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很可能，狄更斯從未寫過一本比他的《雙城記》更流行的小說了（除非你要說《匹克威克外傳》是個例外）。按讀者的天性來說，他們沒法去欣賞匹克威克先生和甘普先生，但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都很喜歡《雙城記》。與此同時，那些喜歡狄更斯早期作品裡老套而不負責任的幽默和亢奮情緒的讀者一定會承認，《雙城記》是一部有著無與倫比的生動力量的歷史情節劇。因為重複出現的雜遝的腳步聲，還有西德尼•卡爾頓這個憂鬱性格的人物，這是一部不會允許自己被遺忘的小說。
對小說家來說，法國大革命是一個豐富卻不太幸運的題材領域。史考特爵士就曾注意到，某些歷史事件就其本身來說過於刺激，以至於不適合改寫成小說。你沒法給科爾特斯征服阿納瓦克的土著傳奇再增添什麼東西。想像力滯後於事實。革命的創痛和恐懼超過了意欲處理它們的所有想像性努力：在這裡，因憐憫和恐懼而展開的大清洗乃是人的天性，它轉移了我們的同情心，最終將我們拋棄在一種無力的憤怒中來對抗怠惰與墮落的一方，而殘忍的另一方在那個秋天獲勝了，然後就將獠牙對準了自己。因為單純的藝術興趣的存在，我們太靠近巫女美狄亞的大鍋了，太靠近它的邊緣了。因此，即便偉大的大仲馬也沒有在這個題材上成功，如同之前他處理過的災難程度小一些、年代更為久遠的題材一樣。比起那位著名的法國大師，狄更斯很可能具備某種優勢；他的英國背景幫助了他，提供了緩衝。毫無疑問，這是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最好的小說，也是狄更斯冒險涉足歷史的小說中最好的一部。
就這一點來說，歷史的準確性就不是很需要了。狄更斯在給布林沃•利頓的信中表明，他很熟悉有關這個主題的專業歷史觀點。大體上，關於農民階級的確切社會條件的「調查和數字」也許可以證實這個或那個，但關於壓迫的案例近來也足夠多、足夠常見（他認為），足可為他在虛構小說中使用的案例提供依據。用迂腐的限制條件來檢驗小說家的想像力，我們對這種事必須要小心──迂腐是因為很不恰當。歷史小說家不是歷史學家。弗里曼先生因為小說與事實不符而對《撒克遜英雄傳》很是苛刻。《肯納爾沃斯堡》和《貝芙麗爾•皮克》中，故事開始時出場的人物其實已經死去很多年──或者那時還是孩子，然而他們扮演的角色卻是成人。在薩克萊精彩描繪了國王的歷史小說《亨利•艾斯芒德》中，也沒有一行字或任何筆觸色彩與歷史真實性有關。這對人物的要求很嚴格，而狄更斯筆下的邪惡侯爵對自己所下的命令也很嚴格。「假設一個貴族與古老的殘酷觀念的結合並非不可理喻或是不能允許的。」狄更斯對布林沃•利頓說，在小說中，毫無疑問這是完全可以容許的。他也可以再添上一句說，薩德侯爵，一個真正的同代人，實際上是一四四○年吉爾•德•萊斯的轉世化身，他沒有被燒死，也沒有被送上斷頭臺，雖然有那麼多無辜者的頭顱落地。在巴士底獄被摧毀的時候，就其古老的功用來說差不多已被廢棄，幾乎是空無一人，就像《天路歷程》裡的那個異教徒巨人的洞穴一樣。
可是，在一本古怪而散漫的書中，閱讀奧利弗•麥卡利斯特的「書信」卻讓我們讀到了比狄更斯的創作更為嚴重的恐怖──在加爾班農的黑地牢，在那個臭氣熏天的所在，生存意味著飽受折磨；那裡的囚犯永遠消失不見，沒有人知道原因和過程，也沒人敢問。麥卡利斯特，一個盲從者或監獄探子，儘管說話囉唆又離題，卻難以忘懷自己的瑟瑟發抖。他的經歷發生在一七五年至一七六○年，與為了虛構目的寫出這部小說的年代非常地接近。徵稅帶來的壓迫，不平等的壓迫是無可否認的，雖然其後果就像我們熟知的那樣完全被遺忘了。狄更斯為了描繪他的「壞侯爵」把梅西耶的《巴黎圖景》當作權威來引用，雖然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梅西耶的來源是什麼。