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瑞．戴蒙

亞洲例外？



偽民主主義

如果民主要在亞洲與全世界成功的話，它就必須在威權體制最成功的地區取得勝利。當新加坡的經濟傲視所有非民主國家時，中國也已經進入長期的實驗，實驗中結合了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威權政體、經濟發展與穩定的成長──這些都是使新加坡領導人得以維持長期霸權的助力。

1986年，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命令下，趙紫陽成立任務小組，著手研究政治改革的可能性。此項任務背後的動機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菁英普遍認為，「要推動經濟改革，就得有配套的政治改革」，希望能解決共產黨過度集權所造成的效率不彰問題。鄧小平自己也憂心忡忡，把改革視為嚴謹的有效條件。1987年，他強迫解除黨總書記胡耀邦的職務，因為他過於傾向自由改革，對學生示威遊行過度包容。但是，接任胡耀邦祕書長一職的趙紫陽，他所信任的左右手鮑彤也贊同改革者的理想。他們召集一群「自由派知識份子與官員」，討論如何黨政分離、引進制衡做法、在共產黨內部建立民主機制（包括政治競爭與言論自由），並逐步建立「草根民主」（在更普遍保護大眾公民自由的情況下）。趙紫陽的想法相當大膽，他甚至建議各省人民大會（相當於美國州議會）舉行選舉競爭，只是大部分中國省分的人口，都比其他世界各國多很多。他的目標並非「自由式民主」，而是「自由化的共產黨體制」（liberalized Communist system），在這個體制下，共產黨可以用比較負責與透明的方式治國。

一年後，任務小組上呈一份討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的報告。即使報告中的建議相當籠統，但鄧小平依然提出警告：「我們不能放棄獨裁政體，更不得順應民主化的觀點。」1987年10月，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批准改革大綱；到了1988年，辯論的氣氛稍微緩和。但是，1989年4月，此計畫在內部爆發。中國的大學生與其他人在北京聚集，弔唁胡耀邦的過世，並抗議政府未對其過世作適度的表彰。學生利用和緩下來的政治氣氛，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藉以譴責貪腐，並提倡中國憲法所保障的自由。最後，「中國當時總計434個城市，其中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城市」的學生、知識份子與工人，加入這場大規模示威。光是在北京，就有超過10萬名示威者呼籲民主，這使得共產黨相當恐慌。5月20日，政府宣布戒嚴，後來在6月4日，中國當局以血腥的軍事攻擊淨空天安門廣場，並鎮壓民運活動。趙紫陽與其他自由派改革者遭到整肅、下台的命運，而鮑彤則判刑7年。中國共產黨歷經一場「瀕死經驗」，再加上東歐與蘇聯共產主義的瓦解，中國領導菁英禁止在可預見的未來從事任何民主改革。

今天中國的開放與多元，是1980年代與天安門事件後所難以比擬的。過去激進的意識型態──事實上幾乎都是共產黨本身的意識型態──已成往事。共產黨已張開雙手迎接富裕的資本家加入，並在省政府裡策略性安插終身共產黨員，而國營事業的經理人也已成為富裕的資本家。毛澤東時代的恐怖氛圍、對運動與監督的嚴格管控，已由「微調後的『選擇性打壓』策略所取代，從此只針對公開挑戰……當局，不為大眾著想的人。中國是少數容許同性戀與跨性別裝扮的威權國家，但仍禁止政治異議人士」。

共產黨政權依然相當殘暴，每年官方處決5千到1萬2千人，高於其他世界各國的處決人數總和。記者、律師、公民社會運動人士、知識份子與其他挑戰制度的人，容易遭受逮捕和囚禁（或軟禁）。但是，中國的獨裁體制逐漸變得成熟，滲透組織、收編企業人士、教授、知識份子與學生，派遣3萬名受過訓練的「網路警察」過濾網站、網頁與電子郵件。後者有一個極具企圖心的目標，希望盡力肅清網站的「有害資訊」──可能被用來「在國家陷入危機時顛覆政權」──據估計有1億4千萬中國使用者（包括3千4百萬中國部落客）會看到這些資訊。如今，中國的網路工具已經可以擋掉「顛覆」等字串，以及「民主」、「人權」、「法輪功」（反共產黨宗教運動）與「6月4日」（1989年政府鎮壓天安門廣場事件發生的日期）等關鍵字。夾帶著本身龐大的市場力量，中國當局警告谷歌、雅虎與微軟等國外企業必須自我審查。思科在1998年幫助中國建構網際網路時，已經遭「指控幫助政府當局設計程式，使他們得以滲透並監督網路。」2004年以後，中國以更激進的滲透方式加強網際網路的審查，同時，海外的民運人士則發動「網路鬥爭」（cyberstruggle）以規避中國的審查。

