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誰主沉浮
遙想盛唐，多少繁華。這不僅在於國力的強盛、文化的燦爛，更表現為精神風貌的昂揚自信，以及人物的俊逸與風流。絕代君王如太宗武皇，名將良相如李靖李泌，天才詩人如李白杜甫，高僧大儒如玄奘韓愈……他們的名字便是一段傳奇，一個神話，與那個雲蒸霞蔚的時代一起，沉澱為每個中國人靈魂深處永遠的珍藏與驕傲。人生意氣唐時代。當我們為美輪美奐的大唐盛世讚歎不已的時候，也不禁會沉思這樣一個問題：歷史由誰創造？興衰由誰主宰？
古中國的先哲們把這歸因於「天道」，冥冥中自有一股神秘的超自然力量，在推動著歷史的車輪，見證著塵世間一切生死榮枯。「天命當興」、「氣數已盡」，這樣沉重宿命的話語，一直迴蕩在華夏歷史數千年的時空之中。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便曾對著烏江的滔滔逝水，發出過「天亡我也，非戰之罪」的慨歎。縱然英雄蓋世，無奈形勢比人強的蒼涼與悲壯，彌漫著一頁頁的青史黃卷。然而，在中國歷史上，也從來都不缺另一種聲音，那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激越呼聲，那是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狂放自信。於是，有人匍匐在天命的腳下，為不可揣度的天意而惶懼顫慄；有人更改名字稱號以順應天命，期望能由此帶來非分的功名和富貴；但也有這麼一些人，他們自己創造預言，編織讖緯，一把扯過天命來為自己服務。不同的性格，構築起不同的人生，也為歷史的發展，平添了無數莫測的變化。是的，歷史人物都有他的局限性，都不能超越他所在的大環境，但的確有這麼一些人，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寫了自己的命運，甚至他人的命運。他們不能戰勝「命」，但卻能把握「運」，他們不能超越時代，但他們成功地超越了自我。
武則天就是這樣一個人。我們盡可以分析說是唐代社會對於婦女的寬容讓她有了出位的條件，或者說是高宗身體不好才給了她機會，或者乾脆說是長期受壓抑的庶族地主要奪取政權，所以把她推到了前臺，但無可否認的是，她的成功至少有七成應歸結於她自己非凡的才能和手段。她的從政之路血腥殘忍而又充滿傳奇色彩，留下的評價也是毀譽不一，但不管你是崇拜她還是唾棄她，都無法不正視她的存在。她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在她前面，有不少掌握實權的皇后太后，但都沒有這樣的膽量改換旗號正式稱帝，在她身後，也有無數效顰者躍躍欲試，但即使是在婦女地位較高的唐代，也再沒有人能問鼎成功。這段歷史一直讓我很感興趣，初中時曾經寫過一首關於唐朝的拙劣小詩，其中有這麼幾句：「則天回首紫微暗，獨坐金殿稱風流。當世多少奇男子，對此莫敢不低頭。」有時候真的很好奇，想知道這個在千百年後依然讓很多人感覺尷尬的女子，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在當時人的心目中又是怎麼樣的。她的身邊，有祖父被她殺害卻終身為她盡忠的上官婉兒，心向李唐但還是為武周勞心竭力的狄仁傑，倍受疼愛、老公卻被她活活餓死的太平公主，這些人是怎樣看她，對她又懷有怎樣的情感呢？這真是很有趣的事。歷史的魅力，就在於它給了你一個簡單的框架，同時又留給你無限想像的空間吧！
然而隔了一千多年的風煙再來檢視這個青史中的女子，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為現實政治服務，向來是中國官方史學的基本特點，但對於武則天來說，事情甚至更為複雜。首先在於太宗高宗時期的史官許敬宗，其修史一向讓人評價不高，比如太宗曾經賜〈威鳳賦〉給長孫無忌，他寫成給尉遲敬德，因為敬德是他的兒女親家，長孫無忌卻是他的政敵。因此許敬宗剛一去世，便出現了要求刪改實錄中不實之處的呼聲，並且立即得到了唐高宗本人的贊同並付諸實行。（見《舊唐書．許敬宗傳》）因此，如今我們看到的太宗後期及高宗時代的政爭，面目已經十分模糊，對於武則天的崛起過程，也就充滿了各種猜測。
其二、武則天以周代唐女主天下殊為不易，與儒家倫理傳統道理相悖，為宣揚自己的「君權神授」和「王者不死」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留下了大量真真假假的傳說故事，無論是她的名字，還是出生甚至死後立碑，都流傳著各種說法，甚至可以說她的一生都籠罩在神話和傳說之中。