確實，我們也沒有必要去問。問題不在於故事是否真實，如同路易十五的大屠殺，問題在於你願意相信哪個故事。在印度，就充斥了很多有關我們的荒誕故事，如同中世紀時歐洲也充斥了很多關於猶太人的荒誕故事。歷史學者會審視事實，而小說家們被允許有更大的自由。對此，有一位老批評家說得很是恰切，小說家是「歷史風景裡的園丁」。狄更斯還引用了盧梭的一句話：「農民只要有一塊肉吃，就會關上他的大門。」當然，我們可以說，大革命對農民或者任何人來說，都沒有帶來多大的利益。這是個相當偏激的觀點。農民當然已經從暴君的喜怒無常的環境中擺脫了出來。革命從來不會締造出一個太平盛世，但它們滿足了復仇的激情，也改換了人間的冤屈。這個患病的世界由此得到了某種解脫，就像發高燒的病人在床上改變睡姿一樣。
《雙城記》在狄更斯的創作序列中是在《小杜麗》之後，雖然在生動性、強度和結構上比後者要勝出很多，卻是在一個不太愉快的環境中寫出的。作家已和自己的妻子分居，狄更斯就此事發表的聲明引發了爭論，導致了狄更斯主編的《家常話》雜誌停刊。狄更斯離開他的出版人布拉德伯利和伊文思先生，重新和老搭檔查普曼和霍爾締結了盟約，此後再也沒有離開他們。他創辦了《全年》雜誌，事實上是把之前的老刊物換了個新名字。在這個新刊物裡，雖然不是很貼切，你會發現「家常話」只是一個尋常詞語或諺語片語，恢復了它在莎士比亞之前的本貌。蘭道夫，伊莉莎白女王在蘇格蘭的大使（一五六五年）曾在他的一份公文裡說過：「家常閒語是窮人在談話中使用的。」
這個新故事就在《全年》雜誌刊出了。一八五七年的夏天，當狄更斯和朋友、孩子們正在排演威爾基•柯林斯的《冰淵》時，他突然就有了故事的萌芽，「一個模糊的幻想」。一八五八年一月底，他重新進行了構思，僅僅因為投入一個故事可以緩解他的「精神憂慮」。他曾經考慮了好多個標題：《活埋》、《金線》、《博韋的醫生》；然後到了一八五九年三月，他才決定了用《雙城記》。他想讓故事在雜誌刊載，同時也考慮了另一批受眾：雜誌的每月訂戶。他的目的是讓這個傳奇故事的人物表達出比他們的對話更多的內容──「這個故事所描繪的事件要透過連續的打擊來塑造人物，同時撇除他們的個人趣味。」的確，很少有虛構人物經歷了如此嚴酷的「打擊」。如福斯特所說，狄更斯的確更多依賴了事件而非人物；但這麼說也許也是事實，狄更斯的確拋棄了對人物的多餘描述，將卡萊爾的那種重複技巧運用到了某些人物身上，如同潘克斯的哼唧聲或卡克的牙齒。最合乎其常規手法塑造的人物是斯特萊佛和掘屍人（傑瑞對於關押罪犯的暴行有過一句幽默評語，因為它損害了一個「主題」，這種幽默和《巴納比•拉奇》中的劊子手鄧尼斯如出一轍）。福斯特先生，通常情況下是個挺寬厚的批評家，他認為狄更斯的實驗因為缺乏幽默感和值得記住的人物，因此很難稱之為「成功」。但在壓迫性的場景中（不論鎮壓的是大眾還是貴族），幽默感並不太適合；而毫無疑問，曼內特醫生、西德尼•卡爾頓、斯特萊佛先生和德伐日太太都是讓人難忘的人物。卡爾頓很受非議，因為他不是一個可信的人物，就其所處的情況而言，他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但在他的內心，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沒有那種絕對的不可能。他不曾向他曾經損害過的人做出任何金錢的補償，也缺乏改造的能力。但他有強大的激情；「沒有人有這樣偉大的愛，這個人為了他的朋友願意獻出生命。」因為摯愛著達尼夫人，處在壓力之下的他有理由這麼做，他捐棄了生命求得了一個高尚的結局，在狄更斯小說所塑造的人物角色中，也許西德尼•卡爾頓承受了最多的眼淚。誰都不願意做斯特萊佛的校友，他在最後一幕中讓人覺得極其可厭，但還算不上過度誇張。當民眾肆意妄為的時候，有很多人告別了人世。
