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創作這本書的呢?這取決於如何界定“開始”。從30年前還是研究生的我第一次接觸法國史,到1974—1975年的那個潮濕冬季,腦中構思著這本書的我埋首於檔案資料,這期間的任何一刻都可能是“開始”。
然而,要回答這項研究什麼時候結束或者如何結束,就比較容易。1984年1月,我回到法國國家檔案館(Archives Nationales),想去查有關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的罷工、集會和示威的那幾箱資料,這幾箱資料在前一年6月被“外借拍照製成縮微文獻”,而我這次正好又趕上檔案管理員罷工,沒法再看檔案,於 是我的研究也就提早終結了。如今也不知道在那最後三箱資料中是否有一份檔案能廓清所有問題或是證偽本書的主要論點。這份不確定加劇了這類研究本該有的緊張 感。實際上,我一直都惴惴不安。
多年以來,很多人都在説明我查找必需的資料、組織材料並整理書稿。裘蒂絲·威廉- 波利特(Judith William-Powlett)是1962—1963 年在普林斯頓第一個為我提供幫助的人。次年,盧茨·伯克納(Lutz Berkner)、詹姆斯·多蒂(James Doty)、琳恩·利斯(Lynn Lees)、特德·馬格當(Ted Margadant)、安德列斯·普拉康(Andrejs Plakans)、詹姆斯·魯爾(James Rule)、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吉羅德·索立德(Gerald Soliday)、賽勒斯·斯圖爾特(Cyrus Stewart)和我一起在劍橋位於塞奇(Sage)雜貨店樓上的圖書館裡埋頭苦幹。[他們中大部分人最早是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為我引薦的,為此我一直對他心懷感激。]自那時起,總是有些人在為我收集、整理或分析資料。我要感謝每一位合作者,絕不可能只提及幾個人而 忽略另一些人的貢獻。
不過,我要單獨感謝一個研究機構,那就是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組織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on Social Organization)。就在佩里學院(Perry School)那座簡陋但雅致的大樓裡,我的研究課題持續了15 年之久。在研究中心,我的同事、合作者和朋友們合力營造了一種適合研究、討論和學習的良好氛圍。最近幾年,既是中心研究員又是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的 邁耶·紮爾德(Mayer Zald)給予了研究中心不可或缺的各種支持。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希拉·懷爾德(Sheila Wilder)優雅親切地處理各種日常事務,並時常為本書的成書提供幫助。還有其他許多教職員工和研究生都積極投身於研討會、基金籌集、排球比賽、深夜討 論會和各項研究。在此謹向研究中心的所有人表達我的友愛和謝意。
我還要感謝對本書不同部分提出批評意見的羅恩·阿明紮德(Ron Aminzade)、羅德·阿雅(Rod Aya)、威廉·貝克(William Beik)、大衛·比恩(David Bien)、朱莉安·登特(Julian Dent)、琳恩·伊登(Lynn Eden)、史蒂夫·弗雷澤(Steve Fraser)、雪倫·凱特林(Sharon Kettering)、邁克爾·基梅爾(Michael Kimmel)、M. J. 梅恩斯(M. J. Maynes)、萊斯利·莫克(Leslie Moch)、羅貝爾·施奈德(Robert Schneider)和厄讓·韋伯(Eugen Weber)。(他們中沒人完整地讀過本書,所以書中如有任何謬誤,都由作者本人負責。)弗蘭克·史密斯把自己的寫作和一大摞亟待回復的學生論文擱置一 邊,先為我寫了一篇精彩的讀者評論。艾達·唐納德(Aida Donald)給我提供了優秀的編輯指導意見。安·霍索恩(Ann Hawthorne)嫺熟地梳理了我在文本中出現的錯誤。特西·劉(Tessie Liu)、約翰·梅裡曼(John Merriman)和路易絲·蒂利(Louise Tilly)分別將他們所做的有關曼恩-盧瓦爾(Maine-et-Loire)、軍隊和諾爾(Nord)檔案的研究記錄借給我參考。至於研究基金的支 援,我要感謝古根海姆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Foundation)、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密歇根大學賀瑞斯·拉克姆研究生院(Horace Rackham School of Graduate Studies)。
本書第一章和第二章最早以《勃艮第的聚眾事件》(“Getting It Together in Burgundy”)為題發表在期刊《理論與社會》[Theory and Society 4(1977),479-504]上。第五章的部分材料出現在論文《法國17世紀的日常衝突和農民叛亂》[“Routine Conflicts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in Robert Weller and Scott Guggenheim, eds., Power and Protest in the Countryside,(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2)]中。第十二章的某些部分改編自論文《歐洲的群體行動和暴力:歷史性比較和思考》[“Violenza e azione colletiva in Europa. Riflessioni storico-comparate,” in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Gianfranco Pasquino, eds., Terrorismo e violenza politica.Tre Casi a confronto: Stati Uniti, Germania e Giappone(Bologna: IlMulino, 1983)]和《沒有選舉、調查或社會運動也要說出你的心聲》[“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1983), 461-478]。除非特別標注,本書中所有法語資料的英文翻譯都由作者本人完成。
路易絲·蒂利忙於自己的著作,無暇給予本書直接關注。但是她和我都明白,這本書的完成得益于她的寬容、合作和精神支持。為此,也為其他種種,我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