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如果自我定義的雙性戀者能夠擁有一個更寬廣的社會空間，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利益。這代表了，我們每個人多少可以免於排除主義與本質主義的定義方式。當然，由於我們處於一個極端性別化的、異性戀結構的社會中，幻想雙性戀可以存在於一個超越性別和同性戀壓迫的天堂，無疑是個烏托邦的想像。但是，即使被社會附加了無數衝突性的雙性戀，也有助於挑戰性政治的既有現狀。衝突與矛盾，說到底，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
—瑪利安娜?瓦偉德（Mariana Valverde）《性、權力與愉悅》
為何有這本書的誕生
雙性戀者，從很久很久以前就是如此地生活著、愛戀著，然而，我們卻從未被正確的命名。人們說我們並不存在。我們其實是異性戀或同性戀，在這兩個極端的選項之外，別無選擇。儘管人們從不討論或理解我們的生活，甚至許多自認為是異性戀或同性戀的人，其實也展現出相當豐富的經驗和行為是介於兩個極端中間的模糊地帶。現在，是讓雙性戀發聲的時候了，用我們自己的聲音，而不再透過專家的詮釋。
在這本書裡，雙性戀者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命名自身的經驗，並為自己感到驕傲。《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是一本入門書，對於整個社群與運動，甚至任何有興趣瞭解的人都相當有助益。這本書打破了長期以來的沈默，開啟了不同的社群間對話的契機。
《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分為四個部分：
Ⅰ、心理：面對我們自己。
Ⅱ、精神：治癒心靈的分裂。
Ⅲ、雙性戀社群；我們已經被看見了嗎？
Ⅳ、政治：我們處與櫃中之櫃。
每一個部分開頭都有一個概述，來介紹接下來故事的主題。超過七十位雙性戀者，他們分屬於不同種族、年紀、階級、健康狀態、信仰與認同，說出他們的故事。
本書的最後，有列出雙性戀相關組織的資源清單，以及雙性戀常用字彙的小辭典。
為何是現在？
為什麼雙性戀組織經過整個八零年代的地下運作，最後決定從在地、到全國、甚至於國際性地「現身」？這綜合了許多原因：包括，雙性戀運動與社群以及到達一定的數量，逼使我們必須走上現身的途徑；看起來突然，但實際上卻是多年來在社會團體與政治因素結盟的支持下，草根組織運作的結果。在把我們跟愛滋病劃上等號之前，我們的存在非常容易遭到漠視。恐同症與日俱增的攻擊（一部份是對於愛滋病的歇斯底里，一部份是因為同性戀者能見度增加，力量也逐漸壯大，要求被尊重與公民權），迫使社會開始正視在異性戀與同性戀族?之間的這道「牆」，其實是有滲透性的。屏障，已不復存在。
愛滋病的出現對雙性戀者影響重大，我們（尤其是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男人）首當其衝成了高危險群。我們處於地獄邊緣，人們既想要探秘，又懼怕我們（雙性戀認同者）把病毒傳染給他們。
最近有報導指出，愛滋病在靜脈注射毒癮者之間（包括他們的小孩）擴大傳染，特別是有色人種，這些人如同他們一向被預設的，不全是異性戀。依據1989年國際愛滋病會議幾位與會者的說法，「少數族?與種族似乎有較高的機率成為雙性戀者」，似乎根本無須驗證這些人到底是否是雙性戀，「因此，主導愛滋病防制宣導的人，必須對此狀況特別關切。」
我們是否仍舊是有關當局的「特別關切」？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非常清楚的是，在不同的社群與敵對陣營（同性戀與異性戀、女人與男人、有色人種與白人）之間，我們扮演了橋樑的功能。我們不該為此受到責難。安全性教育者說，是非安全的性行為散佈了愛滋病，而不是特定族?的錯。換句話說，這事關於行為本身，而不是特定性傾向者的問題。
