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紀事

原序 小右派的悲慘命運／邵燕祥
前言

【自傳】少年右派
第一章 生逢亂世
第二章 「肅反」混戰
第三章 所謂華年
第四章 生死門口塘
第五章 文革沉浮
第六章 姻緣聚散
第七章 峰迴路轉

【紀事】蒙難尋蹤
第一輯 基層反右
「你家的馬被分掉了」──熊大瀛醫生落網記
「打倒和改造我們，所為何來呢？」──訪鄉村小業主馬禮海
十七字點名定終生──《人民日報》點名的小會計程肇鈞
倏忽之間──莫同志的左右變身
文盲反社會主義分子「方老五」
醫院裡的反標案
蒙師蒙冤瑣記
第二輯 不歸路
暴雨之夜──軟埋陳衛華
簫聲咽──懷念丁祖傑醫生
內定右派的滅門之災
浮塵──小幹部程先生之死
糞殤──右派師生的生死情誼
第三輯 屈辱與掙扎
夜泣
咀嚼
命價
第四輯 黑暗之光
心曲──難友陳嘉潞遺詩
囚隱者──烏以風與天柱山志
右派詩人的傳奇──難友黃顯炯及其詩作
第五輯 漫漫平反路
誰是報春第一燕？──難友陳炳南家事
他沾了右派一點「光」──內定右派余華良
一籃雞蛋
天譴
為了正義──女右派盛明華的堅持
難友張忠雲和她的〈憶往事〉

代後記 反右何以深入到基層──在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基層反右的政治脈絡──與《卷地風來》相關的閱讀筆記／艾曉明

 

原序

小右派的悲慘命運
邵燕祥

　　茆家昇兄寫的這本書，其特點是寫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慘命運。「右派分子」，一經定性，即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劃歸「右派」群體的「五十五萬」……分之一，又何分什麼大小呢？這裡的「小」，是說他們不屬於毛澤東指控的「頭面人物」（如所謂「章羅同〔聯〕盟」，以及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的重要成員和各界聞人），不屬於「黨政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裡具有一定級別的幹部，也不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師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準以下，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於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也缺少對全國大局的關心，平時自己不訂報，也未必認真看單位裡訂的報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為「黨天下」的意思，猶如共產黨經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題的「黨天下」邊上畫了「＋」號，不料這就無異肯定了儲安平有關「黨天下」的右派言論，也就等於在右派判決書上簽字畫押，鐵案難翻了。如果說，劃為右派的各類知識分子，好歹還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話，那麼，這樣的一群從來無意於干政的人，則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這作為極端的例子，似乎事屬偶然，但各種各樣懵懵懂懂成為右派的人，不是一個小數，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們「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什麼叫「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呢？在「章羅」等參與各級政權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職無權」，意欲「分庭抗禮」，「輪流坐莊」，也就是「篡黨奪權」。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衛各界中的知識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領導內行」，意欲分享權力，也是與黨爭奪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而像茆家昇筆下的這些基層小角色，他們哪裡有那般的雄心壯志或狼子野心，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上，以為自己有理，便跟黨支部頂撞，不僅不聽話，還口出不遜。然而，須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通過黨組織逐級貫徹的。你不聽話，就是跟黨支部作對，就是「反對」黨支部，反對基層領導。而「反對本單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一條，在安徽省納入了劃分右派的標準。固然這是曾希聖的決定，但發明權並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鬥爭中又經中共中央文件重申，並且在全國各地都執行不誤。

　　與基層單位的黨組織或其幹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等等）有了矛盾，發生口角，提出些批評或僅僅是不同意見，怎麼就是「反對」呢？誰若是這樣提問，只能說他對中國的國情太不瞭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上皇權專制，社會上等級森嚴，互相隸屬；下對上，民對官，官對皇帝，只能俯首帖耳，服服帖帖。而上對下的要求，無非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句話，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布的對國內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的政策，後來，經過反右派鬥爭，推而廣之施之於「人民內部」了。這就是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多年來經常說的「反右擴大化」也罷，「階級鬥爭擴大化」也罷，準確地說，應該是「對敵鬥爭擴大化」，也就是「擴大打擊面」。對已在應予打擊之列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按既定的「遊戲規則」來說是合法的，然而，在強調鬥爭、反對右傾的氣氛中很難局限於此。被視為不守「規矩」、「亂說亂動」的人，在平常已不順眼，一有政治運動的機會，便可劃為敵人。所以敵人總是越來越多，一個支部書記的私敵，便很容易經過運動的中介，轉化為整個共產黨的「公敵」；又由於共產黨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們也就是「人民公敵」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樣，是一種政治標籤。雖然可以寫上法律文書，卻不是真正規範的現代法律用語。什麼叫「反黨」？什麼叫「反社會主義」？什麼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再說，據以做出上述認定的「罪行」標準，什麼叫「規規矩矩」？什麼叫「亂說亂動」？這種種罪名的伸縮性實在太大，給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隨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慣了，叫順嘴了，許多人忘記了而有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它的全稱，乃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請大家看看這本書裡寫到的右派小人物，哪一個能跟「資產階級」掛上鉤？當年一些劃為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者，曾以腦力勞動者的身分，提過這樣的問題；權威的解答是：你們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當資產階級擁有的經濟上的資本被剝奪以後，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能以他們的知識和技術為資本，來跟共產黨較量；而右派分子則是資產階級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不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就要亡黨亡國了。本書作者在承認這一命題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識界是反右派鬥爭的主戰場，這些小人物與知識分子不搭界，卻也被當作右派打了，許多人後來的下場比知識界的右派悲慘得多，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質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說前者算是搞錯了的話，後者被劃為右派則是錯中之錯了。