其三、封建史家對於她的描述很可能是不公平的。比如《資治通鑒》裡面就充斥著一些自相矛盾的說法。流傳甚廣的武則天怕貓的故事，說她殘酷迫害王皇后和蕭淑妃，蕭淑妃臨死之前大聲詛咒來世必化為貓，武則天為鼠，生生扼其喉。據說武則天被這樣狠毒的詛咒嚇怕，自此宮中永不養貓。然而同樣是《通鑒》，又記載了長壽元年（六九二）武則天如何調教貓和鸚鵡和平相處，並在大臣面前顯擺，結果貓當場把鸚鵡給吃了，讓她十分尷尬。大量妖魔化的記載，形形色色的傳說，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她？
其四、建國之後，對於武則天的評價仍然是變化無常的。五○年代，史學界對武則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說武則天在位二十一年，「實無絲毫政績可記」。六○年代，情勢為之一變。郭沫若連續發表文章，全面肯定武則天，斷言「武后統治時代是唐朝的極盛時代」，並引用武則天自詡「知愛百姓而不知愛身」的話來證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說法讓我們覺得很有趣，比如他說武則天「是維護均田制的……遺憾的是從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護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反的證據。我揣想是由於站在反對武則天立場的史官們把它湮沒了」。郭沫若還提出了無字碑是武則天自己所立的說法，據說是武則天的遺願，表明是非功過任由後人評述。可是從現存的記載來看，從未提到過武則天的遺願包括立無字碑這項。及至儒法鬥爭開始，武則天成為推動歷史發展中進步的法家的代表，其歷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文革過去，隨著「紅都女皇」的倒臺，關於武則天的口水戰又再度升溫。再加上當今女權運動的影響，她的身分除了女皇、僭主、法家代表之外，又多了一重婦女解放的色彩。
歷史變成傳說，傳說變成神話。千餘年來，武則天的形象便像這無字碑一般任由人們塗抹評說，似乎再沒有哪一個帝王惹了如此多的是非。隔著厚厚的油彩，要分辨她的本來面目，基本上已經是件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仍想試一試，儘量從現存的各種真假難分的記載和傳說之中，追尋這個非凡的女子……
推薦人的話
業餘愛好者的專業研究
孟憲實
每個人都是自己歷史的見證人，然而不是每個人都會為歷史作證。為歷史作證，現在屬於一個特定的人群，一般叫做歷史學界。如今的歷史學界是一個專業，是一個職業的圈子。從業者經過漫長的專業教育，博士之後還有博士後，四年、六年甚至十多年。這樣的教育歷程，把這個圈子牢牢地鎖定，加上那些只有圈內人才能看懂的用語和辭彙，文章艱澀得讓意志力倍感煎熬，於是這個圈子讓外人看上去神秘而遙遠。
近代以來，史學職業化和史學功能社會化本來應該同步前進。在中國，前一個進程很快完成，而後一個過程的完成卻是姍姍來遲。史學職業化，一個史學界迅速組建起來。在這個過程中，史學與文學分家很徹底，民間史學正式被打入十八層地獄，在現有的史學圈子裡，再也沒有民間史學的容身之地。史學與文學分家，民間史學歸類於文學，所以民間史學差不多被徹底消滅。一方面，歷史小說化氾濫，這類作品中再也看不到歷史的影子，民間對歷史的需要完全不能指望這樣的作品。另一方面，非小說的歷史通俗寫作，在中國長期處於空白狀態，除非專門寫給孩子看的歷史故事也算在內。社會對史學的需要，本來應該由史學界責無旁貸地承擔起來的，因為史學的職業化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史學界滿足社會的史學需要是分內職責。但是，因為兩個原因導致史學職業化的同時，社會化的職能沒有跟上，一是史學沒有清晰地脫離原來的政治化傳統，二是讀書為高的社會意識依然頑強存在。史學圈子寧願被孤立，也願意保持象牙塔的自我崇高。
最近的一些文化現象呈現出很不同的景觀，史學的社會化正在史學圈外大踏步地前進。隨著網路的興起，社會上的史學愛好者得以在網路世界一顯身手，不僅愛好者的史學網站層出不窮，網路推崇出來的歷史寫手也拔地而起，衝進傳統媒體攻城掠地。歷史學應該提供給社會的非虛構歷史描述作品，如今正在被歷史學界之外的業餘愛好者攻佔，不僅如此，網路上的歷史研究也蔚然成風，很多業餘的歷史愛好者，正在中規中矩地展開歷史研究。他們屬於業餘選手，卻有業餘選手的優勢。他們是愛好，是興趣所致，他們對歷史比僅僅因為讀了歷史博士、無法別處擇業的歷史圈內人更有信心，更有信念，甚至更敬歷史學之業。當然，他們更少歷史學圈內的規矩，更自由奔放，更隨心所欲，更能表現歷史學應有的遼闊空間。