金賽（Kinsey）機構近來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自我認同為女同性戀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從1980年代開始與男人發生性關係。而這些和她們有性關係的男人，其中也有許多人和男人上床。而他們通常不實行安全性行為。（別忘了，她們並非認同自己是異性戀或雙性戀，而是女同性戀）
當愛滋病危機迫使雙性戀必須被識別，以便列入病毒傳染統計數字的名單中，我們拒絕這種「能見度」。雙性戀群體才剛剛開始在大眾監控下組織起來。我們現在不能再因人們的歧視、誤解或恐懼而退縮。我們必須開始命名自己的認同為雙性戀。
有些同志刊物與作家開始體認到，雙性戀其實是性少數族?中具有正當性的一部份 。越來越多的男女同性戀者，開始檢驗並公開地探索自己的雙性戀行為，他們就像是那些躲在異性戀的衣櫃中雙性戀一般。
而這些大部份要歸功於那些，有同性戀者認同的雙性戀者先鋒們，在八零年代初期發起雙性戀遊行的努力。當我們越來越多人站出來現身，我們挑戰了刻板印象，而逐漸增加的能見度也拓展了我們生活、行動與創造的空間。
我們的作者在這本選集中展現了，雙性戀社群以及運動，是一股有助於聯盟同╱異兩個族?、不斷壯大的力量。雙性戀，是許多不同衝突的一部份，而這個分歧性正是我們的挑戰。而這也是我們統一的力量所在。
為何是多元文化女性主義者雙性戀？
當任何遭到主流社會拒絕與漠視的少數族?，榮耀自我，並命名自己的經驗，他們便挑戰了現狀，打破了刻板印象。女性主義者自我覺醒的實踐讓我們瞭解到，在一個共同主題下，個人經驗的分享，是積極成長與改變的關鍵。多元文化女性主義政治能夠理解性、種族、與階級壓迫的複雜性，以及它們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
也許有些人難以接受女性主義。「為什麼不訴諸人道自由主義運動呢？」他們說。答案是，不同性別、種族與階級的權力差異，仍舊乞靈於人道主義，同時危險地拒絕承認事實。「掌權者總是滿口人道主義，」羅賓?摩根（Robin Morgan）說，「然後歸咎於那些沒權力的，或被歸類為『他者』的人。」唯有當無權者瞭解並命名他們已然分裂的狀態，並重新連結他們的渴望，成為一個完整的整體，這樣不平等的狀態才會結束。當權者恐懼的，不是我們之間存有差異，相反的，他們恐懼的正是，原來我們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所謂的「人類」理所當然包括了「女人」（如同這個社會告訴我們的），那麼為什麼認同女性主義作為一個總括詞，如此地困難呢？這是因為它揭露了權力不均等的真相，展現出事物階層化組織的法則，以致於總是為了少數人而犧牲了大眾利益嗎？是的！
異性戀需要同性戀來確保他們兩者是不同的。他們也需要二元對立的幻象來來維持住這道牆，一個區分對（正常、良善）錯（不正常、邪惡）的屏障。進而，我們把同性戀放入另一個相對的極端（而不是多元性傾向中的一部份），以便於使這個不健康的、虛幻的階層化二元對立永遠持續。
這個二元對立是絕對的
非黑╱即白
左╱右
光亮╱黑暗
男╱女
性化╱女性化
異性戀╱同性戀
白種人╱有色人種
上層階級╱勞工階級
中產階級╱流浪漢
年輕╱年老
強健的╱殘障的
沒有任何空間
留給中間的模糊地帶
沒有任何空間
留給完美的
金賽量表中的2、3、4、5
留給
既是╱也是
中間地帶
黎明╱塵土
跨性者
變裝癖者
跨種族╱文化╱階級者
中年
暫時性身殘╱隱疾
全然地
沒有空間
給中間的任何一點
但事實並非是
這個，或，那個
而是
這些的全部，與，那些的全部
以及
他們相遇╱融合╱混和
在中間地帶。
我們大部分的人並非過著非黑即白的生活，而是常常處於中間地帶，而這無關好壞。這個在兩極之間的空間，給予了我們寶貴的資訊，同時當我們與兩極相遇時，也有助於溝通彼此不同的經驗。當我們這些不信任「圍牆」與「藩籬」的人開始投注力量，並說出我們的生命經驗，這個中間地帶，提醒了所有的人，我們都是整體的一部份。是的，這個整體的確包含了重要的兩極，但是中間那片更廣闊的灰色地帶，卻是我們多數人生活的所在。
