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的哨兵：中國邊界上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如何預備傳染病大流行-FindBook 找書網 ISBN:9786267209646

內容簡介

法蘭西學術院「羅森獎」（Léon-de-Rosen）

從鳥類的視角去看待病毒，究竟會看到什麼？

在何種情況下，公衛、環保與軍事防衛可能是利益一致的？

　　1957年亞洲流感、1968年香港流感、2003年SARS危機，直到2019年Covid-19，伴隨養殖產業的密集發展，中國一直被認為是（且很可能仍然是)下一波人畜共通傳染病「震央」。面對中國的資訊不透明，處於震央邊沿的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如何因為地緣政治的條件，發展出不同的預備技術？當公共衛生危機出現，除了把動物及養殖者當成不得不的犧牲，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想像與做法？

　　作者在香港、新加坡和台灣這三個哨站進行為期或長或短的多點民族誌調查，走訪病毒實驗室、醫院、家畜試驗所、養殖場、賞鳥者的社群，觀察這三個華人社會應對禽流感威脅的各種預備工作，包括突發疫情的監測、病毒變異的模擬、病毒資料的儲存與疫苗和藥物的儲備等。

　　本書特別跟隨三地的微生物學者與賞鳥者，對照社會人類學的研究，指出一個弔詭的現象：當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因當前家養方式的突變而變得極為不穩定，卻反而發展出一些更接近狩獵採集社會的實作。

　　為什麼說更接近狩獵採集社會的實作呢？監測大流行病的哨兵與獵人其實有類似之處。獵人在抓到獵物之前，為了不被獵物發現或者誤導，必須透過獵物的視角觀察。而哨兵的技術出現在各個層次，環境哨站、哨兵雞、哨細胞在不同的尺度上，偵測各種曖昧的有毒訊息。當這些哨兵偵測到大流行病爆發的跡象，如何不漏接訊號，又不至於反應過度？

　　除了預備技術，作者還提出模擬與儲備。

　　在模擬技術方面，作者提到，禽流感的模擬演練除了可用以保護族群的安全，也可以納入動物或病毒的觀點，與狩獵社會的薩滿儀式相比較。薩滿透過模仿動物的動作，想像獵人與動物的不確定遭遇，病毒學者與鳥類觀察者則藉由病毒和鳥類的視角，搬演（從而避免）人類自己可能有的致命未來：大流行病的發生與物種的滅絕。

　　在儲備技術方面，作者認為，人畜共通病毒不只是必須盡力對抗的敵人，還是一種信號，揭示在人類漫長的蓄（畜）積歷史中，與其他動物原本便內含張力的贈禮關係出現了危險的失衡。當病毒信號被轉化為可以儲存、甚至積累的病毒銀行、疫苗或抗病毒藥，它們就變成可以生產價值的抗疫利器，暫時穩定（但並非解決）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而疫苗的儲備與歷史時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台灣，發展疫苗既是冷戰時期策略的一部分，旨在預備中國潛在的生化入侵，但同時也是一種外交策略，目的在於和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交易。

　　本書透過人類學對牧養社會與狩獵社會的討論，開展一連串的視野轉換，以批判的眼光分辨大流行病預警工作裡經常混雜不同的語言，如為了維護多數、優勢者或者人類的安全而犧牲少數、弱勢者以及動物的維安話語。

