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克‧貝拉迪

媒體推薦：細膩描寫當代歷史現象的最佳讀本。

—— 《芝加哥論壇報》麥可．羅賓斯（Michael Robbins）

貝拉迪主張以無限的想像與嘲諷，作為即將快速重組的世界唯一的解毒劑。但最後，本書描寫得比只是觸及表面深入太多了……

——書癡（Bookslut）文學網站

貝拉迪是憂鬱年代全球行動主義大師，他的任務是理解真實存在的資本主義。他能感受到反叛者的絕望，也能享受「負面勞動力」的聰明之處！

——網路文化研究機構（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創辦總監羅文克（Geert Lovink）

在診斷問題上，貝拉迪是最敏銳的專家。

——《...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１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奧羅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 我在報上讀到後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類大眾殺人事件的相關訊息總是能吸引我貪婪地閱讀下去，它帶著一種反感與反常的魔力，並似乎持續蔓延，尤其是在美國。但直到我讀到「奧羅拉大屠殺事件」與兇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聞時，我才開始動筆。

在這個國家，任何人不管其心理狀態如何，任都能買到致命武器。但我並不是受到這個國家的暴力與荒謬刺激才想寫作，反正我們對這個現象已經司空見慣。最令我震撼的是這個事件的隱喻張力，你可以把它理解為打破「景觀社會」與真實人生（或真實的死亡，反正意思相同）的界線。我懷疑霍姆斯曾經讀過德波（Guy Debord） 的書，因為人們通常不會在做事之前，先讀過相關的文獻。但霍姆斯的行為卻帶有情境決定論的意味。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又重新彙整，並恐怖地再上演一次。就像達達主義者 說的：「要消滅藝術，消滅日常生活，要消滅藝術與日常生活的界線。」霍姆斯讓我震驚的是：他想要取消觀眾與電影的界線，他想要進入電影世界。

所以，我忍不住開始大量閱讀「奧羅拉大屠殺事件」相關文獻，接著讀到其他槍殺大眾的男性（不知道為什麼，有白人與黑人、有老人與年輕人、有窮人與有錢人，就是沒有女人），並進一步研究之前的無差別殺人犯。從這些研究中，我了解到，觀察這些可怕的瘋狂行為，比觀察經濟學家與政治人物的禮貌性瘋狂行為，更能了解世界現況的成因。我從「犯罪與自殺」這個非常特殊的觀點，看見資本主義帶給人極大痛苦，並造成社會文明分崩離析。

赤裸裸的資本主義真相，正在今天上演，而且非常驚悚駭人。

２

本書要探討的題目不只是犯罪與自殺，還想談已經瀰漫在當代文化中的無政府主義與自殺動機，以及一種因焦慮與攻擊性而導致的暴力現象。我在檢視大眾殺人事件的觀點，將特別聚焦在殺人行為中引人注目的意涵，以及其自殺的面向。

我在意的不是傳統的連續殺人犯，這些人是殘酷成性卻掩飾得很好的精神病，樂於看到別人受苦而死。我關心的是內心正在受苦而變成殺人犯的人，因為殺人對他們有雙重意義：一是表達他們想曝光的變態需求，二是尋找一個自我毀滅的出口，以逃離目前身處的地獄。我寫了趙承熙、哈里斯（Eric Harris）、克萊柏德（Dylan Klebold）與奧維寧（Pekka-Erik Auvinen）這幾個年輕人的故事，他們都是為了得到全世界的注意而殺害無辜大眾，然後自殺身亡。我也寫了霍姆斯的故事，只是自殺未果。

３

史戴耶爾（Hito Steyerl） 在《螢幕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Screen，書名暫譯）一書中，寫到大衛鮑伊（David Bowie）在一九七七年發行的單曲〈英雄〉（Heroes）。