網路世界的歷史寫手，應該以當年明月最有影響，他的《明朝那些事》系列，出售的數量已經超過了近現代明史研究出版物的總和。未來一代從事明史研究的學者，最初對明史的印象一定不是從孟森開始，也不會是從鄭天挺先生開始，他們一定是從當年明月開始。歷史研究同其他研究一樣，興趣理應成為第一動力，而尊重歷史的歷史描述性作品，正在如此這般地為未來的歷史學界培育社會基礎。
蕭讓也是從網路世界拚殺出來的業餘歷史研究者。她和她的朋友們因為對唐代的歷史文化有濃厚的興趣，創辦了「沉醉唐風」網站，朋友們一起收集唐代資料，討論唐代問題，撰寫唐史文章。蕭讓也在「天涯」網站的談史欄目中當版主，發表相關的帖子，點評別人的作品。她撰寫的《武則天──女皇之路》，本來也是網路作品，受到了網友的熱情追捧，點擊率表明人氣甚旺。大約用了兩年的時間，這部研究武則天的著作終於完成，如今要走出網路，正式出版。其實，網路作品夭折者是絕大多數，沒能堅持，或者很少支持，都會導致網路作品尤其是這類長篇的研究性著作半途而廢。網路世界的讀者都是隱身的，他們批評起別人的作品來，向來刺刀見紅。所以，一旦經受住網路世界魔鬼式的考驗，著作的基本面就可以宣佈大功告成了。
知道網路世界正在流傳這部《女皇之路》已經有些時候了，但對於作者卻一無所知。有一次蒙曼跟我說，蕭讓是一個學金融的女生，我才多少知道了一點。不過，由此可以證明，網路世界以外的人，也在暗中關注蕭讓。最初，我在網上閱讀過《女皇之路》的部分內容，本來以為是歷史小說，看了以後才知道原來是部很認真的研究著作。但是，我並沒有一口氣讀完，因為網上閱讀有一些問題。在網上發表這種長篇著作，其實是連載性質，閱讀的時候必須長期在跟帖的汪洋大海中跋涉，這不僅造成一定的閱讀障礙，也在時間上需要更多地投入。所以，一直以來就希望讀到《女皇之路》的完本和淨本。我最近也在進行相關的閱讀和研究，想讀《女皇之路》是希望不要錯過其中的精彩。沒有想到，一次偶然的談話，竟然讓我宿願得償。陳靜是人民大學的畢業生，學的是新聞，但聽過我的課。一次閒談，我說到蕭讓的《女皇之路》，不想她竟然也是「沉醉唐風」中人，並且是蕭讓的朋友。這可真有驀然回首的味道。
我很快讀完了這部四十萬字的《女皇之路》書稿，十分舒服，如沐春風。近代史學職業化以後，考據式的研究成為史學主流，描述性的著作邊緣化，與此同時是文史分家。到後來，史學追求科學化，研究的文字越發艱澀，甚至到了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地步。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反正閱讀量有限，都以小圈子為對象，所以如同暗語一樣的研究文體，真是讓人想愛都難。《女皇之路》是寫給朋友的，首先是網路世界的朋友，所以文字風格爽朗，簡明輕快，有的時候又調皮又時尚。這是二十一世紀的文字，因為倒退十年，這樣的文字不可想像。問題意識當然有時代性的問題，文風難道沒有時代性？多少年以後，人們總結二十一世紀的史學著作，就文風而言，有沒有可能舉證《女皇之路》為代表呢？不是沒有可能。首先在文字上讓人容易接受，這是史學社會化的必備前提。為社會服務，但是民眾卻讀不懂，這是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一個很大癥結。蕭讓的《女皇之路》是否由此開闢了一條史學新路呢？對此，我甚有期待。
歷史研究必須面對歷史資料，這是人所共知的。看得出來，蕭讓研究武則天，閱讀了大量的歷史資料，比較各種史書記載的文字，選擇更合理的解釋，提出自己的分析，這些蕭讓的研究與其他研究者沒有不同。我看一些網路的史學研究，經常能發現他們因為十分強調自己的獨特觀點，甚是不免強詞奪理。其實，我們已經遠離了唐朝，唐朝對於我們沒有切身的利益問題，所以保持從容不迫，不僅是風度，也應該是心理。蕭讓的研究，就是很從容的。她一點都不極端，擺事實講道理，溫文爾雅。歷史是公共的，歷史人物是公共的，面對著大家共同的研究對象，如同參加一次盛宴，為什麼要急不可待呢？蕭讓的研究風度，讓人感覺到她的研究心態，細雨微風，潤物無聲。浮躁病在史學圈子內部同樣流行，每年論文數量不斷增長，但是研究品質卻無法同比例增長，因為研究工作，數量從來不代表品質。捫心自問，蕭讓這樣平和的研究心態，即使在職業歷史學內部，也應該屬於鳳毛麟角。或許，正是因為她是業餘研究，沒有考核壓力，才能夠如此。想想近代以前，那麼多今天可以稱作學者的人，當時不都是業餘的嗎？
