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計峰 -FindBook 找書網

章節試閱

詩巫華社，尤其是華人衛理公會，熱衷於族群記憶與歷史敘述。以鄉屬公會為例，福州公會、漳泉公會、海南公會、興化莆仙公會等均編撰、出版了多冊社團成立周年或重大活動的紀念特刊，記錄了各自鄉屬的移民歷史與發展成就。然而，此類歷史工程絕非僅限於舉辦慶典或編撰紀念特刊。本世紀以來，詩巫又興起修建紀念場所的熱潮，幾個頗具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的華人社團與詩巫市議會合作，修建祖籍地文化主題紀念公園和廣場。華人衛理公會亦參與其中，紀念美國傳教士富雅各，積極推動對教會歷史的書寫，強調教會在早期移民與地方發展中的作用。

馬來西亞華人致力於記錄移民歷史與構建族群記憶的事例並不鮮見，尤以祖神崇拜、宗教認同與鄭和記憶等較為典型。近年來，新生代華裔通過流行文化（如華語電影）反思後殖民時代民族國家的歷史論述，主動回應現實中的族群關係問題。然而，就筆者觀察，如詩巫華人這般熱衷於敘述族群歷史，開展如此密集而持久的重建歷史記憶的工程，實屬罕見。正如下文將要展現的，詩巫華社面臨年輕人流失、人口老齡化的嚴峻問題，老一輩華人正在思索如何為自己的生命記憶找到載體，將其傳遞給年輕世代。詩巫華人在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打造回憶空間 (spaces of remembrance)，讓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巨大的記憶之場 (realms of memory)，讓回憶成為日常文化實踐，使之不再局限於節日或慶典等特殊紀念時機。

法國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提出了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 的概念，強調社會框架 (social framework) 對記憶的形塑與重構作用，將個體記憶置於集體的結構之中。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也預設了記憶的反面—遺忘，即不再擁有社會框架的東西將不可避免地被個人或群體遺忘。對於有共同記憶的同代人來說，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將因代際更迭面臨瓦解。德國的阿斯曼夫婦在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基礎上，從時間維度上進行了深化，開創了文化記憶 (cultural memory) 理論。根據記憶的時間跨度，揚‧阿斯曼 (Jan Assmann) 將記憶區分為交往記憶 (communicative memory) 與文化記憶。交往記憶指存在於日常交往中的短時記憶，鮮活地存在於人腦中。它通過群體內的代際傳播得以延續，將不可避免地隨著代際更迭而消亡，因此具有有限的時間跨度。

文化記憶則是超越日常生活領域和個體生命週期的長期記憶，是被固定下來的客觀外在物（如早期文明中的文本、儀式、舞蹈、神話、圖式、繪畫等），經過系統符號化，使之成為記憶的媒介，用於支撐回憶和認同。在交往記憶中，回憶的持久性是有限的（三、四代左右）；而在文化記憶中，記憶則被符號化客體固定下來，不會隨著代際更迭而消弭。用阿萊達‧阿斯曼 (Aleida Assmann) 的話說，「如果不想讓時代證人的經驗記憶消失，就必須把它轉化成後世的文化記憶。這樣，鮮活的記憶會讓位於一種由媒介支撐的記憶，這種記憶有賴於像紀念碑、紀念場所、博物館和檔案館等物質的載體」。

與個體主導的交往記憶不同，文化記憶依賴機構化保障，需要專職人員（如歷史學家、檔案館管理員或博物館工作者）負責對文化進行編碼、解碼與傳承。正如本章所要展現的，詩巫華社成立專門的文化機構，推出文物展品，並整理檔案和編撰文本。他們投身於這樣的記憶工程，通過打造全方位的回憶空間，將交往記憶轉化成持久的文化記憶，從而對抗集體記憶的日漸消解。馬來西亞詩巫華社的記憶潮為研究海外華人社會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分析視角，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華人，尤其是華人基督徒，如何通過詮釋移民與發展歷史來塑造族群認同。基於對詩巫華社的個案分析，本章聚焦於當地華人如何將回憶變成日常的實踐，來打造屬於他們的文化記憶。在此基礎上，本章將進一步探討，文化記憶如何形塑馬來西亞華人的族群歷史意識，尤其是華人基督徒的族群身份。

詩巫華社，尤其是華人衛理公會，熱衷於族群記憶與歷史敘述。以鄉屬公會為例，福州公會、漳泉公會、海南公會、興化莆仙公會等均編撰、出版了多冊社團成立周年或重大活動的紀念特刊，記錄了各自鄉屬的移民歷史與發展成就。然而，此類歷史工程絕非僅限於舉辦慶典或編撰紀念特刊。本世紀以來，詩巫又興起修建紀念場所的熱潮，幾個頗具經濟實力和社會影響力的華人社團與詩巫市議會合作，修建祖籍地文化主題紀念公園和廣場。華人衛理公會亦參與其中，紀念美國傳教士富雅各，積極推動對教會歷史的書寫，強調教會在早期移民與地方發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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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總序