他唱出了一種新的英雄風格，正好趕上了新自由主義革命與數位轉型的時代。英雄已死！英雄萬歲！但鮑伊的英雄不再是個主體，而是個客體：是一種物件、一種影像、一種光芒四射的神器、一種浸泡在欲望中的商品，並超越了死亡再次活躍起來。只要看看一九七七年這首歌的錄影帶，就能理解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這支影片同時顯示出三個角度的鮑伊，並以分層技術把他的影像變成三個。不只是鮑伊的英雄被複製了，他自己也變成一種可以被重製、繁殖、拷貝的影像，這段反覆的音樂經由幾乎是任何商品的廣告毫不費力地四處播送，也是一種把鮑伊迷人又自在的後性別（post-gender）形象包裝成產品的神器。鮑伊的英雄不再是比一般人壽命更長久的血肉之軀，也不是曾經成就了令人感動的功績而足以成為楷模者，甚至也不再是個指標人物，而是帶著後人類（post-human） 之美的一件閃耀動人的產品──他什麼都不是，就只是一個影像而已。英雄的不朽不再來自歷經各種苦難的生存實力，而是來自能被影印、再生利用與轉世的能力。破壞只會改變它的形式與外觀，它的實質卻毫髮無傷。這件東西的不朽是基於它的有限性，而不是無窮性。一九七七年，龐克樂團行刑者樂團（The Stranglers）透徹分析了這種情勢，清楚宣告：英雄主義已經沒戲唱了。托洛斯基（Trotsky）、列寧（Lenin）、莎士比亞（Shakespeare）都是死人了。一九七七年，當左派分子聚集在巴德（Andreas Baader）、安司林（Gudrun Ensslin）與拉斯佩（Jan Carl Raspe）等紅色軍團喪禮時，行刑者樂團的專輯封面上有巨大的康乃馨花圈與宣言：「我們不要英雄了！一個都不要！」

在古典傳統上，英雄屬於史詩般的想像，且和悲劇與抒情詩不同，英雄能以意志與勇氣力抗惡劣的大自然，並主導歷史事件的發展。英雄興建城市，避開混亂的魔力。在文藝復興時期，我們仍能發現這種看法，馬基維里（Machiavelli）心目中的君王，則可以被視為現代時期政治論述中的英雄：那些建立民族國家、打下工業基礎、形成共同國家認同的人。

在現代時期結束時，人類事件的複雜度與速度已經超越意志的力量，英雄主義的史詩形式也消失了。當混亂現象變得普遍，模擬運算的龐大機器便取代了史詩般的英雄主義。史詩的討論空間也被散發出共同幻覺的符號企業（semiocorporation） 占據。模擬類的遊戲經常能形成認同，就如流行的次文化，例如搖滾、龐克、虛擬文化等等。這就是現代後期悲劇形式的起源：從此，幻覺被誤以為是真實，而身分認同被視為歸屬感的可靠形式。當人們因為渴望歸屬感，而以一連串的謀殺、自殺、狂熱、攻擊、戰爭行為，回應今天永久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的狀態時，通常伴隨著一種不帶嘲諷的絕望。

我認為，只有透過「嘲諷」（irony），以及有意識地理解英雄遊戲核心的模擬行為，次文化中的偽裝英雄才有機會拯救自己。

４

在一九七七這一年，人類歷史來到一個轉折點──英雄死了。或者說得好聽一點，他們不見了。他們不是被英雄主義的敵人殺死，而是轉成另一種層次：他們溶化並變成鬼魂了。於是乎，人類受到由電磁物質組成的假英雄誤導，對真實的人生與樂趣失去信仰，開始只相信不斷散布的影像；那是英雄褪色的一年，英雄從實體生活與歷史激情的世界，遷居到視覺模擬與神經刺激的世界；那是歷史轉折的一年，世界從人類演化時代，轉變成反演化（de-evolution）或反文明（de-civilization）時代。

在進入「現代性」（modernity）的這幾個世紀，勞工與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 意識一直建立的制度開始逐漸崩壞，這是世界金融喪失現實感的掠奪過程。公共教育制度、醫療、公共運輸與福利制度是現代時期的物質遺產，勤勞的資產階級（bourgeois）與工廠工人矛盾結盟的成果，也淪為奉市場之神教條至上的犧牲品。

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後資產階級（post-bourgeois）墮落成一個金融黑洞。這種新的制度開始吞噬並摧毀兩百年勤奮精神與集體智慧的產物，並且把具體的社會文明現實，轉變成抽象的數字、演算法、數學暴力，以及只以金錢形式的財富累積。模擬的誘惑把實體形式轉變成忽然消失的影像，把視覺藝術獻給垃圾詐騙郵件，讓語言屈從於虛假的廣告。這個過程的結果就是，真實的生活消失了，一切變成金融累積的黑洞。