蕭讓的《女皇之路》是十分專業的。所謂專業，這裡是指在討論問題時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一般描述性歷史著作，在業餘愛好者中間，最缺乏的就是對前人研究的缺乏瞭解和尊重。歷史在中國實在是一門古老的學問，很多問題前人都有過討論。初學者研究一個問題，往往就史料說話，而忘記別人的研究。其實，歷史的研究，不僅需要解釋史料，還需要跟同行對話。衡量一部史學著作，史料掌握是基礎，研究資訊的掌握是前提，否則根本談不上研究。歷史愛好者的研究，最大的缺憾通常不是史料問題，往往是對前人研究資訊的掌握方面的問題。如果從心裡就漠視別人的研究，那就根本喪失了研究的基本立場。蕭讓的《女皇之路》讓我最感意外的是她對前人研究的熟悉和尊重。她的著作中，到處都在討論，都在跟同一領域的研究者討論。她的著作是有專業注釋的，而從她的討論到她的注釋，都表明她對於武則天的研究，已經站在了專業研究的前列。
比較《明朝那些事兒》，蕭讓的《女皇之路》一定會更讓歷史學界驚喜。當年明月的明朝作品，主要還是描述性的，其中所討論問題也多數屬於自我設定的問題。《女皇之路》不同，研究武則天的著作很多，蕭讓不想繞過這些研究獨自發言，所以她的著作每有學術回應。對於武則天的研究，我也有一些心得。蕭讓的觀點，有的我同意，有的也不敢同意。但是，我卻從內心裡感到高興，有這樣的業餘研究者出現，至少是對歷史學的一種肯定。
隨著《女皇之路》的出版，蕭讓的歷史研究成功，是否能夠帶動網路的歷史研究呢？我想一定會的。而作為歷史從業人員，我十分希望以網路為代表的社會史學研究的蓬勃發展，因為從此以後，業餘的研究和專業的研究就會更好的互動和彌補，這對於史學研究的健康發展，無疑是大有益處的。對於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的社會化問題，我以為，蕭讓可以成為一個代表：社會等不及歷史學界的社會服務了，他們自己動手了。
前不久，蒙曼在百家講壇的講稿以《蒙曼說唐──武則天》為標題正式出版發行，現在網路世界的史學明星蕭讓又推出《武則天──女皇之路》。兩個年輕的女學者，圍繞著古老的女皇話題，觀點交織纏繞在所難免，學術的刀光劍影，異彩紛呈。三個女人（武則天、蒙曼、蕭讓，哈，有一點八卦的意思）一臺戲，現在開鑼。我們且等著鼓掌吧。
推薦人簡介
孟憲實
一九六二年生，黑龍江省訥河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隋唐史、敦煌吐魯番學。一九八三年本科畢業於南開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奔赴新疆，在新疆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二○○一年獲得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二○○三年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博士後出站。著有《敦煌百年》（與劉詩平合著）、《漢唐文化與高昌歷史》、《孟憲實講唐史：從玄武門之變到貞觀之治》、《唐高宗的真相》等。二○○六年十二月，在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主講「玄武門之變」，二○○七年五月主講「貞觀之治」，二○○八年四月主講「唐高宗的真相」。為電視劇《貞觀之治》的編劇（與作家阿城合作）。
後記
無字碑歌
關於武則天的傳說有很多，最出名的大概要數無字碑了。郭沫若曾經猜測為是否武則天自己所立，意為千秋功罪任由後人評說。因為完整版的武則天遺詔尚未發現，這一說法很難得到證實，倒是可以找到不少反證。其實中國帝王陵寢按例是不立碑的，武皇破例為高宗李治樹立述聖碑並親自撰文，述聖碑也由此成為中國帝王陵墓建築中最早的歌功頌德碑。但這一做法並未被宋元時代沿襲，而是從明代才開始繼承、發展、定型，以至於完善。然而帝王身後事多由繼位者評述，鮮有自己生前擬定的，因此無字碑為中宗李顯所立的可能性最大。據說碑上原本已經打好了格子，但由於中宗對於母親的複雜心事，以及神龍年間詭譎的政局，難以對武皇做出定評，終於還是以不置一詞作罷。
不過郭沫若的這個說法卻是流傳最廣的，也許在普通大眾心裡，也只有「功過是非任君評述」的氣魄，才能配得上這位空前絕後的女皇傳奇性的一生。
