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是基於數十年來的研究,以及由1997年11月至2000年7月間與達賴喇嘛尊者在印度的18次訪談而成。總共50個小時的會談都是以英語進行,並以錄音或錄影器材或兩者一起記錄。我在此特別感謝我們的秘書維克多(Michael Victor)花了數個月的時間來整理這些錄音帶,這是了不起的大工程。學者丁利(Tenzin Tinley)熱心的核對草稿與錄音帶。超過320頁單行距的定稿則是本書最重要的原始資料來源,也是一系列與達賴會談關於西藏故事的精髓。
我在文中已經把達賴的談話和我的意見陳述區分得很清楚。我及許多其他參與此計劃的人士對西藏歷史的見解,和達賴喇嘛的見解有非常清楚的區隔,即使本書中有些不同的見解,也並不意味著達賴為這些意見背書。達賴鼓勵我在必要時校訂他的英文,但我只有在必須澄清意義時才會校訂,或為他增添字詞(以斜體字括於斜體的括號內)。他也准許我在主題相同但訪談時間不一時,可以合併字句。 例如,他在稍後回想起和先前某個主題相關的事物。達賴挑選了三位學者仔細檢查他於本書的所有語錄,以確保正確:我對這些學者表達感謝之意。
在我第一次與達賴會談之前,曾花了數月的時間,埋首準備研究,提出一系列要討論的問題,這些提問形成我們討論的骨幹。這些研究不單在訪談中、而且在撰寫本書的六年時間中,都持續進行。在印度達蘭莎拉(Dharamsala)的西藏作品與檔案圖書館(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是珍貴無價的資源,我並感謝圖書館員貝瑪怡喜(Pema Yeshi)的協助。同樣地,位於馬里蘭州的國務院國家檔案室幫助我瞭解1942年至1960年這段期間的世界情勢。讀者如對於書中事實感到興趣,可進一步研究。
西藏文並沒有公認的音譯標準,若用最精確的翻譯方式,對不諳此道的讀者往往會有詰屈贅牙的困擾。雖然專家知道松贊干布(Srong-brtsan-sgam-po)是西藏第一位偉大君王的確實譯名,但一般讀者會比較喜歡(Songzen Gampo) 。本書的譯音以易讀和通用為主。對於可能持反對意見,認為因此會缺乏一致性的專家們,我在此表達歉意。
若無達賴喇嘛的慷慨與耐心,本書將無法問世。我並感謝天津秋結 (Tenzin Choegyal)、丹增格西哲通 (Tenzin Geyche Tethong)及塔克拉 (Tenzin Taklha) 在訪談對話中的多方幫助,以及拉克多(Lhakdor)於訪談中予達賴喇嘛的協助。我也感謝第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及桑頓普(Anne Thondup)引導我最初對西藏的興趣。西方的西藏學者的熱心地參與數小時的會談以提供我關於西藏的文化與歷史的關鍵教育。我特此對史密斯(Warren Smith)、戈德斯坦(Melvyn Goldstein)、瑟頓(Robert Thurman)、葛倫菲 (Tom Grunfeld),及史皮爾林(Eliot Sperling)表示謝忱,雖然我知道他們每人都會對本書的某些部分不表贊同。這份名單無法一一列出在過去三十年嘉惠我對西藏的瞭解的許多學者及朋友。謝謝費納(Jann Fenner)毫不慳吝不計代價地一路支持我。主編史凱霍斯(Brando Skyhorse)及發行人安特金(Morgan Entrekin)對本書的良多貢獻,使我欠他們一份情。我也對穆瑞(Kay Murray)、康斯坦丁(Jan Constantine)及作家協會致上我誠摯的謝意,大衛(Donald David)、凱斯勒(Scott Kessler)及歐康納律師事務所(Cozen O'Connor)的布魯姆(Brian Bloom)適時給我慷慨的支持。我個人承擔任何因事實或翻譯上的謬誤所引起的責任。
許多藏人慷慨地應允列入記錄的訪談,包括達賴的兄長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以及巴三拉莫(Pasang Lhamo)和卻央康山(Chuying Kunsang)兩位尼姑。除此之外,我在西藏所訪談一些藏人及華人都姑隱其名以保護他們。有些在印度及尼泊爾的藏人也不願公開姓名。
除了正式訪談之外,我在過去三十年也與流亡至尼泊爾的藏人同住,過去二十年曾至西藏旅遊,因此了解西藏及其人民的想法。數百名藏人及尼泊爾人,不論是犛牛牧人、作家、僧侶、農夫、學者、接線生、地毯編織者、鞋匠、瑜伽修士、企業經營者、油漆工、計程車司機、神職人員,以及其他人,全都 親切地提供他們的友誼、智慧、歌曲、神話,殷勤招待我,教我永生難忘。我衷心的謝謝你們。
湯瑪斯.賴爾德
紐奧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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