生命是，既是╱也是；其中有男、女、以及跨性者。所有的這些人，都有可能展現出男子氣概，或╱以及，陰柔氣質，因為這兩個特質，是由兩極化的性別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極端。想想看，誰來定義什麼是「陽剛」，什麼是「陰柔」？什麼是「娘娘腔」，什麼是「男人婆」？什麼是「T」，什麼又是「婆」？以扮裝者來說，就在這個二元對立之中玩出了一個寬廣的可能性，而無關乎她╱他的性傾向。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雙性戀解放運動已經走向一個新的大膽的途徑，如同羅賓?摩根所言：
你是否敢於宣誓一個反映宇宙本體，終極的激進政治：激進地融合。
融合自我（亦即：自我完整性），融合我們彼此，我們的視野，
我們的生活…激進地融合…除了錯誤分類方式與注定失敗的策略，
我們一無所失。
這並非分離主義，或要離間團體中的某部分，也不是謀求改變的工具。這是最好的一種方式，讓任何一個受壓迫者，發現他們自身的感受以及遭受到的壓迫；以建立權力的基礎，成為更有戰鬥力的團體。但是對於許多人來說，七０、八０年代的同性戀分離主義，成為一種沙文主義的生活方式，一種權力工具，設下了嚴密的團體界線，以便確保每個人政治正確。1970年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創造了這樣的口號「女性主義是一種理論，女同性戀主義是一種實踐」 ，而當運動開始發展，這句話便開始轉化成「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主義才是實踐」。<
這強化了我們╱他們之間的界線，思想和行為必須政治正確，並低估或排除掉許多經驗。事實上，雙性戀者正是最早書寫同志宣言的人士之一，並且推動反歧視運動，她們也是最早建立起女同性戀女性主義運動的部分發起人。
在「莎芙是個不折不扣的女人」（Sappho was a right-on woman），女同性戀者芭芭拉（Barbara Love）和席德妮（Sidney Abbot）宣稱，有些女人可能正朝向並發展成真正的雙性戀，而在運動中卻鮮少有雙性戀的觀點。也許有些女人將成為真正的雙性戀，或她們本身就是雙性戀者—也就是，與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享受完整的關係— 現在會稱她們自己為女同性戀，因為儘管這些由於理論基礎，與婦運中激進女同志主義光環所產生的衝突…..這些被兩邊吸引，居於異性戀╱同性戀中間位置的雙性戀女人，她們對於開啟「性」的對話具有獨特貢獻….因此在婦女運動中竟然沒有雙性戀工作小組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也許是因為）雙性戀女人帶出了異性戀女人的恐同症，以及女同志對於異性戀潛藏的恐懼感 。
（在男同志解放運動，或反性歧視運動中，竟然也沒有雙性戀小組這件事，真是不可思議。）「莎芙」一文發表於將近二十年前。而現在，正是超越這些兩極化、猶豫遲疑與恐懼的時候了！
「謀求改變，男人女人，攜手合作」??
「為什麼包括男人？」我們左思右想，來回討論、衡量這個問題。幾家女性出版社告訴我們，她們沒興趣出版主題包含男性的書，因為把有限的資源投注在女性身上才是當務之急。然而，既然這是第一本關於雙性戀主題的書，我們希望，它可以呈現並整合所有雙性戀者的經驗。這個世界已經有太多的區分了。雙性戀社群與運動包含女人和男人。
女性主義曾給予女人語言和分析架構，讓她們瞭解自己的性與遭受的性壓迫。現在，在這本選輯當中，她們的聲音更為多元與成熟。而男性支持女性主義，參與反性歧視運動至少落後婦運十年，男性對於雙性戀的思考尚未跟上女性主義的發展。但是，如果缺了兩性的呈現，沒有結合與對照不同的經驗和分享的觀點，它將會是一本貧瘠、完全不同的書。我們將從這個起點繼續前進。
作者序
在各種論爭與主張中我們沉默而行，
我們不排斥任何論爭者，也不摒棄任何主張，
我們聽到了咆哮和喧囂，
我們被各方面的歧見，嫉妒，責難所攻擊，
他們專橫地逼近我們，包圍我們，我的伙伴啊!
但我們仍無礙地自由行遍全世界，四處地旅行著，
直到在各個不同的時代上印上我們不滅的足跡，
直到我們滲透了時代, 若干年月後，
各種族年齡的男女也像我們一樣，
彼此成為兄弟和愛人.
