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背叛自己靈魂的時代
一九四三年出版的小說《源泉》，是艾茵．蘭德花了七年時間撰寫的小說。這小說雖被十二家出版商拒絕，出版後卻大為成功，長銷至今、歷久不衰，尤其深受年輕族群的歡迎，在影響力的深遠上，某個程度已進入思想與哲學的領域，超乎一般小說可以觸及的範圍。
小說主角洛克是個不妥協而堅強的建築師（有些人覺得這角色有著美國著名建築師萊特的影子），志在引領建築進入新方向，卻屢屢橫招阻撓，不但在大學三年級期末被開除，他一心所追隨的設計風格，在日後也常被保守的社會所排斥，甚且還一度淪為採石廠工人，可說是屢敗屢戰。最後，他所答應無償為政府設計的大樓，卻遭到政府部門的任意修改設計，他只好選擇以近乎玉石俱焚的手段，把興建中的大樓炸成瓦礫。
這部小說是敘述一位具有強烈理想色彩的年輕建築師，如何孤身以一己堅信的信仰，對世俗價值無悔與持久的對抗，以及，又如何與忽敵忽友的一位美麗女子，峰迴路轉的愛情故事。
小說最引人的地方，應是一個經典「原型人物」的誕生，也就是建築師洛克藉由這小說，如何被創造出現與終究成形的過程。蘭德在本書再版前言裡，直接說明她寫作的動機和目的，就是要將「一個理想人物形象化」，而在這樣的前提下，她認為「一本小說中所含任何說教、理性或哲學的價值觀，都只不過是手段而已。」
那麼，蘭德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在被依附為「形象化」的建築師洛克後，究竟讓我們閱讀到了什麼呢？
基本上，我個人覺得洛克的出現，是對於啟蒙運動後人神關係的再次辯證。蘭德所堅定也一直高調站立的位置點，則是藉由洛克一生的堅持、不屈與對抗，來聲張一種自基督教神明的缺席後，因「縱向秩序」（指神∕人關係）喪失的惶然，而意圖以人作為替代的新秩序觀，其中尤其對於「人」的可能作為，有著近乎崇拜的某種頌揚與召喚（她將這樣的崇拜與期待，稱之為「人的崇拜∕man-worship」）。
也就是說，蘭德相信「人」憑藉著理性的「信念」與所懷抱的「希望」，必然可以承擔起在這樣無神∕迷途世界的領航角色，這樣對理性的絕對信念，就一如她所說的：「唯有人本身才是目的」。洛克書末在法庭演講時，慷慨激昂地說著：「從最簡單的必需品到最高深的、抽象的宗教活動，從車輪到摩天大樓，我們之所是以及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人的單一屬性－－人理性思考的功能。」正是對此一陳義的再次宣示。
而所以能對所謂的「希望」作堅持，其實也源自於對「人的崇拜」。於此，蘭德這樣解說：「人的崇拜者就是那些能夠看出、並努力實現人類最大潛能的人，……（他們）會致力於人類自尊的『昇華』，及其在塵世間幸福的『神聖』」。
再版序文裡，蘭德特別提到手稿裡的開章引文（出版前被她刪去），是來自蘭德常被做對照的尼采的一段話，應該可作為破解此書核心思考的路徑之一：
「在此，對作品的層次和地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那種信念－－再次採用一個宗教的慣用語來表達一種更為深刻的意義：這種信念就是某種基本確定性，而每一個高尚的心靈自身都具備這種確定性；某種無法尋覓、無從發現，或許也是不可或缺之物。高尚者必然懷有自尊。」
這樣「每一個高尚的心靈自身都具備這種確定性」，似乎是暗指少數天生的「高尚者」（例如洛可）才具有的特質，而這樣的身分與能力，則是一種天賦的本質（而非後天能力所能完全添加的），因此只能期待不可妄求。
這樣的「高尚者」、以及其所具有的「確定性」及「自尊」，會讓我們遙想起古希臘神話裡、某些恍似人神共身的角色來，譬如永無止盡在滾動著大石的悲劇人物薛西弗斯（Sisyphus），或是漂流在大海裡十年、卻依舊不氣餒的奧德賽（Odysseus），以及他們所共同具有、奇異的「基本確定性」（就是能堅信自身內在的某種召喚與指引，完全不受外在困難所動搖）。
