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瑞城編著

大學社會責任之再思考



現今大學發源於西方中古時代，距今已有八、九百年歷史。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大學的角色與任務容有或大或小的轉折及差異，但除較早期外，大學一直被視為社會重要的一環，且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則為無庸置疑的事實。社會學者Daniel Bell（1976）即曾指出，大學已變成社會上一個具有支配力量的重要機制。大學的重要性隨著世界和社會的演變，有愈來愈突顯之勢；誠如金耀基（2002：306）所言：「從大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大學從來沒有像今日那樣被國家和社會賦予如此多、如此大的任務」。大學成為社會的重要機制及其任務的加多、加大，表示大學須承擔更重要、更多和更大的社會責任。

　　其所以致此，大概可歸諸於四個主因：

　　一、社會民主化和自由化演變，隨之而來的強調透明化和責任績效概念，而大學既為漸趨重要的社會機制及其傳統的相對封閉性，自成各方關注和矚目焦點。

　　二、大學的普及化和專業化，使其對社會的滲透性及影響性都更為深廣，社會對其依賴與期許也更大更高。

　　三、「知識經濟」概念的廣倡及科技的主宰性，促使擁有及產出豐沛人力資源的大學成為發展經濟和提升國家競爭力的火車頭，而被課以重責大任。

　　四、全球化效應、世貿組織的擴張及教育市場的開放，致使國際之間競爭更突顯、更形激烈；而大學既稱「火車頭」，自是責任加頂，責無旁貸。陳維昭（2006）在論及各國推動建設世界級大學的背景因素時，即曾提出類似上述第三點和第四點的說法。

概念的類型化

　　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含涉「大學」與「社會責任」兩個重要概念。這兩個概念的類型化，有助於更透徹、深刻地了解問題的本質。

一 、「大學」概念的類型

　　Karl Jaspers（1960）在他的名著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中說，大學是由學者和學生所組成，從事追求真理任務的社群。簡言之，大學是「人」組成的「團集」。當然就事實而言，大學的「人」除學者和學生，行政人員也是不可或缺的「人」。這群人均直接或間接、程度或深或淺地以知識的學習、產出、傳輸和服務為其行動主軸。以較寬鬆的定義來看，這群人可以被界定為「知識分子」1.，而從社會學的觀點及一般習慣用詞來看，這群由「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團集」，應可稱之為「知識機制」（knowledge institution）。換言之，為更深入地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大學」這個概念可粗分為「知識分子」與「知識機制」兩個類型。這裡用「粗分」一詞絕非謙詞，因為這兩個類型內部和之間仍存在多元而複雜的關係。

二 、「社會責任」概念的類型

　　「責任」可界定為本分上所應做的事，而其行為結果在道德上及或法律 上，可由他人論其是非或獎懲。2.綜合而觀，「責任」概念大致包含本分、義務及其對應之報酬和懲處等意義。「社會責任」強調較外顯的社會性，其界定可大致沿用「責任」概念。「責任」或「社會責任」依字詞解釋，均略帶 消極性和保守性。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如僅採消極和保守性的意涵，可能 有失大學的理想和精神，也不符社會對大學的期許及大學人的自我期許（參沈清松，2004；金耀基，2001）。所以本文主張，在探討大學的社會責任時，應粗分為「消極性」與「積極性」兩類型的社會責任。消極性社會責任大致指涉消極地依循、恪守規範和倫理面向之責任；積極性社會責任則大致指涉積極地闡發、擴展大學理想和精神面向之責任。如同在討論「大學」概 念類型，此處仍用「粗分」一詞，亦表示這兩個社會責任類型內部和之間仍存在多元而複雜的關係。

兩大類型的社會責任

　　本文的基本主張是：將「大學」和「社會責任」兩個概念類型化，各粗分為「知識分子」和「知識機制」及「消極性社會責任」和「積極性社會責 任」，可能較能精緻地解析大學的社會責任。大學的社會責任蓋無法也沒必要窮盡論述，以下僅舉要例解說兩大類型的社會責任。