現在的問題在於，人類還剩下多少的主體性（subjectivity）與感性（sensibility），以及想像、創造、發明的能力？人類是否還有能力從黑洞中爬出來，把精力投注於創造社會連帶與互相合作的新形式？從機器學到比從父母身上學到更多單字的這一代兒童，明顯沒有能力發展出社會連帶感、同理心與自主性。不斷重組的殘缺影像已經取代了歷史。隨機重組的臨時性狂熱活動，也取代了政治意識與策略。我真的不知道，還有沒有能超越黑洞的希望？還有沒有一種未來，能夠超越我們當下可預見的將來？

然而，「哪裡有危險，哪裡就有救贖。」這是預言未來會毀滅的哲學家海德格（Heidegger）最喜歡的詩人荷爾德林（Hölderlin）的名言。現在，當下的任務是：在一片荒蕪中，找到已經凍結並屈服於企業想像力的社會想像力。只有藉著這個方法，我們才能前進一步，並發現新的活動形式，運用感性再激化的過程取代藝術、政治與治療方式，也許能幫助人類重新認出自己。



＊＊＊＊＊＊＊＊＊＊＊＊＊＊＊＊＊

第四章 趙承熙的精神世界

二○○七年四月十六日，美國維吉尼亞州布萊克斯堡的維吉尼亞理工學院暨州立大學（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學生趙承熙在背包中帶了幾條鎖鏈、一把鐵鎚、一把刀、兩把合法購買的半自動手槍，還有幾乎四百發空尖彈。

早上七點十五分，趙承熙在西安伯勒強斯頓宿舍大樓殺了兩名學生後，回到自己的宿舍寢室，刪除郵件並拿走自己的電腦硬碟。接著，他到郵局去寄了一件包裹，裡面是要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手稿與影片。九點四十五分，他再度回到維吉尼亞理工學院，並走進諾里斯樓，在殺了三十個人後自殺。

共三十二人死亡，另外二十三人受傷。這是美國史上由單一槍手造成的最大傷亡事件，也是全世界死傷最慘重的事件之一。

趙承熙的行動極為複雜且歷時很久。根據調查，進入諾里斯樓之後，趙承熙用鍊子鎖住三個主要出入口大門。他在被鍊子鎖住的門上放了紙條，宣稱任何人想打開門就會引爆炸彈。他動手開槍前不久，一名學校職員發現這張紙條，並把紙條拿到三樓通知學校的行政單位。就在同時，趙承熙已經開始槍殺二樓的學生。

開了幾槍後，幾分鐘內，警方接到報案。

他開了又關上幾個門，好像在找某一間特定的教室，之後他殺了一名正在某間教室上課的教授，然後繼續掃射，又殺了在那間教室上課的九名學生，當時有十三名學生在上課。之後，這名年輕人又到另一間教室，殺了教授與六名學生。另外，他還想再攻進兩間教室，但這兩間教室的門被裡面的學生設置障礙物擋死了。

利布雷斯庫（Liviu Librescu）教授是在二次大戰大屠殺中存活下來的以色列生還者，他奮力擋住殺手進入204教室。利布雷斯庫死命擋住門，讓大部分學生有時間從窗戶逃走，但卻因殺手朝門射了很多槍而身亡。另外兩個人也在努力擋住211教室的門時被槍殺。

趙承熙的痛苦

趙承熙在八歲時與父母和姐姐趙善敬到了美國。維吉尼亞政府網站上刊登了《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大眾槍擊事件：評估小組報告》（Mass Shootings at Virginia Tech: Report of the Review Panel）資料，其中有一部分談到趙承熙心理健康史的精神病學分析報告，說明了趙承熙融入新國家的困難：