從許多原因來看，可以相信威權統治的形式──如果不是實質上，或許名義上仍是共產黨──將在中國維持很久。對於經濟改革的世代來說，開放世界最大的市場，已經創造了無止盡的榮景。經濟成長率仍然維持8％到10％（甚至根據官方數字，顯示2006年為10％）。鄧小平於1978年執政，之後25年，中國人均收入已經增加7倍，約有2億5千萬人民脫離貧窮。報紙發行量增加3倍，出版書籍的數量增加11倍。今天每2個家庭，就有至少1台彩色電視機；而1978年，每1,000個家庭中，只有3個家庭有電視機。1975年到2004之間，中國的整體「人類發展指數」改善了50％。如果大部分人民不再執著於共產黨意識型態的話，至少看起來他們對體制改善生活水準的作為感到滿意。但是，日子最好過的人，也就最有可能惹麻煩──在企業界剛崛起的都市新貴、專業人士與大學生。

從許多政治因素可預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同時也是專門研究中國的頂尖學者與民主的提倡者）所稱的「威權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在許多方面，中國現在的體系，已經大到不再適合由一人主導（如毛澤東、甚至鄧小平時代的政權），此外，也比較制度化。領導人的接班，由程序法規與準則明確定義；並限制任期，以確保權力交替。軍方與退休的政黨大老，影響力大幅降低。領導階層的教育水準較高，接受的訓練也較完善，在徵募人才時更注重能力，比較不會有派系之分。人民有更多方式可以參與決策過程、抱怨決策，從競爭的村落選舉（首次在1987年舉行）、人民大會的許多層面，到人民可提出行政訴訟控告政府單位。

自1990年代早期開始，就已落實其他治理相關改革，以精簡政府組織，減少國營事業的國家占股，建立財政法規單位，在政府採購上引進競標，改善課稅，以及──最近期開始的──整頓過度擴張的銀行產業，包括其背負的不良債權（non-performing loan），並囚禁最貪腐的罪犯。芝加哥大學的華裔政治學家楊大利，認為這些改革「有助於改善效率、透明度、國家行政的公平性」與「企業環境」。從黎安友、楊大利與其他人的角度來看，中國當代領導人相當聰明、有能力、務實、不民主，這種情況未來勢必將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威權體制轉型

但是，多長才算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要如何步下威權體制的階梯？關於這點，有4種可能的劇情發展。

威權統治可持續幾十年，逐漸從目前的獨裁制度，轉變成「協商式法治」（consultative rule of law）制度，落實司法獨立、公民多元主義與民眾的集思廣益，而非選舉或更具威脅性的交出共產黨霸權角色。換句話說，中國的體制將會像鄰國新加坡一樣，逐漸變成非共產制度，也較少出現打壓的情況。但是，除了兩國在國土大小上的巨大差異之外，中國貪腐情況嚴重普及，因此還看不出來要如何遏止，除非人民有權力以民主的方式，要求他們的領袖負責。如果中國真的走向「協商式法治」制度，擁有真正的司法獨立，而且獨立媒體、公民團體與異議人士也有更多空間的話，那麼，毫無疑問的，正如中國上個世紀的歷史重現，將會出現要求全面民主的大規模運動──其規模之大，是新加坡領導人難以想像的。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害怕蘇聯戈巴契夫所追求的那種政治改革。而中國自己的民主人士意見也一致。就在不久前，一位頂尖的知識份子告訴我：「中國的改革過程一直在累積風險。中國就像一輛不停加速、卻沒有煞車的火車，一直前進，然後超越新加坡模式。」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民主化，正如台灣與南韓（比較不是漸進的發展）一樣。根據「胡佛研究中心」（Hoover Institution）經濟學家暨前「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主席羅文（Henry S. Rowen）預估，中國的人均所得將會持續快速增加，就算現在有點緩慢，每年只有7％。在2015年之前，經濟成長將會使中國的人均所得，從現在的6千美元（以「購買力平價指數」折算），達到1萬美元（以2006的幣值計算）──約莫相當於墨西哥與馬來西亞今天的的金額，而比南韓1987年進行民主化時稍高。羅文估計在2015年前，中國將會成為至少「部分自由」的國家（根據自由之家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的評等）。假定接下來10年，每年的經濟成長率會以5％的速度緩慢成長，羅文預估在2025年前，人均所得將會攀升到1萬4千美元（根據2006年的幣值計算），相當於今天阿根廷與波蘭的人均所得。屆時，羅文預期，中國將會因本書第四章提到的內在力量驅使，而轉型為民主體制。這些力量包括：教育水準上升與資訊普及，社會逐漸複雜與多元，種種一切都將迫使政府釋出更多政治自由與政治競爭，以維持其合法性。