對於所謂「高尚者」的期盼，其實有著反啟蒙的古典態度，也就是說，蘭德雖然銜接了啟蒙思想裡的人本精神，相信人必能勝天，卻又依舊接受天賦的階級性，也就是相信某些人具備有天賦的能力，因而入世來解救眾生，她只是把古典精神裡，作為解救者的「神人」（神話人物），以具有特殊質地的「人神」做替代，基本上還是相信「揀選者」的命定論。
「高尚者」所具有的「基本確定性」，不是人人皆可得，卻是小說《源泉》裡具有的內隱召喚力量，也正是這樣的召喚與承諾的「意識」，讓一代代年輕人能從中得到某種鼓舞與激勵。
蘭德描述這個「意識」與年輕人間的關連：「那甚至還算不上是什麼觀點，它只不過是一種朦朧的、仍在摸索的、還沒有界定的意識，這種意識得自於他們未經風雨的痛苦，以及難以言表的快樂。那是一種抱著莫大希望的意識，在這種意識裡，人生是重要的；偉大的成就是人力所能及的，而偉大的事業就在前方。」
確實，這是一本鼓勵「年輕的希望與意識」的書，也可說是鼓勵追求希望與夢想的書。
因此，小說《源泉》裡以建築師洛克為價值核心，其它人物則配合各自代表的意義相應而生，是比較類同神話裡人物與象徵意涵的關係，而非現代小說多義與未明的寫法。洛可所代表的角色意涵，自然是一種對個體使命的絕對聲張，裡頭透露了個體價值與集體價值間的辯證，以及在利己與利他間的如何抉擇。蘭德的書寫雖然顯得隱約、卻也堅定地傳遞著她的信仰與價值觀，並時時挑戰閱讀者的心智與信念。
而關於上帝、人、社會（他者）間的辯證，她還這樣寫著：「現代集體主義有各式各樣的變形（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它們將宗教上的利他主義倫理悉數保留了下來，僅僅用『社會』一詞取代了『上帝』，做為人類自我犧牲的受益者。」
是極為大膽（甚至危險）的說法。而這樣對神學與社會性同作撻伐的言論，恰恰回應了蘭德對人類社會制度的根本觀點：「既然人是在他人中間活動並與之打交道的，那麼，我就必須呈現那種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社會體系－－一種自由的、生產性的、合理的體系，它要求並回饋每個人身上最出色的東西。這個體系，很顯然，便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在現在這樣的時空位置點，來閱讀《源泉》這樣的觀點，確實會引人思慮，畢竟資本主義何去何從猶然待破解，蘭德這樣樂觀的期待與結論，不免還是令人有些錯愕。但是這觀點，也一直環繞著蘭德的人、思想與書，持續地影響著世界（尤其是美國）。
蘭德當年面對的時空，必然與此時大不相同，但她堅定地拋出自己的信念與價值，將之付託給她創造的人物，並以文學論及哲學的領域，積極回答大時代的命題，不管觀者對其答案同意與否，以她的這些努力與成果觀之，都是依舊值得敬佩的。
就聽蘭德再說一次小說《源泉》的究竟：「每一個世代中，只有少數人能夠完全理解和完全實現人類的固有才能，而其餘的人都背叛了它，但這並不重要。正是這些極少數的人，將人類推向前進，並使生命具有了意義－－我所一直追求的，正是向這些為數不多的人致意。其餘的人與我無關；他們所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們會背叛的是自己的靈魂。」
確實是很沈重的指控。
也許，《源泉》真正意在所指的，是在這個宗教的價值與秩序皆遠揚，因而人們終於背叛自己的靈魂，甚至讓「少數人」成了悲劇的祭品。而艾茵．蘭德所急切想要建立的，應是一種以哲學為本、小說為表，意圖作為答案或替代品的新時代「人神學」吧！
阮慶岳
（本文作者為建築師、作家）
《源泉》二十五周年再版導言
《源泉》一書二十五年來連續再版，很多人詢問我對此有何感受。除了藏在心底的滿足感之外，還能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呢？關於這一點，雨果的一句話最能表達我對於自己作品的態度：「假如一個作家只是為他自己的時代而寫作，那我就得折斷我的筆，放棄寫作了。」
有些作家並不是以他所身處的那個時代來生活、思考和寫作的，我本人也在此列。按照「小說」一詞本來的意義，創作小說的目的，並不是讓它在一個月或一年之後便無人問津。現今，大多數小說就是這樣，它們被寫出來出版，彷彿報刊雜誌一樣地曇花一現，很快便消失了。這是當代文學最令人遺憾的一面，同時也是對其審美哲學最清楚無疑的控訴：今天，那種求繁問瑣的、報刊式的自然主義，已經在其無法言喻的恐慌中，走到了終點。