這種轉換非常辛苦：這家人沒有人會說英語，兩個孩子都覺得孤立無援。父母親一開始做了很久的勞動工作，後來有了乾洗事業後工作時間更長。因為他們的工作都不需要說英語，所以他們兩人在工作或在家裡都說韓語。趙承熙的姐姐說，他在美國似乎比在韓國更退縮與疏離。她回想到有時候他們會「被別人取笑」，但她認為這只是一種過程，因為她覺得「這只是理所當然的事」。兩年之後，這對姐弟開始在學校讀寫英文，也懂了英文。韓語只在家裡說，但趙承熙不寫也不讀韓文。

趙承熙和家人最大的問題在於他不善於溝通，讓他們很沮喪，也很擔心。過去這些年來，趙承熙很少和家人講話，也避免眼神接觸。

根據小組評估過的一份紀錄，趙太太有時候很沮喪，甚至會抓著他大力搖晃。他會和姐姐說點話，但避免討論他對事情的感受與回應，或分享每一天在生活中、學校裡、或各種事件的想法。如果家裡有訪客，他必須講點話時就會手心冒汗，臉色發白，全身僵硬，有時候還會哭出來。通常他只會點頭說是或不是。

移居、文化與語言的無所適從、寂寞，以及在新文化環境中的一種不自在感。心理上的標籤作用，以及在團體中進一步邊緣化、霸凌、羞辱、無言的憤怒、復仇的渴望。趙承熙的故事是全世界數百萬移民的心聲。

趙承熙犯下大案的當天早上，他寄了一份包裹給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裡面有錄影帶、照片、日誌、文字手稿。這個古怪、孤僻、脫離社會、不太穩定的人，在面對電視人時卻意外的正常。後現代的知己就是媒體，而他選擇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董事長決定，只播出二十五分鐘影片中的二分鐘、四十三張照片中的七張，以及二十三頁手寫資料中的三十七個句子，他在開第一槍之後還修過這份手稿。他表示，沒有曝光的內容包括「超出極限的褻瀆」與「不可思議的暴力畫面」，他希望未曝光的資料永遠不會被公諸於世。

以下是被曝光的文本之一，趙承熙的心聲：

任意摧殘我的心，對你還不夠。強暴我的靈魂，對你也不夠。雞姦我的情緒，還是不夠。你在毫無節制的快樂以及病態的虐待行為中花的每一秒鐘，都可以用來阻止今天的事件。問一下你們自己，這幾個月、這幾個小時、這幾秒鐘，全部的這些時間，我都在做什麼？你們活該自作自受。你們活該自作自受……

你們這些殘酷成性的人啊，我也許微不足道，只是一坨狗屎。但你們一次又一次摧殘我的心、強暴我的靈魂，結果喚醒我的意識。你們以為，我只是你們正在蹂躪的一個可悲又沒用的生命。但因為你們，我會像耶穌基督一樣死去，並會激勵被你們踐踏的世世代代軟弱且毫無防備能力的人──他們是我的兄弟姊妹與子民。

就像摩西，我要分開紅海並引領我的子民──他們是被你們踐踏且永遠想踐踏的所有年齡層的弱者、毫無防備能力的人與無辜的兒童，抵達永恆的自由國度。由於你們這些罪人，你們這些害人流血的人，我要為這個世紀立下典範，讓我的子民能追隨我的腳步。

你們可能會堅守戰場，投入美式基地組織的永恆恐怖主義中，但被你們踐踏的兒童將會起義。藉著比上帝更強大的力量，我們將會追殺你們，你們這些恐怖主義的愛好者，我們會把你們殺光。

看過這些影片、照片與宣言的警察認為，給媒體的包裹內容不太能幫他們理解趙承熙的殺人動機。同樣看過這些資料的威爾納（Michael Welner）博士指出，「這些影片無法幫助我們了解趙承熙，它們扭曲了他，他其實溫和而安靜。這算是一種公關影片，他想讓自己變成像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的角色。」

警方與威爾納博士的評估沒看到的是，「塔倫蒂諾角色」和安靜溫和且憂鬱冷漠的趙承熙，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

趙承熙的語言聽起來很誇張，但也有幾分真實性。很明顯的，這不能合理化他的罪行，但卻說明了他不常感覺到的挫折感。事實上，美國國家廣播公司董事長可能也決定要審查趙承熙的訊息，因為那聽起來太像一種可怕的號召宣言，要召喚這個不穩定的世代裡所有心靈脆弱的人，對世界上所有的討厭鬼進行自殺炸彈攻擊。這樣的人到底有多少？在部落格世界裡，我讀著宣稱敬佩趙承熙行為的年輕學生們的文字，因為忍受霸凌多年下來，他們能感受到同樣的仇恨。趙承熙的瘋狂行為充分說明了這一個不穩定世代的精神病理學現象。在他的心理與社會經驗上，都能看到實體、語言與文化的去疆域化效果。

