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公一

以文代序 百年前的中國漢語標音符號之制定及後續發展

信世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前言：

在百年前的191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即為民國二年，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國語注音字母」（現在俗稱 ㄅㄆㄇㄈ 或bopomofo，英文為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這套字母是以漢字部件筆畫構成的一套符號做為漢字標音之用，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官方來制定的漢字標音符號，其意義重大，也是中國語言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符號來拼出漢字發音在當時是一項特別的創舉，取代了古代之漢字反切法的困難不便，但中國幾千年來都未曾制定出標音符號，為何忽然會去制定一套標註漢字的符號系統？在當時是基於兩種目的：一是為了推廣全國共同語言，二是為了使百姓能方便快速學習漢字發音。中國歷史上雖然常有「官話」的推廣運動，但對象僅止於做官的人士，而這個國語統一運動可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全國一般百姓的國語統一運動，這個運動一直延續了百年之久，其間所衍生的共同語及標音系統的爭議一直不斷。

壹、注音字母（注音符號）的背景：

1912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召開臨時教育會議，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正式制定「注音字母」，同時也由全國各省代表以每省一個表決權的方式通過了六千五百多個漢字的標準讀音，定名叫“國音”（後來改用北京音系才俗稱“老國音”）。“國音”是根據“韻書”上的音節並採用中國北方話及南方話相容原則，包括了477個拼法不同的字音（即音節），並保留了一些漢字的“入聲”（現在的標準漢語中沒有入聲），注音字母和國音方案雖在1913年通過，但過了五年直到1918（民國七年）年才由北洋政府正式公佈；“國音字典”也於1919年跟著公佈。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注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一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還成立了注音字母書報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注音字母報》(馮志偉，2006)。

這套字母目前仍舊在台灣廣泛使用，是漢字的重要拼讀工具，小學語文教育必修內容；中國大陸自1958年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後停止使用，但在主要的漢語字典工具書中仍然保留使用。

這套字母最初有39個符號，後來簡省為37個（聲母21個，介音3個，韻母13個）：

聲母：ㄅㄆㄇㄈ、ㄉㄊㄋㄌ、ㄍㄎㄏ、ㄐㄑㄒ、ㄓㄔㄕㄖ、ㄗㄘㄙ

介母：ㄧㄨㄩ

韻母：ㄚㄛㄜㄝ、ㄞㄟㄠㄡ、ㄢㄣㄤㄥ、ㄦ

當時其實已有許多人士發展出不同的漢字拼音符號，但這套字母是以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的「記音字母」作為藍本的漢字標音符號，字母多是漢字的部件或古字，而取其聲音，例如 ㄅ(b) 的字源來自「包」字，也是包字的部件，說文解字：「勹，裹也，像人曲行，有所包裹」，ㄅ的發音是取包字（ㄅㄠ/ bao）的聲母而來。

貳、制定注音字母的背景及原因

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清末民初時代，是整個中國社會的劇烈變動時代，外有列強企圖瓜分中國，內因經濟崩潰而導致教育及科技落後，由於列強欺淩，強烈寄望國家富強心理讓人們亟思變革，本來這些都是政治、經濟、教育及社會等問題，和語文不見得有關，但人們卻想改變語言來解決問題，因此產生了國語統一運動、漢字拼音運動及白話文運動等三大語文革命，而三者是彼此相關的。由於要統一口語發音，就要有一套標音符號系統，藉此來表達每個漢字的發音，讓持各種方言區的人士都有依循的準則，也有利於教學及推廣。因此用符號來標音也是中國語文發展史上極重要的一環。