　　面對將會一再侵襲人類社會的病毒，我們需要借助其他生命形式的察覺能力，以及人類社會與動物一同生活的多樣經驗，發揮其他想像和實作的可能，警覺可能發生的改變。

好評推薦

　　林大利（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李柏翰（台大全球衛生學程）

　　張君玫（東吳社會系）

　　彭保羅（中研院社會所）

　　趙恩潔（中山大學社會系）

　　法國人類學家Philippe Descola

　　《末日松茸》Anna Tsing

　　人畜共通傳染病並不是新鮮事，問題在於新的人畜共通傳染病越來越頻繁。這是人類傷害大自然所帶來的苦果。1940年至2004年間，335種新興傳染病當中，202種是人畜共通傳染病，145種的病原體來自野生動物。也就是說，病原體越來越接近我們，它們的傳播也越廣、越快。我們只能監測野生動物染病的狀況，來評估傳染病流行的風險。以南來北往的候鳥來說，這些候鳥就像是「禽流感的哨兵」，我們只能從牠們，檢測看不見的病原體，做為大流行的警訊。弄成這樣，是因為我們傷害野生動物；能保護我們的，卻又還是野生動物。－－林大利，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禽流感的哨兵》是一本讀起來很燒腦但引人入勝的書。作者反覆比較不同觀點下「人類—動物—微生物（甚至非生命體）」間的跨物種關係（interspecies relationship），梳理社會科學領域中這些觀點的系譜考察。凱克更進一步討論當下最熱門的「同一世界、同一健康」（One World, One Health）口號之限制，無論是否完全認同他使用拼裝體理論來詮釋「本身也是拼裝體」的全球衛生，這本書肯定是當前與未來思考並回應全球衛生危機的重要文本。－－李柏翰，台大全球衛生學程／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凱克帶來了一種敏銳的民族誌洞察力，直接承繼自法國人類學大師李維史陀。作者提供了一只珍貴的概念工具箱，讓我們可以分析這些生態、畜牧養殖與公共衛生之間的互動。他的作品尤其要我們對養殖業者與「病毒獵人」（病毒學家）受到的污名化敬謝不敏，以更從根本上重新思考我們與有生萬物之間的關聯。另外，如中文譯本的副標題所示，本書的背景設定在中國的邊界地帶：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作者已經察覺到疫病流行危機之中的各種地緣政治意涵，特別是關於香港的民主運動，以及台灣抵抗北京的壓力，而他的這些直覺在Covid-19的事件中得到了證實。－－彭保羅，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亞洲社會回應禽流感的方式有什麼不同嗎？凱克透過多點田野、專家訪談及與各種文獻建構出三套應對方式。這與地緣政治有什麼關聯？從鳥類的視角去看待病毒，究竟會看到什麼？在何種情況下，公衛、環保與軍事防衛可能是利益一致的？總之，這是一本有趣的跨物種人類學專書。－－趙恩潔，中山大學社會系

　　作者巧妙結合了科學與建制人類學的視野、對現代生物權力作為的描述，以及對人類和非人類岌岌可危的關係所做的細緻分析。本書展現出萬物共享的價值如何衍生自彼此之間相互的脆弱性，對重新制定不同生命形式共存的政治規則具有重要的貢獻。——菲利普‧德斯寇拉，人類學家，法蘭西公學院

　　一本美妙的書，充滿洞察的火花，令人讀來興味盎然。弗雷德里克‧凱克把微生物學家比做獵人，嘗試將各種存有論和特定的科學實作配成對，豐富的比較使得這樣的實驗頗為成功。我覺得這本書很能幫助思考。——安清，人類學家，《末日松茸》作者

　　這本發人深省的書來的正是時候。本書啟發我們重新審視人類物種和動物的關係，以及處理人畜共通傳染病的技術。— Justin Lau, LSE Review of Books

　　本書傳達的訊息既及時又能流傳久遠。鳥類與微生物就像預兆，見證了更高層次的真理。我們最好是留心這些預兆。— Priscilla Wald, Public Books

　　本書是大流行病期間的及時良伴，尤其當大流行病來得猝不及防……推薦各領域研究生和專業人士閱讀。— T. P. Gariepy, Choice

　　本書對華人世界提供了一個全球的視角。也許本書較少涉及區域研究者關注的議題，但卻對當代醫療人類學，尤其是關於生物、生命科學、環境史有興趣者，卻是非常適合……本書理論精深，又具民族誌的抱負，提出的問題令人深思。它積極展示人類對其他物種的依賴，從而去除人類中心主義。— John P. DiMoia, Asian Ethnology

　　本書是一部關於東亞禽流感預防的精彩而及時之作。作者採取獨特的取徑探討全球衛生，具有豐富的理論見解與新穎的方法。 — Stephen Molldrem, New Genetics and Society

　　弗雷德里克‧凱克的研究很具啟發性，在新冠疫情的劇痛之中，本書再及時不過。……本書迫使我們反省創造出當前危機的不均衡。 — Thomas Abraham,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本書是一部極具創造力的非正統著作，謹慎而忠實地將跨學科的概念融入文本，提供讀者豐富的訊息。……這是一本發人深省的讀物，當前為了處理人類、動物和新興病原體之間的糾葛，開展出各種大異其趣又充滿緊張的管理計畫，本書為此理出了頭緒並提供我們思考的方向。 — Martha Lincoln, China Perspectives