興亡千載事悠悠。的確，儘管世易時移滄海桑田，武則天這個名字從未被人淡忘過，關於她歷史地位的爭論也從未停止過。即使在唐代，人們對她的認識也不統一。中宗復國登極之初，對於母親餘悸猶存，且礙於母子孝道，不願受以「五王」為首的親李唐派大臣挾制等原因，官方論調對武皇仍然極為尊崇，承認周朝是正統王朝，武則天的地位是皇帝，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在武皇生前，公開為武皇上尊號「則天大聖皇帝」，宣稱武皇「在朕躬則為慈母，於士庶即是明君。」
二、武皇去世後，李唐太廟中以武皇配高宗，題名依然是「天皇聖帝武氏」，並且按照為帝王修實錄的舊例，詔令武三思魏元忠等親附武周的大臣修成《則天實錄》二十卷。
三、中宗原本以光武自比，復國後下令在全國各州設置大唐中興寺、觀各一所，後有人提醒他這表示對武周的否定，中宗便立刻改「中興」為「龍興」，統一了認識。
而至睿宗時代，情況又有改變，對武皇的稱呼先後有「天后」、「大聖天后」，以及「天后聖帝」等，大抵在皇后和皇帝之間搖擺。畢竟睿宗和當時權勢極盛的太平公主都是武皇親生子女，不會做得太絕。直至玄宗踐祚，才開始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工作，先後毀天樞，改明堂，李唐太廟中的「天皇聖帝武氏」也由此變成了「則天皇后武氏」。至天寶八載（七四九），玄宗上尊號自稱「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又把祖宗八代全部封了個遍，所有唐代皇帝都稱為「大聖皇帝」，如高祖諡為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為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為天皇大聖皇帝，等等，搞到後來皇帝的諡號越來越長，只好改稱廟號或年號。但玄宗對於皇后的稱呼卻非常吝嗇，除廢后外，統統改稱「順聖皇后」，表示她們都是李家的媳婦，也僅僅只是李家的媳婦，其中便有曾縱橫一世的武皇──「則天順聖皇后」。這個稱號就此成為武皇的定稱，也就是說，從這時起，她在唐代官方的地位是皇后、太后，而非皇帝。
而到了唐代晚期，武則天不僅被擯出皇帝之列，她的以周代唐也被視為篡奪行為，武周成了偽朝。盛唐時李白詩云：「中國有七聖」，指高祖、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帝。而到唐末黃巢之亂時則有「十八葉天子」的說法，指上述七聖中武則天以外的六帝，再加以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當朝皇帝僖宗等十二位，共十八位。
唐後期已然如此，極重禮法的宋代史官自然更不客氣，宋代修成的《新唐書》和《資治通鑒》提到武皇一律統稱為「武后」或者「太后」，其他皇帝則稱為「上」或者「帝」。宋人彙編的唐代文獻《唐會要》、《府元龜》等，口徑一致，凡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則天，只當她君臨天下十五年的史實不存在。
至於武周政權，中宗倒是認可武周為合法政權，只是周唐一體，武周即是李唐的一部分，只不過這個家有時候父親當家，有時候母親當家。後世則認為武周是「上不斬唐祀，下不絕唐嗣」，因此也不能算獨立王朝。這是說，武皇宣稱帝位來自於李唐三帝，自己為代子臨朝，就算她做了皇帝，李唐太廟的香火也從未斷過，後來又把帝位交還給兒子，自稱為李家媳婦，要求歸附陵寢，所以不能視為獨立王朝。這種說法是否有道理，見仁見智吧！
而比武則天的歷史地位更具爭議的，是她的政績。略過封建史家基於「牝雞司晨」對她的種種辱罵不談，現代史家對她的評價也很不一致。持肯定意見的八○年代前有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汪籛、韓國磐等，八○年代後有趙文潤、王雙懷、胡如雷等。汪籛認為「一、她幫助了普通地主的興起，進一步打擊了大地主、豪強地主；二、基本上消滅了關中地區的軍事貴族的部曲、佃客制，為封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憑這兩點，就可以充分肯定武則天」。
胡如雷也認為武則天是個應該基本肯定的歷史人物，因為她在執政的半個世紀中社會經濟確實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肯定中也應當掌握分寸，不能評價過高。因為，武氏的消極政策和措施（主要指酷吏、貪官、奢侈浪費）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進步起了扯後腿的作用。
