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傳遠

孫中山「民生主義」的理論建構：西方的學術理論與亞洲社會的具體實踐
黃自進
一、前言
三民主義的要義，以「民生主義」為重，而民生主義的要旨，又以「平均地權」為首。是故，以平均地權為研究線索，探索孫中山撰述三民主義的真諦，一直是海內外學術界，歷久不衰的熱門議題。
以日本為例，早在1950年代中期，就有一連串的論文，追溯孫中山民生主義理論建構的思想脈絡，認為他的土地政策之論述，除師承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土地公有」論述以外，宮崎民藏的「土地均分」論或約翰‧密勒（John Stuart Mill）的「加重地租稅」的影響亦不可忽視，而此一研究脈絡，一直持續到90年代，只是討論的層次更廣泛。例如至1960年代時，則有新的研究，開始指陳孫的核心理念為「土地國有化」，在追求土地正義的公平性上，較接近亨利．喬治的「單稅論」（Single Taxation），而非約翰‧密勒的加重地租稅。此外，孫中山的土地政策應有早年、晚年之別，早年他是提倡「平均有權」，晚年則是已改提「耕者有其田」，此一改變，除了反映他的關注點已縮小到只想解決農業問題，已無意要調整整個社會結構，充分反映他的資本主義革命家之本色。
　　至於到1980年代，則將孫中山在土地政策上的思想原素更擴大，認為應將他的「平均地權」論述的思想脈絡分為三個不同層面，首先他的地利共享論是來自於亨利．喬治的啟發，他的漲價歸公論是援用約翰‧密勒的土地共有論，至於他的平均地權政策的終極目標是要達到「土地國有」的境地，讓所有農家皆能有地耕耘，而此一論述則是承襲華萊士（Alfred Wallace）的土地國有論。
　　除此之外，關於孫中山與日本土地改革運動有志之士的交流，至90年代時，也開始成為日本學術界的關注議題。例如亨利．喬治的土地公有論，如何影響孫中山及宮崎民藏、安部磯部等人對土地改革的想法。其次，也有討論孫中山與宮崎民藏在土地改革上的異同之處。更有甚者，將孫中山的論述與台灣現行的土地政策相結合，指陳「地盡其利」、「地利共享」是「平均地權」的核心理念，而其落實則須仰仗「自報他價」、「照價微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等四個不同配套措施的相互援用才可成。然此一力求土地正義的政策，雖在台灣曾取得巨大成就，並可稱許為世界楷模，但到1980年代末期，卻已處處顯得力不從心，已無法有效遏制台灣都市房價的高漲，年輕人一房難求的困窘。其原因在於孫中山的土地政策，主要是針對19世紀區域性發展差距不大的中國農村社會，可是當台灣社會進入工業化，人口不斷向都市集中，但都市的發展卻又因區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需求時，僅憑全國齊頭式的土地政策，是無法有效抑止區域性都會的土地飆漲。
　　相較於日本學術界對孫中山土地政策思想泉淵探討的熱衷投入，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此議題的關注程度，亦不遑多讓，只是起步要到中國開始倡導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初期。而渠等開始的著眼點，也與日本學術界相似，是從亨利．喬治的土地論述在中國的開展為起點。只是相較於日本學者集中強調亨利「土地公有」論對孫中山的影響，中國方面則選擇亨利的「單稅論」為論述主軸。
　　此等嘗試從正面角度評述西方學術理論對孫中山思想形塑所帶來的影響之同時，亦有援用列寧對亨利的批評，認為亨利所嚮往的「土地國有化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範圍內的局部改良，另一方面是消滅阻礙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壟斷權」，故以秉持亨利思想為念的孫中山土地改革理論，是內含維護資產階級統治之實的要素，不僅不符合中國國情，也無法成為解決「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矛盾的有效政策。
　　此等認為「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論述，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不過，當進入2000年代後，新起的主流論述，則開始強調孫中山晚年土地政策的論述軸心已從「平均地權」改為「耕者有其田」。其中，有將孫中山思想的轉折，得利於共產黨員林伯渠、彭湃所主持的農民部於1924年所提供的農村調查材料，這些讓孫中山深刻理解農村剝削狀況的資料，可謂是促使孫中山於1924年8月《民生主義第三講》中，開始強調要實施「耕者有其田」，解放農民增加生產的關鍵因素。而此等轉變除讓孫中山的土地政策不僅能與中國農民革命相結合，也為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統一戰線奠基。
　　易言之，認為應全面客觀評價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以及「平均地權」，才能符合當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需求，則是進入21世紀以後，中國大陸學術界的新訴求。在此一呼籲下，認為評論孫中山，應依照其終極目標，尤其是孫中山一生所盼，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和創造共產世界。他的民生主義論述，「雖然有別於科學社會主義，也應屬於社會主義的思想範疇」在此一思維下，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政策，被視為是要使「農民成為具有獨立經濟地位和獨立人格的自耕農」，「使農民真正成為土地的主人」。
　　相較於2000年代對孫中山「耕者有其田」政策的情有獨鍾，2010年代以後，新的論述主軸又重新回到「平均地權」，但重點改為探討土地公共權益的保障，以及「平均地權」的推動實例。其中，亦不乏質疑「平均地權」實用性的研究，認為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本質，是要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但在國家並非由人民當家做主的情況下，國家資本主義只會走向官僚資本主義，並產生更加嚴重的社會矛盾。因此只憑民生主義，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貧富懸殊現象。