趙承熙的姐姐很努力幫他適應環境，她會和他說話，鼓勵他打開心房，「更有勇氣」一點。父母也鼓勵他要參加活動與各項運動，因為他們擔心他把自己孤立起來，會很寂寞。其他人也問到他為什麼不說話。據說他對這種壓力很不滿。趙父本身個性安靜，比較能接受兒子的內向與退縮性格，但他對尊重比較嚴苛，父子會因此發生爭執。根據一份紀錄，趙父從來不讚美兒子。在趙承熙後來寫的一份包括父子關係的資料中，他的父親角色總是負面的。趙承熙從來不談學校，也分享得不多。他的母親與姐姐會問他學校發生的事，想知道「霸凌」的可能性。因為他姐姐知道，他走在學校走道上時，幾個學生有時候會大聲辱罵他。對於所有為他利益著想的問題，他只會回答「好啦」。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１

二○一二年七月，加州奧羅拉一家電影院在放映最新「蝙蝠俠」系列電影《黑暗騎士：黎明昇起》時，發生一起槍擊事件， 我在報上讀到後就決定要寫這本書。這類大眾殺人事件的相關訊息總是能吸引我貪婪地閱讀下去，它帶著一種反感與反常的魔力，並似乎持續蔓延，尤其是在美國。但直到我讀到「奧羅拉大屠殺事件」與兇手霍姆斯（James Holmes）的新聞時，我才開始動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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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

文／盧郁佳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拼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份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曝光，在校隨機殺人，與自殺潮。這些都是廣義的自殺，暴力來自受體制壓迫孤立，壓抑為伏流，在意想不到的噴口爆發。作者在自殺者與犯罪者身上，看到社會每個人所蒙受的苦難，原本渴求親密信任與社交歸屬感，卻被施壓投入全副精力追求成就，又受過度競爭控制、打壓，陷於絕望，或扭曲為追求高曝光帶來的權力感。

這是我虧欠社會沒寫的書。閱讀書中美國對犯罪者與自殺者的調查報導時，我觸及了擋在台灣記者面前的隱形高牆：隨機殺人和自殺都是政治禁忌，所以媒體八卦有餘，卻無深度報導。香港報導遠為平實：二○一五年九月至二○一六年三月，逾二十四樁學生自殺，港報統計原因，主要為學業壓力、情緒困擾。BBC中文網訪問的學生，講述讀中學時晚上會無故哭泣，懷疑：「為什麼十五、十六歲就要決定我的人生？」父母工作壓力大，她怕家人擔心，瞞著大人就診，「我不知道整件事意義在哪裡，上好中學，考上好大學，然後呢？」另一位名校港大學生擅長舞蹈，原本考上了演藝學院，但家人不讓讀。放榜後沮喪到一個多月不見人、也沒食欲。故事描繪了自殺者的困境。受訪心理學家說：「媒體聚焦的學業壓力是導火線，不是原因。如有社會支援網路，感到快樂，即使壓力大也不會自殺。自殺不是單一問題導致，是找不到出路。如有別條路能解決問題，就不會自殺。」指出這些自殺者近半數社會支援網路薄弱，例如與家人不睦或單親。顯然，病的並不是學生，而是生存壓力撕裂了社會連帶，迫使人們投身向上流動的虛謊迷夢而耗竭。

台灣電視、報紙封殺了這些真相。就如報導少年強姦幼妹，記者劈頭已歸因「疑似A片看太多」，於是不問少年日常有無親友陪伴、親密支持，是否受虐。面對自殺潮，政府先歸罪「自殺報導渲染細節」，於是自殺報導總厭煩而簡短，不長於落井下石的警語「自殺不能解決問題，勇敢求救並非弱者，社會處處有溫暖，一定能度過難關」與防治專線。