歷久彌新，實際上是某種現今已然不復存在的文學流派的顯著特點，儘管這種特點從來也不是浪漫主義所獨有。但如果以本書來做浪漫主義小說方面的專題論文，那就是張冠李戴了。所以為了做到以後有據可查，也為了那些從來沒有機會發現這一點的莘莘學子們的利益，讓我申明：浪漫主義只是一種「概念性的」藝術流派。它所論述的不是日常的平凡瑣事，而是永恆的、根本的、普遍的問題和人類存在的「價值」。 它並非忠實地記載或逼真地描繪，而是進行創作，或是將思想情感加以形象化和具體化。用亞里斯多德的話來說，它所涉及的不是事物實際的狀態，而是事物可能的、或者應該具有的狀態。
同時，為了那些把自己與時代的相關性看得至關重要之人的利益，我要補充一點：以我們的時代來說，人們從未有過一段時期像現在這樣，迫切急需按照事情「應有的面貌」來進行一場統籌安排。
我並不是在暗示：小說創作伊始，我就知道《源泉》會連續出版二十五年之久。我並沒有想過任何具體的時間期限；我只知道，那是一部「應該」存活下來的作品。它存活了下來。
但是，早在二十五年前，我就知道《源泉》是可以存活下來的－－而當時，它遭到十二家出版商的拒絕，其中有幾家聲稱，它「太過於理性化」了、「太具有爭議性」了，是賣不出去的，因為它根本不會有讀者－－那便是它經歷過的艱難時期；艱難得讓我難以忍受。我在此特意說起這件事做為一個備忘錄，提醒其他和我同類的作家們－－他們可能必須面對同樣的戰役－－這是可以做到的。
要談論《源泉》或其中任何一部分歷史，就不能不提一個人，是他令此書的創作成為可能－－他就是我的丈夫，法蘭克．歐康納。
我在三十出頭時寫過一部戲劇：《理想》（Ideal）。劇中女主人公埃迪爾是一位電影明星；她的臺詞道出了我的心聲：「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創造出的幻象，能夠變成真實而鮮活的榮耀。我想要它成真。我想知道，在某處的某個人，他也是這麼想的。否則，看著它有何用？為了一個不可能的幻影燃燒自己和辛勞工作，又有什麼用？精神也是需要燃料的，它可能因耗盡而衰竭。」
法蘭克就是我的燃料。在我有生之年，在創作《源泉》中的人生觀時，他為我提供了一種現實環境，並在一段漫長的歲月裡幫助我保留著那種人生觀：那段歲月裡，在我們周圍只有一片灰色的人情荒漠，它所帶給我們的只是輕蔑和反感。我們關係的本質，是這樣的一個事實－－我們倆誰也不想、也不會受到誘惑，去捨棄《源泉》的世界而取其次，並因此而滿足。我們永遠都不會。
如果說，在我身上有一絲自然主義作家在小說中運用「現實生活」對話記錄的風格，那也僅是與法蘭克相關的筆調。例如，《源泉》中給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幾句話是出現在第二部分的結尾。做為對托黑的提問：「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對我是怎麼想的？」的回答，洛克是說：「可是我並沒有想到你。」那句話就是法蘭克在某種類似的情況下，對不同類型的人所做出的回答。「俗話說『拋磚引玉』，可是你拋出大把的珍珠，卻連一塊豬排的回報都得不到。」關於我的職業立場，法蘭克如是對我說。我把那句話用在多明妮卡替洛克的辯護中。
我並不常沮喪；即便是沮喪，那種情緒也延續不過當晚。可是，在創作《源泉》的那段時期，有一個夜晚，當時，我對「事物實際的狀況」感到極度憤慨，覺得再也沒有力量去朝著「事物所應該具有的狀態」的方向邁進一步了。那天晚上，法蘭克與我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的長談。他說服我相信人為何不能把世界讓給他所鄙視的人。他的話說完了，我的沮喪感也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我再也沒有感受到那種來勢兇猛的沮喪。
