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凱克

推薦文

 

導論

 

第一部分 動物疫病

第一章淘汰、疫苗接種與監測帶傳染原的動物

* 史賓賽與口蹄疫

* 羅伯森．史密斯和牛結核病

* 涂爾幹與天花

* 克勞德．李維史陀與狂牛病

 

第二章生物安全與監控人畜共通傳染病

* 「紅色鯡魚」

* 生物安全的人類學

* 跳過物種邊界

* 亞太地區的狩獵採集者

 

第三章全球衛生與保存的生態學

* 病毒學博物館

* 鳥類學博物館

* 人類學博物館

 

第二部分 預備的技術

第四章 哨兵與早期預警信號

* 哨兵雞

* 哨站

* 環境哨兵

* 哨細胞

* 哨兵行為

 

第五章 模擬與倒轉情節

* 桌面演練與倒轉情節

* 實地演練與逼真情節

* 賞鳥演練與滅絕情節

* 核爆模擬與末日情節

* 在儀式情節裡玩演掠食關係

 

第六章  儲備與儲存

* 儲備疫苗，儲存病毒

* 收集鳥類的標本與圖像

* 畜產革命與動物解放

* 狩獵採集者與病毒引起的形變

 

結論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導論

 

　　[1]在眾多引發全球關注的事件中，流感大流行（influenza pandemic） 是其中之一。流感大流行具有週期性的特徵：1918年發生「西班牙流感」，1957年出現「亞洲流感」，1968年又有「香港流感」。專家因此認為，新的全球大流行已迫在眉睫，可能將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根據全球衛生管理機構的說法，問題不在於大流行病將於何時、何處發生，而在於我們是否已為其災難般的後果做好準備。大流行病之所以擾亂社會生活，不只是因為造成死亡，還因為傳染的過程會引發人們的恐慌和不信任。因此，為了減輕人類傷亡並降低社會影響，必須預先準備大流行病的發生。

 

　　當新的病原體感染了缺乏免疫力的人類族群，便可能造成大流行病。一般認為，微生物在跨越不同動物物種時會發生突變；微生物在跳躍至人類身上並造成感染（infection）與傳染（contagion） 之前，會先在「動物儲體」（animal reservoir） 上發展，但這些動物通常沒有明顯的症狀。由於鳥類經常能傳播病毒卻不因此染病，因此流感病毒可以在鳥類之間發生突變，尤其是在被視為「健全帶原者」的水鳥；流感病毒也可以在被稱作「混合容器」（mixing vessel）的豬身上突變，因為豬氣管上的一些病毒受器可以結合鳥類和人類病毒。[2]微生物學家追蹤動物儲體裡的病原體，藉此預期它們在人類中的突現（emergence） ，並了解它們如何從「低致病性」轉變為「高致病性」。當科學家這麼做時，他們其實把動物引入了社會。

 

　　本書採用社會人類學的方法，探問為大流行病預做準備的技術如何改變了我們與鳥類的關係。如今人們為了消除可能引發大流行病的病原體，使其不致跳過物種屏障，因此撲殺了數十億計的家禽。人們監測候鳥，以便了解流感病毒傳播在牠們現身地點之外的情形。在報章雜誌上，野生水禽的消息已從自然版頁面搬到頭版頭條，禽流感的爆發則被當作恐怖攻擊來報導，同時間，屠宰場雞隻的畫面已闖入公共空間，給消費者一種衝突的安全感，相信自己吃的雞肉是安全的。 儘管致命的大流行禽流感病毒尚未到來，但光是對它做預測，便已改變了人類與動物（包括野生和家養動物）共同生活的世界。

 

　　禽流感被當成一種「人畜共通傳染病」（zoonosis），即當某病原體從非人類跳到人類身上所引起的感染。人畜共通傳染病是新興傳染病中主要的一種，過去四十年，由於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一再突現，人們對它的關注因此持續增加，對抗的疫情包括1976年由蝙蝠傳至猴子的伊波拉出血熱（Ebola hemorrhagic fever），1996年由綿羊傳給牛的狂牛病（或牛腦海綿狀病變，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2003年由蝙蝠傳至果子狸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病原體與其所處環境的關係向來是公共衛生的核心議題，但過去四十年之所以一再出現新興傳染病，一般認為是因為都市化、森林濫伐、工業化飼養與全球暖化所致。

