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

第1章 大清帝國（The Qing Dynasty）
黃龍旗（1636∼1912）

1616年女真族人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定都赫圖阿拉城。1636年5月15日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在盛京（瀋陽市）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清朝立國。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與崇禎帝談判破裂後，崇禎自縊身亡，明朝覆滅。同年，吳三桂等明朝殘餘軍隊歸降清軍，引清軍進入山海關內，消滅華北殘餘明朝勢力及李自成、張獻忠、南明、南鄭等勢力，統一全國；攝政王多爾袞迎順治入關稱帝，其後歷經康
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帝統治中國，前後約計276年（1636年∼1912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時期，文治武功強盛，民生建設蓬勃，是清朝鼎盛時期，史稱「康雍乾盛世」。
1889年5月26日清政府批准黃龍旗為清朝國旗。第一面黃龍旗最初為清朝的非正式的海上船旗，旗為三角形，其後一些涉外機構也開始懸掛三角黃龍旗。1840年7月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清朝同西方各國的交往日益增多，依照海上國際慣例，商船需懸掛國旗方能進行貿易。因為清朝尚未制定國旗，中國商船註冊懸掛外國國旗，有時會引起其他國家商人的誤解。清政府始「仿各國成例，制定一種國徽，俾便商民尊用」。後因曾國藩考慮到製作方形龍旗與八旗正黃旗類似，大為不敬，因此旗幟設計為三角形，黃龍三角旗逐成為最初清朝軍旗。
1887年晚清重臣李鴻章在同西方列強談判、簽約、通商、互派外交人員等外交活動中，看到西方列國懸掛國旗，而清國卻無國旗可以代表懸掛，深感有失大清威儀，於是上奏孝欽顯皇后（西宮太后）請求頒制國旗。1889年北洋機器局完成了黃龍旗設計樣稿和營造法則，1889年5月26日清政府批准黃龍旗設計為黃地藍龍戲紅珠圖案，並正式使用「照會東西洋各國一體知照」；黃龍三角旗正式啟用為清朝國旗；也是中國使用國
旗之濫觴。1912年1月滿清政府被革命軍推翻，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更換國旗，五色旗正式成為代表中國之國旗。
清朝人口約維持在4億3000萬多人左右，1820年清朝的領土面積達1340萬平方公里，由於歷年列強侵略與不平等條約領土割讓，至1912年移交給中華民國北洋政府約只剩1141萬平方公里，清朝約喪失200萬平方公里領土。後再經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國局動盪，及列強干涉，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迫於外交現實及自身利益，再丟失150萬平方公里領土，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際控制地區則僅剩957萬平方公里。清朝歷代四易首都赫圖阿拉城、遼陽市、盛京（瀋陽市），最後定都北京。文字語言漢滿並用。
清朝大臣滿漢並置，但以滿人為優，滿漢君臣猜疑日深，導致滿漢內亂時起。1673年12月至1681年12月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孫）懷疑朝廷撤藩，結合海內外反清勢力，起兵發動戰爭，史稱「三藩之亂」（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歷時八年。清朝平定三藩之後徹底廢除藩鎮制度，除臺灣島外，完全統轄全中國。1842年清朝與英國產生第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戰敗後簽訂第一個對外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自第
一次鴉片戰爭（First Opium War）後，清朝與各國不平等條約（Unequal Treaty）簽署日益增加，割地賠款，認罪道歉，國力損耗；大清王朝國勢逐漸日衰。1851年至1872年中國再度發生內亂，洪秀全與馮雲山以宗教「拜上帝會」號召為名，於廣西兵變，史稱「太平天國之亂」（The Taiping Rebellion），太平軍擁兵擁有約3000萬人。清軍與太平軍激戰十數場，攻防慘烈，雙方死傷估計有數千萬人。然而中國內亂剛平，外戰又起。1894年清朝和日本在朝鮮半島、遼東、山東半島及黃海一帶發生一場大規模的陸戰與海戰，史稱「甲午戰爭」（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清朝北洋水師與日本聯合艦隊傾巢而出，最終北洋水師慘敗，1895年4月17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收場，清朝支付日本賠款2億兩白銀，並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等地。1900年「八國聯軍」（The Eight-Nation Alliance）5.5萬餘人，戰艦54艘攻入北京；清朝除付出巨額賠款，並逐漸喪失國家主權。清朝中期以後歷經各國侵略，內憂外患，元氣大傷，清朝與各國簽訂之不平等條約堆積成山；自此國力衰敗；及至辛亥革命後，1912年2月南京參議院通過清室退位《優待條例》和宣統宣告《宣統帝退位詔書》，清朝滅亡。
清朝國體是君主專制（Monarchy），君主專制是以君主為國家主權的唯一代表，君主對所轄臣民與領土有至高無限制的權力，君主統治權力完全不受任何其他司法、立法、宗教、經濟或選舉的制衡或約束。乾隆時期清朝國勢極盛，疆域遼闊，達1300萬餘平方公里。十九世紀西人東來中國經商，傳教，由於文化差異及政經利益，中西衝突日多，世界列強視清朝為肥肉，紛紛豪取強奪。鑒於魏源「師夷長技以治夷」建議，自1861年至1895年大清在中國展開「自強運動」（The 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自強運動是全國工業化運動之始；引進大量西方科技，書籍，人才；及培養了一批中國留學生，力
圖中國走上工業化和現代化之路。自強運動建立現代銀行體系、郵政體系、新式教育、新式軍隊、政治思想、商業模式、鐵路交通、輕重工業等。自強運動持續35年，直到1895年甲午戰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門
戶大開，洋務運動就此結束。洋務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重視硬體，輕視軟體；虛造外觀，缺乏務實。但是自強運動對整個中國的新潮思想、科學化與現代化，依然有著啟迪的意義。
1895年甲午戰敗後，大清王朝再度奮力革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光緒皇帝推動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欲藉軍事，政治，經濟，外交之改革，變更國體，走上君主立憲制（Constitutional Monarchy）之
道路。1898年6月10日光緒皇帝令翁同龢起草《明定國是詔》，6月11日頒布，表明變革決心，「嗣後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竟騰其口說，總期化有用為無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百日維新由此開始。光緒並召袁世凱來京，下旨進行新政整頓在軍事上，陸軍改練洋操，並開始一系列的改制。戊戌變法中途因涉及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的宮廷權力鬥爭，康有為等人更策動暗殺慈禧太后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流亡海外，其他數十人被捕，包括稱為「戊戌六君子」均被逮捕斬首，百日維新終止。光緒皇帝主導君主立憲制本是近代中國的重要轉捩點，影響至為深遠；戊戌變法如能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成功，近代中國歷史將會完全改寫。
立憲運動民間亦有行動配合者。1900年張之洞門生唐才常與沈藎、畢永年祕密組織了「正氣會」，對外則以「東文譯社」掩護；3月改名為「自立會」。7月26日唐才常在上海愚園召開了「中國議會」，決定以自立會為基礎成立自立軍，號召維新派、清軍士兵、革命黨，以及各會黨人員；目標是擁護光緒，推翻孝欽顯皇后（西太后），建立君主立憲制政府，選舉國會議員。8月21日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前被捕。中國議會遂自行解散。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是中國從「君主專政」走向「民主共和」政體的一個轉捩點，此一事件引發維新黨人同情革命。另一方面，同年7月20日八國聯軍（The Eight-Nation Alliance）攻陷北京，從此各國與華關係改變近代中國歷史。
立憲運動是大清王朝推動的第三次大型政治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國仿效英、日兩國建立虛位元首的內閣政體，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1906年光緒皇帝下詔預備立憲，闡述「仿行憲政」的涵義為「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立憲活動得以展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The Russo-Japanese War），日本以君主立憲小國戰勝俄國專制大國。大清帝國朝野普遍認為「非小國能戰勝於大國，實立憲能戰勝於專制」。
1907年大清政府籌設資政院，在各省籌設諮議局。資政院是大清帝國成立議會準備機構，成立於1910年9月，終止於1912年初，院址在北京象來街。議員人數起初訂為200名，欽選、民選各一半。欽選一百名由皇
帝指派，民選一百名由各省諮議局選出。由於新疆省未開諮議局，故應選的2名議員闕如，實際民選的議員只有98名，因此清廷也相應減少欽選議員至98名，故總共應選議員196名。1910年9月1日，資政院舉行第一次開院典禮，監國攝政王載灃代行蒞選，頒諭嘉勉議員。1911年9月遵章召開第二次召集開會。
1908年8月27日大清政府頒布《欽定憲法大綱》（The Outline of the Constitution Compiled by Imperial Order），確立君主立憲政體，確認了公民的一些基本權利與義務，同時對君權進行了一些限制。例如：「臣民權利義務」共9條。有納稅、當兵及遵守法律等公民義務。主要內容為：
1. 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
2. 臣民現繳之賦稅，非經新定法律更改，悉仍照舊輸納。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
3. 公民權利則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自由，不受非法逮捕、監禁、處罰；以及進行訴訟，專受司法機關審判等權利。
4. 臣民中有合於法律命令所定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5. 臣民於法律範圍以內，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社等事，均准其自由。
6. 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禁、處罰。
7. 臣民可以請法官審判其呈訴之案件。

