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

 

　　《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是胡塞爾最後一部重要著作。基本的手稿寫於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胡塞爾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在《危機》一書的範圍內進行寫作。產生這部著作的外部原因，是維也納文化協會邀請胡塞爾演講。胡塞爾應邀於一九三五年五月七日在維也納進行演講，應普遍的要求，五月十日又再演講一次。維也納演講的題目是：《歐洲人危機中的哲學》。演講的本文在這裡是第一次發表（參看〈增補〉第三一四頁*以下）。胡塞爾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十日寫給茵加登的信中談到了他的維也納演講：「在維也納真令人驚訝。因為應該來這裡演講的決定做得太晚了，而且是在布拉格的演講拖延以後決定的，另外還由於其他的干擾，我來到這裡其實並沒有帶著現成的稿子。我克服了過度的疲勞，於五月七日演講，並獲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我根據最主要的東西自由發揮。題目是《哲學與歐洲人的危機》。前半部分是從目的論的歷史角度（從哲學上）闡明歐洲人的（或『歐洲文化的』）哲學理念。

 

　　第二部分：闡明從十九世紀末開始的危機的原因，哲學或者它的分支，近代的專門科學失敗的原因，它的使命（它的目的論的功能）—即給作為理念應在歐洲歷史地生成的更高的人的類型以規範指導—失敗的原因。第一部分本身是一個完整的演講，用了整整一週上課的時數。因此我想就此結束，並為主題壓縮得過緊而表示歉意。但是聽眾一定要我講下去，因此在休息之後我繼續講，我發現聽眾對於第二部分也有非常強烈的興趣。兩天以後，我不得不重複一次這個演講（而且又是座無虛席）—雖然是再重複一次，卻用了兩個半小時」。

 

　　當年十一月，胡塞爾應「布拉格人類知性研究哲學小組」的邀請，在布拉格的德語大學和捷克語大學分別舉行了兩次演講，後來他將這些演講擴展為原來的《危機》這一著作。胡塞爾在由利貝爾特於貝爾格勒出版的《哲學》（PhilosoPhia）雜誌第一卷（一九三六）上發表了《危機》這部著作的開始的部分（即第一、第二兩部分）。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胡塞爾收到校完最後一校的清樣。第三部分，而且實際上是這部書的

 

中心部分（即III A 和B），本來也應發表，然而由於胡塞爾打算重新修改，將稿子壓下了。直到疾病發作（一九三七年八月）—這場病奪去了他的生命—他孜孜不倦地從事《危機》的寫作。按照保留下來的手稿，這項工作可以逐月地追尋。正文仍然是未完成的。在這幾年裡，胡塞爾與他當時的助手芬克有著密切的關係，他與芬克詳細討論過這部著作，芬克還將正文的速記手稿謄清。本書繼續寫作的提綱是由芬克寫成的，這個提綱作為附錄二十九載於本卷中。正文的速記手稿未能保存下來，也許是在芬克謄清以後，胡塞爾將它銷毀了。甚至正文第一、二部分的打字稿也是殘缺不全的，因為這兩部分在《哲學》雜誌上發表以後，胡塞爾就將打字稿當草稿紙用了。

 

　　這些寫於晚年的，全都這樣那樣地與《危機》的問題聯繫著的手稿，在胡塞爾逝世後，由H. L. 萬．布雷達歸入到KIII 類中。這種編排並沒有思想上的連貫性，而只是為了在檔案中清楚標明所發現的從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七年的速記手稿，這些手稿在芬克與蘭德格雷貝一九三五年進行整理時並沒有包括進來。

 

　　在這裡首先涉及到所謂的研究手稿。在以前的版本中5已經指出，胡塞爾的手稿可以分成三組：胡塞爾本人已經指明要發表的手稿；胡塞爾當時並沒有想直接發表，而歸入第三類的手稿，如演講手稿；最後是工作手稿和研究手稿，那是胡塞爾為了澄清某個問題為自己而寫的，因為我們知道，胡塞爾經常總是將自己的思考用文字記載下來。

 