 

　　社會人類學若欲生產相關知識，探索人類與動物的相似與差異，可以從這些跨越物種屏障的病原體出發，調查我們與非人動物關係的形變（transformation） 。人與動物關係和公共衛生措施之間，有著兩重關聯：人類與動物的新關係（像是為供人類食用而增長的工業畜牧）產生了新興疫病的風險，但為了風險而採用的技術，同樣也改變了人類與其他動物建立關係之方式。

 

　　我在2007年到2013年期間在香港、台灣與新加坡進行過民族誌研究，本書便是此研究的成果。 [3]由於這三地在2003年都曾遭受SARS危機，他們因此都投入了資源，發展相關技術以為流感大流行預做準備。香港是我的主要研究田野地點，畢竟根據官方說法，香港是上一次（1968年）大流感的發源地，當地也因此發展了很多技術，偵測在鳥類之間傳播並可能造成下一場大流行病的病毒。不過，這三地還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它們都很關注來自中國的病毒。中國的家禽數量的增長頗為戲劇性。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都是離散華人的匯聚點，對於被人指控把流感帶到全世界的那些候鳥，他們可能會有所認同。 這三個地域皆位於中國之邊沿，並與其他世界相聯繫，因此本書的一個論點便是：三地都透過禽流感找到一種語言，談論自身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種種問題，畢竟在被視為新興大國的中國，其內部的生活條件和突現的危害威脅都很不透明。在這三地，為了追蹤禽流感病毒在野鳥、家禽與人類之間的突變，微生物學者和獸醫以及賞鳥人士結成了同盟。但漸漸地，我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與賞鳥人士在一起。因為當時有一個問題讓我興味盎然，那便是：我們能否從鳥類自己的視角去看病原體？所以我開始有了賞鳥人士對鳥類物種的熱情，以及微生物學者對病毒變異的好奇；相對地，我便比較不那麼關注華人系譜或親屬系統了，畢竟我在病毒那裡找到了一條路徑，可以在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地緣政治脈絡中，看到人與鳥的種種關係。

 

　　2003年SARS危機之後，三位在香港大學工作的微生物學家寫道：「1970年代香港曾進行流感生態的研究，在裡頭，香港扮演著流感哨站（sentinel post）的角色；這些研究指出，我們首度有可能在禽鳥層面上做流感的預備工作。」 這段引言可說是一條引線，開啟了本書的思考。在動物層面上做預備，這是什麼意思？跟在人類層面上有何不同？這種做法如何改變了人類和其他動物的關係？是否有些什麼具亞洲特色的預備方式？了解亞洲社會如何在「禽鳥層面」上做預備後，我們又能學到什麼？ 簡而言之，對於在亞洲工作的人類學者，「禽鳥儲體」究竟揭示了些什麼？或者說：帶有流感病毒的鳥類指出亞洲在全球經濟處於怎樣的位置？ 

 

　　有人可能會批評，「禽鳥儲體」的概念似乎是在說：亞洲人的生活太靠近雞、豬了 ；[4]確實，「禽鳥儲體」一詞聽起來似乎污名化亞洲人，說他們是「病毒的儲積之處」。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用「塞滿的熱帶」（les tropiques bondés）對比亞馬遜雨林裡的「空著的熱帶」； 聽起來，禽鳥儲體似乎是新版的「塞滿的熱帶」。不過，我其實是想用狩獵的觀點去看這些帶有病原體的禽鳥，把它們當作某種亞馬遜雨林看待。也就是說，把禽鳥儲體看成一個空間，在那裡，人類和非人類動物被某種叫做「微生物」的隱形實體聯繫在一起。不過雖說不可見，這些實體仍舊可以被捕獲、分類和圖繪出來。我將展示禽鳥儲體的概念其實混合了兩種技術。第一種技術我稱之為「牧養」（pastoralist）技術，因為這類技術把鳥類當成羊群那般監控；我把另一種技術成為「狩獵」（cynegetic）技術，因為它像在荒野狩獵那樣追蹤鳥類。

 

