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史前史主要的構成原料,在地下不在地上,在田野不在書齋,在鋤頭不在筆底,在實物不在文獻。
史前史和普通歷史的關係,乃以文字有無為界碑;和地質學的關係,乃以人類有無為分野;和考古學的關係,乃以人類活動有無實物徵驗文獻紀錄為範疇。
史前史的領域是廣大的,廣大到一切正統學者所漠視的神話的荒唐,一切現代文明所唾棄的野性的呼喚,一切科學、哲學、美學、文學、神學所累積的輝煌或黯淡的陳迹,都是史前史的莊嚴殿堂所由構成的木屑竹頭。
中國史前史的領域尤其是廣大的;廣大到必須從世界還沒有中國、中國還沒有人類說起;必須從中新統(Miocene series)印度古猿移殖中國,建立森林王國說起(自然這時也並無印度等名詞;下仿此);必須從上新統(Pliocene series)喜馬拉雅山出世,森林王國崩潰,亦即神話聖地「崑崙之虛」塔里木盆地,成為由猿變人的搖籃說起;必須從洪積統(Diluvium series)塔克拉瑪干沙漠長成,人類第一次大遷徙,鑿破洪荒世界說起。易言之,人種樹在中國;伊甸園在中國;世界人類的故鄉在中國。如果上帝創造人類一前提可以成立,則地質學、古生物學告訴我們,其工作場所亦必在中國。一句話,中國史前史領域的所以大廣大,就是因為她乃世界史前史之史前史的緣故。
然而不幸!中國被若干世界人士所誤解,最少有一百年;中國被若干中國人士所誤解,更最少有一千年。
若干世界人士解釋中國是:中國根本沒有石器時代的人類存在:中國文化只能追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紀;中國的人種是外來的;中國的文化是西來或北來的;中國的黃帝即是土耳其斯坦(Turkistan)的奈亨臺(Nakhunte);時代越早,中國越沒有好東西。
若干中國人士解釋中國是:中國三王不及五帝,五帝不及三皇;漢唐之盛,不及三代之隆;時代越早,中國越有好東西。
中國史前史啓示我們的却異於是。
中國史前史啟示我們:世界人類根本就是起源發脈於中國;人類遺留在中國地下的東西,雖未必比世界若干古國更好,却比世界任何古國更早。史國史前史曾虛心而謹慎地接受了下述鋤頭科學(The Science Spade)的發現:中國人懂得控制火種,懂得製造骨器和盤形石器,就現階段考古學發掘(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成績比較,最少比歐洲早三、四十萬年。中國已有自己的細石器文化(Microli hic Culture),自己的彩陶文化(Painted Pottery Culture)。中國的大石文化(Magalithic Culture)曾東經朝鮮以入日本,西經印緬以入歐洲。中國殷虛式的靴形石斧曾遍佈東南亞;馬來大龜板則被刻上卜辭安臥於殷虛。尤其世界任何古文化所無而史前中國所獨的「骨卜」文化,遠在新石器時代便盛行於山東歷城縣的城子崖;而直到歷史時期,小亞細亞和歐洲北非,才始有這種文化。中國的絲蠶事業,遠東在彩陶時代便存在於山西夏鄉的西陰村,遠在殷商時代便反映為文字構造;而直到西漢初期,西方國家才始受著這種影響,才始也有這種事業。事實勝於雄辯,中國史前史把中國的歷史視野擴大了。
中國史前啓示我們;中國人文的進步,乃以漸而不驟,由低而躋於高;乃由人猿(Anthropoides)進為猿人(Pithecanthropus),猿人演成真人(Homo sapiens),常人拔出聖人;《淮南子》所謂「聖人生常人」的人類起源觀(〈墜形訓〉);徐整所謂「首生盤古」,「神於天,靈於地」的天地開闢說(《五運歷年紀》及《三五歷記》),是不科學的,靠不住的。而中國史前史所接受的地下史科,諸如兩萬年前的「山頂洞文化」,較五十萬年前的「北京人文化」進步;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文化」,較「山頂洞文化」進步;殷商的青銅文化,又較虞夏的石陶文化進步;却是科學的,靠得住的。亦即中國文化也如世界文化,好的東西都是經過時間捶煉的東西;都是後來居上的進化結果。地下證據確鑿,中國史前史把中國的歷史演程合理化了。
然而、中國史前史啟示我們的尚不止此。