一、“國語統一運動”產生的時代背景

中國的語文一向是處於「文」和「言」分離的方式，由於中文被視為表意文字，不是拼音文字，因此字形並不完全代表發音，以致書寫和口語兩者分離。中國文字在書寫方面早已統一，自秦漢之際即開始採用統一的文字及書面語，至今已有二千餘年。然而在口語方面，中國各地的口語一向極為分歧，在二十世紀之前卻一直未有統一口語的推廣，儘管各朝代都有所謂的「官話」，但從未成為民間的普遍共同語，在明朝初年由官方編修頒布的「洪武正韻」一書似有統一各地漢字發音之意圖，但也僅止於音韻學方面的標準，沒有發揮共同語普及的作用。而在1728年，清初雍正皇帝設立了「正音書館」，在全國推行北京官話。他諭令福建、廣東兩省推行漢民族共同語 (舊稱“官話”)。並規定「舉人生員鞏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意思是讀書人若聽不懂官話，不會說官話，就不能參加科舉考試 (陳令申，2010)，但這仍僅止於準備考試做官的人，並不是整個社會都要學官話。直到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之際所產生的國語統一運動，才是中國史上第一次的全民統一語言行動。

二、清末的國語統一運動

雖然為了國語統一而制定的注音字母是在民國初年制定的，但其實國語統一運動在清朝末年即已成為清政府的政策。

清朝末年經歷多次戰爭及外交失敗，列強在中國各有勢力範圍，中國面臨著被列強分割的危機，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卻開始積極地展開語言的統一運動，企圖以統一的語言來加強國民的凝聚力，1902年，張之洞、張百熙等為清廷制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捍格，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于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 (陳令申，2010)。到了1909年，即辛亥革命的前兩年，清政府資政院開會，議員江謙正式提出把“官話”正名為“國語”。到了 1911 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在清政府即將崩潰的前夕，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並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從此，「國語」這一名稱開始取代了「官話」這一名稱（王理嘉，2010）。

三、新國音與國語羅馬字-- 確立以北京音為標準漢語

繼1913年制定了注音字母後，在1928年國民政府又公佈了一套以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符號，稱為「國語羅馬字」，為何在1913年都制定了以漢字筆畫為本的注音字母，經過15年後又另外制定一套注音？這主要是由於原先制定的國音是意在提供一套全國各地皆可通用的語音方案，不只是北京音，也包括了北京音所沒有的入聲及一些南方漢語的拼法，是屬於韻書學理類的拼音，這種國音後來被人稱為「人造國音」，實際上是沒有人如此說的，因為它不存於任何一種自然語言中 (王理嘉，1999)，因此「並沒有行得通」（黎錦熙，1953）。而許多人士力主要純粹根據北京話來制定國語，因此教育部開始進行「新國音」的研究，要制定一套用拉丁字母來拼北京話的方案，北京音系有411個音節（比老國音少了66個），加上聲調共有1284個組合，自1923年起，國語統一籌備會特組“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從事調查研究，准照它來改正“老國音”。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佈《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注音和統一國語，“與注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1932年教育部公佈的《國音常用字匯》，用注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黎錦熙，1953）。換言之，這一階段採取了兩個重大決策，一是確定了北京音系成為中國的共同語，二是漢字筆畫式和拉丁式的符號並存。而兩者結合則出現了以注音符號及拉丁符號來拼寫北京音系的系統，也影響了之後七十年至今的漢語發展方向。

叁、漢字注音的演變

從古到今，漢字注音曾有多種形式，但以近百年來的演變最為劇烈：

一、傳統的反切法：

中國古代的漢字注音是以漢字反切的方式來表示，用兩個漢字來拼出一個漢字的發音，前面的字稱為「反切上字」，取其聲母，後面的為「反切下字」，取其韻母，例如「東」為「德紅」切，以「德」字的聲母 "d”及「紅」字的韻母 "ong”拼成 "dong”的發音。

此方法最大的優點是可以跨方言，對於任何方言中的漢字發音都能適用，以某一方言來發出反切上字及下字的音，也一樣可得到該字的方言音。但是缺點是系統過於複雜，必須用過多的漢字來表音，據統計用作反切的上下字太多，在韻書上共有400多個反切上字，1000多個反切下字，拼出5000多個反切字，實難以做為語言學習及應用的系統。