一、消極性社會責任

　　大學消極性社會責任大致指涉消極地依循、恪守規範和倫理面向之責任。就「知識機制」類型而言，《大學法》第一條「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此即大學基本的消極性社會責任。

就「知識分子」類型來說，《教師法》第十七條所規定的教師受聘後之義務，即是「知識分子」基本的消極性社會責任之典例。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的義務包括：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以及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等洋洋灑灑之條文。除此之外，各級教育行政單位和各校自訂之高等教育相關法規或倫理守則，而與大學的整體機制和各別分子有關的消極性社會責任，更是不勝枚舉。

二 、積極性社會責任

　　大學積極性社會責任大致指涉積極地闡發、擴展大學理想與精神面向之責任。就「知識機制」類型而言，許多學者不斷強調：相對於其他社會機制，大學作為其中的一個社會機制，應該具有前衛性、先導性和獨立性格；Jaspers（1960）甚至以「國中之國」（a state within a state）來期許大學，此即知識機制的積極性社會責任的典例。就「知識分子」類型來說，許多學者認為，「知識分子」必須具有強烈使命感、勇於批判與發抒不滿，甚至「認為不滿即是知識分子的基本特徵」（葉啟政，1984：144）。

　　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中，前臺大校長孫震在「臺灣競爭力論壇」成立大會上，批評學者只管閉門研究、寫學術論文，不顧民間疾苦；他並說，如果頂尖大學不能解決自己國家的問題，能算頂尖大學嗎？這樣的大學有甚麼用？（參採自《中國時報》九十六年八月十六日AI5版）這是認為知識分子應具積極性社會責任的典例。除此之外，本文也主張：大學應將批評、調整和修正大學消極性責任之相關規範與倫理，而有助於大學理想與精神之闡發者，視為其積極性社會責任之要項。

　　由上所述，大學的消極性社會責任——尤其是《大學法》所述大學之宗旨，似亦含涉積極性社會責任的意涵。這固應證兩類型社會責任「內部及之間存在多元而複雜關係」的說法，但畢竟《大學法》所述大學之宗旨是較屬消極的宣示意味，仍欠缺積極的實踐性。

結語——理想的精神

　　本文旨在提出類型化途徑以求更精緻地解析大學社會責任這個議題，並提供重要實例以陳述大學的社會責任。由前述及其延伸意涵，本文在此提出三點尚待繼續驗證的假設：

一、全球化、民主化、知識經濟化及大學的普及和專業化，彰顯了大學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及影響性；同時亦強化大學的社會責任。

二、「大學」概念可分為「知識機制」和「知識分子」兩類型。前者指全體性的組合；後者指其組成分子。「社會責任」可分為「消極性」和「積極性」社會責任兩類型。前者大致指涉消極地依循、恪守規範與倫理面向之責任；後者大致指涉積極地闡發、擴展大學理想和精神面向之責任。

三、大學的消極性社會責任較具強制性及可普性；大學的積極性社會責任則較屬非強制性及選擇性。正因如此，如大學的社會責任須具備消極性和積極性兩類型，始稱齊備完整，則今後大學的社會責任應強化積極性責任，同時也應積極地調整和修正相關之規範與倫理，使其更能符應和闡發大學的理想與精神。

　　（台灣大學主辦，《我國高等教育論壇──任務與願景》二○○八年四月）



註釋

1.「知識分子」一詞的概念更嚴謹、精闢的界定與解說，可參閱葉啟政（1984）《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

2.參考修正自薛頌留編（2000：1428）《新編中國辭典》。

參考書目

．金耀基（2001）。大學的理念。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金耀基（2002）。金耀基自選集。上海：上海世紀。

．沈清松（2004）。大學理念與外推精神。臺北市：五南。

．陳維昭（2006，12月）。世界一流大學的定義與內涵。論文發表於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主辦之「臺灣大學高等教育論壇」，臺北市。

．葉啟政（1984）。社會、文化和知識分子。臺北市：東大。

．薛頌留（2000）。新編中國辭典。臺北：弘揚。

．Bell, D. (1976) .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capitalism. N ew York: Harper.

