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托·基爾南

中學生的歷史閱讀應注重在正面意義的建立。舉凡培養對某一傳統的喜好、認識與建立、對人物行誼的學習等等都應當特別著力。至於對傳統中某些因子的揚棄或轉換創造、對人物行為的批判等等，或應點到為止，而留待大學教育來發揮。以此為前提，《人類的主人：歐洲帝國時期對其他文化的態度》一書，所預設的讀者不是中學生，而是大學生。換個角度說，本書的知識不易直接由中學生學習；也因此中學教師的接受、消化、反哺的工作便顯得重要。表面上，本書的寫作風格以嘲諷為尚；對帝國建立者們的矛盾言行一路訕笑到底。可是，我們可以「戲而不謔」來描述作者柯能。作者對帝國主義的不滿與批判精神在在躍然紙上。中學教師在傳授自己的閱讀經驗與知識時，或許正是應用「接受與轉化」理論的好機緣。我們應當將書中的批判精神，轉化成培養中學生正義感的材料；把歐洲的錯誤，轉譯成歐洲文明的內在矛盾。

書中所引用的歷史事件與小說，都可以當作實例，讓中學生更接近歐洲歷史與文學。最為重要的，也是譯者在<譯序>中所忽略的一點是，柯能對人類各文化彼此之間的相互了解，實懷抱著無限的虧憾。明清尤其是康熙盛世對西洋文化原未必排拒，但後來卻閉關自守。回教卧穆爾帝國國勢在十六世紀如日中天，一度對西方文明敞懷相迎，其繼位者卻仇視抗拒。反之，歐洲文明在十九世紀達到鼎盛，不惟不知其它文明的長處，還摧殘了許多地區的文明與社會。反之，被侵略的地區人民對歐洲的認識也相當片面而功利。人類如何而能真正彼此欣賞、彼此學習、彼此保存？本書這個訊息是深刻而有時代意義的問題。今天的哲學或哲學人類學喜歡以「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ies)來提示現代或所謂後現代的社會范規：在尊重對方的主體尊嚴的同時，表現出自己的主體性。歷史學的長處在於能深切著明的方法，明示正義、合理的概念。作者柯能遺憾他們歐洲人在最有能力與機會的十九世紀，未能替人類做出更具正面意義的示范與努力。柯能當初或許只為了渡化歐洲人；他寫出一個理想喪失與失敗的例子，寫出強者的濫權與失敗，希望歐洲人在惋惜中記取教訓。可是我們在閱讀本書時卻可以創造出兩種，用時髦的話來說，「身份閱讀」。例如面對歐美與日本社會時，我們的文化意識會產生某種焦慮感與壓迫感；而面對原住民、東南亞或回教社會時，又會有疏離感甚至是優越感。也就是說，我們在閱讀本書，我們不只要同情非歐洲社會，也要避免歐洲人的覆轍。

中文版序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印度
第三章 亞洲其他殖民地
第四章 伊斯蘭世界
第五章 遠東
第六章 非洲
第七章 南太平洋
第八章 拉丁美洲
第九章 結論

約翰遜博士（Dr Johnson）於一七四九年開始撰寫一首長詩。詩中，他以演講的風格與口吻向讀者訓勉道：

「欲搜研人類歷史，當自中國到秘魯。」（Surveymankind，from China to Peru）。

可是住在倫敦的博士本人，對人類的搜察卻只北達蘇格蘭，東至巴黎之遙。不過，令約翰遜博士欣喜的是，俄國人將他的思想文字譯為俄文，誦詠於伏爾加河（the Volga nver）畔。我的欣喜之情不下於約翰遜博士。很高興我的著作被移譯為中文，在比伏爾加河更遙遠的東洋之濱與讀者見面。我很感謝譯者陳正國先生提議翻譯此書。

我不曾涉足秘魯。倒是寫過一篇關於秘魯與其鄰國智利的戰爭史——《太平洋戰爭》（War of thePacific）o正如大多數的歷史，這是一頁灰暗的史實。更令我悵然縈懷的是我一直未能造訪中國；盡管我自一九三四年起便開始神游此地。我當時是一名劍橋入學歷曳系學生，正在罔邊尋尋覓覓，發摁論文題目侖某位教授先生建議我研究中國——當時英國人學極為陌生的國度。中國的新鮮感吸引了我，而當時在中國所發生的種種更攫獲了我的注意力。當時在中國所發生的種種成為此后世界變動的序曲。

我的中國研究成果是后來出版的《英國在中國的外交》（BritishDiplomacy in China 1880 － 1885）。我之所以停在一八八五年的主因是，在「眼蒙耳聵」的三○年代，有關一八八五年之后的外交檔案都是極機密文件。此外，一八八○至八五年之間，中國的國際情勢大有異於前者。首先，中俄情勢在新疆問題上吃緊。許多國家覬覦中國的藩國朝鮮；法國深人控制了另一個中國藩國安南。一八八五年英俄外交危機發生。

在我的學生時代，劍橋是政治活躍的大學。例如當時歐洲法西斯主義高漲，意大利法西斯黨侵略了阿比西尼亞（Abyssinia）。劍橋的主要學生社團邀請遜位被逐的阿比西尼亞王訪問劍橋，並頒了榮譽會員證給該名國王。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支持西班牙的軍事政變，原有的共和體制被推翻。日本侵略中國一事同樣在劍橋激起強烈抗議聲浪。越來越多學生出來表達不滿；當然中國學生會少不了出席。當時的中國學生會大約有三四十人，由來自馬來等地華人與中國本地學生組成。印度學生會的人數多於中國學生會。他們也加人聲援抗議之列。

我在劍橋認識了許多中國學生（其中有些人還是頂尖的網球選手）。其中一個學生比一般學生年長。因為他道貌岸然，像是孔子門生再世，朋友們都叫他「智者」。他的名字叫初大告。他常在學院的草坪上背誦古詩與朋友分享。他以美麗的英文翻譯了一集《中國抒情詩》（Chinese Lyrics）。劍橋大學在一九三七年幫他出版了此書，還請他傑出的導師奎勒庫奇教授（Professor Quiller－Couch）為此書寫了一篇為人稱誦的序文。初大告將此書獻給我，讓我受寵若驚。過了半世紀，初大告又以中英對照方式出了另一冊古體詩集。

我在印度滯留期間也認識了一些中國人。他們是因為戰爭才來到印度。我在一九四五年某次旅行，從印度攀越喀什米爾（Kashmir）山區進入拉達克（Ladakh），盛行佛教。拉達克的首府列城（Leh）是座小小的山城。我在當地認識一名中國軍官。他駐扎當地，負責指揮拖運戰爭物資的騾隊接泊，並將物資從一萬八千尺的地形上運到新疆。他對詩的愛好與典型的中國人殊無二致。他甚至搜集、翻譯了一些當地村謠。其中一曲村謠用感性語調描述一名新婚女子；她的眼眸仍凝住在父母舊居上，腳尖卻已向前往夫家的路上邁出，通往不確定的未來。這名中國軍官送了我一本袖珍中文字典。我於返家的旅途中，試圖背記一些中文字，卻毫無成果而言。

就在我踏上返鄉之路的同時，第一顆原子彈掉了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跟着結束。自此之后，世界上每個角落都有許多困難與惡劣情勢。但遠東情勢的改變顯然比其他大多數地區都多一點。而這些改變，遠超出我在寫一八八○年代的遠東問題時所能想象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