民意調查結果也支持羅文的分析。1993年到2002年間，在中國，支持民主價值的人明顯增加，雖然人數仍然比香港與台灣少。舉例來說，在中國同意「政府領導人就像大家長，我們全體都應該遵從他們的決定」的比例，從73％掉到53％；願意讓「正直誠實的領導人……決定一切」的比例，從70％滑落至47％；認為「法官在裁決重要案子時，應接受行政機關指示」的比例，從64％降到45％──也不過在短短10年間，就發生了上述這些變化。到了2002年，拒絕威權主義價值的比例，跟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前的比例差不多。此外，所有個人特質中，以「教育程度」最能影響個人是否支持民主價值。中國人教育程度愈高，就會愈支持民主價值。

中國民主化的最後兩個可能性是，假設現在的體制無法持續，或無法因本身的成功而自行逐漸轉型。那麼，它可能會展開新形式的威權政體，或新形式的民主制度。在各家不同的觀點中，一致認為中國經濟奇蹟的基礎已腐蝕；而根據政治學家裴敏欣的說法，此問題將無法解決也無法改革，因為共產黨與國家本身就是問題的核心。裴敏欣是美國華盛頓「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的駐會學者，就像楊大利一樣在中國出生長大，如今是美國研究中國的頂尖專家之一。她堅稱中國的獨裁制度將無法「繼續發展」，相反的，中國將成為「去中心的掠奪型國家」（decentralized predatory state），而在這樣的國家中，「政府官員的私利」──在經濟持續繁榮時大撈一筆，用盡各種手段快速致富──將緩慢瓦解政治穩定。結果是經濟無法持續成長，「造成社會不平等擴大，在人力資源上的投資不足，環境遭到破壞，官員普遍貪腐。」許多縣市已可見犯罪集團與政府當局掛勾，獲得政府保護，進而掌控企業，他們因此成為「當地的地下政府」。這些當地的黑社會頭子，不僅掠奪貧困農民，更徵收違法稅金與費用，接著廉價出售土地以獲得更有利的發展。2006年，政府報告中，「宣稱超過60％做為建築用途的土地收購，都是違法。」2006年9月，「中國審計長警告掠奪與濫用政府用地，將會摧毀許多資產價值，嚴重威脅國家。」胡錦濤主席也積極展開取締──但都是選擇性針對中立的政敵──結果並未能解決這次廣大的危機。裴敏欣與其他評論家預測，中國體制頂多能解決表面問題，遲早中國會屈服於「幾乎所有獨裁政權中，都會發現的自我摧毀力量」，包括政治可靠度低、不回應人民需求、政商掛勾與貪腐。

這樣看來，中國正困在轉型過程的半途中，欠缺機制化的工具與意願來完成轉型。在很久以前，這些症狀就已經抑制經濟成長，強化人民的不滿，並進一步磨損國家的合法性與治理能力。裴敏欣並不認為共產黨短期內會瓦解，反之會繼續「陷入長期經濟與政治停滯」，而如果不先採取基本改革的行動，最終會在「相當於銀行擠兌的政治情勢」中瓦解。如今，中國已看到政權對自己失去信心的明顯訊號。2006年，中國一位出身名門的知識份子告訴我，愈來愈多中國共產黨官員把個人資產匯往海外。「我們（對中國政權的未來）感到悲觀，」他說，「而他們自己更悲觀。」

裴敏欣相信，一個政權瓦解，可能將帶來新形式的威權主義（或帶來國家失敗），例如民主。然而，另一派更有希望的觀點，認為充斥「貪腐、治理不佳、不公義、動盪不安、打壓」的地方，將會邁向民主。花了近10年時間研究中國的加拿大政治學家吉雷（Bruce Gilley），在其著作《中國的民主未來》（China’s Democratic Future）中，描繪出我認為中國未來最有可能出現的轉型發展。

不論成功或失敗，所有威權政權都會被咒罵。如果羅文對中國未來經濟成長的推測正確的話，在2025年之前（或某個即將出現的日期），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勢必躋身中產階級之列。一旦擁有更多改善生活的物質基礎，他們將會要求更多：正義、尊嚴、責任、義務與發言權。就算未來逐漸推動改革與落實優良治理，新中產階級還是無可避免的會抱怨地方貪腐、徇私與壓迫；而中央政府在缺乏民主機制的情況下，將無法解決這些問題──因為民主機制讓選民可以撤換表現不佳的各級政府首長。這是樂觀的版本。比較悲觀的情況是，如果中國達到羅文預期的收入水準，而不平等與貧窮的程度不減的話，「激進的貧窮族群」將瀕臨爆發邊緣，而政治轉型則會以另一種更暴力的方式出現。

