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麥克．培金
理查．雷伊
雖然本書主題係環繞在克勞斯．封．史陶芬堡伯爵（Count Claus von Stauffenberg）這位領導才華橫溢的帝國後備軍上校參謀長的身上，但卻無意寫成一本傳統式的傳記。同時，也無意僅止於一份記錄，記敘他自一群密謀分子手中接獲一項於一九四四年七月刺殺希特勒的密謀。有人說，假若行動成功，他將可以成為德國的戴高樂（de Gaulle），民族靈魂的救星。即或結果是失敗了，他仍然代表了對第三帝國的救贖，也代表了對矛盾的德國文化迷思的一種解答。史陶芬堡之所以能盤據本書的中心舞台，完全是因為他為德語民族糾葛的歷史投下一道明光，同時也為他們尋找民族定位的窘境，提供了一項解釋。
有關史陶芬堡三兄弟的傳統式傳記，近年來已有彼得．霍夫曼（Peter Hoffmann）的德文版本，該書為本文提供甚多有用資料。然而筆者們所要探究的範疇卻遠超於霍夫曼。筆者們僅視史陶芬堡為一媒介、為一鏡頭，透過他而將焦點放置在凝聚納粹主義現象的力量和情勢之上，放置在二十世紀英雄主義的意義上。
處理歷史材料本體時，確實需有篩選工夫。筆者們屬意的範圍較為寬廣，因此在研究過程中，不免省略若干細部資料。筆者們無意審視反抗運動（Widerstand，指反希特勒運動）之全貌，甚且還迴避其中若干部分，比如特羅特蘇索茲（Adam von Trott zu Solz）的外交活動、毛奇伯爵克萊索學圈（Kreisau Circle）中的平民分子等。可以告慰的則是我們遵從了願意接受訪談的當事人之期望。他們之中有若干人並不十分情願再次回味反抗運動或炸戰密謀。然而促使他們願意為我們而回憶痛苦的往事，為我們而重溫舊創傷，那是因為他們認同筆者企圖探尋的較寬層面。對前述人士而言，事件細節的重要性遠不及筆者所呈現的傳統民族傳承、榮譽的信條與理念等。因為正是這些事物使得反第三帝國行動的道德與精神立場更形堅實。
直接涉入史陶芬堡密謀的軍官中，有數位值得一提的人物。首先是已故之布奇（Axel von dem Bussche），他曾於一九四四年預備犧牲性命以消除希特勒。一九九二年，即在其逝世前數個月，他曾慷慨的捐出他的時間和記憶。另外一位則是克萊斯特（Ewald von Kleist），他也曾預備犧牲自己生命，同時一九四四年七月，他親身活動於作戰署（War Office）。還有一位曾在現場的人物則是漢默斯汀（Ludwig von Hammerstein）。以上三人均將個人記憶貢獻而出，筆者不勝感激。而這三位人物本身以及他們神奇的逃過納粹報復的過程，就足以構成一篇完整而精采的故事。
此外，筆者在此還要向奧圖．約翰（Otto John）致謝，他曾親眼目睹作戰署所發生的事故，且在一九五○年代成為西德安全單位的首長。同時也要感謝安吉拉．封．索爾姆（Angela von Solms）、娜納．封．海夫騰（Nona von Haeften），經由她們的關係網，使我們得以訪得珍．封．海夫騰、巴巴拉．封．海夫騰、古蒂莉白．封．藍道夫（Gottliebe von Lehndorff）、維拉．封．藍道夫。她們敘說的往事，其激烈與恐怖不下於密謀直接參與者。
在此還要特別感謝伯索德（Berthold）．封．史陶芬堡，他曾於公務中撥冗與筆者暢談其父親與家族的服務傳統。當然也要向冠奇（Harold-Victor Koch）、弗倫道夫（Hans-Dietrich F?hlendorf）致謝，他們曾提供若干有關史蒂芬．格奧爾格（Stefan George）的評述。
而訪談中，感謝納蒂亞．夏（Nadia Shah）、貝琳達．韓特（Belinda Hunt）、朵特．麥柯特（D?rte McCourt）以及安．威斯荷姆（Anne Westholm）等人的從旁翻譯。
以其他各種不同方式給予我們相當幫助的人士甚多。在此一併致謝（名單從略）。同時對於提供照片的機構與個人，亦藉此致謝。
最後筆者要感激羅瑞．奇南（Lori Keenan）對於筆者創作此書所給予的激勵。還有紀念豪普特曼．雅斯培斯（Hauptmann Jaspers），他曾大力協助將有意義的東西公諸於世。
一九九四年二月
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