放進一個原本出處的...

第1章 共時性：一個前衛理念的由來
第2章 相互關聯性：場域理論之視野和科學
第3章 複雜性、突現、對稱
第4章 同理心與分析場域
第5章 文化的共時性

第1章 共時性：一個前衛理念的由來
第2章 相互關聯性：場域理論之視野和科學
第3章 複雜性、突現、對稱
第4章 同理心與分析場域
第5章 文化的共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