第1章 大清帝國（The Qing Dynasty）
黃龍旗（1636∼1912）

1616年女真族人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建立後金政權，定都赫圖阿拉城。1636年5月15日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在盛京（瀋陽市）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清朝立國。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與崇禎帝談判破裂後，崇禎自縊身亡，明朝覆滅。同年，吳三桂等明朝殘餘軍隊歸降清軍，引清軍進入山海關內，消滅華北殘餘明朝勢力及李自成、張獻忠、南明、南鄭等勢力，統一全國；攝政王多爾袞迎順治入關稱帝，其後歷經康
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諸帝統治中國，...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

二十世紀的序幕是從革命開始的。在中國，在俄國，在亞洲，在歐洲，以破壞為手段的革命主義者，與舊制度（Old regimes）維護者做激烈的戰鬥。另一方面，這個經歷革命的世代，也迎接並見證了他們心目中的「新世紀」的降臨—現代性；而革命破壞與捍衛舊制這兩股勢力的辯證性開展，書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詩篇。
這個歷史詩篇的高潮，無疑是1914年至1918年之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所周知，這場為時四載的大戰深遠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政治上，它具體表現在幾個著名傳統帝國的解體：俄羅斯帝國、日耳曼帝國、奧匈帝國，與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另外，世界上出現第一個以標榜無產階級專政為號召的共產主義國家—蘇俄。在經濟上，美國經濟規模超過英國，成為世界第一；英國因為巨大戰爭開支而黃金外流，最終英鎊遭到擠兌而無法兌換黃金，美元遂逐漸取代了英鎊的霸權。

二戰與近代世界秩序的確立
一戰雖然給世界帶來深遠改變，但並沒有在實質意義上為世界秩序定下格局；從1939年開打到1945年結束的六年二戰，才是近代世界秩序確立的關鍵。
在二戰尾聲的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領導人羅斯福、邱吉爾、史達林在寒冷的蘇聯雅爾達舉行會議，安排禍首納粹德國未來的國土分配，與戰後國際秩序的架構。雅爾達會議很不幸地未能重建一個和平的世界秩序，而是迅速在東歐出現了所謂的「鐵幕」（Iron Curtain）；最具體形象，自然是象徵區隔自由與專制兩個世界的柏林圍牆。在此一日後被稱之為雅爾達體系（或雅爾達—波茨坦體系The Yalta-Potsdam System）中，世界格局以美國和蘇聯兩極為中心；兩強以鬥而不破的冷戰形式，各自宣揚其自由民主與極權專制的價值觀，並於全球範圍內進行霸權的爭奪。
冷戰形式作為世界秩序運作的基調，劃分了兩個對立的世界陣營；由於它穩固而長期存在的情況，而且兩大陣營也在消極意義裡於經濟上或文化上或甚至政治上持續交流，這讓世上大多數人默認與接受這種國際體系現象。

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獨霸
歷史的拐點出現在約半個世紀之後，其代表事件是1980年代後期的東歐民主運動—所謂的「蘇東波浪潮」（1988∼1993）。
在這波驚心動魄的東歐民主化運動中，無疑以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為最高潮；在美、蘇兩大巨頭雷根與戈巴契夫的攜手合作下，結束了世界長達半個世紀的「冷戰」對峙格局，雅爾達體系劃下句點，而立國69年的蘇聯，也從此灰飛煙滅成了歷史。立陶宛於蘇聯解體前一年的1990年3月率先宣布獨立，於是其他14個加盟共和國鑒於過往的集體主義與極權主義的痛苦經驗也就紛紛效法，這樣俄國在極短時期內便失去了約四分之一的土地，與二分之一的人口（約1.5億人）。俄國作為與美國長期對峙的超級強權，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在1979年排名第二，1990年次於日本排名第三，到了1992年蘇聯解體後，竟然已經遠遠落後中國、日本、南韓、臺灣與印度等等這些亞洲國家，成為第33名，國力退步極為嚴重。在政治意義上，由於作為主權國家的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國際體系因此進入新的重組。
與此同時，美國領導的由35個國家組成的聯軍和伊拉克之間發生的一場二戰以來最大的局部戰爭之一—1990年至1991年間的波灣戰爭（Persian Gulf War），獲得了空前的勝利。伊拉克最終接受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並從科威特撤軍。這個展現當代各種新式高科技武器（例如精確導引武器PGM，precision-guided munition）的聯合軍事行動，確認了美國卓越的領袖地位，這樣的成績讓她成為冷戰結束後世界唯一霸權（sole superpower）的角色，已經無庸置疑。職是之故，整個世界局勢至此進入了一個全新階段。