根據歷史小說的正確原則，小說人物可以不符合歷史。「本來安於家庭生活、有那麼一點隱私的人們，被一場可怕的公共事件如此緊密地連結、糾纏在一起。」狄更斯沒有為我們書寫真實歷史的篇章。他本應該介紹那些真實的人物──國王、丹敦、羅伯斯比爾、聖朱斯特；大仲馬或者史考特爵士很可能就會這麼做，效果也會不錯。但是，計畫越適度，也就越安全，如同這個事例所證明的，吸引人的程度並未減少。可以說，大革命作為故事而言已經成立。因為情節的需要，甚至還詳盡描述了攻佔那個只有很少守兵的堡壘的壯舉；藏在北塔第一○五囚室的醫生的手稿，也被德伐日找到了。小說的確暗示了巴士底獄被攻占主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大革命主要也是由酒商的妻子所引發，「為了實現她的私人目的。」還描述了革命產生的條件，其中一些播下了反抗的種子，雖然在前面的章節裡，常常出現狄更斯所說的「卡萊爾那部傑作裡的哲學思想」。九月底的大屠殺也採用了同樣的技巧，沒有整段的插入，而僅僅為了敘述的緣故，引入了它的片段來推進故事。抗議其中出現的巧合也屬於吹毛求疵，比如裡面提到的早先在英國出現的密探，在千鈞一髮之際又遇到了卡爾頓，並且為其效命。如此種種設計，都是小說家們的正當權利。確實，當狄更斯寫信給法蘭西喜劇院的雷尼耶先生時，曾把這本書稱為「我寫過的最好的故事」，我們聽到的這個自我評判是恰如其分的。這是到那時為止他最好的故事構思；故事進程最緊湊，也最明晰。出色的結構此前並非他的強項，部分由於他的故事總是有太多的興趣點，因此故事情節常常變得模糊不清，充斥了一大堆各色各異的細節。在這部作品中，正因為人物是被環境強力塑造，所有的一切都清晰展現在了作者和讀者的面前。
整部小說所描繪的場景，無論是在倫敦還是巴黎，都達到了一個高水準。福斯特先生在他的《狄更斯評傳》裡，對路易斯先生批評狄更斯的想像力很是氣惱。這樣的批評充斥了很多心理科學的術語，表達得如此迂腐，對福斯特先生來說，簡直難以理解。概念的生動性幾乎造成了幻象，這很明顯是天才的方式。以歌德為例，他的概念就結合了科學思想和個人思想，從而具象化成了幻覺。他告訴艾克曼說，他會一整個小時想著姑娘，直到「她真的來與我相會」。擁有幻想的活力，進而又將它傳達給讀者（如狄更斯在這部小說中用二十個出色章節所做的那樣），這就為最高的浪漫天賦提供了實證。路易斯一方面褒獎了狄更斯，可是另一方面又指稱人物「僵硬」，等於取消了自己的肯定。
通常來說，在《雙城記》中，可以用任何詞彙來描繪這些人物，但他們絕不「僵硬」，雖然有些地方，賣弄幽默會被指責說流於低俗或呆板。「幻覺永遠不必為此負責。」福斯特先生叫道，很明顯將「幻覺」視作了精神突變的同義詞，由此就將科技語言引入了文學批評。狄更斯說：「我沒有杜撰編造，的確沒有，我只是觀看。」這證明了路易斯的診斷的正確性。而「天才的機制」是個模糊的話題：我們這些平凡者的思想應該對這一進程的結果心存感激，因為我們對此沒有個人經驗。狄更斯在寫給利頓的信中說，他從未盲目放縱自己的虛構，反而會去控制它；當然，他偶爾也會失去控制。他的虛構也並不總是會顯示出新生原初的趣味，而《雙城記》的女主人公和男性小說家筆下的大多數女主人公都很相似。普羅絲小姐意外地成了一個復仇天使，這個情節轉折也受到了責備，好像狄更斯沒有控制好他的虛構想像。但他恰當地回應說，他是希望將德伐日太太在奇怪混戰中的卑劣的死亡與卡爾頓莊嚴而可敬的死亡加以對照。有一個糟糕的橋段設計是，傑瑞得知了克萊並沒有死，這導致了這個不論在當時還是之後都足夠普通的人物被解釋為一個掘屍人。必須承認的是，處在這個地位的人從事這類輔助工作的可能性並不是很大。
狄更斯將故事的校稿寄給了雷尼耶，希望它被改編成戲劇。但是，就像雷尼耶覺察到的那樣，責備的聲音會如此回應──
「叛逆的灰燼之下暗火在燃燒，你已站在了火口。」
安德魯‧朗格
於一八九八年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