吉雷認為無論中國情勢朝哪一種可能性發展，中國領導人必須應付的對象，將是比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時，更大、資源更豐富且連結更強的公民社會。這是經歷過去10年市場改革與擴張的燦爛時代之後，難以避免的後果。隨著報紙、書籍、電視與電腦的蓬勃發展，「中國現在充斥著1990年代早期所認定的煽動性資訊。」如今在政府登記有案的非政府組織數目，從1988年的4,500個，飆升到2006年的30萬個，有些人估計實際的數字還要多10倍。

面對愈來愈有自信、資訊更豐富、連結更強，更要求民主的社會，為了達到人民的期待，中國領導人未來至少必須賦予人民組織、言論與集會的自由，並以選舉競爭撤換表現不佳的各級地方政府首長。中國的執政菁英心知肚明，改革的大道將通往民主，而共產黨可能因此失勢，因此相當抗拒。然而，理由不明確的抗拒，可能引發民眾示威動亂，如同1989年天安門事件一樣，但這次的動亂將來自更廣大且更投入的公民社會，很可能瞬間顛覆政府──至關重要的是，速度之快，可能共產黨領導人連安置好自己人馬與財產都來不及。因此，這樣的時刻可能會來臨（就如南韓與台灣一樣）──執政菁英判斷寧可冒失去政權的風險，也不願失去一切。因為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可能會有人提醒他們近代中國歷史的教訓：「等待過久的政權，最後會目睹領導人被拖出辦公室、一槍斃命。」

雖然，目前還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願意接受漸進的民主改革。正如裴敏欣所言，1980年代末期展開的溫和改革，最後停頓下來。村落委員會的選舉競爭，逐漸落入地方政黨領袖與黑社會的操控。全國人民大會無法嚴謹的制定法律與監督；人民代表提議的法案，沒有一件變成法律，但是每年仍舉辦年會，正如《紐約時報》最近的社論所言，「這不過是在已經作好的決定上蓋合法的印章罷了。」行政訴訟的案子大幅減少，因為原告發現他們勝訴的機率只有五分之一。律師一個接一個遭到當局羈押與拷打。法院依然人手不足，並且高度政治化。保守派對於政治改革的保留態度很難逆轉，因為正如吉雷所解釋的，共產黨「領導階層現在作繭自縛。他們可以拒絕改革，然後面對民眾示威抗議；或者落實改革，然後丟掉飯碗」。

民眾憤怒與示威的導火線，不只源自因經濟發展而產生對民主化的急迫感（如1980年代的南韓），還包括威權體制的崩潰。就像中國以前的朝代，當不良治理達到最大的臨界點時，共產黨可能會失去「天命」。如吉雷與裴敏欣所強調的，犯罪、貪腐、裙帶主義、銀行弊端、地方霸權、中央政府對民眾需求反應慢半拍與其他不利因素，均威脅到政權的存續。愈來愈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其程度如今「已可媲美與中國國勢最不對等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國家」，而對中國來說，也可能已變成芒刺在背。所得的高低與城鄉的發展，差距愈來愈大。在鄉間發展愈落後，失業率飆高的同時，年輕人紛紛搬到城市，形成一大群無根的移動勞工，隨時都可動員起來示威遊行。「不論何時，都可看到1 億2千萬名來自鄉下的移動勞工，在城市街頭遊蕩、尋找工作。」投注在衛生與教育的資金依然不足，使得中國對傳染病（如愛滋病、禽流感或2003年爆發的SARS危機）毫無抵抗能力，剝奪貧窮人民在共產黨（真正）統治下應享有的基本衛生照護。慢性病也爆發疫情，據估計2006年愛滋病帶原者增加30％，總人口的10％則飽受肝炎所苦。中國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均遭到嚴重侵蝕，四分之三的湖泊與一半的河流遭到汙染。中國總計3萬3千座水壩中，有三分之一（涵蓋100座大型水壩）「被認為『未臻完善』」。結果導致沙漠蔓延（到達北京邊界），環境汙染嚴重，水災氾濫。另外，還有道路狀況與工作場所安全的問題：2002年，有10萬起道路意外身亡事件，一年內有10萬人因為鼠疫入侵人類環境而致病，礦災罹難的數量高於印度13倍。上述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姑且不論這些問題之間還有複雜的關聯──都可能在未來10年演變成危機；或者，當功能失常的情況繼續蔓延，進而影響其他功能、甚至整個國家的運作時，就會演變成吉雷所說的「轉移性的危機」（metastatic crisis）。

