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娜．希沃寧

如果要定義什麼是離死亡最遙遠的事，那會是什麼？
在生與死之間，距離究竟有多遠？

2013年台北國際書展訪台作家
芬蘭紀錄片導演、小說家　艾琳娜．希沃寧
長期關注非洲議題，挖掘生命勇氣與愛
摸索存在契機的深情之作

　　一場心繫非洲女童的愛與冒險──
　　她不僅描寫克服死亡恐懼，也書寫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與重。

　　《離死亡最遙遠》是一本關於人們如何被過去記憶啃蝕的小說，敘述著惡夢般的殘酷現實，破碎不堪的夢想，以及一種近乎救贖般，想要彌補過去錯誤的渴望。小說故事地點發生在作者最熱愛的非洲國家之一尚比亞，小說也是在尚比亞首都路沙卡完成。

　　艾琳娜．希沃寧以跨越國境的生動描寫，刻畫人尋找活下去的勇氣與力量，一個渴求心靈慰藉與新生的溫暖故事──

　　「死亡的恐懼，像所有偉大的情感般，會隨時間逝去而被淡忘。」

　　「最使我們著迷的事物，往往會使我們犯下最愚蠢的錯誤。那樣的事往往都存在著死亡的陷阱。」

　　生命的脆弱總是與恐懼緊緊牽連著，痛苦總是清楚的提醒我們，健康，青春，慾望，身體等種種的一切，都在等待著我們，當然也包括死亡。

　　事實上我們永遠不是存在我們身處的現在。躺在柏油地上女孩，即使有更多晾衣架圍繞著她自己，自己的存在清楚的與充滿香氣的香草共存著，但似乎也得同時經歷那些分解過的葉子，所散發出來的死亡氣味……

　　2009年，一個遠離歐洲社會與破碎婚姻的芬蘭男子保羅，離開芬蘭，再度回到他曾居住過、艷陽高照的非洲國度，想在此結束生命。

　　艾絲特，尚比亞女子，在聯合國國際救援組織工作，她摯愛的男人，因捲入暴動昏迷至今，眼見尚比亞的孩子經常得面臨悲慘的遭遇，她希望奮力守護好友貝西的女兒蘇珊順利長大。故事在兩人的觀點中穿梭鋪陳……

　　多年前他們在一個年輕美麗的女孩遇害的地點相遇，當時他們都希望可以徹底的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不見──面對死亡的態度從一種渴求，到一種逃離……

　　遠離死亡只是浪漫的想法，還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孤獨的人生能否尋得慰藉與依靠？

作者簡介

艾琳娜．希沃寧（Elina Hirvonen）

　　生於一九七五年，芬蘭赫爾辛基新銳作家，紀錄片電影導演，電視節目主持人，新聞工作者，同時也非常熱愛旅行，足跡踏遍三十餘國。作品中常見對於非洲文化與歷史，移民議題，以及非洲與歐洲不同種族間的關係等的關注。

　　第一本小說《當我遺忘時》（Etta han muistaisi saman, 2005）曾獲芬蘭最大文學獎項「芬蘭文學獎」（Finlandia Palkinto）的提名；紀錄片作品《天堂樂園：在這個世界的三段旅行》（Paratiisi: kolme matkaa tassa maailmassa, 2007）也獲得許多獎項的肯定。

譯者簡介

陳(糸秀)媛

　　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班。曾於荷蘭萊頓大學及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從事文學及電影相關研究。目前為芬蘭土爾庫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班學生，論文主要關注喬伊斯之尤利西斯與電影美學間的關係。

推薦序

尋找遠離死亡的路

　　一九六四年獨立的尚比亞，雖是非洲城巿化較高的國家，但和鄰近國家同屬第三世界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近年雖因礦產及農業的開發生產，國民所得已超過一千美元，免於最貧窮國家之列，但仍未脫貧窮之列，從獨立以來，國內的經濟、社會問題仍是政治上努力的環節，也是聯合國組織對第三世界協助發展的目標國之一。一如其他受援助的多數非洲國家，貧窮引發的衛生健康和社會安全問題困擾政府，還有飢餓、無法獲得足夠教育的兒童，尤其是國際各種人道組織希望給予支援的國家之一。

　　艾琳娜．希沃寧的《離死亡最遙遠》即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為貧窮無援的非洲兒童發聲，也為尚比亞作為非洲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現象，做細微的觀察和陳述，反映受過白人殖民統治後獨立為國，又為外債壓迫的國家，人民的無助與無奈生活景象。