—惠特曼，《草葉集》（Walt Whiteman，Leaves of Grass）
我—蘭妮 (Lani)，和羅蘭 (Loraine)都是40幾歲的雙性戀女人，但我們非常不同。藍妮一直生活在西岸的舊金山灣區，結過婚且有一對已成年的子女。而羅蘭生活在東岸的華盛頓特區，?結過婚也沒有子女。藍妮具有夏威夷、日本及愛爾蘭清教徒的血緣，而羅蘭則流著歐洲國家的混合血統，是紐約都會女子與南方藍領男人結合的後代。藍妮比較認同女同志及有色人種社群，而羅蘭比較認同左派及所有性少數社群。不管是區域性或全國性的女性主義和雙性戀議題的活動，我們都是非常積極的參與者。
來自西岸的蘭妮
在1980年的女同志圈，身為一個出櫃的雙性戀者，我找不到任何我所需要的書籍，我想去我最愛的女同志書店尋找雙性戀者出櫃的故事集，我需要一本書，以深度的女性主義理論分析來回答我的問題、激發我的思想、強化我內心的聲音。我希望走進書店 (即使它只是家很小的書店)，可以找到一個專門書櫃標誌著：
雙性戀
雙性戀史
雙性戀文化
有色人種的雙性戀女人
雙性戀政治
雙性戀性慾
雙性戀精神學
我希望在那裡有回到家的感覺，感受到被歡迎與被接受。但我沒有走進那個我最愛的女同志書店，因為我知道，我需要的其實並不存在。
我的情人比爾和我決定要寫一本書，去終結雙性戀不具能見度的處境、打破性別的刻板印象，為雙性戀女性主義運動發聲。於是我們開始組織計畫，我尋遍了所有的媒體，希望能找到一些資料可以打破我的女同志及雙性戀認同之間的斷裂。最後在1981年夏天出版的《Big Mama Rag》一書中，我看到了金（Kim Womantree）的短篇，她的「沒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失去的，除了那些幻覺….女性主義雙性戀政治」讓我看了不下上百次，她的文字深深的觸動我，讓我笑也讓我哭。她如此陳述著自己，「我是一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曾經當了5年的女同志，而現在是一位雙性戀者。」
我寫這篇文章，是為了要整理出一些雙性戀女性主義的議題。我會深入去探討雙性戀女性主義者在女權運動中所面臨的問題，因為對於女同志與異性戀女人的分界，我有不同的見解，而且，我認為了解雙性戀所面臨的問題，可以讓這個界線更被同理、容忍，而最終可以癒合女同志與異性戀女人的分裂。我並不認為，女性主義者都得去嘗試成為雙性戀者，也不認為雙性戀者必然就是較好的女性主義者。那種認為「性傾向的本身可以讓你成為運動份子」的想法，已導致了太多的問題。
我不再感到那麼孤立了。我意識到在其他地方有人和我一樣。5年後在經歷了許多的探索與生活的改變，比爾和我從情人變成了朋友。我仍然繼續完成了這本書。
來自東岸的羅蘭
從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初期，我不斷嘗試經歷各種生活的可能性，那段時間我和很多人談戀愛，不分性別的戀愛，我們一起旅行、煮飯，並照顧彼此，有些時候我們做愛，有些時候沒有。那個時候，所謂的「我們」，是指那些和平且生活多采多姿的人，而「他們」，則代表那些在國外殺了很多越南人，在國內殺了很多黑人，或者，在我們上街頭抗爭時會毆打或用催淚彈攻擊我們的人。
那個時期開始於我被一股能量所吸引，很快地我就知道哪種人會擁有這樣的能量，而我自己也知道該怎麼做。那代表著，我可以愛上一位蓄長髮的男人，在舞池中依偎搖擺著，然後想像他是個女人，但在察覺他終究是個男人時依然愛他。所以那代表著，他的女友可以在早晨捲入被窩和我們同眠，當我們彼此依偎時她也可以加入。早在女性主義、同志、種族、性別的理論分析還沒發展之前，我們就已經過了好幾年這樣的生活。那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情感都發生於文字定義與標籤化之前。因為命名是兩面刃，一方面可能賦予力量，一方面也可能形成限制。