中國的領導菁英──逐漸變成能幹的經理人──可能還可以應付現況一段時間。但問題是，他們是否可以解決侵蝕穩定基礎的基本症狀。如果他們無法解決的話，那麼政經表現不佳或任何危機（如股市崩盤、環境災害或管控不佳的傳染病），都可能使政權垮台。基於務實理由，企業主（即使是那些效忠於政權的企業主）或沒有特定支持民主運動的人，都可能是最先變節的人。同樣的，愈來愈多的中產階級，看到政府揮霍他們辛苦賺錢繳納的稅金，也可能最先變節。某些地區的企業人士，正悄悄的把錢匯給民運人士和知識份子。

影響共產黨穩定的另一大隱憂，莫過於公民社會的宗教基礎逐漸發展。其中包括有來自反共產黨組織「法輪功」的挑戰，這場近年萌芽的運動，秉持的教義基礎是佛教與其他中國傳統學說與實踐。根據中國政府的估計，1999年政府對法輪功展開殘暴的鎮壓時，全國有7千萬名法輪功學員。雖然中國明文禁止，但法輪功仍轉為地下活動，祕密廣發刊物，包括對共產黨統治的「9項批評」。此外，基督教也蓬勃發展。據估計，全國有3千5百萬名信徒在政府許可的教會聚會，但有更多信徒在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做禮拜，基督徒的人數可能超過1億，共產黨的正式黨員也不過才7千萬人。最令中國當局憂心的是，共產黨員已失去他們的信心，而基督徒與其他宗教組織剛好填補這個道德空缺。事實上，經過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許多領導人與知識份子都成為虔誠的基督徒，其他人則加入法輪功──這絕非巧合。鮮少信仰體系像宗教這樣，能動員團結人民，為共同目標努力。

民主本身也有信仰體系，相容於宗教或深受宗教啟發。「可以這麼說，中國在開明的知識份子領袖帶領下，比蘇聯轉型時期的狀況更好。」開明民主的思想與經典在中國流傳，不只大學裡，官方學校與政府機關，甚至是共產黨內，都可見其蹤跡。此外，相當多主張自由意志論的人，譴責過度傲慢的國家（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海耶克）；許多民主著作也已經悄悄的翻譯成中文。但是，中國民主思想家也回到他們文化本身的儒家與道家經典作品，並以現代民主的觀點，重新加以詮釋。這些學者夥同藝術家與作家，一起試圖將民主的「知識轉變成文化」──正如其中一位學者向我解釋的。中國的地下民運人士也相當有創意，不僅廣發禁書與改革派雜誌，更找到辦法在網路規避獨裁者的監管──通常是把敏感字眼轉成「火星文」，來逃過網路警察法眼。電子郵件、部落格、手機與簡訊等營造出來的虛擬世界，使他們得以跨越距離互相連結，並在各種活動中得以保持聯繫。基於這些理由，對大規模民主運動來說不可或缺的全國公民網絡，目前正緩慢成形中，而在下個危機出現時，可能會具備驚人的能力，得以動搖整個體制。

在上述吉雷與其他觀察中國的學者所預見的可能劇情中，這類大規模公民運動的出現，將會使領導高層陷入分裂。共產黨內的改革派與務實派，可能會和民主反對勢力中的溫和派協商。正如在西班牙、拉丁美洲、波蘭與其他地方，這樣的協商結果，是使保守份子與軍方得以「保住面子與利益」的讓步──軍方很可能會在危機一開始，就和共產黨脫離關係，拒絕重蹈1989年的覆轍。

現在的問題是，是否有任何社會團體，能提供其他政治體制的選項。目前沒有──但1990年的俄羅斯也沒有。我猜想，發生在俄羅斯的情況，也會在中國出現：反對勢力的龐大聯盟，為了推翻共產黨政權，將會短暫的結合，之後再分道揚鑣。在2025年之前，中國是否能順利實施可行且運作良好的民主制度，還很難說，但是屆時共產黨（如果還執政的話）治理中國的時間將長達76年──超越俄羅斯共產黨與墨西哥「革命體制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70年的執政。因此，我有信心大膽預言：2025年，印度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會維持不變，但中國將會有所不同。



（摘自本書【part 2 】全球民主展望）

亞洲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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