　　基於一些很容易想到的理由，魯汶胡塞爾檔案館的領導人決定著手發表第一組手稿。原來曾計畫，接下來發表演講的手稿，最後發表研究手稿。發表研究手稿面臨著一些特別的任務。胡塞爾的思想進程有時是跳躍式的。胡塞爾提出一個問題，然而在準備闡述這個問題時，他卻被一個潛在的，而現在成了注意中心的問題吸引住了；以後他又給出一個很長的概述，其目的只是要在現在將以前思考過的東西保留下來。如果他在一個問題上停留下來，那麼經常的情況就是，他總是對這個問題一再地重新思考、重複，對寫好的東西修改、批判，或乾脆將它擱置。

 

　　沒有人會否認這種手稿對胡塞爾的研究者有用，然而問題是，它們是否直接就適用於提供一種對現象學的了解；常常是極其錯綜複雜的道路，各式各樣問題的相互交錯，離開預告過的主要道路，在常常是荊棘叢生的歧路上反覆地思考，這一切是否會使人眼花繚亂，以致使胡塞爾的研究者失去了本來的方向呢？現在當然有一種可能，即透過編排和選擇從研究手稿形成一種新的手稿。但是這種解決辦法被胡塞爾檔案館的領導人拒絕了。經常與胡塞爾接觸的胡塞爾生前的合作者能允許自己做的事情，甚至是應胡塞爾的要求而能做的事情，我們今天卻是不可以做的。如果研究手稿被發表，就只能按照原來的形式發表。不過有一種可能性，即從研究手稿中進行選擇，圍繞確定的主題將它們分組。當前情況就是這麼做的。研究手稿是聯繫胡塞爾確定發表的正文一起發表的。正文勾畫出在相應時期胡塞爾的問題得以保持的那些方面，而研究手稿則補充和豐富了這種論述，另一方面，也使他必須克服的那些困難清楚地顯露出來。不過在這裡應該明確地說，研究手稿的編排是由編輯者進行的，胡塞爾本人並不曾想直接發表這些研究手稿。

 

　　因為當前題目中涉及的研究手稿總數非常可觀，這裡所發表的必須限於一組確定的手稿，即KIII 組手稿。即使是這一組手稿，也必須進行選擇（這一組包括三十二份手稿，其中一些篇幅超過二百多頁）。但願在以後的版本中這一組手稿的其餘部分有可能發表。

 

　　毋庸諱言，這種選擇仍然是一種冒險的事情，絕不是不容批判的。為了避免在這種選擇中過多地表現出編輯者的興趣，明確規定必須根據正文本身加以選擇的原則，並且對於以附錄形式發表的研究手稿的每一本文，都指出可參照與之有關的正文的某個或某些章節。但是不能將這種參照僅僅理解為，彷彿這個附錄只能說明這一確定的章節，而應該說這種參照只發揮一種提示作用。愈深入研究胡塞爾的問題，就愈能清楚看出問題的繁雜，對於有關章節的這種參照也就愈失去效用。還應該提到，這裡選出的手稿中，有一些不僅與《危機》一書的本文有聯繫，而且還一般地與胡塞爾哲學研究的發展有聯繫。

 

　　這一卷分成兩個部分：正文和增補。在增補部分又將獨立的文章和附錄分開。文章應對危機問題的形成提供說明，不過在這裡發表這些文章時也必須有所節制，以免打亂正文與增補之間的平衡。第一篇文章產生於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年這段時間。它所探討的是在《危機》中甚至被賦予了特殊重要性的理念化問題。

 

　　第二篇文章大約產生於一九三○年，也許寫於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之間，是用來區分自然科學的態度和精神科學的態度的，而精神科學的態度恰好是《危機》第二部分的重點。第三篇文章是維也納演講（一九三五年）。

 