中國的歷史機遇與崛起
就在1991年年底蘇聯解體時刻，經歷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而受到西方制裁的共產中國，獲得了美國終止經濟制裁的機遇。於此一期間，在已經退位的政治強人、88歲高齡的鄧小平的強力主導下，中國從1992年起正式宣告了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開放」（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為國家最高指導政策，主張效法亞洲四小龍發展經驗，強調以生產力為基礎的發展觀。
「改革開放」政策是鄧小平在文革結束後的1978年底所提出的國家發展策略，但是一直受到保守派的質疑與挑戰，1989年六四事件帶來的國內衝擊與國際騷動，更是對鄧小平開放政策的直接打擊。但是從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中國大陸資本市場誕生來看，鄧小平推動的「實事求是」開放政策，是中國國家發展的主要路線，不容置疑。
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後，「改革開放」才在鄧小平的堅實政治實力與過人的意志下，正式定位為國家政策。於是從江澤民主政時期（1993∼2003）開始，經過胡錦濤時期（2003∼2013），到習近平主政（2013∼）的前期階段，民營企業在「改革開放」政策下因為中央鬆綁以及獲得外資注入活水而蓬勃發展，讓中國見證了百年罕見的持續一整個世代的開放紅利。統計數字具體說明此一以民企為主導的經濟發展威力：到了2020年左右，民營經濟所扮演的角色，為中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以及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必須指出的是，「改革開放」施行的市場經濟不會是放任的資本主義模式經濟。鄧小平在1985年5月就曾說過：「我們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
在「改革開放」政策實踐的這段期間，中國的經濟體量與國力不斷增長，贏得全世界無數的讚嘆。代表性指標是2010年發生的兩件大事：製造業規模正式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生產總值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關於製造業總量，二十世紀美國有三個戰略對手：德國、俄國和日本，但這三個國家在製造業總量上都沒有超過美國，最高時也只是達到美國的70%。美國製造業在1985年觸及全球總量28%的高點後，隨後不斷下滑。2008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爆發時，美國製造業產值占全球份額降至18.5%，嚴重影響了美國就業人口。
另一方面，中國憑藉其廉價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之優勢和經濟復甦，以及利用2008年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機加速趕超，遂在2010年登上世界第一的寶座。
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大突破。2006年中國GDP總量超過英法，2007年超越德國成為第三大經濟體。到了2010年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遽升至1.337兆美元，超越日本的1.288兆美元，晉身為僅次於美國（3.522兆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紐約時報》將這一超越稱為中國國力增強的「里程碑」。中國這種大型經濟體的高速經濟成長趨勢到了2020年，其經濟規模甚至來到了世界霸主美國經濟規模的70%（中國站到上世紀末日本經濟巔峰時期的相似位置）。很多經濟學家因此預測，大約在2030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在此一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奇蹟下，富強理想已經不再是空中樓閣，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等所謂的「四個自信」，成了中國菁英們追求所謂「大目標」的重要動力。但是另一方面，「黃禍」意義的「中國威脅論」也逐漸引起西方的關注，尤其是作為西方領袖的美國。

中國威脅：圍堵或交往
關於「中國威脅論」，美國在1990年代中期，有一場對華政策的大辯論，辯論的主題是對於當下走市場經濟路線的共產中國，美國的策略是什麼？是繼續採取冷戰時期的「圍堵主義」（Containment）？還是改走「交往主義」（Engagement）？辯論結果是兩派主張各有利弊，最後選擇了折衷主義的所謂「圍堵／交往主義」（Congagement），即是既有圍堵也有接觸，或者更正確的說，「圍堵為體，交往為用」。
美國的中國論述受到幾個時代思潮的影響：1940年代冷戰兩極對抗結構、五○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極右意識形態、六○年代反帝國主義、反越戰浪潮、七○年代中美建交的和解，八○年代中國施行「改革開放」政策改走市場經濟的影響，九○年代蘇聯解體後的效應，以及2018年起的中美貿易戰，兩國關係嚴重惡化，冷戰再起發展。
大體而言，冷戰之後的西方對於中國的發展，基本上有四種主要論述：崛起論、崩潰論、演變論與威脅論。

崛起論
崛起論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國際地位到達十九世紀初以來的巔峰。蘇聯解體和隨之而來的俄羅斯混亂、歐洲各國相對衰落，以及日本的經濟失衡與軍事力量的限制，這些提供中國有利的崛起條件。在習近平時期的戰狼外交出現之前，胡錦濤和溫家寶等第四代中國領導人的外交政策，也常常用中國「和平崛起」的說法，視「和平崛起論」為該階段的中國大戰略。

崩潰論
至於崩潰論，它基本上可以區分為兩類：積極論與溫和論。積極崩潰論宣稱，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勢力已經達到最高峰、將會下滑；國企虧損、金融呆帳、財政惡化與貪汙蔓延，導致中國債務每年以15%或20%、甚至更高的速度在成長，中國的債務危機一定會發生，計劃經濟模式已經耗盡了力量，終將屈服於市場經濟。另一方面，中國現在正失去對周邊的控制，而且與周邊地區交惡，爆發嚴重武裝衝突的「大戰區」（Great War Zone）的機率大增。積極崩潰論另外有一個從體制角度出發的版本，主張中共的政治體制已經沒有出路，
成了一種黑幫組織，黑幫老大憑著掌握著刀靶子與槍桿子捏住體制本身，使9000萬黨員淪為奴隸和個人使用的工具。
溫和崩潰論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產生數種危機，有錢權交易的貪腐肆虐、所得分配上貧富懸殊、農工階層地位邊緣化擴大、社會道德倫理淪喪、以及自然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等等。由於中國政府極權、壟斷媒體，缺乏言論自由，這些危機因為無法獲得彰顯與獲得適當控制，終將爆發並帶來社會崩潰。雖然中國即將因為這些危機而不可避免地進入「拉丁美洲化」狀態，但是他們卻指出，中共政權不會在短期內崩潰，因此這一派理論又可稱為「潰而不崩論」。

演變論
演變論是一種相對溫和的看法。在歸類上，它也可以算是崩潰論的範疇。演變論觀點很分歧，大體而言有兩類：內部瓦解論與世俗化論。前者的代表性說法是，封閉性的極權共產主義社會，在與開放體系的自由民主社會接觸後，會由量變轉化為質變，造成在內部瓦解。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後，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將希望寄託在共產黨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堅信共產主義將會從內部瓦解。
至於世俗化論方面，它認為中國在進入自由國際體系後（例如1971年的加入聯合國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1972年的加入WHO世界衛生組織，1979年的加入IOC國際奧委會，2001年的加入WTO世貿組織等等），必須與西方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與西方互補合作，良性競爭，最終消解其以鬥爭為綱的集體主義意識形態。2016年美國經濟史學者提出了一個浪漫的概念「中美國」（Chimerica），用以描述當時中美互相依存的共生關係（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也可以歸類在這個世俗化論範疇。

威脅論
至於威脅論，它是一種非常廣泛的說法，以上所談的三種關於冷戰後中國的論述：崛起論、崩潰論、演變論，廣義而言，在不同程度上都帶有威脅論的意思。因此就相對狹義的論點來說，中國威脅論主要還是指在2010年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與成為世界第一大製造業國之後，特別是在2012年習近平出任黨總書記與2013年擔任國家主席後所推動的一系列措施及其反彈。
習近平推出的諸多措施及其反彈，包括有：2012提出民族主義概念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治國策略，以及該年爆發的南海主權爭議，2014年香港爆發激烈反中、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革命」，2015年起大力推動境外的「一帶一路」造成相關弱勢國家的債務陷阱，2016年起推動個人崇拜與集權、同年共機開始頻繁繞臺文攻武嚇臺灣，2018年修憲將國家主席改為終身制、與同年爆發中美貿易戰。到了2019年爭議更多。首先是武漢爆發肺炎，隨後迅速擴散至世界各地，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其次是批評臺灣抗拒統一的發言：「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更不是分裂的藉口」。另外是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抗議損害港人在「一國兩制」及《基本法》下所列明的獨立司法管轄權地位）。其他還有國內人權狀況惡化。進入2022年後，則是積極增加海軍軍艦特別是航母數量，為全球最大的海軍，以及與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親密地站在同一陣線等等。
中國威脅論的論點很多很雜，簡約而言，主要論點有積極建軍、窮兵黷武；在國際組織中威脅利誘非洲、中南美洲等弱小國家，在國際組織中以優勢票數杯葛西方民主國家；在地緣政治方面的動作是積極擴張軍事實力，造成區域緊張；「以疫謀霸」—在世界各地大剌剌搜刮各類資源與糧食、併購有價值的科技公司；在國內裡侵犯人權（尤其是新疆種族滅絕指控）等等。

