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是富裕社會，在人潮彙集的地方，仍會看到行乞的人。
在清領時代，台灣雖然有善心者捐錢修路造橋、免費提供義渡、
義診或育嬰設備，但仍有人選在婚喪喜慶、廟會慶典時，以孤貧
形象來博取同情、乞討施捨，但如過分強行索取，則形同無賴，
招惹人厭。因此，在台灣有七件古碑，禁止惡丐強索，其中有五
件在鳳山縣，王麗蓉利用這五件古碑，說明其內容，並進而敘述
官府對乞丐的管理和救濟政策。乞丐是社會上長久存在的問題，
貧窮的社會和富裕的社會都會有乞丐，縱使社會福祉做得多好，
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王文從古碑記載發掘清領時期台灣的社會
問題，是個很有意思的題目。
陳美惠從事田野調查，發現鹽水公學校迄今保存日治時期留
下的奉安庫。奉安庫供奉「教育敕語」和「御真影」。日本在明
治維新之後，經過內部的鬥爭與整合，終而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
體制。「教育敕語」是當時最重要的教育準則，強調天皇權威和
忠君愛國思想。「御真影」是天皇、皇后的寫真。這兩件被視為
神物，必須放在一定的櫃子和場所，平常妥善保存在奉安庫內，
在重要節日或特殊典禮時，才拿出來供人奉拜、奉讀。這是皇國
民教育的象徵，透過神聖儀式，灌輸國小學生皇國思想，並由修
身課程潛移默化成為人生涵養的精神。作者經由實地考察和口述
訪問，追查出許多歷史問題，並指出戰後國民黨政府要求學生讀
國父遺囑、總統訓詞、向國父與蔣公遺像敬禮，這與日治時期的
崇君思想如出一轍。
教育常有國家權力介入的影子，但也因學校教育，師生、學
生之間的往來常有雋永的溫馨故事，社會也因有共同的知識標準
而溝通有無，進步發展。許毓凌的論文利用回憶錄、傳記和口述
訪談，探討日治時期台灣人就讀小學校，與日本人接觸的實質情
況，並說出台灣人的處境與感受。
外來統治者常以自己的觀點，重塑被統治者的思想，使其成
為乖順的臣民。但被統治者常因知識的啟發，發覺自己是二等國
民，為了追求平等與自由，起而反抗。台灣人在日治時期到日本
留學，深感台灣人地位的可悲，1920年在東京創辦《台灣青年》
。1927年《台灣民報》才得以返台發行。之後，為了追求發行日
刊，台灣菁英在1929年創立「株式會社台灣新民報社」，向台灣
總督府申請，至1932年1月才獲准發行。台灣人追求創報與媒體
發言權的過程，就是台灣民主運動和文化運動的過程。其中很重
要的關鍵人物，就是蔡培火。陳玟錚的論文，以蔡培火日記為主
軸，重新檢視蔡培火在台灣媒體發展史上的地位。蔡氏因性情直
率剛烈，與林呈祿、羅萬?常有意見相左，相持不下之事，但在
台灣人立場與媒體發言權的考慮下，蔡氏採取容忍的態度而留在
報社，直到1940年6月《台灣新民報》被逼改名為《興南新聞》
，才被開除取締役而離開。 陳文對此來龍去脈敘述甚詳，值得細
讀。
1945年，日本戰敗之後，國民黨到底如何接收台灣？台灣人
又如何反應？台灣國家定位又是如何？這是攸關台灣前途的課題
，也是近年來亟待釐清的歷史問題。許旭輝的論文說明國民黨政
府在1945年之前，實際上對台灣的接收沒有規劃，日本戰敗之後
，才急促規劃，以致接收時，各方面勢力進入台灣，相互爭逐。
許文以日治時期《台灣新報》的接收，指出李萬居受到陳儀的支
持，接收《台灣新報》改為《台灣新生報》，歸行政長官公署經
營。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特派員盧冠群即刻介入，將《台灣新報》
的台中、台南分社，改編為黨部報紙《中華日報》。高雄市政府
亦想介入，以高雄分社改為《國聲報》，但未成功。軍隊70師亦
想接收廠房，成立《和平日報》，但因經營不善而停刊。官方接
收與國民黨接收在當時黨政不分的情況下，幾乎很難劃分清楚，
這是造成日後黨營機構遍佈全台，國庫通黨庫的原因。國民黨政
府接收台灣的狀況，留下許多至今未能解決的問題，近來年轉型
正義的追究能引起國人注目，其原因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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