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

序言／杜春媚

美軍與青島民眾之糾葛與對美軍負面印象的形成──青島市警察局檔案為中心的考察／張維縝
一、美軍登陸青島與反美之緣起
二、美軍與青島民眾之糾葛與美軍負面印象的初步形成
三、宣傳與負面印象的加強及其影響

「吉普女郎」在中國／杜春媚
一、駐華美軍的歷史
二、有關吉普女郎的爭議
三、全球性的事件和美方的態度
四、反美情緒與民族主義

駐華美軍何去何從──安平事件後國共美三方的博弈／左承穎、楊雨青
一、困境突顯：駐華美軍捲入國共內爭
二、「協助恢復中國之和平狀態」：美方重申美軍援華使命
三、「慷慨友好援助」：國民黨強調美軍在華貢獻
四、「武裝干涉中國內政」：中共指責美軍片面援華
結語

揮之不去的「舊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協和的醫學專業化（1951-1966）／胡成
一、肅清「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堡壘」之影響
二、要把「新協和」辦得比「舊協和」更好
三、「黨的領導加舊協和」與八年制醫學院的重建
結語

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國際女性調查團中的三名中國女性──劉清揚、白朗、李鏗／藤目由紀
一、劉清揚與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二、劉清揚與抗美援朝運動
三、白朗：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到抗美援朝戰爭
四、參加 WIDF 調查團前後的白朗
五、在學者之家長大的李鏗
六、參加 WIDF 調查團及之後的李鏗
結語

冷戰祛魅──1966年美國「中國通」的「時代證詞」及其國家角色的反思／馬建標
一、美國認同的焦慮：冷戰初期「中國通」的遭遇
二、冷戰祛魅：中國通的思考及其反冷戰意識的努力
三、中美關係問題與美國國家角色的反思
結語

家國情懷中的學術與政治──20世紀70年代初旅美學者歸國之行再議／孫揚
一、重返故國：時機與動機
二、見與未見，言與未言
三、使命與責任
四、海外華人世界的風浪
結語

冷戰時期的美軍雷諾茲案：兼與吉拉德案比較／呂迅
一、案情事實
二、庭審經過
三、冷戰與民族主義

駐臺美軍菸毒問題的個案研究／張力
一、簽訂《美軍在華地位協定》
二、查獲史行白、庫克、藍辛持有大麻
三、處理方式的斟酌
四、美方審理結果
結語

1945-1972年日本的反對美軍基地運動、社會運動與政治妥協／莎拉‧C‧考夫納
一、性關係與美軍基地
二、反基地社會運動
三、《安保條約》與政治妥協
結語

朝鮮戰爭時期的美國軍事審訊室／莫妮卡‧金
一、一號營地：戰俘
二、跨越太平洋：審訊者
三、62號戰俘營：選擇或暴力

冷戰初期蘇聯的「戰利品」政策及蘇軍在占領區的軍紀問題／左雙文、劉杉
一、以「戰利品」名義在中國東北的拆運
二、在其他各國的拆運
三、強徵勞工，濫發軍票
四、在占領區的各種違紀行為

 

序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身為歷史學家，我自然也不認為有什麼非凡的事件可以被稱為空前絕後。就如今天的新冠疫情，數以千萬的人口已不幸患病和死亡，四處彌漫的驚慌、猜忌和恐懼，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論、誹謗和衝突，不就像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以及14世紀中期蹂躪歐洲的黑死病嗎？同樣，在今天的東亞地區，諸如國門關閉、供應鏈脫鉤、學術交流中斷，以及愈演愈烈的軍備競賽、日益升級的相互指責或對嗆，讓人不免擔心哪天就會「擦槍走火」，引發一場區域性的軍事衝突甚至世界大戰──又能否認這沒有成為「冷戰」2.0版的可能？歷史既會重演，亦會倒退，文明的成果更可能一朝殆盡。

　　2017年1月至6月，我有幸得到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的資助，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駐華美軍」為題，在該中心做了半年訪問研究。訪問即將結束之時，我與該校歷史系馬建標教授合作，共同組織了一個名為「冷戰時期的美國與東亞社會」的學術工作坊。基於個人研究側重和興趣，我希望其討論能夠超越傳統中美關係和中國內戰的政治視角，將此議題放到「冷戰」這一更長時段、以及更為廣闊的全球背景之下，同時著重於底層民眾的視角，並聚焦於以往政治史、外交史研究中所忽略的社會文化因素。在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金光耀教授和其他工作人員的大力支持下，工作坊於2017年6月16至17日在復旦大學得以成功舉行，十七位來自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的學者參加了為期兩天的會議。

　　本次與會的這十七位學者中既有專攻中國政治史、國際關係史的教授，也有偏重社會文化史、性別研究的專家；既有首次來華的美國中青年傑出學者，也有20世紀80年代就已從日本訪華的老朋友。因為地域的跨度和語言的多樣，工作坊採用了中、英、日三種工作語言。在本書收錄的十二篇論文中，有三篇是由外文翻譯而來。在選題上，本書也較常規的論文集更為多元，且都立足於檔案資料，故有相當的學術參考性、對照性和借鑑性。這種多樣性給會議的籌備、現場溝通和論文集的出版都帶來了一定的挑戰，但我們希望這樣的努力可以讓中文讀者從以下三個方面獲取更多的新視角和新發現。