　　小說以一個芬蘭籍的外交家之子，和一個尚比亞籍女子的交叉陳述，帶進兩種不同觀察視角。代表白人的芬蘭男子保羅因小時隨外交官父親居住過尚比亞，成年後以協助非洲發展的工作者之姿，遊走非洲各國，當與芬蘭籍的妻子相處不睦而來到尚比亞尋找心靈居所時，在飯店遇見也從事社會援助工作的當地女子艾絲特，艾絲特向他陳述她如何與童年玩伴貝西分離，又如何在孤兒院收養女嬰蘇珊，將蘇珊帶在身邊照顧。從陳述中，尚比亞獨立後歷經四十幾年來的貧窮社會問題一一現身，在小說中最刻意著墨的是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對待，和相對於性暴力侵害、貧窮無援的女性生存韌性。

　　塑造遭暴女性貝西，或許是作者有意作為一種典型受害人的取樣。貝西在少女時代失去母親，寄居伯父家，伯母亡故後，受伯父性侵逼迫成為伯父的妻子，逃跑途中又受到卡車司機強暴，並落入惡棍之手被迫淪為妓女，一連串出賣身體受暴的遭遇，一如街頭那些貧窮、夜宿下水道的女孩男孩們，卑微的存在，只因沒有通向健康安全生活的管道，在窮到無法看醫生、受教育，又四處充滿性暴力的情況下，生命站在死亡旁邊。作者敘述缺乏尊嚴的存在，是因暴力與貧窮明目張膽的掠奪幸福，旁觀者卻愛莫能助或所助有限時，這才是最大的悲哀。

　　小說大量敘述死亡，從荒鄉僻野的村民相信巫術傳說，以巫邪觀點看待村中的死亡事件和對貝西帶有巫靈的指責，凸顯封閉、落後的村子，沒有進步和提升生活品質的希望。艾絲持在生命韌性堅強的母親支持下，有機會到城巿受高等教育，而後便待在城巿裡為救助社會工作，即使是城巿，貧窮與飢餓仍舊存在，在孤兒院的孩子們雖暫時有庇護之所，仍沒有足夠的醫療支持。而支領低薪，做著底層工作的人民，為了餬口與尊嚴，不得不鋌而走險犯罪，就如保羅友人家的廚子以槍殺白人雇主來換取生活所需和生存尊嚴。死亡是伴著不平等、貧窮、暴力、落後而發生的，正因死亡近在眼前，可發生於一瞬間，離死亡最遙遠才形成一個反諷。

　　沒有人想站在死亡這邊。小說裡的敘述者保羅雖因與妻子仳離，來到尚比亞，尋訪幼時居住此地的情感，從過去的生活印象暫時性的安頓自己，內在因愛情的失落而有求死的念頭，但最後支撐他找到生活熱情的，是對艾絲特滋生的愛意，他協助艾絲特照顧蘇珊，在艾絲特借貸飛往倫敦去見幾已成植物人的男友時，他留在艾絲特家裡守護蘇珊。

　　貝西所代表的受性暴力的貧苦女子，和蘇珊所代表的飢病交迫的兒童，這不只發生在尚比亞，他們代表政治變動和經濟貧弱情況類似的某些非洲國家的社會現象。這些國家曾被歐洲白人殖民統治，白人的權勢在國內擁有影響力，獨立後的政局不穩和無力負擔的外債利息，使貧窮和動亂並存，飢餓的人民仍不放棄對國家進步的期待。小說的最後，以選舉總統，鄉村婦女也踴躍投票，對未來投以寄望。

　　也是因為殖民遺緒，白人的勢力和影響力深入本地人，作者也似乎有意的將白人對當地無可抹滅的影響力植入小說人物。本地人艾絲特的男友是英國人，研究協助發展的學者，在尚比亞被武裝警察射傷，送回倫敦治療；艾絲特再遇到仰慕者保羅是芬蘭人，艾絲特也與保羅保持著友善到可以再進一步的情誼。本地女性情歸白人，這其中是融合了種族還是優越了白人？是強調了白人對非洲人付與的憐憫和協助進步的功勞？還是不脫站在白人的觀點詮釋非洲的窮苦遭遇？

　　不管希沃寧站在哪種角度描述非洲，小說明顯的發自人道精神，呈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成長的歷程，在各自的情感苦難中，放大視野觀照世界貧弱的角落，檢討救援系統的問題，在歷史的鴻爪下為受苦的貧弱者和精神的空虛者尋找一條遠離死亡和苦痛的路，預示只要還有人努力著，那條路仍會存在。

蔡素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