我始終反對那種將自己的書題獻給某某人的做法；我一直認為，一本書是寫給所有能證明其價值的讀者看的。可是，那天晚上，我對法蘭克說，我將把《源泉》題獻給他，因為是他挽救了它。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之一，是在兩年後的某一天：那天，他回到家，看到了這本書的校樣；開頭的一頁上用冷靜、清晰、公正的字體印著：獻給法蘭克．歐康納。
曾經有人問我：在過去這二十五年裡，我可曾有過什麼變化？沒有，我還是原來的我，只不過比原來更像我了。我的觀念可曾改變過？沒有，從我能記事起，我的基本信念、我的人生觀就從未改變過，但我增長了應用它們的知識。我對《源泉》目前的評價是什麼？我為它感到自豪，一如我完成它的那天一樣。
《源泉》一書是為了表現我的哲學觀點而寫的嗎？在此，我要援引〈我的寫作意圖〉一文。那是我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在路易士和克拉克大學所發表的一篇演講。「這就是我的寫作動機和目的：『一個理想人物的形象化』。對一個道德理想的描寫，做為我的終極文學目標、一個它自身的目的－－對它而言，一本小說中所含任何說教的、理性或哲學的價值觀，都只不過是手段而已。 「讓我強調這一點：我的目的並非是對我的讀者進行哲學上的啟蒙教育……我的目的，我的第一動機和首要動力是把霍華德．洛克（或《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主人公們）『做為他自身的目的』來描繪的…… 「我為了小說本身，來進行寫作和閱讀……我檢驗任何一篇小說的基本標準是：『在真實生活中，我願意認識這些人物和觀察這些事情嗎？這篇小說，為了它本身，是不是一次值得去經歷的體驗？把這些人物做為一種目的來思索，是不是一種樂趣？』…… 「既然我的創作目的是表現一個理想人物，我就必須界定和表現可能造就他以及他的存在所需的條件。既然人的性格就是環境的產物，我必須界定和表現各式各樣造就理想人物的先決條件和價值觀，並且為他的行為提供動機；這就意味著，我必須界定和表現出某種合乎情理的倫理標準。既然人是在他人中間活動並與之打交道的，那麼我就必須表現那種可能使理想人物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社會體系－－一種自由的、生產性的、合理的體系，它要求並回饋每個人身上最出色的東西。這個體系，很顯然，便是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 「但無論在生活還是文學中，政治、倫理學或哲學本身都不是目的。唯有人本身才是目的。」
在《源泉》中，有沒有我想做的實質性更動？沒有－－也正因為這樣，我對它的行文未做絲毫更改。我想讓它保持寫作時的原貌。不過有一個小小的錯誤，還有一個可能會誤導讀者的句子，我想澄清一下，所以，我在此特意予以提及。
那是一個語義學上的錯誤：在洛克的法庭演說中使用了「egotist（自我本位者） 」一詞，而實際上，應該是「egoist（自我主義者）」才對。這個錯誤是由於我對一本辭典的依賴所導致－－對於這兩個詞，該辭典下了令人誤解的定義，結果讓「egotist」似乎更接近於我要表達的意義（《韋氏日用語辭典》，1933）。（然而，關於這兩個術語，現代哲學家們似乎比辭典編纂者要負更大的罪責。）
洛克發言中那個可能使人產生誤解的句子如下：「從最簡單的必需品到最高深的、抽象的宗教活動，從車輪到摩天大樓，我們之所是及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人的單一屬性－－人理性思考的功能。」
這個句子可能被誤解為某種宗教或某些宗教思想的背書。記得我當時在寫這個句子時，就曾對它猶豫不決，隨後又下定決心，認為洛克和我的無神論思想，還有這本書的整個精神基調，都已經交待得很清楚了，所以沒有人會對此產生誤解；特別是因為我曾說過，宗教的抽象概念是人類心靈的財產，而非超自然的啟示。