　　一些補充說明應該允許納入到本書的內容中。這是首次發表的胡塞爾藉以明確表明對歷史的態度的，特別是將哲學的歷史性當作主題來討論的著作；即使是維也納演講就已經以對歷史的某種見解為基礎了。在這裡，歷史被理解為超越於自然的態度（作為自然的——實踐的態度），自然的態度是借助直接給予的東西進行的說明，哲學的理論（θεωρια）——按照胡塞爾的看法，哲學理論是一種對於原初感興趣的生活的懸擱——的發展，實際上變成了對於存在者整體的把握。另外，與這種整體性要求一起，還首次產生了無限東西的理念，這種理念對於西方人是十分重要的。這種轉變——在胡塞爾看來，它同時又是對於神話東西的克服—首先使歐洲科學的形成成為可能，這種科學後來愈來愈受到重視，並對它與哲學的關係產生了錯誤認識。

 

　　在這裡不應企圖去批判胡塞爾有關歷史或希臘文化的本質的觀點，也許更重要的是理解，為什麼胡塞爾必須以這種明確的方式去看待希臘文化，為什麼歷史的本質會對他如同在《危機》一書中或者在當時的研究手稿中明確表達出來的東西那樣顯露出來。對於胡塞爾來說，處於問題中心的是：為什麼在近代科學取得輝煌進步的同時卻產生了科學的危機，而這種危機同時又是歐洲人的危機呢？因此他特地深入探究了近代科學在伽利略那裡的形成。在本書第二部分的初稿中，論述伽利略只用了一節篇幅，而在對原稿進行修改時，論述伽利略的部分擴充了，占了第二部分的一半（參看第九節）。在伽利略之後，胡塞爾詳細討論了笛卡兒，因為他發現在笛卡兒那裡有兩種方向—即物理學主義的客觀主義和超越論的主觀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兩種方向在它們後來的爭論中對哲學造成了嚴重後果。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甚至加了這樣一個標題，即：「澄清近代物理學主義的客觀主義和超越論的主觀主義之間對立的起源。」（在附錄中胡塞爾的重複闡明，對於解釋笛卡兒也是重要的。）在這裡不想詳細研究胡塞爾關於歐洲近代哲學的全部敘述（胡塞爾特別注意英國哲學）—我們始終考慮到胡塞爾關於近代科學受挫折的原因的提示，因為這裡所要做的，只是概述胡塞爾的問題範圍。在這種考察中，經常指導著胡塞爾的隱蔽的先見的就是，隨同希臘哲學一起向歐洲人顯現的目標，即「想要成為由哲學理性造就的人，並且只能成為這樣的人」的目標，喪失了，因此哲學作為「人類本身生而固有的普遍理性顯露的歷史運動」的意義也喪失了。透過他指出要取代哲學的科學，如何因為看不到並且肯定看不到哲學的真正的意義的基礎，因為哲學關於說明存在者的整體要求失效了，而必然會失敗，透過指出這些，而使上述的目標再度成為可以看見的，這就是胡塞爾真正根本關心的事情。

 

　　在胡塞爾思想的這個時期，一再使他思考的，是生活世界的存在論問題，所謂生活世界，即在一切科學之前總是已經能夠達到的世界，以至科學本身只有從生活世界的變化（在理念化的意義上）才能理解。在「生活世界」與「自在的真的世界」（科學的世界）之間的對立中，重心必然會從對作為所謂真的世界的所有存在者的科學把握向生活世界轉移。但這並不是為了簡單地停留在指出「生活世界」的結構上，而是因為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實現中，超越論的自我的發揮功能的成就才能被認識。這種成就本來應該由心理學揭示出來，並變成可以理解的。但是心理學沒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它過於被按照自然科學模式理解了，因此它完全不能真正領悟主觀的本質。

 

　　胡塞爾確信，這種正是在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分裂中才獲得其表現的本質上的缺點，只有借助超越論的現象學揭示出原初的目標才能克服，而這個目標則是透過揭示出超越論的自我而變成可以看得見的。根據他的看法，近代形上學的發展，只有作為向現象學的發展才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危機》這部著作——它因此應指出歐洲的真正生活危機的原因——同時應被認為是超越論現象學的導論。從對這整個問題的討論中，現象學應該真正證明是基礎的哲學，即是實現普遍認識的要求的學問——是普遍的科學。