　　第一，對於社會文化史的側重，尤其是運用種族、性別、階級等視角和工具分析傳統政治軍事史的課題。比如，暨南大學的張維縝依據青島市警察局的檔案資料，討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登陸青島的美軍與當地民眾之間的糾葛，以及民眾對於美軍刻板印象的形成。他指出，中共對美軍在青島惡行的宣傳，使得民眾對美軍的不滿開始轉變為反美怒潮。通過對於被稱為「吉普女郎」的中國女性的研究，筆者在論文中探討了駐華美兵與中國女性的親密關係與反美運動、民族主義之間的複雜聯繫，並揭示了性與種族、階級、主權這些敏感因素結合在一起，加之各方的政治操縱，最終導致美軍與中國社會的劇烈衝突。中國人民大學的左承穎和楊雨青著重論述了1946年7月的「安平事件」，即美國駐華海軍陸戰隊與中共地方部隊在河北安平發生的首次正面武裝衝突。以「安平事件」為中心，她們的文章探討了國共兩黨圍繞美軍駐華問題的論爭、駐華美軍的困境，以及從多方政治角逐到大眾輿論和民眾反美運動的轉變。

　　第二，對於非傳統政治菁英的個人和群體的關注。比如，南京大學的胡成分析了曾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的延續與斷裂。胡成著重於長期以來被稱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堡壘」的「舊協和」，在被新政權接管之後的「反美主義」的政治氣氛和醫學專業化的浪潮中如何生存、轉化和延續。大阪大學藤目由紀的研究對象是國際民主婦女聯合會及其1951年派遣至朝鮮的國際女性調查團。她的文章以調查團成員劉清揚、白朗和李鏗為中心，探討了冷戰高峰時期的中國女性在國際女性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復旦大學馬建標的文章探討了1966年美國參議院舉行的對華聽證會，認為它代表了1945年以來美國對冷戰戰略的深度反思。美國的「中國通」利用「中國文化因素」的特殊性教育美國人，試圖調和美國的一元世界觀。南京大學孫揚的論文則探討了在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緩和的大背景下，包括楊振寧、李政道、何炳棣等在內的旅美學者對於還處於文革中的中國的訪問。這些學者歸國訪問前後，「保釣運動」和「認祖關社運動」在臺灣和香港引起了巨大反響，而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被捲入時代政治風浪之中，他們的經歷折射出海外華人世界的政治生態由此時開始的複雜且深刻的變化。

　　第三，對於全球史視野和比較史方法的運用。本書收錄的論文包含對駐華、駐日、駐韓美軍和駐華蘇軍的不同研究，可以互為參照、多方對話。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呂迅以1957年的「劉自然事件」（又稱「五‧二四事件」）為中心，探討了駐臺灣美軍與地方社會的緊張關係。居民劉自然被駐臺北美軍顧問團軍士雷諾茲（Robert G. Reynolds）指為偷窺狂，進而遭到槍殺，但雷諾茲最終被宣判無罪，從而引發了一場引起雙方高層重視的暴動。中央研究院張力的文章將時段拉至1972年，透過兩位美國空軍士官因在臺中駐地種植且持有大麻而被捕的事件，對於駐臺美軍的菸毒問題、處理方式以及雙方的複雜關係和微妙互動進行了探討。哥倫比亞大學的莎拉‧考夫納（Sarah Kovner）探討了二戰後的美國如何變換策略以減少日本人對於美軍基地的反抗，並且使其得以存續至今。她指出，儘管1945-1972年間駐日基地的系統發生巨變，然而性暴力卻一直是日本反美運動和政治的核心議題，且此種對於駐日美軍基地的抗議也給日本政治文化本身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新近美國麥克阿瑟獎獲獎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的莫妮卡‧金（Monica Kim）從考察朝鮮戰爭時期的戰俘營和美軍審訊室出發，探討了與爭奪邊界和疆域的常規冷戰戰場不同的另一戰場，即美國自由之戰的精神戰場。通過對於美國戰爭典範的分析，她揭示了美國所謂道德戰爭的話語和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華南師範大學的左雙文和劉杉將我們的視線轉向了冷戰中的另一主角──蘇聯。在戰後重建的迫切需要的背景下，蘇軍以勝利者和「解放者」的形象進入中國東北，攫取了一切有用的物資，並將其稱之為「戰利品」。他們的文章探討了戰後蘇聯的掠奪政策和蘇軍在東北的各種軍紀問題，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的傾向。

　　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的創立旨在「促進不同文明間的交流與對話」。這本論文集既是對於這種理念的具體實踐，也是所有參會者對於冷戰以來全球共有歷史的書寫嘗試。會議結束當晚，我陪幾位遠道而來的外國學者夜遊上海，在黃浦江邊遠眺浦東。我們暢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中美、中日關係，世界以及女性地位的巨變，有感於在風雲變幻的當下理解交流、共同敘述、去偽存真的重要性。歷史雖常是勝者所寫，但他者絕非虛空，從未消失，這也正是學者的責任所在。再反觀此次工作坊召開的2017年，距今已近六載，東亞地區業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雖未必稱得上「兵凶戰危」，但各方的「劍拔弩張」大概已無疑問。就連本書的出版也遇到重重困難，一再推遲。以史為鏡，溫故而知新，就像我們今天重讀英國著名作家、《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瘟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除身臨其境地感受1665年倫敦那場奪走十餘萬人生命的大瘟疫所帶來的苦難和不幸，當會更多理解作者一片苦心，即呼籲在極端困難處境下個人、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理解和溝通。這當然也與我們今天能否走出「冷戰」、「新冷戰」的陰霾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