「東升西降論」與民族主義
經濟力與軍事力崛起的中國，在習近平主政時期展現出與西方一較長短的氣魄—「東升西降論」。習近平東升西降論的現實實踐，是他2012年11月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治國理念。外界一般將其核心目標概括為「兩個一百年」，即在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到2049年中共建政百年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礎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終則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個官方的格局弘大的宣示，其底氣主要還是來自迅速累積的經濟實力與不斷推升的科技、軍事能力。
東升西降論作為一個大國的進取發展策略，其意識形態的動力是一種的反西方的民族主義，它在國家發展戰略上，與鄧小平1992年的帶有審慎意識特徵的「韜光養晦主義」發展路線相左。必須指出的是，具有西方批判性與攻擊性質的民族主義，在習近平上臺前已經在中國大陸開始出現。最典型的例子是1996夏出版的《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一書。所謂「中國可以說不」，其真正的意思就是「中國可以對美國說不」，特別是針對美國的「中國遏制論」而發，儘管書中的反日情緒也是十分高漲。
這本由從未跨出國門的五位30餘歲文質彬彬書生撰稿的，標誌著九○年代鮮明反美的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升溫的書籍，創下號稱300萬冊銷售量的成績，引起西方的注意並先後被譯成數種外語。書中批判了所謂的「孽債累累的美利堅合眾國」，宣稱她勢必面臨一場世紀末式的總清算，並且還挾洋自重地引用英國歷史學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的論點說：「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在反美方面，臺灣問題是本書著墨的焦點之一，對美國派遣航母到臺海周邊維持和平，作者們視為對中國的凌迫，說「全世界的危險勢力每時每刻都
在引導臺灣的偏航」。他們選擇回到1900年夏義和團的氛圍，呼籲中國青年要有民族自豪感—「要準備打仗」，要大家認真考慮：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並且警告美國說：將來若有那麼一天，美國人在臺灣問題上逼迫我們再奉陪一次，那麼華盛頓就要準備建造一座更大更寬的陣亡軍人牆，預備刻上更多的美國青年的名字。整體而言，這本獲得官方新華社、中新社發稿介紹、江澤民贊同的民粹主義風格的民族主義書籍，對造成納粹猶太人大屠殺（the Holocaust）式的中華民族千年罕見大浩劫—文革，以及對人權與人性尊嚴史無前例集體踐踏與大破壞的各類政治運動，隻字未提，沒有做出任何的反省。但這幾位愛國主義熱血青年卻堅信：「世界上一切的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
這一年還有另外一部強烈民族主義的反美作品《中美較量大寫真》，它是中共建國以來，首次以暢銷書形式對中美衝突做詳盡論述的作品。本書採用紀實體文學手法，從批判「中國威脅論」出發，控訴美帝明裡暗裡再度祭出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來達到最終阻止中國發展與現代化的目的。它從五○年代的韓戰開始，一直寫到1995年10月美國總統柯林頓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紐約的會面，敘述中美之間長達半世紀的衝突，而臺灣問題則是其中關鍵因素。寫此書的目的，根據作者，是要讓中國人民看看，美國是怎樣不斷變幻手法，製造麻煩，向中國施加強大壓力。至於貫穿全書精神的則是：落後就要挨人欺負，我們必須發展強大。
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是兩岸爆發嚴重衝突的一年。這年3月臺灣舉辦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大選前夕，中共對基隆及高雄外海發射飛彈。中華民國國軍以及所屬飛彈部隊隨即進入最高警戒狀態。美國也馬上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到臺灣附近海域，並進行大規模的海空聯合演習。另一方面，解放軍海軍潛艇部隊也緊急全部出海抗衡。臺海進入臨戰狀態，各國準備在臺撤僑。
與《中國可以說不》互相輝映的民族主義作品，是十三年後於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前夕）出版的另一本暢銷書《中國不高興》。它開宗明義地說：《中國可以說不》是中國只想領導自己；《中國不高興》則是中國有能力領導世界。《中國不高興》的作者主張在外交上，要與西方有條件的決裂；在大目標上，要告別晦氣重重的歷史悲情，告別自我矮化的精神歷史，成為英雄國家，為世界除暴安良。值得一提的是，九○年代後出現的極端民族主義，在現實中的對照是2012年出現的那句名言：「反美是工作，留美是
生活」。至於政商兩棲，號稱愛國藝人者在國內賺足眼球，也賺足財富，最後選擇將金錢轉移美國，享受自由人生，這種案例也是不勝枚舉。
另外必須指出的是，晚清之前的中國世界觀，是一種具有包容性的以儒家德性倫理為基礎的天下主義；傳統上中國並沒有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概念。來自西方的民族主義成為近代中國富強觀念的重要論述，是在清末若干流亡海外（特別是日本）的菁英，如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革命派人士，與維新變法派支持者如梁啟超等開始傳播開來的。在當時的歷史格局裡，來自日文的民族主義這一個詞彙，主要是作為喚起民眾的救亡工具。它首先是用來反對滿洲人在中國的統治（排滿主義），這是近代中國關於民族主義的第一義。第二義則
是反帝，反對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主權侵犯以及與中國訂定的不平等條約。在精神上，無論是廣義或狹義的民族主義，它作為批判性的、抵抗意義的特色，與1990年代以後崛起的排他性、攻擊性的中國民族主義，有非常明顯的區別。

小結：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嗎？
2010年代從中國內部蔓延開來的「東升西降論」，不僅僅是靜態的自我期許，而是動態的擴張主義，它直接挑戰了二戰結束以來的冷戰國際體系，特別是挑戰了維持國際體系的世界霸主美國。如此一來，這就進入了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新崛起的強權挑戰當下的霸主地位，必定爆發武力衝突。
美國總統川普主政時期的智囊、鷹派政治人物曾經指出，美國歷史上有過三次重大危機：獨立革命，內戰，和19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但當下的美國正在經歷第四次重大危機—「修昔底德陷阱」。他認為美國前三次重大危機無一不以戰爭結束，至於這一次，爆發大規模衝突以解決危機，也將是不可避免的。
環視當下時空，2022年春俄國領導人普丁武力入侵烏克蘭，造成數百萬無辜百姓在寒冬裡流離失所。此舉不僅引起了俄羅斯周邊國家的警惕，紛紛從之前的中立角色，向歐盟靠攏；另一方面，這個戰爭也給原本各行其是的歐洲國家帶來大團結的效應，以各種資源支持烏克蘭，造成俄國意外的挫敗。而在此前中國領導人宣稱與俄國的「友好關係無上限」，不願在國際上表態譴責俄國的侵略行為，在私底下甚至還藉機大量收購俄羅斯的廉價能源，與世界主流的杯葛犯罪加害者的人道主義做法背道而馳，更讓世人對中國的曖昧態度起疑，將中俄視為「邪惡軸心」。2022年夏北約（NATO）在馬德里召開的會議中，控訴俄羅斯為當代世界「最重大與直接的威脅」，而且史無前例地將遠在天邊的中國定位為潛在敵人，宣稱中國「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s）北約的安全、利益，與價值。
當下，人類的物質技術已經發展到移民火星不是夢想的時刻，但現實裡我們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中—瘟疫橫行，戰爭爆發，經濟衰退。2020年初以來從武漢爆發開來的冠狀病毒，肆虐全球，世界死亡人數已經超過570萬，至今仍未熄滅。於此同時，俄羅斯在2022年春入侵烏克蘭，爆發二戰以來最大的戰爭型態之一，至今這兩個同文同種的民族仍在廝殺當中，雙方傷亡人數不斷增加。對於此刻仍在螺旋升高的種種重大危機，政治菁英們與學者專家是否有足夠的智慧去拆除引信，目前事實上還看不到可以樂
觀以待的契機。
一年多前我受到相交多年的前輩好友、資深出版人五南文化圖書公司楊榮川董事長的親睞，邀我策劃一套叢書。基於知識份子的使命感，將這套叢書訂名為《國局與世變》，希望透過海內外這些資深學者專家的無私奉獻，能在混沌的世局裡點起一盞智慧的明燈。如果這些思辨能夠為世界帶來和平，為世人帶來幸福，那也就不枉費楊董事長的託付了。
丘為君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