．Jaspers, K. (1960); ed. by Karl Deutsch.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London: Peter Owen.





在兩種境界裡神遊



記得許久以前，讀到杜甫的詩詞：「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時，曾為那種境界著迷、神遊良久。而現在回想起來，這大半輩子最幸運、幸福的事便是能和書結下不解之緣。

在讀書過程中，偶讀到一些方家說，三歲誦詩，五歲讀經，七歲覽史，常打從心底興起欽羨之意。我在小學畢業之前，除了教科書外，大致是沉迷於諸葛四郎、笑鐵面、哭鐵面、牛伯伯打游擊等漫畫書上。說是沉迷，也只是看時迷，花的時間並不多；更多時間是在打地球、打躲避球、玩追逐戲，還有就是在南方澳老家的沙灘、大海和左右鄰近玩伴嬉鬧。

考上宜蘭中學初中部，後直升高中部的六年中學生活裡，才有機會從教科書上，讀到錄入的片段經史傳記相較完整的《論語》、《孟子》、《莊子》等傳統典籍。同時，因文史老師上課提及介紹，好奇地開始翻閱《紅樓夢》、《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及《老殘遊記》等通俗典籍。當時讀這些典籍，有些囫圇吞棗，只是覺得既是老師提及，應是好書，該讀一讀。

學生時代的讀書經驗

除了正經八百的書，當時曾有兩、三年時間，迷著武俠小說。初時是向同學借，偶爾翻翻；後來上了癮，自己去租，早看晚看，下課看，上課也偷看。讀時全神貫注，百聲不侵，真是應了林語堂說的：「書應該是偷讀的好」。武俠小說外，警世嫉俗的，像柏楊、李敖所寫的文章和文集，同學們奉為驚世之作，爭相傳閱，還不時為文中觀點，爭辯得面紅耳赤。

進大學之前，讀課內書是別人設定要你讀才讀；課外書則是大家都在看而跟著看，並不能真正領會讀書的意義和情趣。進了大學，那時老師上課幾乎都不開書單，大概也因為沒什麼書可開單的。考試是靠筆記和頂多一兩本教科書，所以大學成績雖還差強人意，花在讀正規書的時間和數量其實有限。

不過，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樣反而有更多時間讀課外書。那時政大地處偏遠，初入大學，經濟又拮据，沒有條件往市區跑，讀課外書便成了生活的重心。初時隨興而讀，是所謂名著就讀，像喬伊斯的《尤里西斯》、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等等，都耐心地（有些譯本實在令人難以領教）一一讀了。

　　約從大三起，積兩年猛讀亂讀之經驗，才漸漸理出一套自以為是的讀書計畫。自此兵分兩路：一是知性非小說類；一是知性小說類。前者如盧騷的《懺悔錄》、笛卡爾的《方法論》、梭羅的《湖濱散記》等，後者涵蓋詩、散文、小說名著，馬克吐溫、毛姆、海明威、葉慈、福克納、艾略特、三島由紀夫、陳映真、黃春明、徐訏等，都在這時一一透過書而有了初步的神交來往。

　　也大約從大三起，當家教，窮人翻身。口袋有錢，更有膽識常上書店，因常上書店，逐漸養成看書和買書的習慣。記得那時最常去的書店是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文星書局和牯嶺街的舊書攤。買的書五花八門，除了以前看過卻不能擁有的，予以大肆搜購、納入藏書外，當時文星叢刊風靡一時，便也附會風雅，常常出手闊綽，忘了我是誰，勇敢買書，弄得生活還是像往昔般拮据。

　　這些少年不怕窮滋味，勇敢買下的書，除了部分因後來出國，置於南方澳老家，不知何故流失外，另部分現仍靜靜躺在住家頂樓休閒房，單是文星的書，仍有六、七十冊。這些書，與我長相左右三十餘年，皮頹頁黃，垂垂老矣！但每一次看著、摸著它們，仍像碰觸初戀情人那樣令人沉迷、眷戀。