二、歷史上的漢語標音符號：

一般來說，用符號來標注漢字始於四百年前明清之際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但是用外語的符號來標注漢字發音其實已早有前例，在歷史上其實曾出現標注漢字語音的符號系統，包括日本的「振假名」、元朝蒙古的「八思巴字」、韓國的「諺文」及回族的「小經」。

唐朝時期日本人創造的假名，也可能是最早用於拼注漢字語音的注音符號之一。日文漢字注音時一般也使用平假名，稱為振假名（日文：振り仮名，furigana）亦有注音假名之稱，指日語中主要為表示日文漢字讀音而在其上方或周圍附註的假名表音符號。

八思巴字是中國元朝忽必烈時根據當時的吐蕃文字而制定的一種文字，用以取代標音不夠準確的蒙古文字，並主要用作為漢字標音符號。以往傳統反切法的韻母是介音、母音與尾輔音混合不分，未能分拆成最細的語素，但《蒙古字韻》卻清楚寫下了如何用八思巴字母拼寫漢音，即是說漢字已經第一次被成功拆解成介音、母音與尾輔音。元朝被明朝推翻之後，八思巴字遂廢棄不用，但還在北元通行過一段時期。

在15世紀（中國明朝時代）朝鮮人創造了諺文，也是一套可以標注漢文發音的符號。此源自朝鮮王朝4代國王世宗創制的訓民正音(朝鮮世宗28年)。

明代中國西北部的回族創造了用阿拉伯字母為漢語注音的小經，大約起源於公元八世紀，直到上個世紀仍流行於中國華北一帶，是回民為了教育啟蒙學童學漢字正音的一種工具，之所以得稱“小兒經”，和現代的注音符號用於兒童學習漢字的功能非常類似。

三、西方來華傳教士的漢字的拉丁字母拼音

以拉丁字母來拼寫漢字始於1605年，義大利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最早採用拉丁字母為漢字注音。16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寫出《西儒耳目資》一書，是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採用音素字母為漢字注音，利用29個字母及5個字調記號來拼讀漢字。早期的中文拼音以南京官話為藍本。

以後又出現以北京官話為藍本的中文拼音。例如1867年英國人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發明，後由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完成修訂的威妥瑪式拼音 (Wade-Giles system)，是採用北京官話作為藍本。威妥瑪拼音的使用時間相當長，是漢語拼音產生之前在西方漢學界最普及的拼音系統 (Wade & Hillier，1886)，許多西方的漢學圖書館的中文編目是基於此拼音系統。直到2010年台灣仍然廣泛使用，做為人名、路名與地名的翻譯。

近代以後，西方來華傳教人士逐漸增多、利用拉丁字母拼讀漢字的現象更加普遍，並且用拉丁字母傳譯＜聖經＞為各地方言進行傳教，包括中國南方沿海各省的方言。例如至今台灣的一些基督教會中仍用一種閩南語版本的聖經，其拼音符號被稱為「教會羅馬字」。

肆、漢字符號和拉丁符號的拉鋸戰：

近百年來，各種不同的漢語符號此消彼長，彼此競爭，但主軸仍是以漢字符號 (漢字筆畫式) 及拉丁字母式兩者之間的競爭（信世昌，2013）：

一、 清末──各種拉丁符號

注音字母是晚清至民國初期漢語拼音運動（切音字運動）的階段性的小結。王理嘉(2010)的統計，當時為「使男女老幼皆能讀書愛國」而設計的拼讀漢字的切音方案將近三十種，其字母形體以漢字筆劃式為多（13種），採用拉丁字母的是少數（5 種）。馮志偉(2006)歸納了當時的拼音符號，可分為三類：一是「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採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一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二是「速記系」：採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三是「拉丁系」：採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

當時的假名系在聲勢上及數量上都較佔優勢，這也是為何最後注音字母於1913年勝出的原因。

二、1928年──國語羅馬字

即使在1913年國民政府已定漢字筆畫為主的注音符號，但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做法仍未停止，其中以國語羅馬字為代表。