1972年時，我在一本叫做《釋放》（off our backs）的女性期刊上，寫了篇 〈戀上女人：讓夢想成真〉的文章，那是該期刊的第一篇女同志文章。當時我和12個人共同住在一個社區，有男有女，包括男同性戀及異性戀者。那時我已向父母出櫃，並在青少年服務代辦機構工作。我從來沒有完全停止與男人交往，雖然我已經很少與男人談戀愛，尤其是異性戀的白種男人。此外，我也幫助成立一個叫「亞馬遜國」的基金會，它是由女同志、異性戀及雙性戀女人所組成的社群，在那幾年我和很多剛成為女同志的人在一起，成為很多女人的第一位女朋友，卻始終沒有遇到對的人，可以保持長久的伴侶關係，這讓我感到非常失敗難堪。
我擔心自己的個性與條件，質疑自己是否適合和女人有深入的親密關係。最後我終於對自己說「去它的女同志女性主義政治正確」，並接受自己大概是那屬於百分之七十的異性戀者，我必須努力與那百分之三十的女同志抗爭，才能不被嘲弄或誤解。批評使得誤解越深，我已經沉默太久了。在80年代早期，我在「離家與青年服務全國網絡」（national network of runaway and youth services）擔任性別弱勢族群的代表。從那時起，我開始信心滿滿地說出我是雙性戀，並積極為那些性別弱勢族群的青少年與工作人員們爭取權利。在整個80年代，我終於遇見了一些開放無畏的雙性戀者。我們陸續在華盛頓特區、東岸各地及全國各地區成立支持團體，這本書也因此產生。
當東岸遇見西岸
我們初次相遇時是羅蘭來舊金山參加1985年的同志驕傲日。在BiPOL 的遊行隊伍中，羅蘭裝扮成珍妮絲?卓普林（Janis Joplin）並高舉著標語，上面是珍妮絲的名言 「不要對自己妥協，你就是如此！」。其他的隊伍則裝扮成著名的雙性戀者，或穿著帶有雙性戀雙關語字眼的服裝，如雙-尖牙（Bi Cuspids）、雙-焦點（Bi Focus），以及所有可以影射雙性戀的字眼。藍妮身上的標語是「雙性戀力量大」（Bi and Large），我們在隊伍中手持木製的「雙性戀恐懼症」盾牌，用來抵抗別人對我們在同志群體中宣稱是雙性戀者時的噓聲。
當時羅蘭已經知道藍妮正在計畫出版雙性戀書籍。兩年後藍妮因為參加在華盛頓特區的同志人權遊行而借住羅蘭的家。在雙性戀及同志圈中因愛滋病所死亡的統計人數，讓我們充滿了急迫、悲痛及憤怒感，在藍妮去機場之前，她留了張字條給羅蘭，寫著：「讓我們一起寫一本憧憬已久的書吧！我相信我們可以做的很好！」
譯者序
一首無法再等待的詩
陳錦華
沒有任何一種社會運動是獨立發展的，它們往往從其他的運動裡吸取養分與經驗，或者與其他的運動結盟，爭取更大的運動空間。然而，有更多的歷史經驗顯示，許多新興的運動其實是從某個既有的運動中，看到存在於其中更深層的權力不均，在失望之餘離棄出走，另闢戰場，發展出新的反抗路線。這個時侯，這原本效忠的舊有運動主體不但成為她們經驗學習、記取教訓、進而細緻化戰鬥策略的借鏡，同時也是她們對話、對抗、甚至策略結盟的對象。因此，運動中「家變」，就單一運動而言，短期看來似乎是力量的分裂與消減，但長期觀之，往往常是促動整體社會多元進步的契機。要理解北美雙性戀運動的萌生，我們必須置放在這個脈絡裡來細細耙梳。
六０年代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與北美的黑人民權運動在發展之初，未曾預料它們將鼓動新一代女性主義者，並進而開啟了其後同志運動豐富絢爛的一頁。這些在民權運動中得到次等待遇、遭男性伙伴歧視的進步女性，看清了父權體制與男性宰制才是女人最終極壓迫的根源，憤而從新左派陣營中出走，開創出基進的女性主義路線；另一方面，石牆事件之後，女同志也同樣感受到男同志的性別主義而離開了同運，轉而投入正蓬勃發展的婦運陣營。即便對抗父權的目標一致，但在根絕壓迫的策略上，一開始仍有內部分歧。
儘管有部分基進婦運團體提倡「獨身主義」，但當時許多運動者則體認到大多數的女性仍與男性有情感與婚姻關係，因此認為「異性戀關係」才是她們的主戰場。然而，這個路線延伸出來的問題則是：「拒絕進入異性戀關係的女同志，可以是『好』的女性主義者嗎？」受到質疑的女同志女性主義團體等則跳出來以相反的論述扭轉情勢。她們論稱，「男支配、女順從」是異性戀關係中的內在本質，只要女人的性仍依存於男性、仍依靠男性觀點解釋，男女平權將永無達成的一日，而女同志主義提倡女人愛女人、女人慾望女人，正是女性主義者所需要的。這樣的路線立場，大抵以Ti-Grace Atkinson那句強而有力的名言：「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志主義是實踐」可一言以蔽之。但問題是，當口號的內在意涵慢慢轉變成：「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志主義『才是』實踐」時，情況便複雜化了。很快地，女同志分離主義的觀點成為當時女性主義的主導論述，於是這個關於運動路線的問句轉變成：「與敵人共枕的異性戀女性，可以是『好』的」女性主義者嗎？」
