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民」：《清實錄》所載1800年前大清帝國與伊斯蘭教史料彙編

【東亞伊斯蘭研究叢書】總序徘徊於熟悉與陌生之間的鄰人：伊斯蘭教在東亞／孔德維

【序】／林長寬

【導論】／孔德維、黃庭彰、李依肋

大清帝國伊斯蘭教研究現況

《清實錄》在伊斯蘭的史料價值

量化分析的成果

1800年前大清帝國與穆斯林的關係

總結

 

【《清實錄》所見回民資料】

清世宗雍正5年（1727）

雍正7年（1729）

雍正8年（1730）

雍正9年（1731）

雍正10年（1732）

雍正11年（1733）

雍正12年（1734）

雍正13年（1736）

高宗乾隆元年（1736）

乾隆2年（1737）

乾隆3年（1738）

乾隆4年（1739）

乾隆5年（1740）

乾隆6年（1741）

乾隆7年（1742）

乾隆8年（1743）

乾隆10年（1745）

乾隆11年（1736）

乾隆12年（1747）

乾隆13年（1748）

乾隆15年（1750）

乾隆16年（1751）

乾隆17年（1752）

乾隆19年（1754）

乾隆20年（1755）

乾隆21年（1756）

乾隆22年（1757）

乾隆23年（1758）

乾隆24年（1759）

乾隆25年（1760）

乾隆26年（1761）

乾隆27年（1762）

乾隆28年（1763）

乾隆29年（1764）

乾隆32年（1767）

乾隆34年（1769）

乾隆35年（1770）

乾隆36年（1771）

乾隆37年（1772）

乾隆38年（1773）

乾隆39年（1774）

乾隆40年（1775）

乾隆41年（1776）

乾隆42年（1777）

乾隆43年（1778）

乾隆44年（1779）

乾隆46年（1781）

乾隆47年（1782）

乾隆48年（1783）

乾隆49年（1784）

乾隆50年（1785）

乾隆51年（1786）

乾隆53年（1788）

乾隆54年（1789）

乾隆55年（1790）

乾隆56年（1791）

乾隆57年（1792）

乾隆58年（1793）

乾隆59年（1794）

乾隆60年（1795）

仁宗嘉慶2年（1797）

嘉慶3年（1798）

嘉慶4年（1799）

 

 

　　伊斯蘭或穆斯林在中國地區（the Middle Kingdom）不同朝代發展的研究，其歷史並不如中土伊斯蘭的研究來得長，因而極有開發的遠景。一般而言，中國伊斯蘭（Islam in China）或穆斯林（Chinese Muslims）的研究可有二種不同途徑，即分別置於伊斯蘭文化或中國民族研究框架中，各有不同的強調。前者屬於形而上的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後者則是以人為主的少數族群研究（Minority Studies），可歸類於民族學領域。就西方伊斯蘭研究（Islamic Studies）傳統而言，在中國伊斯蘭方面，從十九世紀至今，早已擺脫基督教會傳教士的「他信仰（other faith）研究」傳統（其目的在於對穆斯林宣教），轉而進入廣義伊斯蘭研究，針對穆斯林族群行跨領域整合的研究，但仍較少在神學或哲學思想上著墨。而新生代學者也試圖結合「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與「伊斯蘭研究」，開創新的途徑。

 

　　伊斯蘭在中國（或中國地區穆斯林群體）的發展到了蒙元時期方有較明確的文獻記載；而那些中文資料中除了官史之外，少有民間或穆斯林社群自我的紀錄。整體而言，明末以前中國穆斯林可謂「有史無料」；而所謂的史料即是記述穆斯林社群的零碎訊息。之所以有此現象其主要原因乃穆斯林進入中國地區後，原有宗教傳統因逐漸漢化（Sinicization）或在地化（localization）而被淹沒在以儒、道為主流的漢文化社會中。穆斯林隨蒙古人入主中國地區後，即成為歷朝各代的子民（ruled subject），為了存續必得奉儒家為正朔，致使伊斯蘭信仰、儀式逐漸式微。而明朝建立後，統治者所推動的「去胡化」政策導致更難對外來的伊斯蘭宗教或穆斯林社群有所關注與報導。　