國語羅馬字在國際上的名字為Gwoyeu Romatzyh，由林語堂先生倡議，由語言學家趙元任作主要研究，從1925年到1926年獲國語推行委員會協助，1928年9月26日由國民政府大學院公佈。國語羅馬字是一套漢字拉丁化方案，曾是中華民國的國家標準。它與當時已流行的注音符號並存，其後於1940年易名為譯音符號。在1986年1月由台灣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修改，稱為「注音二式」，做為注音使用而不是做為漢語書寫體。但是，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沒有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它的影響遠不如注音字母。目前在美國仍有少數學者在推廣國語羅馬字，設有一些網頁。

三、 1950年漢語拼音方案──斯拉夫符號和拉丁符號

1955年10月15日中國大陸舉行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印發給代表們六種拼音方案的草案，有四種是漢字筆劃式的，一種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種是斯拉夫字母式的。最終決定用拉丁字母式來設計拼音系統。

四、 2006年台灣方言的符號

在台灣，注音符號已深入民間極深，人人都會，成為普遍的電腦輸入及字典查詢之用，整個社會並不重視拉丁字母符號的功用，只做為人名或地名或外國人學習漢語之用，因此各種拉丁符號的拼法都處於弱勢，用途有限也並未統一。雖然在2006年台灣教育部意圖以另一套拉丁符號組成的「通用拼音」做為標準，但爭議頗大，在2008年即為教育部取消。然而，反倒是台灣的方言教學（母語教學）方面，拼音成為明顯的爭論問題，包括了注音符號派、教會羅馬字派、通用拼音派等數種拼音法互相競爭，教材仍各行其是，似難以解決。

伍、國語注音符號（ㄅㄆㄇ）的現況：

自1913年所制定的國語注音符號已滿一百年，它代表著漢字筆畫式的符號系統，並獨立與拉丁字母對峙，在推廣的過程中遭遇了許多困難與轉折，卻仍頑強地存在。目前在台灣的國語教育體制都以注音符號來學習漢字，所有的小學生或幼稚園學生都須先學注音符號，再藉此來學習漢字，成效極佳。

此外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注音符號亦成為資訊應用的基本功能：

一、電腦字碼：

注音符號已被國際通用的Unicode、中國大陸的國標碼(GB碼)和台灣與香港的大五碼(Big-5)所收入，均收錄了現代標準漢語的37個注音符號。台灣的 Big5把注音符號收錄在 A3 區段，中國大陸的 GB 2312-80 則收錄在 08 區段。在 Unicode 方面，自 1.0 版即收錄了 40 個注音符號，在 U+3105--U+312C區段。因此全球的任何電腦系統都具有支援注音符號的功能。

二、電腦與手機輸入法：

注音符號輸入法已被收入在全球的Windows與Apple等的電腦作業系統中，在台灣是最普遍的漢字輸入法，至少85%的人使用注音輸入，台灣的電腦鍵盤上也必定印有注音符號，並且有幾種鍵盤排法。注音輸入法的按鍵次數比漢語拼音輸入法更少，例如打ㄤ(ang)音，用漢語拼音要打a, n, g三碼, 注音僅打一碼即可。

而在中文手機上也都一律設有注音符號輸入法，同樣在台灣是最普及的手機漢字輸入法。

三、字典與出版品：

所有台灣出版的字典每個漢字也必然標以注音，並且都一律附有注音符號查字索引，雖然也有部首查字及筆畫查字的索引方式，但注音查字一向是最普遍的方式。台灣的小學課本一律先教注音，之後才教漢字。大多數的兒童讀物都在漢字旁邊印上注音符號。

四、方言的符號：

注音符號也被擴大用來拼台灣的方言，包括閩南語（台灣話）和客語，由於方言的聲調及聲母韻母和國語不同，增加調號及幾個字母即可解決問題，也很有利於已學國語的學生順便學習方言，已有多種教材問世。

