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二○○三年,我從倫敦遷居回到我個故鄉芝加哥,並成立了一家財務顧問公司,塔瓦科莉結構財務公司(Tavakoli Structured Finance, Inc.)。當經驗豐富的財務機構不了解某些複雜的財務商品時,他們會致電我。近幾年來,這類產品數量暴增,複雜度也與日俱增。當這些公司因為這些商品而彼此針鋒相對時,他們也會向我求助。因此,對於信用市場的諸多問題,我的公司有如一盞明燈。我服務的對象是少數的精英客戶,我的大部分業務多多少少都跟我以前的雇主有關。
我選在正確的時機點成立了一家服務小眾市場的公司。結構性財務製造出眾多以英文字母縮寫命名的商品,像是ABS、MBS、CDO與CMO等等。記者與電視台經常邀請我解說市場的瘋狂現象。我常常上電視接受訪問—有線電視網(CNN)、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加拿大的商業新聞電視(Business News Network)、哥倫比亞電視公司(CBS)的晚間新聞、彭博電視台(Bloomberg TV)以及第一商業晨間新聞(First Business Morning News)—並往往早在聯準會(Federal Reserve)承認有問題之前,便預言會有這樣的結果出現。《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商業週刊》(BusinessWeek)、《富比士雜誌》(Forbes)與《投資人交易員文摘》(Investors Dealers’ Digest)等財經刊物經常引述我的談話,而我往往是第一個公開點名挑戰各大主要財務機構、聯準會與信評機構的人,包括穆迪(Moody’s Corporation)、麥格羅.希爾公司(McGraw-Hill Companies)旗下的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以及法國Fimalac SA公司旗下的惠譽(Fitch)。
我從一九八五年起便在紐約與倫敦的數家企業工作,包括目前隸屬花旗集團(Citigroup)旗下的索羅門兄弟(Salomon Brothers),目前同屬JP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旗下的第一銀行(Bank One)與貝爾史登(Bear Stearns)、高盛(Goldman Sachs)以及美林(Merrill Lynch)等等。我通常任職於交易部門,同事大多是男性。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必須造訪紐約、日本、歐洲大陸與英國。我負責交易、創造與販售複雜的財務工具。雖然我的職務經常是管理階層,我還是個受雇人員;在其他人眼裡,我的工作通常不是太新奇就是太困難。
使用那些名稱拗口且深奧難解的財務商品的人士,像是信用衍生性商品以及抵押債務型債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非常熟悉我撰寫的財務書籍。十年以前,這些商品僅限於一小部分人,現在卻是投資人最熱中的話題,從非常老練的銀行到零售客戶,包括地方政府、小型退休基金與社區委員會。我替重要的財經刊物撰寫文章,解說結構型財務的問題,並警告大眾投資這類產品的後果堪慮。我預言了房貸危機與全球信用泡沫,以及由不智的房貸產品所支撐的投資將會崩塌。我針對操作財務槓桿的避險基金發出警訊,包括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LTCM)。儘管財務界的其他人士前仆後繼地向該公司提供資金(後來悔不當初),我卻建議對該公司緊縮信用。一路走來,我吸收了一些書迷。在華府舉辦的某個研討會上,有位女士在化妝室裡要求我在一張空白的紙上簽名,因為她想要我的親筆簽名。在紐約市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位來自荷蘭的與會者帶了兩本我的著作要我簽名,因為他有位同事也是我的書迷,但卻無法親自前來紐約參加會議。有一次在芝加哥,當我在我的醫師的診所裡填寫資料時,有位站在櫃檯邊的男士說道:「塔瓦科莉?你就是那位寫書探討信用衍生性商品的女士嗎?」
