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相輔

潘光哲    主編小引
【專號論文】
傅 揚    余英時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
韓承樺    史家的兩個世界：余英時與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研究
徐兆安    錢穆與余英時的兩種「士之自覺」：從1960年論學書切入的討論
孔德維    在三十五年後回顧余英時的「韋伯式問題」：宗教學的觀察
張曉宇    橫看成嶺側成峰——《朱熹的歷史世界》理路芻議
楊正顯    王陽明的教化觀：從余英時先生「覺民行道」說談起
翁稷安    「革命的果實轉化成了對他們自己的毀滅」——試論余英時對中國近現代激進化的思索
【一般論文】
林峻煒    明代中晚期《中庸》鬼神章之詮解——以蔡清、袁黃與葛寅亮為主的討論
余一泓    重訪人文之道：劉咸炘的中西文化論說（1922-1932）
黃相輔    進化與普世：雷海宗對《世界史綱》的批評

 

主編小引

潘光哲

　　陳寅恪（1890-1969）在二十世紀華人史學社群裏的地位，眾所公認。只是，想要解讀他的著作，以及背後的心態，卻不見得是件容易的事情。舉例來說，當他完成〈論再生緣〉（1954年），向外流傳，頓即引發各方回應，「傳播中外，議論紛紜」。例如，胡適（1891-1962）也得到了一分，批讀一過，對陳寅恪這部自稱「說盡人間未了情」的書，幾乎全無認同，不時留下「迂腐」這樣字眼的眉批。陳寅恪當然不可能知道胡適的批評（他應該也會不在乎）；相形之下，不到三十歲的余英時（1930-2021）在1958年解讀〈論再生緣〉之要旨，一在藉考證〈再生緣〉作者陳端生之身世，以寓自傷之意；二在藉〈論再生緣〉之書，而感慨世變，以抒發其對當前之極權統治之深惡痛絕之情，卻讓陳寅恪視為「作者知我」，儼然深感一己的苦心孤詣，確有知音。時隔多年，因緣際會，余英時又提筆寫下了〈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1983年），這回他得承受的，卻是來自中共官方的絕無善意的批評；箇中曲折，如何廣引史材，詳為疏理，有待賢者，這裡就不詳述了。

　　舉此一例，正可想見余英時的學術遺產，豐富多樣；《思想史》本期以「史思傳薪：紀念余英時院士」為專號，以青年世代的學者為撰稿主力，其意不僅在為余英時的學術貢獻，闡幽抉微；更願長江後浪，乘波而起，再創新知。即如本期專輯裡，韓承樺教授闡明余英時研究中國知識群體的意涵，雖未全盤清理余英時研究陳寅恪之始末與爭議，仍復以此為例，余英時如何透過陳寅恪的書寫，向讀者揭露歷史與當代、知識和價值，兩個世界在知識階層研究的交織互動。新生世代對於史界前賢的詮解，自有一己的獨特觀照。即如徐兆安教授藉由錢穆致余英時的論學書信，鉤沉師徒對於「自覺」概念的重大分歧，非僅述說雙方歷史解釋的不同進路，復可考索各自的思想淵源，亦有獨特之見；而如孔德維博士反思余英時另一名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6年），藉他山之石，進而析論研究近世的中國宗教與經濟活動，已然拓展的面向與可以持續關注並深化的議題。至於本期專號的其他佳作，各有貢獻與成績，有心之士必然展卷有益；不勞筆者一一費辭。

　　二十世紀的中國鉅型知識人（及其相關人物）研究，早已蔚為龐大的學術事業。研究魯迅（1881-1936），「魯學」乃興；研治胡適，「胡學」正盛；探究陳寅恪，「陳學」已立。我們相信，未來研究余英時，也必將展現「余學」的閎闊格局。然而，啟步之始，套用他的提醒：

　　一部中國史浩瀚無垠，它不是一個只可供少數逞才使氣的英雄人物馳驅征服的疆場。只有許多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把這塊大地化為一片肥沃的綠野……。

　　研究余英時，需要的不是摭拾其著述之一二，仰仗小知小慧，信筆而就的才子；相對的，實事求是的史學工作者長期而不斷地默默耕耘，才能讓余英時豐厚的學思遺產，在華人文化知識社群裏，化為永遠不能割捨的構成要素。

　　本期專號的文章，最初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研究群主辦之「余英時院士逝世周年紀念工作坊」（台北：2022年8月5日）；會議宣讀之論文，須經審查通過，始得出版發表，不免有遺珠之憾。會議之舉辦，蒙近代史研究所支持，並得余氏高徒王汎森院士俯允，擔任主題演講人，謹此特致謝悃。與會宣讀與評論諸篇論文之名家，亦在此一併致謝。個人承司本刊主編，得以匯總諸篇佳作，簡略稍抒愚見，自感榮寵。一切努力，如能得到學界的支持迴響和批評指教，必將是最大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