五、定音的功能：

每個拉丁字母可能有多種發音，發音並不固定，例如英文和德文的a b c d發音就不同，而注音符號的發音卻是單一固定的，因此有「定音」的功能，因此即使是漢語拼音方案的文件也並列出兩者的符號，例如 b ㄅ； p ㄆ。中國大陸出版的新華字典也仍然列出兩者的對照。

注音符號除了在台灣普通使用外，也隨著台灣的海外移民，也傳播到海外，不僅是台灣移民的家長在家裏使用注音符號教子女中文，海外各地上千所僑校及中文學校也使用台灣出版的注音符號華語教材，大量華裔學生使用注音符號學習華語，甚至美國的高中進階中文考試(AP Chinese)允許用注音符號輸入法來打出漢字，高中生進入大學的SAT Subject考試之中文科目也列有中文注音的版本。

陸、百年來的漢字與符號之關係：

漢字拼音符號本來是為輔助漢字之用，但漢字反而飽受拼音符號的威脅，歷經了十分驚險的過程，清末民初的漢語統一運動中就一直夾雜廢除漢字的聲音，例如錢玄同等人提倡廢除漢字漢語而純以拉丁字母做為漢語的書寫系統。到1920年代制定羅馬字標音字母，也可看作是一種用於取代漢字的書寫系統。到1950年代中國大陸打算推行漢語拉丁化而以漢語拼音逐步取代漢字，漢語拼音當時即是以書寫系統而產生的，但因漢字拉丁化碰到實際困難，才把漢語拼音退居為漢字的拼音。尤其在1970年代因資訊電腦時代來臨，當時尚未有成熟的漢字編碼，又有許多人士基於當時電腦無法處理漢字而鼓吹要將漢字拉丁化以利電腦處理。雖然漢字歷經轉折未被取代，但以符號來取代漢字或表達漢語的想法仍然不斷。

王東傑(2010)提到「以象形為基礎的漢字在歷史上維持國家統一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視，“以文字統一語言”的思路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切音字被罷黜了“字”的資格，成為一種標音符號。這都凸顯出清末語言文字問題在民族主義觀念映照下的錯綜歧出」。事實上，只要英語仍是國際強勢語言，漢字就不可避免仍然受到被取代的威脅。

結語：

國語統一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大事，也是語言發展史的重大轉折，此運動甚至是跨越了朝代及政權，從清朝到民國的北洋政府及國民政府，以及1949年之後的台灣的國民政府及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都不斷地推行統一的國語（普通話），先後已達百年之久，在歷史上很少有任何的政策能夠像此運動跨越朝代並延長不斷的。伴隨著這個運動，各種漢字拼音的方法及符號也隨之興衰浮沉，也反應了當時的社會情勢與思維。

以西方的拉丁字母做為漢語拼音字母，本身是繼承清末弱國心態以及1950年代反傳統的氛圍中所產生的，包括國語羅馬字及漢語拼音的制度是一個對歐語迎合最明顯的例子，目前全球的華語教學以及中國大陸的語文教學，皆採用拉丁字母來學習漢語發音，因此產生了幾個意涵：

1.在中國大陸的漢語母語者也必須藉助西方的拉丁符號才能學習漢字發音，不通過外國的字母就無法學習自己中國的語言。

2.西方的拉丁字母成為漢語標音的必備符號，無形中成為學習漢語的守門員（Gatekeeper），提高了拉丁字母的地位。

3.藉助英文來推廣漢語的方式，其實更強化了英語和漢語的尊卑地位，讓英語更穩固成為漢語的上位語言（信世昌，2010）。

但中國大陸自文化大革命之後至今已近四十年，已逐漸開始恢復承認傳統文化的價值，例如把文革中批判對象的孔子做為漢語國際推廣機構「孔子學院」的名稱，端午節與中秋節等中國傳統節日於2008年起開始放假。隨著民族自信心的提高以及對於傳統文化的回歸，以及民族主義的思潮，讓中國人還靠著西方的拉丁字母來學習自己的漢字發音，遲早會面臨著須要重新討論的地步。