　　在這本書，我想借用狩獵採集者的人類學研究，分析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之間的結盟，藉此，我主張我們應該認真看待對於微生物學者的一種見解：他們是「病毒獵人」和「樣本採集者」。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透過共享的病原體去看待人類與鳥類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如何把「必須預備流感大流行」的責任嵌入其實作裡？人類學研究告訴我們，狩獵採集社會發展出一種能力，能夠透過獵物的眼睛感知周遭環境。對於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來說，鳥類疫病提供他們適當機會採用鳥類的觀點去看環境，因此他們拒絕殺死他們所觀察的鳥類，或者至少推遲殺戮的時刻。相較之下，公共衛生便未採用鳥類的觀點，而且在管理禽流感帶來的威脅時，還會涉及殺鳥護人類的作為。對公共衛生官員來說，鳥類疫病是一種信號，告訴我們世界出問題了，從而需要人類的介入。我們可以用「預備」（preparedness）和「預防」（prevention）來稱呼這兩種對動物之死的不同看法。本書大部分的內容都在釐清這一區別。

 

　　本書因此結合了社會人類學的理論論證，以及關於公共衛生技術如何建立人與動物關係的民族誌，藉此描述亞洲幾個特定地域如何監視禽鳥儲體。全書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較為理論性，探討「預備」概念對社會人類學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則更為經驗性，描述預備實作技術裡的人鳥關係。在第一部分，我反思自己所處的位置：我是一名受法國結構主義傳統訓練的人類學者，在一項歐洲計畫與微生物學家共事，並在一間博物館與館藏研究員一同工作。[5]在第二部分，我則描述我在香港、新加坡與台灣之所見，並參照狩獵採集者的人類學的相關討論。

 

　　第一章討論人類學在思考社會性（the social）的問題時，如何參考了動物疾病。社會人類學嘗試建立能夠反映介入模式（modes of intervention）的因果性概念；從歷史角度看，這些因果性概念建立在自然與社會的區分。我將在這一章指出，社會人類學的這些概念裝置其實一直隨著動物疾病的公共衛生管理發生變化。李維史陀曾對狂牛病做出他的診斷，我將其解讀為對動物疾病一種較為生態取向的思考，並且是建立在狩獵採集者的預測技術上；相較而言，從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到愛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人類學觀點則是借自牧養社會的觀察。我在分析禽流感在歐洲的突現時，曾區別了預防（prevention）、預警（precaution）和預備（preparedness），本章則從歷史與系譜學釐清三者的區別。

 

　　第二章關注近來關於流感病毒突變的一項爭議，我想藉此探問微生物學者在處理不穩定的實體、假設與模型時在語言上出現的滑移。病毒學者和流行病學者探討怎樣才是預備大流行病的適當技術，我將追蹤他們的討論，探討是否可能在實驗室裡預測病毒在自然界裡將要發生的突變。我將用「誘餌」（lure）的概念連結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考量與狩獵採集者的技術。

 

　　在第三章，我把預防和預備當成兩種技術，用以保存過去以預測未來。首先，我把病毒學與鳥類學的興起連結到累積、分類樣本的地方；接著，我追蹤人類學在以文物保存為務的博物館裡所扮演的角色，從而反思微生物學者、賞鳥者與人類學者在田野現場的可能互動。此外，本章也將探討在全球博物館收藏裡，中國的位置何以是一個空白空間。

 

　　在這三個理論性章節裡，我從三方面描述「預備」：它是一種因果性模式（讓政府的介入具有合理性）；它是一種語言技術（把自然和實驗室連結起來）；它是一種可見性形式（產生出積累與分類）。在接下來更為民族誌的章節，我將描述香港、新加坡與台灣所實施的三種預備技術。這三地分別提供一個小故事，讓我展開第二部分的各章，這也讓我思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三個詞項分別描述這三個為來自中國的災難預做準備的地域：[6]香港是一個哨站，新加坡是一塊進行模擬（simulation）的技術空間，台灣則是一座儲存庫。

 