　　民國六十一年至六十七年在美國念書。既是以念書為業，書更成了生活中最重要的夥伴，幾乎天天與書為伍。宋朝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其實不必三日，那時為習慣及課業所逼，幾乎一日不讀書就會覺得內疚、不自在。

　　這六年之中，看過的書只能用「罄竹難書」來形容。如大略的分，似亦可分為非專業領域的書和專業領域相關的書兩大類。非專業領域的書又以當時在台海列為禁書的書看得最多。台灣在那些年代，一方面「反攻大陸」、「殺朱拔毛」震天價響；另方面，政府又滴水不漏地禁絕所有台灣本土意識的傳播。當時知識、思想的激發說來是極其幼稚、貧乏的；能看到、買到的書也是極其單向、局限的。

讀書反映人生的境界

　　人還在台灣時，已滿懷疑惑和飢渴；出了國，站在琳瑯滿目的﹁禁﹂書

前，薄弱的防線潰決了——或許本來也就沒有什麼防線的。那時有點像餓獸出柙，經常將一堆一堆的禁書，從圖書館扛回家，坐看、站看、吃飯看、上廁所也看，醒著看，躺在床上更要看。人已遠在異國，在闃寂的雪夜裡翻著禁書，竟然還時時浮起金聖歎所云：「雪夜閉門讀禁書」那種竊喜和亢奮。亢奮之下其實藏著滾滾的酸楚—中國歷史上，禁書與焚書者屢起，一為五十步，一為百步，都是一丘之貉。

　　讀了這麼多禁書，到底對自己起了什麼作用，到現在還是沒法兒說清楚。不過，至少是看了想看的書，滿足好奇的心理，彌補知識的缺角，讓自己覺得更完整、自信。

　　禁書好看、愛看，但既是念學位，本科專業的書卻更是疏廢不得。初時因外語生澀，選課又多，每堂課的洋老師開的書單又長如纏腳布，應付已捉襟見肘，有苦難言，談不上讀書的樂趣。後來，情況逐有改善，漸能享受讀正規書的樂趣。尤其在修完大部分的課，準備考博士資格考的那一年半載中，幾乎每日早出晚歸，終日坐鎮小研究室裡，咀嚼反芻修課時速翻而過的書，以及發現的新書，慢慢弄通原覺晦澀的理論、原理，並且產生熟後生巧，觸類旁通的效能；讀書的味道慢慢熬了出來，癮頭也愈來愈重，至此才算真正領略讀書的竅門、奧妙和引人之處。準備博士資格考本是令人心悸、緊張的過程，它卻是我一生中最難忘、最快樂的一段時光。它讓我這個來自小漁村的人真正踏入了書的殿堂。

　　回想近五十年的讀書經驗，每個不同的人生階段，所讀的書類都有其區別和特色。一位作家曾說：「你要瞭解一個人，最好是看他讀的是什麼書。」這種說法也可轉化為：看一個人讀什麼書，可以瞭解這個人處於什麼人生階段和境界。書反映人生，書是人的一面鏡子。

　　自己望著這面書鏡，竟猶如望著星相晶球，似真似幻，似明似暗。有一點倒是比較真確：這輩子讀的書，不外因文憑、學位而讀的教科書或學術性書籍，以及其他林林總總所謂的課外書兩大類。幽默大師林語堂在〈讀書的藝術〉一文中曾批評因文憑、學位而讀書者不足為道；純出自興味，自由自在讀書才是真讀書。林氏是灑脫不羈的讀書人，向為士林所重，其言以暗諷「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者流的為主，並非真指為文憑、學位而讀書，就稱不上讀書。因為所讀為書，即稱讀書，而讀書的興味則是可以慢慢培養的；書讀得愈多，鑽研愈深，興味跟著逐漸焙燉出來，終至常常欲罷而不能。這種情形，讀漫畫書、武俠小說、文藝小說和禁書如此，讀教科書、指定書和其他專業領域書籍也是如此。至於是否自由自在讀書則本不是話題兒，不管讀什麼書，入了書，著了道，魂飛天外，早已自由自在了。