二○一五年，女星楊又穎、楊可涵自殺。十五至二十四歲，自殺為第三大死因。在新聞焦點之外，其實原住民每年每十萬人有五十人以上自殺死亡，是台灣的四倍。而六十五歲退休年齡以上老人自殺，是台灣的五倍。自殺死亡者九八%罹患一至多種精神疾病，重鬱症八七%，酒癮藥癮四四%，情緒不穩性人格障礙四一%。貧病失落的困境，足以戳破「台灣有社會安全網」的假象。自殺從一九九七年起連續十三年為十大死因，二○一四年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自殺死亡，二○一一年自殺死亡率最高的基隆市、花蓮縣、南投縣，每十萬人口的自殺率都高於二十。

作者描述社群解體下的生存高壓：公司為提升生產力，挑撥員工互鬥。老闆要你負責不可能的任務，使命必達，你得應付所有公司丟過來的工作，沒有二話。因為員工間的連帶感已經破壞，所以每個人都得孤單面對被能力勒索、沒做好的恥辱、被裁員的威脅，陷於罪惡感、焦慮、互相怨懟。朋友向我形容那種感受：「哭也沒有用，你知道沒有人會來幫你。」

作者形容資本主義視勞工自殺為偷竊老闆財產，台灣禁忌探索自殺，原因就在這。由於文化視子女為父母的財產，人民為政府的財產，於是統治者視自殺者為人民公敵，輿論鬥爭自殺者不理性、自私不顧父母、懦弱、想不開；此舉反而斷絕了憂鬱者免於自殺所需的關鍵支持。教育、衛生當局相信青少年自殺、吸毒是因為有人美化自殺，被帶壞、學壞了，所以防治吸毒是拍廣告醜化吸毒者，高呼「向毒說不」；防治自殺是朝會高呼生命教育口號。還有整套髒話羞辱青少年的情緒困擾，「草莓」，「玻璃心」，「中二」，「屁孩」，「傷不起」。

青年林冠華以自殺反課綱，媒體攻擊遂達高峰。由於反課綱抗爭被視為大選前哨戰，中國時報強調其憂鬱病歷、證明自殺無關反課綱。聯合晚報描述反課綱者，如貝拉迪筆下的大屠殺恐怖份子，「用林冠華的死，脅迫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達到訴求的目的。」抗爭是藉機炒作、冷血消費林。挫敗療傷的聚會，也被誣「頭七大擺慶功宴」。作家銀正雄指林預告自殺是「想成名，想瘋了」，又指林母未強制送醫，證明也想成名。有了這番經驗，我雖贊同貝拉迪刻劃的社會普通人的苦難，但未能認同他揣測的犯罪者心理。我期待將每個犯罪者也當作獨特個別的人來觀察，而非作為「犯罪者」切割。即使攻擊自殺者的人，本身也值得探索、認同。

二○一四年，女星歡歡因喪父而重度憂鬱症自殺，未留遺書。她在卡片上寫道「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何等深邃哀傷。新聞說「眾人無法理解動機」，我欣賞這句結尾。房子或許是困住我們的資本主義迷宮；但因承認「無法理解」，所以不滿足於揣測，我們能繼續叩問現實。

【推薦序】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

文／盧郁佳

資本主義給我們造成了什麼損失？損失是潛抑的，因為它對「全力開發拼經濟」的輿論主旋律構成雜音干擾。就連因過度開發而瀕危的動物，精靈可愛的幼小石虎才引人同情，一幅萌照就足以廣傳，紛設粉專聲援；至於鱟就無此待遇。若說到山林公路車輛大量輾斃龜殼花、雨傘節、眼鏡蛇，人們絕不會看作是損失。你可以在這點上看出貝拉迪的英勇無畏與熱愛人類，他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一書，在人們痛恨而非痛惜的犯罪者身上，具現資本主義社會的損失：恐怖份子以屠殺增強政治抗議...

推薦序 這間房子一直叫我這麼做／盧郁佳

代替前言的四個重點
一 小丑
二 人性被高估了
三 贏一時就好
四 趙承熙的精神世界
五 什麼是罪？
六 機器人
七 記憶
八 你們不再安全了
九 自殺潮
十 首爾之旅
十一 無可奈何時，我們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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