　　第四章談哨兵。我將在這章指出，發出早期預警信號的場所會形構出自我與他者的各種關係，而這些信號是在幾個不同的層面上產生的：全球（環境哨兵）、主權領土（哨站）、農場（哨兵雞）與生物機體（哨細胞）。我探問在不同的環境配置裡，哨兵如何可能失靈或遭受引誘，而在情況未明之下如何發出早期預警信號。我的思考相當倚賴鳥類學者對哨兵行為的看法。我從香港對禽流感大流行的預備動員出發，探問成功的哨兵代表什麼意思，而這種信號模式的代價又為何。

 

　　第五章談模擬。公共衛生演習者（actors）表演各種可能的情節想定（scenarios），模擬即將到來的大流行病。我將在這一章分析他們的表現，探問如何能把動物納入這些想定裡，而模擬又是如何被數位化；藉此，我探討儀式、表演、玩演（play）與虛構（fiction）等概念，認真看待病毒學者和賞鳥者扮演當代狩獵採集者的想法。本章的論點是，禽流感大流行的想定能提供行動者一種倒轉模式去操演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從而預測不確定的未來。

 

　　第六章談儲存（storage）。我將研究為準備大流行病時的不同積累形式（抗病毒藥物與疫苗），也用民族誌的方式探索這些積累形式與更傳統的儲存形式之間的差別。我用人類學關於禮物與交換的討論，闡述在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的世界裡價值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本章將指出，樣本和疫苗的積累中混合了預備與預防，從而產生關於預警、主權與公平（equity）的辯論。

 

　　我採用一種可稱作「哲學－人類學」的風格（或叫「哲學中的田野」） ，不僅把預防和預備視為技術，還把它們當作概念。也就是說，我觀察一些可見的技術，將它們提取出來，並概括為人類與其環境間的關係模式，分別是牧養和狩獵的模式。不過，我並不想把這些理想類型視為抽象的本質，相反地，我想試著描繪在實際的公共衛生實作裡，它們是如何混合在一起。同樣，我的工作不是透過民族誌，加入人類學者對狩獵採集社會與牧養社會的討論，畢竟這還需要關注多樣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但這已超出本書範圍了；[7]我想做的比較是借助人類學的神話、儀式與交換等概念，用以描述當代的預備技術。然而，這並不意味我把狩獵採集社會當成思考人鳥關係的文學隱喻或浪漫的世界觀；相反地，就像在西伯利亞、亞馬遜、非洲或美拉尼西亞研究狩獵採集者的民族誌工作者，我也認真看待在華人世界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自己的存有論。

 

　　概念（concept）可作為一種工具，捕捉人類與環境的關係，這一點對我頗具吸引力（也對狩獵採集者有同樣的吸引力），因此，我很重視概念之間的三元關係（triadic relation）（這或許也是牧養社會所重視的）。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概念是以辯證的方式運作，然後產生黑格爾式的綜合；它們也不是在系統性的框架裡互相對應。區別概念是為了進行批判性工作。由於在討論大流行病的預備時經常有些混淆不清之處，因此區別概念或許能製造出一些差異，開啟人類與環境關係的另類討論，而不會只侷限在一種維安化（securitization）的觀點。在家養（domestication）的門檻上，人類學區別出狩獵與牧養社會，這使我在觀察當代大流行病預備裡人類與動物的各種關係時能夠保持批判。在第一部分，我將「預防」（也可命名為「維安化」）定義為：透過統計的運用，在某一領土內管理與控制族群；至於「預備」（也可命名為「減災」）則可以定義為：在採用非人類視角的某個人類社群裡，對災難進行想像性的搬演（imaginary enactment）。 然後，我又把「預警」（precaution）定義為預防與預備的混合，因為「預警」是當國家在未控制一清楚界定的領土時為保護自身而下的指令。我在第二部份指出，在香港、新加坡、台灣三地的民族誌裡，用狩獵式的預備技術所描述的「哨兵」、「模擬」和「儲存」，也同樣能用牧養式的預防技術加以描述，從而被設想為「犧牲」（sacrifice）、「情節（想定）」（scenario）和「儲備」（stockpiling）。儘管本書可以總結為三個P（預防／prevention、預備／preparedness、預警／precaution）和三個S（哨兵／sentinel、模擬／simulation、儲存／storage）的區別，但這不代表這些詞彙的關係是辯證式的；相反地，兩個P以某種惡魔（diabolic）模式將三個S各自二分 ，從而反映出禽鳥儲體的顛覆性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