將好書「推己及人」

　　自國內小學至國外研究所，自己一方面為文憑、學位而讀書，另方面，在每個求學階段，都會理直氣壯、心有旁騖地愛上、迷上不同的課外讀物。我在這兩個不同的境界裡，都會遭遇到讀書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的不解、困惑和厭倦等等複雜的情緒和心境，但也更經常沐浴在瞭解、融會和愉悅等等交錯的感受和氛圍裡。而不解、困惑和厭倦是短暫的、一時的；瞭解、融會和愉悅則是持久的、恆常的。

　　走出校門，雖然工作是教學和做研究，讀本科專業的書，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仍然不時逾牆跨界讀了和本科專業看似不相干的課外書。我的床頭和案頭經常堆滿書，有正經八百、旁人難以下嚥的專業書籍，中間夾雜著小說、散文、詩歌書籍，兩者成不規則的錯雜。約是想看就抽出來，告段落隨意就放上去，致成滿漢夾雜，黑白切的景致。今生已過大半，和書的緣分已經確定。與書結緣的人不少，但能在兩種境界裡，交錯神遊的人，畢竟不多，自己因緣際會，悠哉其中，可說幸運、幸福已極。

　　大凡對某人或某事物癡迷至某種程度的人，多少會油然而生「推己及人」的心態，想把自己癡迷的人或事物讓旁人知道或分享，愛書的人也不例外，常希望旁人也愛書。這種情形，就如迷上一個異性朋友，想把他（或她）介紹給自己知心的朋友或家人認識；或如虔誠的教徒總希望至親好友也能信教得救一般。

　　我自己愛讀書，自然希望旁人也愛讀書，而首先「得救的」便是我唯一的女兒。她考上國中，我送她的禮物是十幾本我到書店親挑的書，都是大陸、台灣及西洋文學名家之作。她考上高中，我如法炮製，自己到書店親挑十幾本書，有詩歌、散文、小說和哲理類書籍。書送了，還不時趁她不在時，到她書房去查看她是否曾翻閱我送她的書。她考上高中時，我還煞有介事，擺起老爸臉孔跟她說：「妳上了高中，學業成績如何，我不在乎（天曉得，其實是對她自律上進頗有把握），但有兩件事，妳一定要照老爸的話去做：一是每個月至少要到書店耗兩個小時；二是要去學校參加服務性社團。」見她居然點頭如搗蒜地答應，欣喜自不在話下了。今年她考大學，我的禮物也早就想好了──十幾本我親挑的書。

　　女兒如此，朋友、同事也難倖免。總覺得送這送那，都不如送書來得實惠又經濟，而事實上，也常因此而浪得一些「虛名」。今年春節前，我一改過去學校成規，改送兩本詩集給學系主管同仁。要這麼做前，心中不免有點忐忑，感覺像在「推銷」什麼似的不安，事後，不少同仁反應，這是不錯的主意，才稍寬心。常想一個人、一個組織或一個社會，愛讀書的人愈多，那個人、那個組織或社會便可能愈祥和、有創意、有人味。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自有其深意。

　　忘了誰說過這麼一句話：人老時，有一個老伴、兩條老狗、三個老友相伴，人生便是莫大幸福。我想，這句話如再加上「數本老書」就更周全、完美了。為什麼？留給他人說教去！其實讀書這檔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要知讀書的興味，還是去讀書吧！

　　　　　　　　　　　　（高希均、王力行主編，《一流書、一流人、一流社會》）

大學社會責任之再思考



現今大學發源於西方中古時代，距今已有八、九百年歷史。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大學的角色與任務容有或大或小的轉折及差異，但除較早期外，大學一直被視為社會重要的一環，且為不可或缺的一環，則為無庸置疑的事實。社會學者Daniel Bell（1976）即曾指出，大學已變成社會上一個具有支配力量的重要機制。大學的重要性隨著世界和社會的演變，有愈來愈突顯之勢；誠如金耀基（2002：306）所言：「從大學發展的角度來看，大學從來沒有像今日那樣被國家和社會賦予如此多、如此大的任務」。大學成為社會的重要機制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