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特色
★東亞海域交流史稀見文獻,重新校注本
★據中國福建師範大學所藏刻本整理
內容簡介
「蔡景榕,字尚秀,幼聰穎,不作俗態。嘉靖辛酉歲,被虜入日本者三年,禿頭跣足,吟詠自如。有番僧俊可憐其才,送商船以歸。」──《閩書》
1562年,年方二十歲的蔡景榕被擄至日本,在九州薩摩鹿兒島郡的南林寺生活了三年後,於1564年回到福建原鄉。本書記述了蔡景榕在日本的見聞與經歷,作者從地理特色、身分禮法、建築服飾、飲食風物、佛教、節慶娛樂、書契音韻等角度,為十六世紀的日本留下速寫;書末另附以薩摩地區發音的詞彙,以及作者返回中國後與明代士林間的酬唱詩集。
在南林寺這個避風港,蔡景榕不僅是戰亂中的受害者,更透過抄寫佛和詩歌創作,成為跨文化交流的一份子。他不識日語,卻因身為「大明秀才」,而為當時極需懂得漢文的日本佛寺所吸納,受命在佛寺抄寫古籍。
蔡景格不是特例。在十六世纪的東亞海域,嘉靖大倭寇或王辰戰爭時期,不少中國士人被擄至日本,《海國生還集》便是其中見的第一手文獻,為這段大歷史留下了珍貴的史料,描繪出一幅與傳統倭寇研究中截然不同的景象。
作者簡介:
原著:蔡景榕(1538-1609)
福建寧德縣人,字尚秀,號同野,於嘉靖四十一年被携至日本薩摩州,後被賣於該州南林寺。在該寺生活三年後,於嘉靖四十三年乘坐商船回國。
隨後被充為歲貢並在興化府、北京香河縣任訓導,爾後又升江西興國教諭、湖廣隨州學正。於1597年辭官歸鄉,去世於萬曆37年。
校注:劉洋(1994-)
東京大學西洋史學士,劍橋大學近代早期史碩士,現為牛津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浙江工商大學東亞研究院特邀研究員以及國際日本文化中心共同研究員。
曾任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外國人研究員與法政大學國際基金會招聘外國研究員。
研究範圍涵蓋近代早期東亞海域奴隸與被擄人、19世紀旅遊記的探討,以及16至19世紀傳教士的研究。
章節試閱
海國生還集 自序
余昔年經變,已分胥夷,不意大幸生還,將四十年於茲矣。撫今追昔,猶如痛定者,而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向惟諱窮,竟未捆摭,彼中時事,急鳴於人,亦以夷狄患難之言,徒瀆安常處順者之聰,非惟不信不恤,且將擲之曰:「安得有此不祥語。」故言未及之。余不敢言,或佯問而佯對之。即吾兒世寓,亦未嘗聞其詳也。歲壬午,拜官興化,恭逢太尊春池錢公,擅海內之名,馳域外之議。聞余從夷島還也,乃命纂進土風。余於久忘之,餘記存者什伯之一二。遂錄之進標,曰涉夷紀,示兒命書之。
覽畢,似有慚色,不欲書。意謂余曰:「小子讀此,乃悲大人於貧賤夷狄患難之苦,備嘗矣。顧僅由一貢而為今官,安所稱富貴也。何以聞於人?」余笑曰:「孺子知乎哉,有余之昔日而又有余之今日,不可謂不富貴也。即不貢而能以菽水歡,夷狄患難之秋亦富貴矣。何傷聞於人。」兒即欣然曰:「有是乎。即不肖能承大人今日之歡,亦何可不知大人昔日之苦?」遂操筆書之。時寓兒蓋在垂髫云。
萬曆戊戌孟春之吉日,東來人同野蔡景榕題於古隋學舍
海國生還集 自序
余昔年經變,已分胥夷,不意大幸生還,將四十年於茲矣。撫今追昔,猶如痛定者,而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向惟諱窮,竟未捆摭,彼中時事,急鳴於人,亦以夷狄患難之言,徒瀆安常處順者之聰,非惟不信不恤,且將擲之曰:「安得有此不祥語。」故言未及之。余不敢言,或佯問而佯對之。即吾兒世寓,亦未嘗聞其詳也。歲壬午,拜官興化,恭逢太尊春池錢公,擅海內之名,馳域外之議。聞余從夷島還也,乃命纂進土風。余於久忘之,餘記存者什伯之一二。遂錄之進標,曰涉夷紀,示兒命書之。
覽畢,似有慚色,不欲書。意謂...