 

　　這部著作的導引的功能在第三部分A和B的標題中明確地表達出來了：「從生活世界出發通往超越論現象學的道路」和「從心理學出發通往超越論現象學的道路」。這並不意味著，這條道路能直截了當地從生活世界或心理學出發描述出來，而是說，現象學首先使生活世界所表明的東西，心理學本來應該是的東西，成為可以理解的。然後才有一條從這樣理解的生活世界和心理學出發通往現象學的自然的道路。因此，為了按原來的樣子把握生活世界和心理學，然後由它們出發能看到這個基礎（即現象學）本身，我們必須站在現象學的基礎上。隨著對生活世界的真正理解，同時也就揭示出科學始終已經站立於其上卻沒有看到的基礎。因此，現象學使科學對自身理解成為可能；隨著對於心理學的真正理解—這種理解就在於揭示出超越論的主觀性，現象學提供了重新理解主觀與存在者的關係，和消除帶來嚴重後果的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間的斷裂的可能性。按照胡塞爾的意圖，所有這些最後一定會導致對人的理性的信仰—這種信仰在希臘人那裡第一次顯示出來，在文藝復興時期支配了人類—重新確立，由此，對作為理性自身實現場所的哲學的信仰，也會重新確立。因為按照這種看法，哲學在歷史上就是人的理性向自身的復歸，在哲學中，人類實現了對自身的辨明。由此也產生出一種哲學的倫理學功能：指導人類成為它必須成為的東西。

 

　　《危機》這部著作並沒有完成。在芬克的提綱中提到的第四部分，即「將全部科學都收回到超越論哲學的統一之中的思想」並沒有論述過。但是找到了一些筆記，在其中，胡塞爾正是與歷史相關聯概述了哲學的本質。這些筆記之一——它同時提供一種全面的概觀——被置於本書的結尾（第七十三節），另外一些稿件則作為附錄提供出來。即使《危機》一書是以一些使胡塞爾作為偉大的理性主義者的繼承人出現的論述結束的，這也不應誘使人們以一種片面的觀點去理解他。這裡需要做的，寧可說正是領會和理解他的思想的潛藏的多樣性—他的思想常常甚至與他自己的表達相反，以使他所關心的事情能取得成果。或許正是發表他的研究手稿——如在這裡首次嘗試的——能對此有所幫助。

 

　　由於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文化部和科隆大學的慷慨支持，科隆大學胡塞爾檔案館於一九五一年秋得以建立。這個檔案館是在與魯汶胡塞爾檔案館達成協議的基礎上建立的。這樣，德國的研究者就可以使用胡塞爾的遺著了。在科隆胡塞爾檔案館，存有迄今全部胡塞爾速記手稿改寫本的副本，未改寫的速記稿目錄，以及研究胡塞爾所必需的卡片索引資料。正在與魯汶胡塞爾檔案館合作出版胡塞爾著作全集。此外，在胡塞爾檔案館的範圍內，定期舉行演講，以及與德國和外國哲學家的討論。胡塞爾檔案館的館長是K. H. 福爾克曼—施魯克教授。

 

　　在這裡應該向所有為科隆胡塞爾檔案館的建立和維持而盡過力並仍持續在盡力的人士表達衷心的感謝。特別應該感謝文化部長托伊奇夫人，以及當時的科隆大學校長克羅爾教授，當時哲學系主任科赫教授，以及行政主管施奈德。

 

　　正如在第四卷導言中已經提到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巴黎召開的第四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 的全體大會決定， 授權總幹事促進哲學和精神科學領域的國際合作。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的會議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行委員會應國際哲學—人文科學聯合會的請求，批准再一次給予魯汶胡塞爾檔案館財政資助，供準備出版胡塞爾手稿之用。

 

　　感謝歐根．芬克教授惠允在《危機》一書中發表他的兩個附錄。對於瑪利．畢麥爾—魏策爾和魯道夫．鮑姆在出版工作中的有力幫助，在此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瓦爾特．畢邁爾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於科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