我是誤打誤撞進入財務界的。我的雙親在二次大戰尾聲時相識,我的舅舅在大戰期間跳傘登陸諾曼第後不幸殉職。我的父親出生於威斯康辛州,他在大戰期間擔任外科主任,負責醫治在中歐與萊茵河流域出任務的傷兵。我的母親來自水牛城市,她當時在英國照護燒燙傷病患。他們是透過共同的朋友認識的,之後回到芝加哥共組一個大家庭。十九世紀前期,家父在耶穌會(Jesuit)創立的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醫學院苦讀完成學業,在當時,受過高等教育的成年人,都被期望成為飽覽群書的博學之士。父親在我十二歲時便已過世,在我青少年時期的夏天,我都會閱讀父親的藏書,包括醫學、數學、希臘哲學、歷史與詩學的教科書。父親在世時每天都會閱讀《華爾街日報》,但在他過世之後,母親便不再訂閱這份報紙。我當時對財務感到興趣,但所知有限。
我於伊利諾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取得化學工程的學士學位,在畢業五天後便步入結婚禮堂。之後擔任化工工程師,並在兩年後(一九七八年)跟隨我的伊朗籍夫婿(現在是我的前夫)遷居伊朗。我們選擇的時機實在不巧。在我們抵達伊朗六個月之後,伊朗國王遭到人民罷黜,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返回伊朗成立了反美的專制獨裁政權。我帶著一皮箱的衣服和一千美元回到美國。我的先生留在伊朗和他的富裕家族團聚。他在幾年之後回到美國,並在他父親的資助下成立了一家公司,但在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離異了。我失去了財產與儲蓄,但我的真正財富存放在我的腦海當中。我白天擔任化工工程師,並取得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商學院夜間學程的企管碩士學位。我後來在該學程兼課講授衍生性商品。
一個人專研類似衍生性商品等複雜的財務商品,並不代表他就深諳價值型投資(value investing)之道(這也不表示他完全不懂)。雖然我研讀過很多有關價值型投資的著作,我並不完全了解此一主題,當我在自行投資的時候,我也沒有認真地遵循過這項原則。在我完成一趟距離華爾街一千二百九十六英里的旅程之後,我的觀念從此改變。
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譯註:1884-1972,美國第三十三任總統)曾經說過:「你所不知道的歷史,才是你唯一不知道的新鮮事。」我以為自己見多識廣,直到我遇見巴菲特(Warren Buffett)為止。二○○五年六月,我收到巴菲特的一封信,邀請我到奧馬哈拜訪他。幾年過後,我寄給他一本我針對信用衍生性商品所寫的書,並在書中夾帶了一封信。我很高興收到他的邀請;但是我耽擱了很久的時間才回覆他,儘管我後來知道,跟他共進午餐的代價,在二○○四年時是二十萬二千美元,二○○五年在拍賣網站eBay的一場慈善拍賣活動當中叫價是三十五萬一千美元(二○○八年的得標價格是二百一十一萬美元,拍賣所得全數捐贈予葛萊德基金會(Glide Foundation)以幫助貧窮與無家可歸者)。我很高興自己並未繼續拖延我們的會面,因為當我最後終於跟巴菲特見面後,我才發現自己有待學習的地方還很多。杜魯門說得沒錯,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學到很多(巴菲特每年寫給波克夏(Berkshire Hathaway)股東的信),但是巴菲特還教導我,我可以經由評估現在學會一些新東西,讓未來變得更好。
這本書的內容是我跟巴菲特在史上最嚴重的股市崩盤前夕的會面,以及這場會面如何微妙地改變了我對全球財務市場的看法。我早已了解財務市場的原則,但是跟巴菲特的會面,鼓勵我用一種班傑明.葛拉罕(Benjamin Graham)的思維看待所有的財務商品。
我也改變了自己的投資方式。我不敢妄想自己能跟巴菲特並駕齊驅,但是在我跟他見面之後,我的投資績效提升了。巴菲特的輝煌紀錄延續半世紀之久,因此,各位必須等五十年之後,才能回過頭來用巴菲特的標準檢驗我的績效。但是,各位必須自行進行評估。我跟巴菲特一樣,都不會根據某些基準來評量自己的表現。我的焦點放在價值之上。
葛拉罕是巴菲特的恩師。長期下來,巴菲特將葛拉罕的架構融入自己獨特的投資風格當中。本書的內容不在於探討葛拉罕或巴菲特的觀念,而是經由檢視他們兩人的價值架構,重新詮釋我自己對財務市場的看法。