作者序
※節錄自本書〈解題〉:
●《海國生還集》的史料價值
以往學界在討論被擄人自身所寫的著作之時,多局限於壬辰戰爭期間朝鮮文人所留下之文獻──如姜沆的《看羊錄》、魯認的《錦溪日記》、鄭希得的《月峰海上錄》和鄭慶得的《湖山公萬死錄》。然而,當涉及到中國被擄人,學者們不得不依賴於零星的第三方描述或官方文獻,譬如《朝鮮王朝實錄》,以及抗倭將領所遺留的文集或奏疏之中的記錄。在此背景下,蔡景榕的《海國生還集》為我們直接了解一位中國被擄人在日本的生活,提供了罕見的視角。此書不僅彌補了學界先前依賴於官方文獻或他者觀點的研究空白,亦從日常生活的維度,揭示了當時被擄人與日本社會間的互動的一例,這與過去學界所熟悉的明代關於日本研究的著作──如《日本考略》、《日本一鑑》及《籌海圖編》等從抗倭實用角度編纂的書籍──形成了鮮明對比。
蔡景榕對於薩摩州當地社會風俗的詳細記錄,涵蓋了節日習俗、所見書籍、飲食習慣以及當地語音,不僅為書籍史、日本民俗史以及日語語言發展的研究者提供了珍貴的參考資料,也展示了當時中國文人對日本社會的觀察與理解,從而使我們能夠更全面地認識十六世紀東亞社會的文化互動。此外,鑑於蔡景榕在南林寺的生活,他留下的關於佛教及僧侶的豐富記錄尤其珍貴。特別是對於時宗及六十六部巡禮的早期描述,這不僅為宗教史學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同時也暗示了佛寺與被擄人間存在的潛在聯繫。蔡景榕在南林寺所從事的抄書等工作經驗,還凸顯了一個經常被忽視的事實:被擄者除了是戰爭與掠奪的受害者之外,亦是文化互動與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這一點提醒我們,在考量商人、僧侶等人物對東亞海域文化交流所作貢獻時,不應忽視那些如蔡景榕般被擄至日本的人們。儘管許多被擄者未能留下文字記錄,他們在異國尋求生存與身份認同的努力,同樣構成了當時東亞海域交流的基礎。
最後,本人對於此一珍貴的文獻材料的理解與掌握尚有諸多不足之處,然而,我堅信《海國生還集》將為致力於研究十六世紀東亞海域世界的學者們,提供極具價值的資料與深遠的啟示。
劉洋 二○二三年十一月
※節錄自本書〈解題〉:
●《海國生還集》的史料價值
以往學界在討論被擄人自身所寫的著作之時,多局限於壬辰戰爭期間朝鮮文人所留下之文獻──如姜沆的《看羊錄》、魯認的《錦溪日記》、鄭希得的《月峰海上錄》和鄭慶得的《湖山公萬死錄》。然而,當涉及到中國被擄人,學者們不得不依賴於零星的第三方描述或官方文獻,譬如《朝鮮王朝實錄》,以及抗倭將領所遺留的文集或奏疏之中的記錄。在此背景下,蔡景榕的《海國生還集》為我們直接了解一位中國被擄人在日本的生活,提供了罕見的視角。此書不僅彌補了學界先前依賴於官方文獻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