　　事實上，在反右派鬥爭這場運動中扣下來的政治帽子，不止於上述「右派」、「反黨」以及「右派集團」、「反黨集團」；如書中所述，就還有「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犯錯誤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來多是反右過程中領導層內部排隊時所定（把群眾按政治態度分為左、中、右三檔，中間偏右的則稱中右），是所謂「推一推就推過去，拉一拉就拉過來」，右派是敵我矛盾，中右在敵我之間。事後說得好聽，似乎著眼於「挽救」，其實則是「候補」。全看本單位本系統劃右派分子的指標達到沒達到，沒達到就算上，夠數了就網開一面，視為「內（部）控（制）」對象，對本人一般並不宣布。有的在運動高潮中跟鐵定的右派一起批鬥過，後來沒有正式劃右派，「內控」吧；但下放時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趕下去了，「一視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後改正右派結論時，查檔案說根本沒把他劃為右派。這樣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頭來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運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跡在革命群眾當中，到後來檔案公開，才知道自己長期被「控制使用」，終於找到這麼多年不提職不升級「不得煙兒抽」的真正原因。

　　要說當時沒有政策指導，是不對的。按當時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學生裡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說省裡有積極性時，不但會層層加碼，在數量上超標，而且一旦發揮創造性，就會弄出新花樣，再經上面批示推廣，原先的政策便從而「發展」了。如後來在工廠也依照抓右派的辦法，定了一批「反社會主義分子」，具體數字不詳，誰開的頭也不詳，所謂「反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詳。以我們的政治（運動）經驗度之，也無非是批評過領導，提過些意見，頂多是發過幾句牢騷罷了；至於簡稱「反社會分子」也不妥，只是證明這樣叫的人對何謂社會、何謂社會主義全都鬧不清。中學裡，一般只抓教師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一九五八年按省委書記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了一批「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學生；批鬥之後，取消了他們考大學的資格。這些人被簡稱為「這那生」，如茅盾文學獎獲獎長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農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時代的坎坷遭遇有沒有關係。此後到一九六○年代初在大中學校又流行過抓「反動學生」，他們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兒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學由公安局抓起來「法（？）辦」，看在他老子份上，對他從寬，下放到河南的農場「勞動鍛鍊」去了。

　　書中說還有「犯錯誤的」一類。過來人都知道，「犯錯誤」好像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面裝。政治氣候回暖一點時，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錯誤的」（「犯『右派錯誤』」嘛），管理者這樣說表示懷柔，當事人自己也可以這樣檢查。氣候一變，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說是「犯了錯誤」，管理者和幫腔的人就會斥之為避重就輕，企圖翻案：「你難道僅僅是『犯錯誤』嗎？你是反黨，反人民，對黨和人民犯罪！」也許只為說了句什麼話，做錯件什麼事，個人歷史上有個什麼疑點沒弄清，有個八桿子打不著的親友的什麼問題你沒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誣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堅持了事實，說出了真理。但一來二去，在領導眼裡便成了「有問題」的人，進一步變成「犯錯誤」的人。混編之後，只有共名，什麼政策界限，什麼區別對待，都成空話，一鍋燴。從此與「正確」無緣，動輒得咎。

　　事後諸葛亮回頭看，在當時的各種「分子」、各種所謂「犯錯誤的」人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犯正確」而非「犯錯誤」的。無論革命時期或和平時期，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卷首文章，開篇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把敵人當作朋友的事情，機率極微，而把朋友當作敵人，把人民群眾當作敵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萬。打錯了個別的人，應屬在政治上犯錯誤――混淆敵我的錯誤吧；而如毛澤東所說，「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打錯了以至殺錯了並非個別的人，自然是做了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不錯，而這樣的令親者痛而仇者快，豈不是至少跟「貪汙和浪費」同樣是「極大的犯罪」，甚至尤有過之－－這不是對革命的犯罪，對人民的犯罪，對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嗎？誰該為這些罪「埋單」？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不是沒有總結，經過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數以億計的公眾反思了文革以至歷次政治運動的禍國殃民，連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而飽受折騰的當權派，也身受政治運動之苦。於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讓文革悲劇重演」的共識，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運動」的保證。一時在部分報刊和出版物上也有過一些對政治運動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驗傾向，「有罪推定」，「一陣風」、「一刀切」的習慣作風，加上以軍事鬥爭的方式進行指導，一開始就「大兵團作戰」運動群眾，大轟大嗡；繼之「向縱深發展」即所謂「深挖」，層層推進。上面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就逐級抓「小胡風」、「小（反革命）集團」。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處抓「小三家村」、「小鄧拓」等等。毛澤東估計某些大學裡右派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後來文件提出的控制數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規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指標是要控制不要超過，那時下面領會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則是必須打足這個數來……諸如此類，似乎荒謬絕倫，其實司空見慣。