　　本書帶我們旅行到台灣、新加坡與香港。本書最具原創性的地方在於，作者深知自己在進行調查時，必須用類似於人們應對大流行病情境的做法：採取一種追蹤、監測的技藝，對誘餌保持警覺，把握有機會的線索，埋伏伺機。這是一種狩獵採集者的技藝⋯⋯尤其是一種想像的技藝。 — Vinciane Despret，科學哲學家，列日大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弗雷德里克・凱克 Frédéric Keck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資深研究員，法蘭西公學院社會人類學實驗室成員，研究主題涉及哲學史、科學人類學、風險社會學、環境研究等，著有《流感的世界》（Un monde grippé, 2010）、《預警信號：病毒傳染、社會正義與環境危機》（Signaux d’alerte. Contagion virale, justice sociale, crises environnementales, 2020）、《以備不測：列維－布留爾與警覺的科學》（Préparer l’imprévisible. Lévy-Bruhl et les sciences de la vigilance, 2023）等。本書曾獲2020年法蘭西學術院頒發的羅森（Léon-de-Rosen）獎，表揚對促進環境意識有貢獻的著作。

譯者簡介

陳榮泰

　　就讀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學院，合譯有法國哲學家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米歇爾‧賽荷（Michel Serres）著作數種。

序

導論

　　[1]在眾多引發全球關注的事件中，流感大流行（influenza pandemic）是其中之一。流感大流行具有週期性的特徵：1918年發生「西班牙流感」，1957年出現「亞洲流感」，1968年又有「香港流感」。專家因此認為，新的全球大流行已迫在眉睫，可能將造成數百萬人死亡。根據全球衛生管理機構的說法，問題不在於大流行病將於何時、何處發生，而在於我們是否已為其災難般的後果做好準備。大流行病之所以擾亂社會生活，不只是因為造成死亡，還因為傳染的過程會引發人們的恐慌和不信任。因此，為了減輕人類傷亡並降低社會影響，必須預先準備大流行病的發生。

　　當新的病原體感染了缺乏免疫力的人類族群，便可能造成大流行病。一般認為，微生物在跨越不同動物物種時會發生突變；微生物在跳躍至人類身上並造成感染（infection）與傳染（contagion）之前，會先在「動物儲體」（animal reservoir）上發展，但這些動物通常沒有明顯的症狀。由於鳥類經常能傳播病毒卻不因此染病，因此流感病毒可以在鳥類之間發生突變，尤其是在被視為「健全帶原者」的水鳥；流感病毒也可以在被稱作「混合容器」（mixing vessel）的豬身上突變，因為豬氣管上的一些病毒受器可以結合鳥類和人類病毒。[2]微生物學家追蹤動物儲體裡的病原體，藉此預期它們在人類中的突現（emergence），並了解它們如何從「低致病性」轉變為「高致病性」。當科學家這麼做時，他們其實把動物引入了社會。

　　本書採用社會人類學的方法，探問為大流行病預做準備的技術如何改變了我們與鳥類的關係。如今人們為了消除可能引發大流行病的病原體，使其不致跳過物種屏障，因此撲殺了數十億計的家禽。人們監測候鳥，以便了解流感病毒傳播在牠們現身地點之外的情形。在報章雜誌上，野生水禽的消息已從自然版頁面搬到頭版頭條，禽流感的爆發則被當作恐怖攻擊來報導，同時間，屠宰場雞隻的畫面已闖入公共空間，給消費者一種衝突的安全感，相信自己吃的雞肉是安全的。儘管致命的大流行禽流感病毒尚未到來，但光是對它做預測，便已改變了人類與動物（包括野生和家養動物）共同生活的世界。

　　禽流感被當成一種「人畜共通傳染病」（zoonosis），即當某病原體從非人類跳到人類身上所引起的感染。人畜共通傳染病是新興傳染病中主要的一種，過去四十年，由於新興人畜共通傳染病一再突現，人們對它的關注因此持續增加，對抗的疫情包括1976年由蝙蝠傳至猴子的伊波拉出血熱（Ebola hemorrhagic fever），1996年由綿羊傳給牛的狂牛病（或牛腦海綿狀病變，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2003年由蝙蝠傳至果子狸的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病原體與其所處環境的關係向來是公共衛生的核心議題，但過去四十年之所以一再出現新興傳染病，一般認為是因為都市化、森林濫伐、工業化飼養與全球暖化所致。