 

　　這種情況到了滿清建國後稍有改變。中國穆斯林因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復興改革思潮與蘇非道團（Sufi Tariqah）的流通，意識到其宗教傳統流失的危機，遂有所謂中國穆斯林的復興改革，也因此有大量漢文伊斯蘭著作（Han Kitab）的出現。基本上，這些著作並不被列入正式的官方文獻中，這也是研究中國伊斯蘭歷史的困難之一。此外，由於伊斯蘭經學院（Madrasah）體制在中國地區並無如在伊斯蘭中土般的普及興盛，導致泛泛穆斯林大眾對自身信仰的不理解，更不用說建構一套完整的中國伊斯蘭教育或思想體系。相較於中土伊斯蘭，這也導致中國地區伊斯蘭被一般學者視為邊緣地區的宗教傳統。所謂「邊緣性」指的是體制（institution）的不全，例如伊斯蘭法（Shari'ah）幾乎未曾在中國地區完整、系統地落實過，即使民國建立後亦然，這是「少數宗教族群」的問題。中國地區的穆斯林曾經在滿清統治末期試圖建立「伊斯蘭政體」如雲南大理地區的「平南國」，但未成功；而失敗的後果使得穆斯林更「被漢化」，其伊斯蘭傳統更加式微。中國地區穆斯林一向是非穆斯林統治者的子民，為了社群的存續大多不得不採取順民妥協態度，更主動地融入儒家社會，方能與漢人平起平坐。因此，建構中國伊斯蘭史可謂艱困工程，比起中國穆斯林社群史來得難。現今流行的回族學或回族研究，即把「漢語穆斯林」以少數民族看待之，即使其生活模式與思維幾乎無異於漢人。

 

　　二十世紀中葉以前，歷史上的中國穆斯林習慣被稱為「回民」，這當然包括維吾爾人（Uyghur）與其他突厥語系（Turkic）穆斯林。在清朝的官方文獻中幾乎以此名稱慣稱所有境內穆斯林。「回民」或「回教」的用詞由來已無可考，至今亦無定論。這種教外人對中國穆斯林的慣稱久而久之連穆斯林本身也被迫使用之。在明清官方史料中的「實錄」提供不少有關穆斯林的訊息。這些訊息基本上可視為統治者對非我族群的治理策略，對伊斯蘭教義、傳統實踐的紀載並不多。儘管如此，實錄或正史中的資料對建構中國穆斯林社群歷史當有所助益。

 

　　宗教研究最大忌諱是政治干預或主觀意識形態的置入。中國的穆斯林研究從1980年代起快速發展，起因於中國的崛起，西方各界試圖客觀地深入理解神秘的中國穆斯林。學界特別是人類學、社會學與民族學方面投入了相當的人力與資源，至今已累積不少成果；中國境內的「回族研究」更毋庸置言。然而，中國的「回族學」與西方的研究有不同的取徑。隨著學術全球化，疆界的破除使得中國境外學者，特別是歐美地區的研究也逐漸影響了回族學的發展。史料彙編一向是這方面研究較弱的一環。今有華裔青年學者孔維德、黃庭彰與李依肋三位合同編輯了西元1800年以前清實錄中有關穆斯林（主要是回民）相關的資料，這使得現代研究更加方便，有助釐清、建構清朝穆斯林社群歷史真貌；相對地，從這些編輯的資料亦可得知滿清統治者與其漢人官僚對伊斯蘭與穆斯林的看待與策略。此彙編收集的資料止於1800年，因此有關維吾爾斯坦（Uyghuristan, or East Turkestan）的訊息較缺，蓋「新疆」正式入清版圖是在十九世紀後半葉。
 

　　孔、黃、李三位學者乃有志之士，試圖就其學術專業整合出一本跨領域的資料彙編，並寫作了可讀性高的導論。從其導論內容可得知文章內容跨越了歷史學、宗教與區域研究的專業，所使用的資料試圖整合華人與歐美學者的研究成果。雖然這是個起點，但也勾勒出未來研究的視野。三位的努力實乃可喜可賀之事，特此為之作序。

 

林長寬 謹誌　2022.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