二十世紀的序幕是從革命開始的。在中國，在俄國，在亞洲，在歐洲，以破壞為手段的革命主義者，與舊制度（Old regimes）維護者做激烈的戰鬥。另一方面，這個經歷革命的世代，也迎接並見證了他們心目中的「新世紀」的降臨—現代性；而革命破壞與捍衛舊制這兩股勢力的辯證性開展，書寫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詩篇。
這個歷史詩篇的高潮，無疑是1914年至1918年之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如所周知，這場為時四載的大戰深遠地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在政治上，它具體表現在幾個著名傳統帝國的解體：俄羅斯帝國...

緣起 學術跨領域整合的必要性

中國一直自譽是一個「文明的古國」，文化燦爛，歷史輝煌；但是翻開中國歷史的每一頁，無不出現烽火連年，生靈塗炭，文化摧殘，陰陽鬥爭的歷史傷痕，作者驚訝發現「中國竟是一個如此不文明的國家」。中國
自古不論內部改革、宮府不和、國事爭議或朝代替換總是用大量武力、殘酷戰爭解決問題，殺戮涉及宮眷、朝臣、文官、武將、士卒及無辜人民，結局總是百萬人頭落地，烽火江山萬里，焚燒千年文化，摧殘人文精神。每當閱讀中國歷史國運轉折處，讓人忍不住拍案吶喊，痛心疾首，萬般無奈；擲書於地，仰天長嘆。中國歷史是一部三千年野蠻血腥的「戰國鬥爭史」。
2020年7月作者結束在紐西蘭奧克蘭大學關於澳紐軍團（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rmy Corps, ANZAC）與太平洋戰爭（Pacific War）研究，在全球防疫四散下，通過機場嚴密查驗，一路重裝轉機，萬里飛行，再經由隔離檢疫，安返臺北。出關後，香港歷史學會前會長李龍鑣先生及一群全球滯臺朋友迫不及待召集「史癡會」，閒聊近代史未解之謎，席中各方英雄持不同觀點，評史論事，唇槍舌劍，樂趣無窮。2020年10月27日東海大學文學院院長丘為君教授邀請作者在歷史系以《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兩蔣日記開放、過程及意義》做一場演講，當時COVID-19疫情初起，全臺民眾緊張，出席者會議人人須戴口罩，會場亦需完全消毒，防疫工作十分煩瑣；未料演講當日全場滿座，師生參與踴躍，聆聽、提問、辯論，好不熱鬧。會後香港歷史學會前會長李龍鑣先生邀約與會學人餐敘，為君兄提及正在籌劃出版有關近代史「國局與世變」系列叢書，邀請作者參與寫作；起初作者意興不高；因為作者遊學兩岸學界二十年，發現兩岸學界山頭林立，政治派系立場鮮明，歷史已經成為帝王、政黨的化妝師。對跨領域人士觀點基本排斥，跨山越界，並碰觸禁忌話題，必被圍剿，當前環境要產出一本客觀公正的正史，談何容易。
首先我們要問：我們目前所讀的中國近代歷史是完整的，真實的嗎？作者因緣際會認識許多兩岸尊稱的近代史權威學者，也看了數百本重要歷史書籍，很遺憾答案是近代歷史以軍史與黨史為主，是扭曲的歷史，研究成果並不令人滿意；其中當然有主觀與客觀因素存在，在此省略探討。僅以胡適批評做為提證：「近代中國歷史一事無成」，胡適之語稍為過之，但是離事實相距不遠。2021年「五四運動」紀念日前夕，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榮川先生邀請丘為君教授、徐振國教授及作者餐敘；談及「學術跨領域整合」概念，也就是多角度，多層次的洋蔥研究方法。歷史是記錄人民生活的史書，不是帝王將相的專用日記；人民
生活涵蓋的層面很廣，政治、經濟、文化、金融、科技、醫學、教育、哲學、宗教、心理、國際關係等無不包括在其中，因此要透徹研究歷史全貌及其影響，「學術跨領域整合」是重要且必需的。基於為君兄的雅量與胸襟與這次餐敘的共識，作者動念加入「國局與世變」寫作團隊，成為「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這本書問世之起源。
作者祖籍中國大陸，出生地卻是二戰後的臺灣省臺北市；我的一生故事就是歷史造成的奇怪現象。自1947年至1949年前後約有250萬難民以各種方式跨海赴臺，創下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渡海撤退；作者就是其中一位難民之子。五○年代物質缺乏，生活困苦，幼時以麵粉布袋為衣褲，以熱水泡鍋巴，或豬油拌飯裹腹。當時兩岸有趣的笑話，中共政權宣傳臺灣人吃香蕉皮為生，有人譏諷中共政權：臺灣人吃香蕉皮，臺灣香蕉誰吃了？同樣臺灣政權控訴大陸同胞生活於水深火熱。笑話固為無稽之談，艱辛歲月確有其事。當時臺灣物質嚴重缺乏，戰火時停時續，全島軍民在驚濤駭浪，衣食粗陋中奇蹟般的度過70多年。作者親眼目睹1949年後兩岸政權的跌宕起伏，柳暗花明；自七○年代及八○年代大陸喊叫「解放臺灣」，臺灣高唱「反攻大陸」；兩岸政府這些「愚民」謊言與被洗腦後的「民愚」思維支撐著兩岸戰後億萬苦難同胞的悲痛歲月。
回顧歷史，中國近代歷史是一部中國人民苦難生存史，外有帝國列強侵略，內有軍閥黨派分食，錦繡山河血流遍野，百年名都枯骨成堆，千家萬戶家破人亡，億萬人民生靈塗炭；至今國家內戰烽火未熄，人民日月依舊苦難無邊。百年以來近代中國曾經建立數十個國家或政府，不幸多數政權都以建立「自由民主國家」為號召，建政之後卻行帝王獨裁之制。古例在目，孔子治國主張德治與禮治，用禮、樂教化人民。然而面對世局演變，最後孔子還是喊出：「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子大智，千年警語至今依然顛撲不破，現今「四海都有中國人」不應是中國人的驕傲，而是中華民族的極大諷刺與悲哀。中國人一般惜戀家鄉，他們為何願意棄土長遷？四海的中國人其實多數是歷代歷朝社會大亂之時，被迫外走海外之難民。歷史驗證：中國人實可分為四種人：帝王貴族、工具人（臣）、砲灰人（卒）與難民。思今日國情猶如春秋戰國，人民身處生死之境，千尋而無一生路。孔子處今，他當何如？
從古代史觀之，春秋時期小國林立，歷經無數次戰爭使諸侯國的數量從數百減少了七個實力較強的諸侯國，分別為秦、齊、燕、楚、韓、趙、魏合稱為「戰國七雄」。當然除戰國七雄外，尚有宋、魯、中山、鄒、衛
等小國。「戰國時期持續約260多年」，西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國軍隊各個擊破各國，先後滅韓、趙、魏、楚、燕、齊，結束諸侯割據時代，統一天下。有趣的是，秦朝是中國歷史首先「一統中國的王朝，然而統一時間僅僅十四年」（前221年∼前207年），便亡於楚漢；天下再分，中國再亂。秦朝滅亡後，中國千年歷史分分合合，都城刀箭紛飛，四疆戰火不斷，美麗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是血跡斑斑，億萬人民每一戶家園都遭骨肉離散；導致歷代歷朝九死倖存者不斷逃難避險，漂流四海。
自世界史俯視，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中國，兩百年以來，中國與英國、美國、俄羅斯、德國、日本、義大利等國相互關係密不可分，列強與民國後建立之各政權組成近代中國歷史的臍帶關係，不能忽視。主要地，近代中國關鍵時刻都有列強的涉入身影，影響中國內政轉變至為巨大。換言之，中國任何政黨、派系、集團及個人能夠立足政治舞臺，嶄露頭角，建立政府，其背後必有一隻看不見的列強之手大力支持，國內之政治領袖只是扮演「列強代理人」的角色。故討論世界列強對華關係及使用國外檔案，有助於瞭解近代中國重要事件來龍去脈與隱晦內情。
研談中國歷史，首先要定義「甚麼是中國？」這是個看似簡單，卻是難以言表的定義。清朝以前「中國」的詞義是抽象，模糊的概念；比較偏向地理或文化概念。「中國」自古不是一個國家名稱，它只是代表各民
族在大陸地區建立之朝廷，或稱大陸地區人民生活的那塊土地；中國的面積時大時小，人口時聚時散，如包括邊疆民族所建之政權，朝廷政府數目很難估算。鑒於「中國」之定義一向含混不清，本書對「中國」之意涵，分為四個層面解釋，即「文化中國」、「地理中國」、「歷史中國」及「政治中國」；這四種中國彼此之間有共同性，亦有差異性，有統一和諧層面，亦有獨立衝突問題。以往四種中國常被混談，產生雞同鴨講；實際上，近代中國歷史矛盾與政治爭議就是對四種中國的不同認知與解釋，造成對立與衝突。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乃是中華民族演進過程生活方式的記錄，泛指中華民族所創造及使用的語言、文字、藝術、文學、哲學、戲劇、音樂、宗教信仰、生活習俗和宇宙觀等。例如絲綢、書法、國畫、陶
瓷、藝術、建築等都是「文化中國」精華的代表。中華民族由眾多民族組成，千年以來「文化中國」最大的障礙就是宗教、語言、血統、藝術、生活方式、民族認同等差異；故「文化中國」派系林立，爭奇鬥豔，時而合一，時而分離。漢族有時謂所有民族統稱「中華民族」。然而在歷史上，又認為元朝、清朝是異族統治；更有甚者，歷代將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民族視為外患。這些矛盾案例不勝枚舉。「文化中國」最早係由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八○年代提出的論點。熊十力闡述孔子大道之業真正的民主的思想是「大同之治，群龍無首，天下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是最高的民主政治。這種新儒思想闡釋中國不一定是指政治上的實體，而是一個文化的概念；泛指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澳門、韓國、東南亞、日本或是美國等地區，舉凡華人保留的儒家傳統、文化、風俗、文字等構成了「文化中國」。「文化中國」基本上以漢文化為核心，其他民族的文化大部分均被忽視，只是扮演政治陪襯品。