　　社會人類學若欲生產相關知識，探索人類與動物的相似與差異，可以從這些跨越物種屏障的病原體出發，調查我們與非人動物關係的形變（transformation）。人與動物關係和公共衛生措施之間，有著兩重關聯：人類與動物的新關係（像是為供人類食用而增長的工業畜牧）產生了新興疫病的風險，但為了風險而採用的技術，同樣也改變了人類與其他動物建立關係之方式。

　　我在2007年到2013年期間在香港、台灣與新加坡進行過民族誌研究，本書便是此研究的成果。 [3]由於這三地在2003年都曾遭受SARS危機，他們因此都投入了資源，發展相關技術以為流感大流行預做準備。香港是我的主要研究田野地點，畢竟根據官方說法，香港是上一次（1968年）大流感的發源地，當地也因此發展了很多技術，偵測在鳥類之間傳播並可能造成下一場大流行病的病毒。不過，這三地還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它們都很關注來自中國的病毒。中國的家禽數量的增長頗為戲劇性。香港、台灣和新加坡都是離散華人的匯聚點，對於被人指控把流感帶到全世界的那些候鳥，他們可能會有所認同。這三個地域皆位於中國之邊沿，並與其他世界相聯繫，因此本書的一個論點便是：三地都透過禽流感找到一種語言，談論自身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種種問題，畢竟在被視為新興大國的中國，其內部的生活條件和突現的危害威脅都很不透明。在這三地，為了追蹤禽流感病毒在野鳥、家禽與人類之間的突變，微生物學者和獸醫以及賞鳥人士結成了同盟。但漸漸地，我花了愈來愈多的時間與賞鳥人士在一起。因為當時有一個問題讓我興味盎然，那便是：我們能否從鳥類自己的視角去看病原體？所以我開始有了賞鳥人士對鳥類物種的熱情，以及微生物學者對病毒變異的好奇；相對地，我便比較不那麼關注華人系譜或親屬系統了，畢竟我在病毒那裡找到了一條路徑，可以在中國、香港、台灣、新加坡的地緣政治脈絡中，看到人與鳥的種種關係。

　　2003年SARS危機之後，三位在香港大學工作的微生物學家寫道：「1970年代香港曾進行流感生態的研究，在裡頭，香港扮演著流感哨站（sentinel post）的角色；這些研究指出，我們首度有可能在禽鳥層面上做流感的預備工作。」這段引言可說是一條引線，開啟了本書的思考。在動物層面上做預備，這是什麼意思？跟在人類層面上有何不同？這種做法如何改變了人類和其他動物的關係？是否有些什麼具亞洲特色的預備方式？了解亞洲社會如何在「禽鳥層面」上做預備後，我們又能學到什麼？簡而言之，對於在亞洲工作的人類學者，「禽鳥儲體」究竟揭示了些什麼？或者說：帶有流感病毒的鳥類指出亞洲在全球經濟處於怎樣的位置？

　　有人可能會批評，「禽鳥儲體」的概念似乎是在說：亞洲人的生活太靠近雞、豬了；[4]確實，「禽鳥儲體」一詞聽起來似乎污名化亞洲人，說他們是「病毒的儲積之處」。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曾用「塞滿的熱帶」（les tropiques bondés）對比亞馬遜雨林裡的「空著的熱帶」；聽起來，禽鳥儲體似乎是新版的「塞滿的熱帶」。不過，我其實是想用狩獵的觀點去看這些帶有病原體的禽鳥，把它們當作某種亞馬遜雨林看待。也就是說，把禽鳥儲體看成一個空間，在那裡，人類和非人類動物被某種叫做「微生物」的隱形實體聯繫在一起。不過雖說不可見，這些實體仍舊可以被捕獲、分類和圖繪出來。我將展示禽鳥儲體的概念其實混合了兩種技術。第一種技術我稱之為「牧養」（pastoralist）技術，因為這類技術把鳥類當成羊群那般監控；我把另一種技術成為「狩獵」（cynegetic）技術，因為它像在荒野狩獵那樣追蹤鳥類。