我在書中提出的觀念與結論都是我自己的看法,而且可能跟巴菲特有所不同。沒有人的想法完全一致;這就是市場存在的原因。但是在我跟巴菲特意見相左的地方,我必須指出,巴菲特的相關經驗比較豐富,紀錄也比較出色,而我還在學習當中。我跟巴菲特一樣,都認為自己是個活到老、學到老的人。但不同的是,我有待學習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不過,金錢只是價值的評估標準之一。史帝芬.霍華德(Steven F. Haward)認為,溫士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譯註:1874-1965,前英國首相)的人格特質與眾不同之處在於:「正直、直言、果決、能在追求細節與綜觀全局之間取得平衡,加上以歷史想像力作為決斷的依據。」我認為這段描述同樣適用於巴菲特。但是我要補充一點:巴菲特對人類懷抱著真正的關懷,而且大方地希望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樣盡情享受人生。他跟我分享了這一點,我現在要跟各位分享。
為了完整揭露起見,我要告知各位讀者,我持有波克夏股票(股票代碼BRKA)。
謝辭
我要感謝許多對我提供意見、表示鼓勵與提出建議的人士,尤其是R.W. Pressprich 公司的常務董事亞圖洛.希封特斯博士(Arturo Cifuentes);Man Glenwood公司的風險管理與計量研究主管大衛.昆濟(David Kuenzi);康克財務管理公司(Concord Wealth Management)的共同創辦人與執行常務董事理伊.亞古希(Lee Argush);羅傑斯控股公司(Rogers Holdings)的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Premia Capital Management LLC公司的共同創辦人希拉蕊.提爾(Hilary Till);卡爾.舒曼(Carl Schuman);寇思塔斯.卡普藍尼斯(Costas Kaplanis);針對我的初稿提出委婉意見的肯尼斯.布蘭恩.布梅爾(Kenneth Brian Brummel);MAR/Hedge出版公司的創辦發行人葛瑞格.紐頓(Greg Newton);《華爾街日報》資深編輯麥可.斯可諾菲(Michael Siconolfi);Gleacher Partners公司創辦人與董事長艾瑞克.葛利澤(Eric Gleacher);Gordian Knot公司創辦人史蒂芬.派瑞吉—希克斯(Stephen Partridge-Hicks);蘇西特.哈登.艾爾金博士(Suzette Haden Elgin)
(感謝你數十年來對我的鼓勵—你可能已經忘了這件事情,但我銘記在心);以及艾德華.史東(Edward Stone)、妮可.波洛斯(Nicole Poulos)、佛瑞德.瓦森(Fred Watson)、朱利安.泰耶克(Julian Tyacke)(謝謝諸位的問題)、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山田治(Osamu Yamada)、艾倫.梅爾(J. Allen Meyer)、瑪莉.安.伊文絲(Mary Anna Evans)、艾倫.索特(Allen Salter)、麗塔.艾爾絲.葛豪爾(Rita Ilse Guhrauer)、泰瑞莎.布納提(Teresa Brinati)以及莉比.赫爾曼(Libby Hellmann)。我也要感謝許多希望維持匿名但同樣對我提出許多建言的人士。
John Wiley & Sons出版社的編輯群對我的手稿提出了建設性的看法,包括對本書特別感興趣並提供建議的潘蜜拉.凡吉森(Pamela van Giessen);替本書排除障礙的艾蜜莉.赫曼(Emilie Herman);負責推動本書的凱特.伍德(Kate Wood);資深製作編輯陶德.特德斯克(Todd Tedesco)以及責任編輯詹姆斯.瑞德爾(James Reidel)。
最後,我要感謝波克夏企業董事長巴菲特,他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本書提出的意見與理論未必代表以上眾多人士的看法。本書的任何錯誤、說法、詮釋與結論都由我個人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