而持否定意見的人也絕對不少，八○年代前有呂思勉、岑仲勉、熊德基等，八○年代後有黃永年、雷家驥等。黃永年發表的〈武則天真相〉一文，對她「得到高宗信任」、「得到人民擁護」、「知人善任」、「對唐代文化的高漲大有貢獻」等說法，一一駁斥，全盤否定，最後乾脆來了一句：不要因為她是女的就特殊照顧。
那麼該如何評價武則天呢？她究竟是郭沫若筆下的「政啟開元、治宏貞觀」的傑出女政治家，還是岑仲勉口中「實無絲毫政績可記」、只是撿了個餡餅吃僥倖沒餓死的篡位者？每個人的著眼點不同，看重之處也不同，實在是個很難說清的問題。但既然寫了這篇文，說不得也只能加入到這場口水戰中。
要評價一個帝王，私德不影響其政績，故此武氏殺子殺媳及養面首之類此處略而不論，主要論述其內政和外交。其掌控天下的時間可從永隆元年（六八○）廢太子賢為庶人開始算起，至神龍元年（七○五）中宗復國為止，大約二十五年左右，其中獨立掌政二十一年（自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權後中央集權程度大大加強，主要表現在削弱相權和加強監察力度兩方面。由武皇開始，太宗開創的以門下省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為了以中書省為主。按唐制，中書省出旨，門下省負責封駁，並有權駁回帝王所下的聖旨，因此門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意味著相權對於皇權的牽制能力減弱。也是從這個時代開始，尚書省的左右僕射未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的稱呼，不得進入政事堂，不再成為真宰相。武皇更大力提拔資歷較淺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稱謂，以進一步削弱相權，加強皇權。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變革。
加強監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視地方各州縣，所到之處震懾官吏，強化了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力度。酷吏和銅匭也是為監察百官而設。酷吏是武周開國的大功臣，但對社會來說自然是一大弊政。而銅匭除了告密之外，還兼具自薦、直言等功能，這些在武周後期已經得到發揮，因此人亡並未政息，匭檢制度一直有延續下去，最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對於武氏加強皇權的種種舉措，很難以進步與退步來一言判定，只能說這些措施對於她鞏固帝位有很大幫助，而皇權的穩固客觀來說有助於社會的穩定。武周時代的政局當然比太宗高宗時代動盪，但考慮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衝擊，又覺得區區一個揚州之亂，實在不算什麼了。武氏對於全國的掌控力可以從很多方面看得出來。比如窮鄉僻壤間也在推行應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書o集成》載武則天長安三年（七○三）三月括逃使牒並敦煌縣牒，記載了敦煌縣收到括逃使牒所作的處理，一日辦完，沒有差錯，可見偏遠地區官吏的辦事效率。而她對於相權的削弱，也必須看到這是在封建皇權一路走強的大趨勢下，故此扣上一個破壞三省六部制的帽子未免太過。玄宗時代倒是權相秉政，地方失於監控，但也由此引發了極具破壞性的安史之亂。
用人方面，史界對於武則天的評價已漸趨一致，即儘管她有種種失誤，任用了如來俊臣之類的酷吏、楊再思等的諂媚之輩，殺了黑齒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將，但總的說來，她很善於利用各式各樣的人才為自己服務。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馬屁平衡心態，執掌中樞的主要還是李昭德、狄仁傑、魏元忠、姚崇等才學之士，雖然她常常定期更換清理。從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為相，但過不了幾天就罷相來看，在親與賢之間，她還是能把握好分寸的。