「地理中國」（Geographic China）專指在某一段時間，中國在合法疆界內對主權的行使與政府的治理。例如各朝代四方疆界所佔領的土地，海島或實際管轄之地區。例如1330年元朝領土面積達1731萬平方公里，西到吐魯番窪地，西南包括西藏、雲南，東到日本海，北至都播（謙州）南部與貝加爾湖、鄂畢河東部。1820年大清帝國面積亦達1340萬平方公里，大清晚期歷經多次對各帝國的戰爭，割地賠款，國土喪失200萬平方
公里。依據1936年後至2005年間中華民國行政院主計總處所頒布之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行政區域，中華民國的國土面積達1141萬8174平方公里，四極為：極北：唐努烏梁海之薩彥嶺（北緯53°57'），極南：南沙群島曾
母暗沙海域（北緯3°10'）。極東：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合流處之黑瞎子島（東經135°4'）。極西：帕米爾高原的噴赤河（東經71°）。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因此理論上「地理中國」目前疆界應包括圖瓦共和國、中華民國、蒙古國（蒙古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6個政治實體。自清朝國土觀察，中國總計損失約350萬平方公里疆域，這段歷史曲折複雜，又涉及國際政治，不在本書討論範圍。
「歷史中國」（Historical China）是指政府（朝廷）在一段時間內對國家重要大事之文字記載，主要記錄執政要員、政府（朝廷）體制、政權更替、制度改革及內政外交等重大變革之人、事、時、地、物。例如1912年袁世凱迫使宣統皇帝退位，組建政府，並被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由於「歷史中國」常有若干爭議問題，尤其是主權與邊境；「地理中國」便需隨之更動，或成為歷史懸案。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宣告的國土面積為960多萬平方公里，實際控制地區則為957萬平方公里，臺灣約3.6萬平方公里，故其與中華民國公告疆域1141萬平方公里，差距很大。中華人民共和國疆域北至黑龍江航道中心
線（北緯53度33分），南達曾母暗沙海域（北緯3度51分），東起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合流處之黑瞎子島（東經134度46分），西極帕米爾高原的噴赤河（東經73°30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疆域所差約184萬平方公里；依據近代歷史演變及發展，這些領土包括圖瓦共和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已分別獨立，脫離中國管轄，以及尚未完全統治區、領土丟失區、領土爭議區；諸如江東64屯、南海島嶼、山地巴達赫尚自治州、巴達哈尚省、阿克賽欽、阿魯納查邦、克欽邦自治邦、釣魚臺列嶼及其他西太平洋島嶼。如以「歷史中國」視之，國際政治因素改變中國歷史，歷史現狀便與「地理中國」產生差距與衝突；當前中國疆域只剩960萬平方公里，包含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4個政治實體。
「政治中國」（Political China）係指中國土地上所有建立之國家或政府與國際社會互動關係，包括建交承認或合作、參與國際組織活動、簽訂雙邊或多邊政經條約與國際社會角色扮演等。1689年9月7日俄羅斯代表陸軍大將費奧多爾·阿列克謝耶維奇·戈洛溫伯爵和清政府全權代表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在尼布楚簽定《尼布楚條約》（The Treaty of Nerchinsk），劃定兩國邊界；條約內容「從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到斯塔諾夫山脈（外興安嶺）直到海，嶺南屬於中國，嶺北屬於俄羅斯。西以額爾古納河為界，南屬中國，北屬俄國，額爾古納河南岸之黑里勒克河口諸房舍，應悉遷移於北岸⋯⋯」，該條約使中國失去了黑龍江以北約60
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以及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土地由中俄共管。自此「中國」首次正式出現於國際外交檔上，可謂「政治中國」之始。
中國與聯合國的關係始於1945年聯合國籌建之初，中國、美國、英國、蘇聯並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四巨頭，且是聯合國共同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最初簽署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亦為第一個簽署《聯合國憲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國家；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且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常任成員之一，代表國際社會中「一個中國」合法地位。「政治中國」因國際情勢變動，在1971年發生重大轉折。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它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The General Assembly decided to recogniz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to the United Nations.）。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在聯合國代表中國之席位，日後國際社會中「政治中國」代表性逐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華民國邦交國亦受到嚴重影響，日趨遞減。但是1954年12月3日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眾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依然有效，中華民國與美國並未斷交，中華民國持續為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之前未與美國建交，故形成1971年至1979年國際社會微妙模糊兩岸都自認代表「一個中國」模糊空間。1979年1月1日美國終止與中華民國所有正式外交關係，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認定才逐漸一致性，「一個中國完全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隨後美國國會制定《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並由美國總統小詹姆士．卡特（James Carter, Jr.）簽署生效，自此中華民國在國際社會普遍被稱為「臺灣」，若干國際組織則接受臺灣以「中華臺北」為名稱，同意「臺灣」參與國際活動；中華民國被國際組織邊緣化至今已近半個世紀。可笑的是目前中華民國使用「中華民國」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決反對，並予政治外交打壓；中華民國使用「臺灣」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又認為這是臺灣操弄「臺獨」。2015年11月7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新加坡舉行「馬習會」（Ma–Xi Meeting），被稱為「兩岸領導人」會面，雙方頭銜均無正式組織名稱，這種駝鳥現象十分怪異，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想出對「中華民國」正確稱呼。
「政治中國」出現乃由於近代國際社會對「國家與國家」互動往來，及「國家參加國際社會各項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活動」設有「認同」限制。換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除因政治制度，國際角力及意識形態等因素，世界各國都只採認「一國一主權」原則；有兩個例外的分裂國家，就是南韓、北韓及東德、西德，雙方政府分別由東西方陣營支持，並公認為「兩個韓國」及「兩個德國」。原則上目前全球多數國家普
遍採用「一個中國」政策。依據國際政治演變，1949年至1971年中華民國是世界上唯一合法國家，代表「政治中國」，1972年至今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政治中國」；也就是說「一個中國」是以「政治中國」為
基礎說法，這種觀點具有國際性、政治性、利益性與「可變動性」。
綜合上述，「歷史中國」與「政治中國」顯然存在巨大的矛盾與衝突；「政治中國」許多事件違背歷史事實，人類正義與契約精神。如依據上述「一個中國」概念，1949年至1971年中華民國是世界上唯一合法國