但是，像這類問題是不應該留給讀者去推想的。我當時所指的並不是這樣的宗教，而是一個特殊的抽象範疇，是最為崇高的一個。幾百年來，此一概念幾乎成了宗教的專利，這便是倫理學－－不是宗教倫理學的特殊內涵，而是「倫理學」這一抽象概念、價值觀的範疇、人類關於善惡的準則。它具有卓越、進步、崇高、尊敬、宏偉、莊嚴等情感的內涵，它隸屬於人類價值觀的領域，可是宗教卻將它不合理地納入自己的領域。
同樣的意義和論述亦意指並應用於書中的另一段落，那是洛克與霍普頓．斯考德之間的一場簡短的對白，如果脫離了上下文的語境，它也可能引起誤解：
「『你是個極其虔誠的人，洛克先生－－以你自己的方式。我可以從你的建築作品中看出這一點。』 『沒錯。』洛克說。」
不過，在這一情境的上下文中，意思是清楚的：斯考德所指的正是洛克對於價值觀的極度獻身精神──要求達到盡善盡美，達到理想狀態。（參見他關於所要建造的神殿的性質的解釋。）斯考德神殿的建造和隨後的審判都對這個問題做了很清楚的交待。
這點將我導向一個更廣泛的問題，它涉及到《源泉》的每一行，而且，如果一個人想要理解它持久的魅力，就必須要了解這個問題。
宗教在倫理學這一領域的壟斷，已使得合乎理性之人生觀的情感意義及其內涵的表達，變得極為困難。就像宗教率先僭越了倫理學的領域，使道德與人類相對抗一樣，它同樣也篡奪和盜用了我們語言中的道德概念，將它們置於世俗之外，使人類無法企及。「昇華」通常被用來表示由於對超自然的沉思而喚起的那種情感狀態。「崇拜」一詞意指對某種超乎人類的事物的忠誠和獻身精神的經驗。「崇敬」是指一種神聖的尊敬之情，它通過膜拜去體驗。「神聖」的意思是超越於任何地球上的、與人類有關的東西，並且不可觸及，諸如此類。
但即使不存在著超自然的範疇，這樣的概念確實也指實際的情感，而這些情感做為令人振奮和感到高貴的體驗，並不具有宗教定義所要求的那種妄自菲薄。那麼，在現實中，它們的來源和所指的對象是什麼？它們是人類致力於一種道德理想的整體情感。然而，除了宗教所介紹的人類墮落之面向以外，那個道德範疇還是無法辨識的，它依然是缺乏概念、詞彙或認可的。
必須將此一人類情感的最高層次，從幽暗的、神祕論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讓它重新指向它正確的目標－－人類。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著這樣的意圖，我把《源泉》一書裡戲劇化的人生觀念定義為「人的崇拜（man-worship）」。
它是這樣一種情感－－能夠持續體驗這種情感的人少之又少；有些人體驗過，但也只是火花一閃，稍縱即逝，並不產生任何影響；有些人根本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有些人明白，卻窮盡一生來充當一個致命的滅火器。
不要將「人的崇拜」這一概念與許許多多的嘗試混淆起來，這些嘗試並不是將道德從宗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納入理性的範疇；而是用一個世俗意義來代替那種最糟糕的、極端非理性的宗教元素。例如，現代集體主義有各式各樣的變形（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等），它們將宗教上的利他主義倫理悉數保留了下來，僅僅用「社會」一詞取代了「上帝」，做為人類自我犧牲的受益者。有各種不同的現代哲學流派，否認同一律的原理，宣稱現實是由奇蹟和一時的古怪念頭所支配的不確定的持續變動－－這種變動不是受上帝的一時興起所支配，而是被人類或者「社會」一時衝動的念頭所左右。這些新神祕主義者並不是人類的崇拜者；他們只不過是脫離教會的還俗者，跟他們的前輩－－神祕主義者們一樣，對人類抱有一種深仇大恨。
同樣的仇恨還有更為赤裸裸的變體，它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些對枝微末節情有獨衷、用「統計學」來武裝思想的人，他們不可能理解人類意志力的真諦－－他們宣稱，人類不可能成為崇拜的對象，因為他們從未遇見過任何當之無愧、理當受此殊榮的典型人物。
依照我個人對此術語的理解，人的崇拜者就是那些能夠看出、並努力實現人類最大潛能的人。相反的，人的仇恨者們則認為人毫無用處，是墮落和可鄙的生物－－而另一方面，又處心積慮地不讓人有所察覺。關於這一點，一定要記住，任何人所持有的對於人類直接而內省的認識，就是對他自己的認識。