東南亞華人基督徒身處高度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情境。二戰後，東南亞民族國家紛紛建立，內部族群關係時有緊張，華人作為少數群體（新加坡除外），政治上處於劣勢，面對強勢的主體族群與主流文化時需要適時調整身份策略。馬來西亞是以馬來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華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處於被動地位，加上基督教（本書中專指基督新教）亦是少數派宗教，華人基督徒可謂是雙重邊緣群體。然而，少數群體不見得要絕對服從制度性安排，他們亦會積極回應現實困境，大力拓展主體性空間。本書關注處在「邊緣」位置的馬來西亞華人基督徒，從焦慮、宣教、道德、族群互動、記憶與歷史等角度展開，探究他們的族群身份與跨國網絡，進而理解這一邊緣群體的主體性，呈現出他們如何在「邊緣」創造屬於自己的「中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十七世紀時，基督教由荷蘭殖民者帶到荷屬東印度群島。

到了十九世紀，西方差會大舉進入東南亞。二戰後，隨著差會和傳教士的離開，基督教會日漸在地化。基督教在當地華人群體中廣泛傳播，逐漸成為華人社會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一。關於東南亞華人基督徒的數量，相關機構或學術界沒有可靠的統計資料，目前可匯總的資料主要來自於教會的註冊會友記錄，可以反映出二戰後東南亞華人基督徒數量明顯增長。二十世紀80至90 年代，華人教會發展迅速，是東南亞基督教發展的主要動力，在印尼、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增長尤其強勁，之後逐漸放緩。總體而言，華人是東南亞基督徒群體中發展相對較快的族群。

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八條規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得以種族、宗教、血統、出身或性別等理由歧視公民，但同時也在此條款內特別列出了一些排除事項，如保護馬來半島原住民的社會福利、在公務員體系中保留一定比例的職位給原住民，以及設立只有馬來人組成的馬來軍團等。佔據政治主導權的馬來族群以馬來語、馬來文化和伊斯蘭教為基礎，建構起具有極強排他性的馬來民族主義，強調馬來人的政治權威和經濟特權。馬來西亞政府將馬來人和特定的原住民打造成一個新的政治民族，稱之為「大地之子」(Bumiputera)，意指馬來人為主體的「土著」才是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從而將華裔和印度裔排除在外。

作為少數族裔的華人則一直被視為「外來者」，在政治上處於相對邊緣地位，成為事實上的「二等公民」。華人基督徒作為持守著邊緣信仰的少數族群，在以伊斯蘭教為官方宗教、以穆斯林為主體族群的國家被雙重邊緣化。由是觀之，從基督教的角度去理解當今的東南亞華人，尤其在文化認同、族群關係及政治權利等方面，將為我們提供一個特別的視角。

本書基於筆者在馬來西亞砂拉越州開展的實地研究，在伊斯蘭化的大背景下，以砂拉越華人衛理公會及其信徒為首要的研究對象。作者將問題意識置於族群、語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高度複雜多樣的情境中，深入探討華人基督徒的族群身份與跨國網絡，並著重回答以下問題：在族群身份與宗教信仰的複合張力中，華人如何應對來自主流社會的強勢文化侵入，堅守基督信仰，並維繫族群身份認同？基督教在當地華人的跨國網絡，尤其在與中國僑鄉之間的互動中扮演何種角色？並進一步思考，處於邊緣位置的華人基督徒如何實踐他們的主體性？通過對此議題的關注，本研究將擴展海外華人與國際移民的研究視閾，進而拓寬移民宗教的學術光譜。

總序

東南亞華人基督徒身處高度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文化情境。二戰後，東南亞民族國家紛紛建立，內部族群關係時有緊張，華人作為少數群體（新加坡除外），政治上處於劣勢，面對強勢的主體族群與主流文化時需要適時調整身份策略。馬來西亞是以馬來人為主體民族的國家，華人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處於被動地位，加上基督教（本書中專指基督新教）亦是少數派宗教，華人基督徒可謂是雙重邊緣群體。然而，少數群體不見得要絕對服從制度性安排，他們亦會積極回應現實困境，大力拓展主體性空間。本書關注處在「邊緣」位置的馬來西亞華人基督徒，從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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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v
自序 xi

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2
第二節　海外華人基督徒研究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3
第四節　本書結構 15

第二章　砂拉越的歷史、族群與政治 17
第一節　從殖民地到馬來西亞 17
第二節　砂拉越華人概況 20
第三節　多元族群與人口結構 24
第四節　伊班族的社群、信仰與組織 27

第三章　移民與設教 39
第一節　移民墾荒 40
第二節　基督徒社區的建立 48
第三節　教會發展與組織架構 57
第四節　沙巴設教 64
第五節　澳洲設教 66

第四章　伊斯蘭化背景下華人教會的焦慮 71
第一節　體制化的伊斯蘭化 71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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