家，代表「政治中國」，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北平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能稱為一個國家，只能算是一個政府」；否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製造了「兩個中國」。因為1945年至
1971年全球承認中華民國具有「一個中國」合法地位；如此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就面臨嚴重的歷史矛盾與政治挑戰，甚至需要重寫歷史。
從「國際承認」觀點論述，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1年10月25日以後，才被認定是「政治中國」，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至1971年只是一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國應是1972年1月1日。這種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當然不能同意，但是又如何解釋1949年至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國家呢？如以1949年至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處境，同樣標準檢視當前的中華民國的地位，又怎能說中華民國不是一個國家呢？現階段中華民國政治處境正如同1949年至197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中國」與「政治中國」爭議尚在，吾輩當思「兩個德國」無損德國統一，所以國家發展問題是在國家制度是否良好，不在「一個中國」及「統獨問題」無意義之爭議。現階段「政治中國」持續在歷史巨浪中拖延爭論，日月挑戰。
依據上述各種不同標準，當前「地理中國」有6個政治實體，「歷史中國」有4個政治實體；「政治中國」只有在聯合國佔有席位「一個中國」。依據聯合國體制，自1945年至1971年由中華民國代表此一「中國席位」；1972年後至今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此一「中國席位」。顯然「政治中國」、「地理中國」與「歷史中國」產生極大差異性、衝突性、矛盾性與爭議性。本書嘗試解釋百年以來數十個「地理中國」、「歷史中
國」及「政治中國」如何建立，並說明彼此的關連性、差異性、矛盾性與複雜性，期使讀者更清楚認識「中國的真實的全貌」。
對於客觀評斷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國家政府是一件困難的工作，
1. 評斷學者專業、方法及角度不同，自然結論各有差異。
2. 兩岸評斷學人怕得罪當權者，或有五斗米之慮，避重就輕，隱藏關鍵。
3. 評斷者受傳統「帝王為尊」思維影響，不願或不敢評議執政者。
4. 研究人員因為第一手史料不足，或孤證不立，影響學術成果。
關於兩岸歷史研究現狀，目前歷史研究走向「碎片化」、「皇權化」及「黨宣化」已是不爭之事實。「碎片化」已使歷史研究「見樹不見林」，甚難通透歷史全景；數萬歷史專業學者研究大歷史的作品卻如寒夜孤星，寥寥可數，令人失望。「皇權化」乃依傳統歷史記載，以帝王或執政者為中心；當知辛亥以後，民國建立，歷史記載應以「人民為中心」的觀念與思維。「黨宣化」更是違反「世界民主潮流」，以宣傳「黨史」，建立「黨國」為目標，歷史記載成為「黨國」宣傳工具；同時樹立偶像崇拜，顛倒黑白，以歌功頌德，領袖萬歲撰寫政治神話，喪失客觀研究歷史的精神。因此建立「人民史觀」的學術跨領域整合是未來研究歷史的重要方法。
百年前，辛亥革命對內主要目標是要推翻「專制帝王」，杜絕「世襲罔替」陋制。近代所有在中國建立之政權達到此目標了嗎？或還是依存「專制」舊習呢？本書評斷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及國家政府以下列三項標
準：
1. 人民史觀：1912年民國既成，歷史撰寫亦當由「帝王史觀」改為「人民史觀」，歷史事件之功過評論當以「人民幸福」為標準。中國政治主角已由皇帝，轉為人民。在「以民為本」基礎上，政府施政「福民」、「利民」、「便民」者都是「好政府」，政府施政「殘民」、「害民」、「辱民」者都是「壞政府」。
2. 民族史觀：辛亥革命是漢族以「外抗帝國主義」，「內除滿清壓迫」為目標。民國既立，中華民族包含56各式民族，執政者當以平等、自治、自決、尊重且包容56民族的文化、語言、習俗、信仰及傳統，不應用暴力手段禁止、摧毀或消滅。
3. 自由史觀：無論建立「民國」或「人民共和國」，即以「為人民服務」為重，就應給予全國人民《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條文中，賦與人民之自由與平等權利。
「人民幸福」的基本標準就是《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與《免於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本書評定國家或政府的優劣標準，乃以「人民自由」、「社會平等」、「政體民主」、「國家富足」為主要指標。
作者關心兩岸政治發展，大學時展開對於兩岸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的業餘研究。大學時期主修東西方文學，對優美意境中國詩詞與啟迪人生英美小說鍾愛非常。研究近代史的動力起源於就讀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
義研究所時受業於秦孝儀、黃季陸、李守孔、朱堅章、任卓宣（葉青）等諸位教授的啟蒙教導。秦孝儀、黃季陸、李守孔三位先生分別在史觀研究所開「中國國民黨黨史」、「中國近代史」、「國民革命史」課程；且當時秦孝儀、黃季陸分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及國史館館長。在當時史料缺乏的時代，師生關係始有機會參觀查閱重要歷史檔案，並在課堂詢問禁忌話題。朱堅章、任卓宣（葉青）兩位先生在「政治學」、「烏托邦」、「國際關係」及「中國共產黨黨史」給予作者另一面向知識與思維，奠定作者由國際關係、國共鬥爭、民族問題、意識型態、個人心理、歷史發展等多元角度研究近代中國的興趣；亦反思脫離傳統黨史、軍史、國史「見樹，不見林」微觀論述；轉而從世界史觀察中國歷史變遷與轉折，達到「見林，又見樹」宏觀史境。2004年至2008年作者受蔣宋兩家友人委託，在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歷經四年半時間大量閱讀、整理及開放蔣中正及蔣經國兩位總統日記及相關檔案。蔣宋檔案提供重要歷史新線索與發現新問題，有助於作者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的歷史大事。
本書試以「大歷史」與「人民史觀」做為主軸，期為讀者提供一本淺顯易懂，又能宏觀鳥瞰近代中國的歷史地圖。對於兩岸學者傳統「黨史寫作」，作者力求變革，並以客觀立場陳述歷史事實。例如大多數學者受到刻板的思維的導引，1927年8月1日「南昌事件」，國民黨歷史學者指為「南昌暴動」，中共學者讚為「南昌起義」。又如1927年4月12日「四一二事件」，國民黨歷史學者稱為「東南清黨」，中共學者卻稱為「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其他由意識形態導致的類似例子，亦不勝枚舉。
本書定名為「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旨在討論1895年至2022年在法定中國固有領土上，曾經建立的重要朝廷、國家、政府、特區等不同型式的政權；展示近代中國歷史真實全貌。作者粗估合併統計，自清末民初到今日為止，中國合法領土內曾經出現33個國家或政府，這個數量十分驚人，相信多數國人也不敢置信。這33個國家或政府除少數被歷史記載外，多數在近代史上被一筆帶過，甚至從未被提及。古今中外從未有百餘年內，一個國家前後出現33面旗幟與政權，並分別以獨立國家，傀儡國家，獨立政府，傀儡政府，帝國朝廷，地區政府，特區政府或其他政治實體面貌呈現，實在嘆為觀止。中國境內33個政權前後建政，交替存在；彼此相爭，內戰不斷；加上33個政權並與中國周邊國家有多次大型戰爭，包括中日戰爭、中俄戰爭、中越戰爭、朝鮮戰爭、兩岸戰爭、中美衝突、中英衝突、中印衝突等等，近代中國無疑是一個「戰國時代」，故本書取名「新戰國時代」。這33個政權歷史多數被人遺忘，或故意被當權者忽略，故有必要記載它們的興亡成敗之原因、過程與影響。本書寫作範圍自1895年至2022年，前後長達127年；地域跨越1141萬平方公里土地；總計敘述33個重要政權，並分章介紹。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國的大歷史是波瀾壯闊的，內容既有趣又悲涼。「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簡介在一段時間，具有一片疆域（土地），一群人民（人民），並產生政治體制（政府）、執政
長官、建立首都、製定國旗（區旗）、選取國名（政府名）、或有部分國際邦交（主權／國際承認）。近代中國33個政權的建立年代、國名（政府）、國旗（旗幟），依時間次序歸納如新戰國時代：近代中國33面旗幟與政權名稱表。
本書討論33個政權、百年歷史、千餘事件；由於時間跨度太大，國家政府眾多，實無法細節陳述；故僅做概念提示，簡要介紹，並省略註解。文章中關於時間、地點、事件各家爭議亦多；疏漏待補之處，必然存在。作者以古稀之年寫一點歷史心得，期盼彌補近代歷史殘缺於萬一。本書為拋磚引玉之作，提供一張「歷史大地圖」，深望地圖上更多精彩人物、歷史事件、遺忘故事、國家發展、民生建設與民族問題等有趣之主題
能被同好者發掘，亦深盼未來年輕學子能填補本書不足處之歷史空白，豐富正史。