「究竟什麼樣的性傾向認同，才是『真正的』、『對的』女性主義者」的爭論，導致了女性主義陣營中女同志和異性戀女性之間無法癒合的裂縫。女同性戀不只是性偏好，也是一種政治獻身，這個理念推到極致便是，「要奉行女性主義，女人必須成為女同志」，最後使得部分異性戀女性主義者離開，投身主流的婦運陣營，而留在基進女性主義團體中的女性，則轉變為女同志認同。要說她們是因為政治立場而驟然貼上女同志的標籤，倒也不盡完全。或者應該說，這些過去認同為異性戀的女性，經由研讀女性主義思想，進而擁抱了、開發了愛慾女人的那一部份，對於這些女性而言，無疑是生命中一個美麗而巨大的震撼，這嶄新的經驗，鼓舞了她們更義無反顧地投身女同志社群之中，將之視為安身立命的家園。然而，70年代的女同志社群中有許多關於「政治正確」的禁忌，其中一項便是，女同志不但必須是一個愛女人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她們必須是「不和男人上床」的女人。當然，的確有些和男人上床的女同志，在這種氛圍下，她們必須把這一面給小心隱藏起來。
「我正在背叛同志社群的規範，冒著可能被我的心靈歸屬—這個圈子驅出家門的危險，只為了特立獨行。我曾經是同志社群的領導者，在我居住的小城市中，公開露臉的同志之一，我非常擔心會被抓到和某個男同志（或是更糟）上床……」
這些雙性戀女性的痛苦與噤聲，在她們的文字中清晰可見，喊話的對象，則是她們賴以為家的女同志社群，與情感與生活都緊密連結的姊妹淘們：
「作為一個雙性戀者，我和任何一個女同性戀者一樣，曾經暴露在同性戀恐懼症的壓迫下…當我和女人談戀愛的時候，我內在的雙性戀特質並不會使我得到保護，也不能保護我的情人在和我手牽手走過公園的時候，能免於受到六個少年的石頭攻擊。」
「我們如何能夠要求異性戀世界『我們要以我們選擇的方式來愛任何我們選擇的人，你必須接受我們本來的樣子』，然後轉身告訴社群中其他的人（雙性戀者）說，『你愛人的方式是被誤導與錯誤的；因為你無法完全和我們相同，所以我不能接受你。』
而這所謂「檯面下的祕密」，卻開啟了另一個新的政治分析面向。這些「愛上男人的女同志」，長期以來浸醞在女同志女性主義式的理論分析之中，她們瞭解所謂異性戀體制的強迫性，但在面對自己對於男人真實的愛與慾之時，她們發現這些政治理論恐怕並不完全；多年來的「同志政治養成過程」培養了這些雙性戀女同志的批判的視野，她們意識到，在社群中被迫「消聲」、「匿跡」，是政治上的不公義，因此她們必須再次「出櫃」，為自己的雙性戀認同採取政治行動。可想而知，這些女人很快地成為各地雙性戀運動的領導者，雙性戀政治組織也在芝加哥、波士頓、舊金山等大城市紛紛成立。
眼尖的讀者可能發現，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提到雙性戀男性。的確，在早期雙性戀組織萌生的階段，雙性戀男性的政治色彩並不濃厚。在1970年中期，雙性戀者開始在全美部分城市成立非政治取向的聯誼性社團，但幾乎仍是男女分流。很大一部份的原因是，男同志社群當時以社交性質為主，而男同性戀的空間，包括三溫暖、舞廳、酒吧等，並沒有像當時女同志排除雙性戀女性那樣，將雙性戀男性擋在門外，因此雙性戀議題早期在男同志圈中並沒有產生立即明顯的壓力。
而上述的這些背景，不過是為了雙性戀運動的正式崛起鋪呈前因。醞釀多時，這股運動能量在80年代初逐漸成形。愛滋病的興起，繼而產生集體幾近歇斯底里的恐懼，使得整個社會急著尋找代罪羔羊，男同志與雙性戀男性成為眾矢之的，而後者更被視為將愛滋帶到異性戀社會的罪魁禍首。充滿污名的雙性戀男性，開始意識到性傾向與的政治之間的關連性，在這股肅殺氣氛之下，也將參與紐約與芝加哥雙性戀團體的人數推上高峰。