未來漢語的拼音符號何去何從尚難論斷，如果日後英語（或歐語）逐漸變成弱勢語言，則採用拉丁字母來拼注漢語將毫無意義。以日語或韓語為例，即使拉丁字母（或英文字母）也能夠註記日語或韓語的發音，但日語和韓語仍必須以假名或韓文來表音，不可能被拉丁字母取代。以此推之，中文未來也勢必走向此道路，即用中文本身的筆畫符號來拼音。

雖然在英語強勢的影響下，仍會有相當的一段時間會以拉丁字母及注音符號同時並存，但是用漢字筆畫式的發音符號將是未來中文拼音的大趨向，畢竟，一個民族的語言最終仍要使用自身的符號來表達，不可能永遠藉助外語字母做為自身的依靠。

註：本文於2011年口頭發表於「第三十一屆韓國中國學國際學術大會」。韓國中央大學。再經修改而成。

以文代序 百年前的中國漢語標音符號之制定及後續發展

信世昌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前言：

在百年前的1913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即為民國二年，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制定了「國語注音字母」（現在俗稱 ㄅㄆㄇㄈ 或bopomofo，英文為Mandarin Phonetic Symbols），這套字母是以漢字部件筆畫構成的一套符號做為漢字標音之用，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由官方來制定的漢字標音符號，其意義重大，也是中國語言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

以符號來拼出漢字發音在當時是一項特別的創舉，取代了古代之漢字反切法的困...

編輯前言 (3)
序（以文代序）百年前的中國漢語標音符號之制定及後續發展
信世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灣）1

論述篇 15

從語言規劃的觀點談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 17
曹逢甫（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臺灣）

從音韻學的角度看華語的標音系統 51
王旭（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臺灣）

注音符號的意義、應用以及人們對它的態度─兼談與漢語拼音的
情況比較 67
Dorothea Wippermann（韋荷雅）（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德國）

早期日本漢語教材所反映的標音符號使用狀況 81
村上公一（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日本）

注音符號輔助臺語發音之應用─歷史回顧 101
曾金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灣）
盧廣誠（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
林秋芳（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臺灣）

研究篇 111

臺灣華語儲備教師之國語語音現況探究 113
劉瑩（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臺灣）

華語教學標音符號之教學順序 129
陳懷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臺灣）

中高齡母語學習者之發展注音符號課程規劃 145
孫錦梅（臺北市力行國民小學／臺灣）
孫紀真（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臺灣）

運用Thinking Map在注音符號拼音教學進行擴寫練習研究 161
張憶如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班華語教學組／臺灣）

以美籍學生為例之華語語音學習困境行動研究 179
林品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華語教學組／臺灣）

華語教學篇 199

華語教學中「拼音教學法」探究 201
江惜美（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臺灣）

注音符號與漢字教學 217
周佩佩（冠軍中文學院／美國）

國語注音符號滑音教學法及教學使用工具 235
趙彥（中國文化大學華語中心／臺灣）

以注音符號為標音系統之華語語音教學 253
歐德芬（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臺灣）

華語文教學注音符號課程設計 269
李詩婷（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臺灣）

外籍生的華語發音教學實務─影音互動式的發音教學 285
陳慶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臺灣）

編輯前言 (3)
序（以文代序）百年前的中國漢語標音符號之制定及後續發展
信世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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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規劃的觀點談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 17
曹逢甫（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臺灣）

從音韻學的角度看華語的標音系統 51
王旭（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臺灣）

注音符號的意義、應用以及人們對它的態度─兼談與漢語拼音的
情況比較 67
Dorothea Wippermann（韋荷雅）（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德國）

早期日本漢語教材所反映的標音符號使用狀況 81
村上公一（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