她在位期間，大力提倡科舉制，破格用人，科舉出身的宰相上升到二十七人，幾乎占到宰相人數的一半，打破了高祖太宗時期宰相基本由高門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貴族制向官僚制過渡的重要階段。通過自薦和試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主和新興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擴大了統治基礎。這也是武周政權能維持多年不墜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嚴重後遺症則是濫官，宰相最多時達到了十幾個，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對於科舉制的影響是怎麼評價也不為過的。開殿試、開武舉，首創糊名、謄錄，獨重進士科，以詞賦文采作為錄取標準等舉措，無一不為後世借鑒沿用。唐代科舉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後成倍增加，拜相人數自她登基以後大幅度上漲，因此無法否定武則天時期的政治是以科舉出身者為中心。不過她在大興科舉的同時，輕儒學，廢學校，也造成了一定負面後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對奴婢部曲制度的打擊。唐代奴婢和部曲屬於賤民，按《唐律》的規定地位等同於牛馬，貴族王公佔有大量家僮奴僕。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數量，同時規定不許人隨意殺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稟告官府，地位有所提高。汪籛先生認為武氏統治期間基本上消滅了關中地區的軍事貴族的部曲、佃客制，不僅是對門閥制度的衝擊，也解放了大量勞動力，是有助於社會進步的。
經濟和文化方面個人認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處。武氏對於農業的重視，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認可。做皇后期間她便多次主持勸課農桑的親蠶儀式，上書建言十二事裡也著重提到了農業生產的重要性，並以她的名義編寫刪定了一本名為《兆人本業記》的農書，頒發全國各地，這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本由最高統治者御撰的農書。登基為帝後她重視興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達二十多項，在唐代諸帝中僅次於統治天下四十五年的唐玄宗，南至江蘇、廣西，北至青海、內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九萬畝之多。尤其以洛陽為中心的關東地區，經濟得到了長足發展，商業手工業等均進步顯著。全國人口自永徽三年（六五二）的三百八十五萬戶，增長至神龍元年（七○五）的六百一十五萬戶，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長率，反映出高宗武皇的統治時期基本社會穩定，沒有大的天災人禍。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表明武周時期人民生活水準大幅度下跌。有學者認為武周的經濟發展是初唐的馬鞍型低谷，因其發展速度不及貞觀，經濟規模不及開元，但這本身就表明武周時代的經濟有繼續向前發展，以此來表明武則天的統治不力，是不恰當的。
武氏經濟方面的失分一在於逃戶，二在於惡錢。史書上有「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說法，雖不免誇大，但武周時存在嚴重的逃戶問題應是事實。只是不能單純地認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併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減少引發人口自然遷徙的因素，武氏對逃戶採取了寬容態度，允許他們在新鄉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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