　　但更多的研究，仍將孫中山「平均地權」的論述，特別是地利共享的理念，為解決中國大陸都市高房價民怨的最佳範例。他們認為目前中共雖推行土地社會主義公有制，將城市土地劃歸為國有、農村土地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但又允許地方政府將土地使用權在有償、有限期的條件下，出讓給土地使用者。此等社會主義體制下的市場經濟政策，不僅讓地方政府可隨時低價徵收城鎮周邊的農村集有地，也讓地方政府可隨意將土地開發的特殊權利委託給建商；而建商可利用市場供需不足的狀況，將蓋好的房屋陸續用高價出讓給一般市民。
　　當中國大陸的城市開發史，就等於一部城市房價高漲史的同時，孫中山所倡導的「漲價歸公」論述，自然就成為近年來在都市居住不易的情況下，中國學術界檢驗建商是否可以獨享土地開發暴利的主要根據。按此一視野，孫中山所追求的地利共享之理念，在他們的筆下，就被定義為「歷久彌新」，被視為「在今天看來仍然切合實際的、充滿中國本土氣息的中國式社會主義的土地理論和主張」，或被評為「力求緊密結合中國實際，反對照搬外國模式，為時人及後人提供了一個極有教益的範例」等等。
　　重新探討國民政府在大陸執政時期，如何試行推展孫中山土地政策理念的論文，近年來也開始在中國大陸出現。此一現況，代表從具體的實例來檢驗孫中山土地政策的可行性，已成為新的研究趨勢。
　　至於國內，從學術性的角度評析孫中山土地政策的論述，要到1980年代以後才陸續出現。其中，以孫中山土地政策的論述為經，在台灣具體落實土地政策的過程為緯，檢驗土地政策成效的研究較居大宗；而探討孫中山土地改革政策思想泉源或質疑孫中山土地改革政策可行性的論文，則皆屬少數。
　　以前者論，有的研究認為平均地權的精義為「漲價歸公」，而能落實的要件為「自報地價」及「照價收買」的相互為用。然按實際的執行經驗來看，因政府不具備無限財力收買土地，故當地主有意低報地價時，政府也無力防範。再則，所謂地價的評定，若無一基準，更是爭議無窮。是以，所謂「自報地價」，實屬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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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界影響巨大的胡適，引徵了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觀點，來解釋什麼是「新思潮」。他認為，現今是一個「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時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八個字便是「新思潮」裡懷持評判的態度的最好解釋。研究近代中日雙方的思想文化交涉，也不例外。惟其入手方案，實應「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恰若當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的「劍橋學派」（the Cambridge School）或所謂「新政治思想史學派」的名家之一：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之提醒， 關於我們生活世界裡的那些制度安排， 好似永恆真理( “timeless” truths)，根本不過只是我們的「在地的」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偶然產物（contingencies of our local history and social structure）；其實，根本不存在這等好像永恆真理的概念，相對的，僅只存在著與各種不同社會相應而生的各等概念。研究近代中日思想文化交涉，亦當不將既存的知識／觀念／課題視為固定不居者，而宜掌握（廣義）西方／日本／中國的本來脈絡，不當展現「無絡化」的歷史書寫；個別人物的角色，更不該被「神聖化」或被「漫畫化」。
倘若從歷史的宏觀視野切入，述說19世紀以降的（廣義）西方／日本／中國互營共繫的思想連鎖關係，觀察本來脈絡與其前後轉折，如以概念圖示，略可現其粗略大概。
然而，觀其大者，往往可能以犧牲歷史本來面貌為代價，後來者豈可不慎。
例如，近代中國創生的詞語概念對於日本的影響，彰明昭著；卻不能不追問：那是中國自身創生的嗎？例如，普魯士傳教士郭實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主持編纂事宜，1833 年8月1日創刊於廣州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確是魏纂輯《海國圖志》（1842／百卷本1852）的資料依據之一。當魏源《海國圖志》1851 年傳入日本，至少出現21種「和刻本」與「和解本」。又如徐繼畬的《瀛環志略》（1848）乃是日本帝国大学（現在東京大学）第二任「総長」的加藤弘之撰著《鄰艸》（1862年12月完成）的資料依據之一，他假大清帝國之情勢而呼籲日本自身推動改革，意義深遠。至如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編纂的《華英．英華字典》（1815 年至1823 年間出版），提供的概念翻譯，是中國創造、流入日本（乃至東亞）的濫觴，德國傳教士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編纂的《英華字典》（1866～1869），對現代漢語的形成乃至漢字文化圈影響深刻，日本也不例外，乃至日本著名哲學家井上哲次郎的《訂增英華字典》（1884）則是羅存德辭典的翻刻版，商務印書館還參照井上訂增的《英華字典》編輯了《華英音韻字典集成》（1902）。因是，要對近代中日雙方的思想文化交涉開展「價值重估」的事業，實在不能不盡量逼近歷史本相；此舉或不免「事實拜物教」之譏（The nineteenth-century fetishism of facts was completed and justified by a fetishism of documents. ……）；然從具體釐清思想根源脈絡／與文本展現之道，至少庶幾或免誤人誤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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