更具體地說，這兩大陣營的本質區別在於：一種是致力於人類自尊的「昇華」及其在塵世間幸福的「神聖」；另一種則是堅決不允許這兩者成為可能。大多數人將他們的生命和精神上的能量白白耗費了－－他們在這兩大陣營之間搖擺不定，極力迴避這個問題。但這並不能改變此一問題的本質。
也許，通過我在手稿開頭部分的那段引文的形式，才能把《源泉》的人生觀表達得最好。但我在最後正式出版此書時，將這段引文刪去了。現在藉此說明的機會，我很高興能再次重溫這段話。
我之所以將它刪除，是因為我極不贊成那段引文的作者－－尼采的哲學觀點。從哲學上講，尼采是一個神祕主義者和非理性主義者。他的形上學是由某種「拜倫風格的」東西和某種神祕「惡意的」宇宙所組成；他的認識論將理性隸屬於「意志」，或情感，或本能，或血緣，或者是先天固有的品質和價值觀。但是，做為詩人，他有時候（並非一貫地）也生動地表現出對人類的偉大所抱持的莊嚴豪邁情懷－－是情感上的表達，而非理性上的。
對於我所引用的那段引文，這一點尤為突出。我無法贊成它字面上的意思：它歌頌了一種難以寬恕的教條－－意志決定論。但是，如果有誰將它視為一種情感經驗的詩意投射（而如果是理智地去看問題的話，他就會以先天固有的「基本確定性」（fundamental certainty）來取代「基本前提」這一既成習慣的概念），那麼，那段引文就表達出一種自尊昇華的內在狀態，而且概括了這種情感的重大意義。《源泉》則為這種意義提供了理性和哲學的基礎：
「在此，對作品的層次和地位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那種信念－－再次採用一個宗教的慣用語來表達一種更為深刻的意義：這種信念就是某種基本確定性，而每一個高尚的心靈自身都具備這種確定性；某種無法尋覓、無從發現，或許也是不可或缺之物。高尚者必然懷有自尊。」（摘自尼采《善惡的彼岸》）
這種對於人的觀點，在人類歷史上很少被表達過，而今這種觀點實際上並不存在。然而，人類之中年輕一輩的佼佼者們，正是抱著這樣的觀點走上人生道路的－－他們懷著不同程度的渴望和激情，經歷了若干沉思和痛苦的困惑。對於他們中大多數人來說，那甚至還算不上是什麼觀點，它只不過是一種朦朧的、仍在摸索中的、還沒有界定的意識，這種意識得自於他們未經風雨的痛苦，以及難以言表的快樂。那是一種抱著莫大希望的意識，在這種意識裡，人生是重要的；偉大的成就是人力所能及的，而偉大的事業就在前方。
這不是人類，或任何活著的實體的天性──在生命之初即放棄，自我唾棄，或是去詛咒自己的存在。那些都是需要一個腐敗和墮落的過程的，這一腐敗過程的速度因人而異：有些人剛碰到壓力便放棄了；有些人出賣和背叛了自己的意識；有些人不知不覺地慢慢熄火了，卻從來不知道自己何時已經失去了這種意識。然後，長輩們蜂擁而至，百折不撓地教導他們說，成熟就是擯棄個人見解：放棄價值觀，他們便獲得了安全感；失去了自尊，他們便具有了實踐的可能。至此，所有這一切意識都消失殆盡了。然而，有少數人堅持了下來，繼續前進，深知這種熱情是不可背叛的；同時，他們學會了如何使這種熱情具有一定的目的。他們修整它，使之成形，最後並實現它。但無論前途如何，在人生的初始，他們便開始尋求生命的無限潛能和人類的高貴身影。
並沒有多少路標可尋。《源泉》是其中之一。
《源泉》之所以具有如此恆久的魅力，其中一個根本的因素就在於－－它是對年輕人精神的認可，同時它宣告了人的榮耀，顯示了人類的可能性有多大。 每一個世代中，只有少數人能夠完全理解和完全實現人類的固有才能，而其餘的人都背叛了它，這並不重要。正是這些極少數的人，將人類推向前進，並使生命具有了意義－－我所一直追求的，正是向這些為數不多的人致意。其餘的人與我無關；他們所要背叛的不是我，也不是《源泉》－－他們要背叛的是自己的靈魂。
艾茵．蘭德 一九六八年五月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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