　　在這本書，我想借用狩獵採集者的人類學研究，分析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之間的結盟，藉此，我主張我們應該認真看待對於微生物學者的一種見解：他們是「病毒獵人」和「樣本採集者」。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透過共享的病原體去看待人類與鳥類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如何把「必須預備流感大流行」的責任嵌入其實作裡？人類學研究告訴我們，狩獵採集社會發展出一種能力，能夠透過獵物的眼睛感知周遭環境。對於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來說，鳥類疫病提供他們適當機會採用鳥類的觀點去看環境，因此他們拒絕殺死他們所觀察的鳥類，或者至少推遲殺戮的時刻。相較之下，公共衛生便未採用鳥類的觀點，而且在管理禽流感帶來的威脅時，還會涉及殺鳥護人類的作為。對公共衛生官員來說，鳥類疫病是一種信號，告訴我們世界出問題了，從而需要人類的介入。我們可以用「預備」（preparedness）和「預防」（prevention）來稱呼這兩種對動物之死的不同看法。本書大部分的內容都在釐清這一區別。

　　本書因此結合了社會人類學的理論論證，以及關於公共衛生技術如何建立人與動物關係的民族誌，藉此描述亞洲幾個特定地域如何監視禽鳥儲體。全書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較為理論性，探討「預備」概念對社會人類學的重要性，另一部分則更為經驗性，描述預備實作技術裡的人鳥關係。在第一部分，我反思自己所處的位置：我是一名受法國結構主義傳統訓練的人類學者，在一項歐洲計畫與微生物學家共事，並在一間博物館與館藏研究員一同工作。[5]在第二部分，我則描述我在香港、新加坡與台灣之所見，並參照狩獵採集者的人類學的相關討論。

　　第一章討論人類學在思考社會性（the social）的問題時，如何參考了動物疾病。社會人類學嘗試建立能夠反映介入模式（modes of intervention）的因果性概念；從歷史角度看，這些因果性概念建立在自然與社會的區分。我將在這一章指出，社會人類學的這些概念裝置其實一直隨著動物疾病的公共衛生管理發生變化。李維史陀曾對狂牛病做出他的診斷，我將其解讀為對動物疾病一種較為生態取向的思考，並且是建立在狩獵採集者的預測技術上；相較而言，從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到愛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人類學觀點則是借自牧養社會的觀察。我在分析禽流感在歐洲的突現時，曾區別了預防（prevention）、預警（precaution）和預備（preparedness），本章則從歷史與系譜學釐清三者的區別。

　　第二章關注近來關於流感病毒突變的一項爭議，我想藉此探問微生物學者在處理不穩定的實體、假設與模型時在語言上出現的滑移。病毒學者和流行病學者探討怎樣才是預備大流行病的適當技術，我將追蹤他們的討論，探討是否可能在實驗室裡預測病毒在自然界裡將要發生的突變。我將用「誘餌」（lure）的概念連結生物安全（biosecurity）的考量與狩獵採集者的技術。

　　在第三章，我把預防和預備當成兩種技術，用以保存過去以預測未來。首先，我把病毒學與鳥類學的興起連結到累積、分類樣本的地方；接著，我追蹤人類學在以文物保存為務的博物館裡所扮演的角色，從而反思微生物學者、賞鳥者與人類學者在田野現場的可能互動。此外，本章也將探討在全球博物館收藏裡，中國的位置何以是一個空白空間。

　　在這三個理論性章節裡，我從三方面描述「預備」：它是一種因果性模式（讓政府的介入具有合理性）；它是一種語言技術（把自然和實驗室連結起來）；它是一種可見性形式（產生出積累與分類）。在接下來更為民族誌的章節，我將描述香港、新加坡與台灣所實施的三種預備技術。這三地分別提供一個小故事，讓我展開第二部分的各章，這也讓我思索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三個詞項分別描述這三個為來自中國的災難預做準備的地域：[6]香港是一個哨站，新加坡是一塊進行模擬（simulation）的技術空間，台灣則是一座儲存庫。