1980年，一位來自舊金山的女同志運動者，公開她與另一位男性的關係，為女同志圈中的恐雙焦慮投下一枚震撼彈。不僅如此，兩年後，她還在舊金山灣區的女性刊物上刊登文章，徵求雙性戀者現身，並和一群雙性戀運動者在街頭上演行動劇，1984年更成為第一個競選公職的出櫃雙性戀者。她，就是本書的主編之一：藍妮?卡乎瑪弩。
在北美的雙性戀運動史中，1987年10月11日是個值得紀念的日子。蘭妮與本書的另一位編輯，羅蘭?哈金斯等人，公開徵求雙性戀者組織隊伍加入當天在華盛頓舉辦的全國男女同性戀大遊行：「我們不能讓同性戀者代表我們去華盛頓遊行，身為雙性戀者，我們必須自己去到那裡，為我們這個獨立且不可或缺的代表隊公開地、大聲地發言。我們必須為自己爭取能見度，而非假裝自己是異性戀或同性戀者蒙混過關…事實上，這項遊行並不被稱為「女同志、男同志和雙性戀華盛頓遊行」，這件事情本身就值得被質疑」。結果，她們召喚了上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男男女女，第一次以雙性戀的身份，驕傲地昂首闊步走在同志遊行隊伍之中，而透過媒體報導，讓更多仍在衣櫃中的雙性戀者得到鼓舞。五年後，她們當時的訴求終於得到回應，第一次，華盛頓同志大遊行的名稱裡加入了「雙性戀」的名字。
至此，80年代晚期的雙性戀社群不再只有那些信仰女性主義的「前女同志」（hasbian）獨撐大局。全國性雙性戀網絡的成立，主流媒體的關注與報導，讓越來越多來自不同政治背景、種族、年齡的人加入這個社群，她╱他們包括性解放份子、無政府主義者、愛滋運動者和老嘻皮。她╱他們創造出自己的運動語言，包括『恐雙症』（biphobia）、「單性戀」（monosexual）等等，她╱他們對抗污名、挑戰對於人類情慾模式二元對立的僵化想像；她╱他們更致力於在各地校園組織、遊行名稱、甚至媒體報導上，讓「雙性戀」被看見。這個運動，仍在進行式。
而這一切的一切，集結成了現在你手上的這本書。
《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與認同》被視為北美雙性戀運動的里程碑之一，不僅是因為它是整個運動在90年代的初步總結，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深切展現了雙性戀運動多元解放的原始精神。雙性戀者不再藉由媒體報導、學術研究來代言，他們站出來大聲說出自己的故事，這裡頭包含著不同種族、階層、年紀、政治立場、生命階段的人，容許歡迎各式各樣的經驗，不論他是學者、運動者，還是黑人單親媽媽、少數移民，或是變性者、肢體障礙者，都有相同的發聲空間；有雙性戀父母向兒女出櫃，也有以雙性戀兒子為榮的父親；更有許多移民、混血的雙性戀者，以其血緣與文化上的混雜，與無家可歸之感，比擬雙性戀混種、變動，被異╱同性戀摒除在外的無根狀態。眾聲喧嘩之中，我們看到，雙性戀並不是「一種」經驗，每個雙性戀者的生命都是如此迴異，卻又如此精彩。這個集體的發聲提醒了人們，沒有所謂「對」的情慾腳本，重點在於尊重彼此的不同，任何人的性解放都不容輕忽。雙性戀運動深知，要終結性壓迫，就是必須從「選邊站」的暴政中解放出來。雙性戀作家Indigo Som的這席話，替運動的願景下了最好的註解：
雙性戀社群，應該是一個安全的天堂，在其中，我們為性傾向認同的流動至上敬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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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雪飛，男，筆名哈金，遼寧錦州人，美國籍華裔作家，小說多以中國為題材。哈金曾任教於亞特蘭大的艾文理大學，現任教於麻州波士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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