　　但這些導致草菅「政治人命」後果的一套，並不是災難的根源。不搞運動了，還可發生不叫運動的運動，不搞「隔離反省」即私設公堂，卻可藉法律程序製造新的冤案。胡耀邦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一九八二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對過去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然而二十年來，新的冤假錯案又在不斷出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看來，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在決策和執行的層面上都缺少民主制度的制約。如社會批評家鄢烈山尖銳指出的：「一元化領導」成為「一人化領導」，即毛澤東常常批評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諾諾，不敢說句「二話」。這不只是風氣，幾乎成為體制病，毛澤東自己也不能免。毛澤東在分析史達林大開殺戒時，說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國家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正是因為在那裡，誰也不可能一人說了算。經由民主程序做出的決定，如發現有錯，還可經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銷和改變。而在我們這裡，在一九四五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書記處，劉、任是毛的助手，毛澤東則有「最後決定權」；也就是一切最終是毛說了算。這個黨內的「規矩」經過「七大」、「八大」一直傳衍下來，毛澤東又傳授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口訣式領導藝術。所以，這種獨斷專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脛而走；這是從權力運作方面看。而從治黨治國方略來說，強調「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這兩者是「五個統一」的核心），視任何不同意見為異己，必然輿論一律。言路不開，自己說一不二，不許別人懷疑；如有懷疑，便是犯罪。絕對正確，自然拒絕批評，文過飾非，諉過於人，絕不會承認錯誤。一九五五年春夏，毛澤東在為胡風及其友人來往信件加寫的按語中，浮想聯翩，說這個是反動軍人，那個是美蔣特務，警方據此把一大批人逮捕。

　　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經過調查，已經把這些誣指加以澄清，彙報到中央領導肅反的十人小組。討論的結果，小組成員羅瑞卿（公安部長）、陸定一（中宣部長）決定，此事不向毛澤東報告，壓了下來。縱然報告也未必會改變已成之局，但不敢上達，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領導，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屬。在這樣構成的權力核心圈治下，倒楣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幹部，更不用說底層的普通公民了。

　　「殷鑒不遠」，是一句好話，卻是不好聽的話。當時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意思是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以夏的滅亡為鑒戒。曾幾何時，殷又為周所滅，殷的敗亡又足為後人之鑒了。這個歷史的滄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末了說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最近人們常常談到執政能力，從能力這個視角看去，毛澤東不能說不是一代傑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維能力和組織實踐能力不可謂不強，且在建國前的武裝鬥爭和黨內鬥爭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但一九四九年後由他主導執政二十八年的結果，竟導致國內黨內離心離德，國民經濟瀕於崩潰，把一個爛攤子留給「第二代」以至更後的後人來收拾，畢竟不能認為是執政成功的範例。毛澤東的錯誤不僅僅是一人的錯誤，錯誤的責任也不能歸之於他一人；毛澤東有時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個人的意志誇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後不能不受制於他親手參與的制度設定。

　　人們歎息毛澤東自己導演了自己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這麼說吧。而他的這一個人悲劇沉重後果的承擔者，則是十億中國人，是幾代群眾和幹部，是歷次運動的受害者。長遠來看，最大的受害者是無數淪於物質、精神、人格多重弱勢的群體。就如這本書中的主人公們，他們僅僅被反右派鬥爭這場龍捲風的偏鋒掃了一下，便已是遍體鱗傷，家破人亡。每個人作為運動中的打擊對象，只是「五十五萬」分之一；但作為一個個體所受的打擊則是百分之百。慣於軍事鬥爭，把傷亡人數只是當作數字看的常勝將軍，是不會體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鬥爭如此，還有針對廣大農民的合作化運動，針對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以至顛覆了全國人民正常生活的文化大革命呢。作為計劃經濟和普遍貧困的畸形反彈，新富新貴又同舊的權力者一道，圈地放逐農民，強制拆遷住戶，在歌舞昇平背後製造成千上萬訴告無門的上訪者、糾纏不清的新冤案。所有這些，追根溯源，許多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難以言說的時代的後遺症，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遠期效應，更是體制性弊端的衍生現象。

　　毛澤東熟讀舊史，他深諳趙匡胤說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之理。趙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圖統一，政權在握；毛澤東則進而要實現思想統一，精神規範。這樣一來，臥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囑為序，拉雜寫來，聊當閒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