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趙紅娟
去年暑假,春錦惠贈其處女作《悅讀散記》。睡前一翻,居然被深深吸引,於是次日一氣讀完了它。全書洋溢著他對書的癡迷之情,以及由此而來的內心的充實快樂。這種快樂感染了我,使我身心放鬆。在這個嘈雜喧囂的年代,這種簡單純粹的精神快樂,已頗為難得,而春錦有之。
今年春節,春錦打電話給我,說臺灣秀威願意出版其大作《山城臥治》。我為之叫好。如果此書出版,那麼他年紀輕輕,就既有創作,又有研究,可謂兩翼雙飛,齊頭並進了。正當我喜樂之情溢於言表時,春錦冷不丁地囑我序之,這使我頗為難而又無法推託。
春錦就讀湖州師院時,我教過他古代文學。這門專業課結束後,他又選修了我的「《三言》《兩拍》研究」。勤奮好學,善於鑽研,給我印象十分深刻。當時,我特別強調「採地氣」,也就是選題與地方文化結合,充分利用地利因素。春錦是壽寧人,遂關注起馮夢龍來,時與我討論之。後來他又跟我做畢業論文,因為花了功夫,頗有學術質量,不僅被評為校級優秀論文,而且還在正式學術刊物發表。加上與地方文化建設有關,有一定現實意義,該成果還獲得了浙江省大學生課外學術科技作品競賽二等獎。這是湖州師院首次獲得此獎。
因為品學兼優,別人還在找工作,春錦就已被浙江桐鄉的一所中學錄用,這也使得他繼續有時間讀書和寫作。這部《山城臥治》就完成於他畢業的那個暑假。一個剛走出大學校園的本科生,利用整個暑假,一個人關在一所遠離家鄉的私立學校的學生宿舍裡,埋頭撰寫學術著作,真是難得與罕見。可以想像那時酷暑的悶熱難耐、蚊蟲的咬噬,然而我也能想像他埋頭寫作的快樂與自足。書稿完成後,春錦第一時間發我拜讀,使我頗為驚訝。
何止驚訝於他的勤奮,更驚訝於他的聰明。時至今日,研究馮夢龍的著作已不少,要產生點有價值的文字並不易,然春錦利用自身為壽寧人的地利優勢,專門闡述馮夢龍在壽寧的施政思想、吏治活動以及撰述成果,這就足以使其文字立於學界。更難能可貴的是,春錦能將馮氏在壽寧任上的施政思想、施政活動,與馮氏宦壽前流露的政治理想,特別是《智囊》、《三言》等書所展現的吏治觀,聯繫起來加以審視,這就使其闡述獲得了學術深度。在對馮氏《壽寧待志》、《萬事足》與《遊閩吟草》的論述上,春錦亦多創見,不人云亦云。加上所附馮夢龍宦壽事蹟編年,可以說,這近十萬文字是春錦貢獻的對馮夢龍仕宦壽寧的具體而詳細的調查報告,不但對深入研究馮夢龍有價值,而且對壽寧文化建設有現實意義。
當然,該書作為其學術研究的處女作,而且是大學本科畢業不久所撰,缺陷亦在所難免,主要是有些結論下得較為倉促。如在考證《壽寧待志》的刊刻地點時,該書曰:「〈《壽寧待志》小引〉作於崇禎十年孟春,這年馮夢龍還在壽寧任上,文中充滿了『以待其時』、『以待其人』的語氣,所待者當然是壽寧之人。」這個「當然」就頗有武斷之嫌。記得第一次拜讀其著作時,我還就《遊閩吟草》的寫作時間問題,與他有過探討:
馮夢龍在壽寧的一六三六、一六三七、一六三八這三年當亦有詩作,《吟草》若成於一六三五年,則此後三年的詩是入了另外集子,那麼祁氏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所得詩稿就未必為《吟草》;據《壽寧待志》等,「九年﹙一六三六﹚春夏之交,遍山皆竹米」,馮夢龍遂作《竹米》詩,那該詩就非《吟草》中詩;當然,《吟草》為未刊稿,馮夢龍後來亦有可能將此詩增入《吟草》,但如果這個結論成立,那壽寧任上的詩都有可能入《吟草》,則《吟草》的寫作下限就是西元一六三八年。
另外,書中引用大都只有作者與論文論著之名,而無出版社與頁碼,有欠規範。
然瑕不掩瑜,如上所述,春錦對馮夢龍宦壽經歷與思想的挖掘和探索,使「馮夢龍與壽寧」的專題研究上升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作為他的本科老師,我為有這樣勤奮而聰穎的學生感到由衷地自豪。在本書順利出版的激勵下,我想他會一如既往地癡迷於地方文化,繼續為社會貢獻精神財富。
二○一三年元宵節於浙江外國語學院
(趙紅娟,文學博士、浙江外國語學院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