緣起 學術跨領域整合的必要性

中國一直自譽是一個「文明的古國」，文化燦爛，歷史輝煌；但是翻開中國歷史的每一頁，無不出現烽火連年，生靈塗炭，文化摧殘，陰陽鬥爭的歷史傷痕，作者驚訝發現「中國竟是一個如此不文明的國家」。中國
自古不論內部改革、宮府不和、國事爭議或朝代替換總是用大量武力、殘酷戰爭解決問題，殺戮涉及宮眷、朝臣、文官、武將、士卒及無辜人民，結局總是百萬人頭落地，烽火江山萬里，焚燒千年文化，摧殘人文精神。每當閱讀中國歷史國運轉折處，讓人忍不住拍案吶喊，痛心疾首，萬般無奈；擲書於地，仰天長嘆...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丘為君
緣起　學術跨領域整合的必要性

第1 章　大清帝國（The Qing Dynasty）
第2 章　臺灣民主國（The Republic of Formosa）
第3 章　中華民國鄂軍軍政府（Hubei Military Junta）
第4 章　博克多汗國（The Bogd Khanate of Mongolia）
第5 章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The Beiyang Government）
第6 章　西藏獨立運動（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第7 章　中華帝國（The Empire of China）
第8 章　烏梁海共和國（The Uryankhay Republic）
第9 章　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The National Pacification Army）
第10 章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廣東革命政府／南京政府）（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11 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第12 章　滿洲國（State of Manchuria）（大滿洲帝國）
第13 章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The East Turkestan Islamic Republic）
第14 章　 新疆省自治行政區（Xinjiang Autonomous Government）
第15 章　 中華共和國（The People’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45
第16 章　 冀東防共自治政府（The East Hebei Autonomous Government）／中華民國臨時政府（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17 章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The Northwestern Federation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
第18 章　蒙古軍政府（Mongolia Military Junta）
第19 章　 陝甘寧邊區政府（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簡稱邊區政府
第20 章　 察南自治政府（The South Chahar Autonomous Government）
第21 章　 晉北自治政府（The North Shanxi Autonomous Government）
第22 章　 蒙古聯盟自治政府（The Mongol United Autonomous Government）
第23 章　上海市大道政府（The Dadao Government）
第24 章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25 章　 中華民國維新政府（The Reformed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26 章　 蒙疆聯合自治政府（Mengjiang United Autonomous Government）—蒙古自治邦
第27 章　 中華民國戰時南京政府（The Reorganized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第28 章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The East Turkestan Republic）
第29 章　 內蒙古人民共和國（The Inner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第30 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31 章　蒙古人民共和國（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第32 章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第33 章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後記　歷史當以「人民史觀」記載國家發展

歷史的機遇與危機—序《國局與世變》叢書／丘為君
緣起　學術跨領域整合的必要性

第1 章　大清帝國（The Qing Dynasty）
第2 章　臺灣民主國（The Republic of Formosa）
第3 章　中華民國鄂軍軍政府（Hubei Military Junta）
第4 章　博克多汗國（The Bogd Khanate of Mongolia）
第5 章　中華民國北洋政府（The Beiyang Government）
第6 章　西藏獨立運動（The Tibe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第7 章　中華帝國（The Empire of China）
第8 章　烏梁海共和國（The Uryankhay Republic）
第9 章　中華民國安國軍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