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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一
鑼聲若響：國之大臣，泱泱大度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政務委員、農委會前主委 林享能
變動不是容易的事，調整更是要很大的勇氣。美國前總統威爾遜（一八五六至
一九二四年）說，領導的責任是把國家帶往發展的方向，讓後代子孫邁向陽光普照的高地。
作為政府官員是一個人莫大的光榮和福分。因為在那裡有最好的機會為民眾造福，也為自己積德。
歷史永遠是一個最值得學習的借鏡，它可以讓我們惕厲過去，也可以策劃未來，而且只要我們肯秉持是非、中肯、謙遜及寬廣之心，還可以讓我們找到解決困難的答案。
美國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終結》中說，台灣由於擁有負責的官僚、勤奮的人民，加以長達四十年的「開明的專制」政權的運作，以及地緣政治變遷的因緣際會，為她創造了世人稱羨的經濟奇蹟。我們這段由一九五○至一九九○年代的經濟發展，特別是技術官僚能超脫政治壓力，斷然推動工業及市場政策的做法，至今仍然成為國際學習的榜樣。
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之間有其關係，並無可疑。台灣這段成功的經驗固然為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之間建立了一個沒有「必然」的關聯，但她還是走出官僚威權的束縛。
歷史當然是向前走的，而且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會產生許多的橫逆、衝突、對立和妥協。今日的台灣當然無法完全複製過去。這是任何人都要面對的現實，特別是相當一部分人對於「台獨爭議」仍然不願或沒有「存而不論」的智慧的時代。
「任何的進步都不是確定的，也不是不請自來。」曾任美國尼克森、福特、雷根和柯林頓四位總統策士的大衛‧葛根（David Gergen）說：「國家進步的絕大部分原因，端視領導人的品質而定。而領導者的中堅就是行政官僚系統。」
危機是黑暗的威脅，也是扭轉乾坤、開創新局的機會。跨進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台灣，極有可能正處於一個新的黃金時代的開端，也可能正居於一個新的黑暗時期的邊緣。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曾經遭逢許多橫逆險阻，但都是靠有睿智的領導和一堆勤政為民的政府官員度過危機，開創新局。我們要向這些大公無私的勇者、智者和仁者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也要學習他們為國為民的精神，以開創台灣更多的驕傲和傳奇。
推薦序二
公僕的天職：權力無私，謙沖為民
台灣傳統基金會董事長、中選會前主委 黃石城
從政人物的唯一天職是追求國家的富強康樂與全民的生活福祉，為官人士則要能堅守國大於黨、行政中立、權利無私的三大原則，為國盡忠，為民服務。
台灣的政治亂象是，個人的前途及黨派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和全民福祉之上。而選舉的考量及行政的偏執，又讓中央及地方、執政及在野，周而復始地陷國家社會的發展於原地踏步之中。政黨惡鬥及行政效率低落一直是國家競爭力中最為負面的項目。而不幸的是，許多行政官員在這種混沌的環境中迷失了方向，或失去了熱情。
「不是我們不肯改變，而是這個世界變動得太快，遠遠超出我們的預期。」相信身處今日全球化的世界，我們都會有同樣的感嘆。跨過世紀，民主的政體原本應該為台灣帶來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但卻被原來在她後面的韓國追趕在前，而且許多發展中國家與她的競爭距離也愈來愈近。
民間都能深深感受到這股強勁的壓力，政治人物卻鮮有這種焦慮，患了台灣獨有的政治官能分裂症，令人憂心。
政治家與政客的差別是，政治家必須堅持為全民的利益盡力，而不是為某一階級服務。而一個健全的政黨，不能淪為幫派的組織，應努力轉型成為「代表各方面利益的政黨」，更為強調國家大於政黨的利益，為公不為私，要為權力展現歷史的典範。
台灣政黨惡鬥的根源即在於政黨的利益大於國家利益，高於民生福祉。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政黨的目標在於建設一個不分族群、語言和宗教的多元、公正、公平的相互忍讓的社會。
公門是政治人物最大的修行，是替民眾創造一生福祉的最佳機緣；政府治理模式應從個人魅力轉向法理及制度治理，個人魅力屬於過度性權威，只適宜於革命，不適用於執政。依據法理和制度建立一個誠實、公開，可以討論及行得通的治理團隊，才是政府治理的常態和真理。
台灣人民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政治清明、政府廉能和社會均富。施政的第一目標是讓人民有好的房子、醫療、工作和學校，讓大家安居樂業、生活富足。這些從政者和公務員都應勇於承擔這樣美好的修行。
推薦序三
新時代的新行政作為
淡江大學商學教授、經建會前副主委 蕭峰雄
台灣經濟有今天的穩定發展，是因為有孫運璿、俞國華、李國鼎、趙耀東、郭婉蓉、余玉賢、蕭萬長、江丙坤等一棒一棒地帶領他們勇於任事的團隊，無私無悔地為國服務。今天回首當年的經濟發展及國家情勢，愈發感佩這些人的無懼、無畏和無私。
從政府部門退休轉到企業和學校服務之後，才更為體認，雖然在民間也可以做很多事，但在政府部門服務動輒影響萬民的生計和幸福。其間的差距不能以道里計，從事公職確實是人在公門好修行。
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更讓世界各國重新正視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角色，也重新肯定有為有守的官員的功能。美國知名經濟學者克魯曼（Paul Krugman）大聲疾呼，美國政府應該回到一九三○年代經濟大恐慌後小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
（New Deal），大膽施行「新新政」，才能扭轉經濟沉疴。二○一一年歐洲國債風暴讓人更為確定政府絕不可少。
經濟學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對資本主義的發展曾提出「創造性的毀滅」）的概念，與海伯納（Robert Heibroner）所提出的「利潤」（Profit）是資本主義的生命力的觀點，兩相交錯，指出了資本主義的自主性的精髓，但也揭露了其間一味依靠個體自由的經濟民主的脆弱，值得我們重新深思。
回顧一七六六年這個人類在現代史上關鍵的年代，自由經濟學派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倡議「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開始，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三百年黃金(AdamSmith) 歲月，但隨著各國政治與經濟發展程度的不同，凱恩斯學派所主張的政府管制，也就是所謂「看得見的手」，與自由經濟學派所力主的「看不見的手」在國家發展中的定位及其對市場經濟的功能，一直存在著不同的觀點。
世界銀行「成長暨發展委員會」（Commission on Growth & Development）二○○七年發布的〈成長報告〉（Growth Report）指出，過去三十年間世界高成長經濟體的五大共通點是：一、充分利用世界經濟帶來的機會；二、維持總體經濟穩定；三、持續不墜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四、資源分配交由市場機制；五、認真努力且具公信力的有為政府。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燈塔，不是悲情的島嶼。期待新時代的新官員發揮掌舵也划槳的精神，開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