　　第四章談哨兵。我將在這章指出，發出早期預警信號的場所會形構出自我與他者的各種關係，而這些信號是在幾個不同的層面上產生的：全球（環境哨兵）、主權領土（哨站）、農場（哨兵雞）與生物機體（哨細胞）。我探問在不同的環境配置裡，哨兵如何可能失靈或遭受引誘，而在情況未明之下如何發出早期預警信號。我的思考相當倚賴鳥類學者對哨兵行為的看法。我從香港對禽流感大流行的預備動員出發，探問成功的哨兵代表什麼意思，而這種信號模式的代價又為何。

　　第五章談模擬。公共衛生演習者（actors）表演各種可能的情節想定（scenarios），模擬即將到來的大流行病。我將在這一章分析他們的表現，探問如何能把動物納入這些想定裡，而模擬又是如何被數位化；藉此，我探討儀式、表演、玩演（play）與虛構（fiction）等概念，認真看待病毒學者和賞鳥者扮演當代狩獵採集者的想法。本章的論點是，禽流感大流行的想定能提供行動者一種倒轉模式去操演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從而預測不確定的未來。

　　第六章談儲存（storage）。我將研究為準備大流行病時的不同積累形式（抗病毒藥物與疫苗），也用民族誌的方式探索這些積累形式與更傳統的儲存形式之間的差別。我用人類學關於禮物與交換的討論，闡述在微生物學者和賞鳥者的世界裡價值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本章將指出，樣本和疫苗的積累中混合了預備與預防，從而產生關於預警、主權與公平（equity）的辯論。

　　我採用一種可稱作「哲學－人類學」的風格（或叫「哲學中的田野」），不僅把預防和預備視為技術，還把它們當作概念。也就是說，我觀察一些可見的技術，將它們提取出來，並概括為人類與其環境間的關係模式，分別是牧養和狩獵的模式。不過，我並不想把這些理想類型視為抽象的本質，相反地，我想試著描繪在實際的公共衛生實作裡，它們是如何混合在一起。同樣，我的工作不是透過民族誌，加入人類學者對狩獵採集社會與牧養社會的討論，畢竟這還需要關注多樣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但這已超出本書範圍了；[7]我想做的比較是借助人類學的神話、儀式與交換等概念，用以描述當代的預備技術。然而，這並不意味我把狩獵採集社會當成思考人鳥關係的文學隱喻或浪漫的世界觀；相反地，就像在西伯利亞、亞馬遜、非洲或美拉尼西亞研究狩獵採集者的民族誌工作者，我也認真看待在華人世界的病毒獵人和賞鳥者自己的存有論。

　　概念（concept）可作為一種工具，捕捉人類與環境的關係，這一點對我頗具吸引力（也對狩獵採集者有同樣的吸引力），因此，我很重視概念之間的三元關係（triadic relation）（這或許也是牧養社會所重視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概念是以辯證的方式運作，然後產生黑格爾式的綜合；它們也不是在系統性的框架裡互相對應。區別概念是為了進行批判性工作。由於在討論大流行病的預備時經常有些混淆不清之處，因此區別概念或許能製造出一些差異，開啟人類與環境關係的另類討論，而不會只侷限在一種維安化（securitization）的觀點。在家養（domestication）的門檻上，人類學區別出狩獵與牧養社會，這使我在觀察當代大流行病預備裡人類與動物的各種關係時能夠保持批判。在第一部分，我將「預防」（也可命名為「維安化」）定義為：透過統計的運用，在某一領土內管理與控制族群；至於「預備」（也可命名為「減災」）則可以定義為：在採用非人類視角的某個人類社群裡，對災難進行想像性的搬演（imaginary enactment）。然後，我又把「預警」（precaution）定義為預防與預備的混合，因為「預警」是當國家在未控制一清楚界定的領土時為保護自身而下的指令。我在第二部份指出，在香港、新加坡、台灣三地的民族誌裡，用狩獵式的預備技術所描述的「哨兵」、「模擬」和「儲存」，也同樣能用牧養式的預防技術加以描述，從而被設想為「犧牲」（sacrifice）、「情節（想定）」（scenario）和「儲備」（stockpiling）。儘管本書可以總結為三個P（預防／prevention、預備／preparedness、預警／precaution）和三個S（哨兵／sentinel、模擬／simulation、儲存／storage）的區別，但這不代表這些詞彙的關係是辯證式的；相反地，兩個P以某種惡魔（diabolic）模式將三個S各自二分，從而反映出禽鳥儲體的顛覆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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