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仲貴

一、自敘
二、凡例
三、年表
四、附錄一（紀事注釋）
五、附錄二（生卒注釋）
六、附錄三（生卒年索引）
七、徵引書目

自敘

　　明儒之學，承宋儒遺緒，由程朱轉而直宗孟學，而開一新局面。此一新局面，自其思想之本質言之，即由重言性理，轉而為重言心理之學。自學術派別言之，則明初諸儒，其講學有上承程朱者，如吳康齋、薛敬軒，皆卓然大儒，風標甚高。其後陳白沙，始稍遠緒陸氏，明達條暢，自然灑落。至明中葉，陽明興起，其學雖曰遙承陸氏，而實直宗孟學，上希孔顏。其同時之儒者，若羅整庵，則仍主程朱，獨講理氣之學，而專務踐履；湛甘泉則主隨處體認天理，亦即無異於隨處體認良知；他如曹月川、方正學之流，其學則或言經濟政事，或言文章節義，或言修身立行，皆一時儒學之俊也。

　　然明儒之學，當以陽明為大宗。其門人後學，若龍谿、緒山、心齋、東廓、近谿、念菴諸儒，講學四方，樹立風氣，皆一時盟主。其於明代學術，影響至鉅，自不待言。明末遞降，王學式微，流弊漸出。至東林諸儒之講學，與夫劉蕺山證人會社之講學，則皆思有以救弊糾挽之者。然東林諸儒，如顧涇陽、涇凡兄弟，與高景逸輩，又皆欲上承程朱，而直本孟氏之學。蕺山講學，則一方仍沿習陽明之餘緒，一方又直斥王學末流之非，倡言大學誠意慎獨之教者。故明儒學案，黎洲以之為殿後，亦即以其為總結王學，而轉開另一新局面者也。

　　由明儒之學，寖變為清儒之學，其關係演變之複雜，非今茲所得而詳。大約清儒之學，其主流有四。一為沿習明儒之遺風，仍講究理學者。此中之學者，如李穆堂、方望溪、李光地、湯斌、尹健餘、陸稼書、陸桴亭、陳瑚、張伯行輩，或主陽明，或承程朱，皆可得一一考見，而徵之文獻。二為治史學與樸學，學者既厭於上者之倡言理學，故雖或私下仍以理學為行己操持之功，然其表見於世者，則反為注重史學、考證、校勘、文字、聲音、訓話之學。其中學者輩出，蓋皆一時之秀者也。三為自桐城古文家興起以後，姚惜抱輩主義理、考據、詞章三者，同不可偏廢。蓋意亦在於文章中，顯見義理。四為清中葉後公羊家學者倡言經世致用之學，以至清末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流。此四流，即所以形成清儒之學術，其全部内涵之節目者也。

　　以明代理學之盛，而觀清儒之學，則清儒自若無理學可言。然若從清儒之學，初由明代理學演變而來，故理學雖非清學之主流，而仍為其潛流，亦非虛說。由此而吾人於明儒之學，其下逮於清儒之學，相因相承，亦未嘗不可以相貫而言，以成一學術演變之編年。則此兩朝儒者，其論學與行誼，因襲影響，學脈承傳，出處仕官，交游著迹，生卒年月，當考之文獻，徵之史傳，為之表出，以綜觀此兩朝儒學演變之迹。此即本年表所以寫作之由也。

　　余自一九六八年編撰宋元理學家生卒年表一書後，即擬將理學擱置一端，而暫移他業。其間亦嘗稍讀明清儒書，而尤重明儒學案。殆明儒學案讀畢，余之鈔輯之資料，亦愈豐富。是年，余以再入中文大學研究院，攻讀其哲學部之碩士學位，復重讀明儒學案，以從事於陽明致良知學發展之研究，並撰寫一畢業論文。越一年，畢業論文寫竟，余始再有意于編輯一明清儒學家著述生卒年表之務。一九七○年秋，余承  業師唐君毅先生之美意，推薦於哈佛燕京學社，得領受其獎學金，先後前赴臺灣與日本，作進一步之研究。余於是始得藉此廣讀明清儒書，而尤重諸儒之文集及年譜，搜羅摭拾，增益其所不足，以為編輯此書之助。余於一九七三年八月杪，由日本返回香港，始專事編纂此書。回顧自屬稿迄今，已六易寒暑，乃竟其編寫之功。然以繁瑣之業，用力雖勤，其中舛謬必多。惠而教之，則有待於博雅君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