第一、她啟示我們:中國有若干神話傳說,由於地下史料印證,往往本質上是歷史而非神話。這且舉有名的西母王故事為例:根據《大荒西經》、《河圖玉版》、西王母乃穴居崑崙之丘「戴勝、虎齒、有豹尾」的非洲剛果型裝扮的酋長人物。根據《世本》、《竹書紀年》、《穆天子傳》、《尚書大傳》、《賈子新書》(修改篇)、《淮南子》(〈覽冥訓〉)、《大戴禮》(〈讓少閒篇〉)、《風俗通》(〈聲音篇〉)、《漢書》、《晉書》(〈律歷志〉)、《宋書》(〈符瑞志〉)、《漢武內傳》以及若干緯書等,則由公元前二十七世紀到前一世紀,由新石器時代到鐵器代,西王母和中國聖帝名王差不多都有過關係。黃帝堯舜曾受過西王母白環玉琯的貢獻;羿曾向西王母討過不死之藥;漢武帝曾請西王母傳過不死之方;周穆王更曾和西王母大宴瑤池,賦過「白雲在天」、「將子無死」的詩句。其實,這本質上都是歷史而非神話;或披了神話外衣的歷史,蘊藏歷史真實的神話。因為所謂西王母乃族名、國名而非人名;其前身乃洪積統塔里木盆地人類大遷徙時効死勿去的一群;其地位乃彷彿原氏族(Phratry)的地位;其地望乃人類大故鄉的地望;所以《荀子》稱之為「西王國」(〈大略篇〉),《爾雅》以之和觚竹、北戶、日下同列「四荒」(〈釋地〉)。既然是族是國,活躍若干世紀,是不足奇怪的;和同源異流的國族發生一點關係,保持相當聯繫,本質上是歷史而非神話的。即就獻玉而論,崑崙之丘「四維多玉」,見於《河圖括地象》(〈古微書引〉);于闐水中多玉石,見於《史記•大宛列傳》;西王母地位既彷彿原氏族,地望復位於入類大故鄉的崑崙之丘,「玉」正是他們的土產;拿點土產聯絡其他同源異流的國族,因而東方和黃帝等留些優美的掌故,西方復在地中海東岸印些迷離的芳蹤;本質上也是歷史而非神話的。再拿出土實物說,殷虛曾出土過類玉的璧瑗;城子崖上文化層曾出土過玉環玉玦;漢章帝時「冷道舜祠下」曾出土過白玉琯(〈風俗通〉)。另方面,則新疆阿克蘇曾出土過城子崖型的黑陶;傳說中受過西王母白玉琯的舜(《尚書•大傳》),韓非子却肯定他乃黑陶的發明人。這類實物,目前雖然還不夠和神話或歷史的「走向」天衣無縫交叉;然而只要將來循這走向作有計劃的發掘,交叉實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本質究是歷史而非神話的。
第二、她啟示我們:中國有若干地下史料,由於神話傳說印證,往往事實上可收互相證實之功。這且舉東方沿海地帶一系列的石陶文化為例:東方乃鳥圖騰式族翩然翱翔的所謂東夷領域。《詩•商頌》說:「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這即是說殷商乃東方的鳥圖騰。《史記•秦本紀》說:「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而大業乃秦的祖先,女脩乃邑於空桑(曲阜)的顓頊的苗裔;這即是說,秦乃東方的鳥圖騰。《河圖•括地象》說:「東方棘林曰桑野」;而《楚詞•天問》則有「繁鳥萃棘」,「有易不寧」的記載;這即是說,東方的鳥圖騰曾團結進攻過北方的牛圖騰。此外,如成湯受命,則有黑鳥白鳩之瑞;(《詩•商頌》譜引《中候•雒予命》及《繹史商紀》引〈禮含文嘉〉)高宗中興,則呈「越有呴雉」之祥(《尚書•高宗彤日》)殷紂將亡,則赤鳥銜珪入周;(《墨子•非攻下》)宋國大火,則有鳥先鳴亳社;(《左•襄三十年傳》)乃至徐宮歸卵而誕嗣君;北夷神雞而原侍婢;孔子傷道窮,則致歎於「鳳鳥不至」;(《論語•子罕》)接輿譏尼父,則目之為鳳德之衰;(《論語•微子》)甚至直到漢代,新羅高句麗的領袖,創業垂統,仍必自託「卵生」,才始能迎合傳統的東方意識,掌握當時的朝鮮民心,取得最後的政治勝利(事詳拙著《中韓關係史話》)。這一切,也即是說:影響古代東方既深且烈的是形形色色的鳥圖騰。圖騰同則信印同,信仰同則文化同;而史前的東方,由朝鮮到中國,由遼東到山東豫東淮東,石陶文化的所以小異大同,正是因為這區域乃形形色色鳥圖騰氏族分佈區域的緣故。
第三、她啟示我們:無論從地下史料、神話史料分析,中國先民在政治上都有著良好的開頭。這表現,首先是「綜合圖騰」的形成,其次是「綜合圖騰」的統一;而「龍」、「鳳」的圖騰形成與統一的過程,恰代表著這一政治史實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國式的「龍」、「鳳」,乃圖騰圖案的綜合,而不存在於生物界、經驗界的。所以,《韓詩外傳》描寫的「鳳」,只是「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啄」的非禽非獸、亦禽亦獸的怪物;這決非生物界、經驗界所能接觸的真實動物;而只是綜合鴻,麟,蛇,魚,龍,龜,燕,雞圖騰圖案部份特徵而成的圖騰神物;猶之《管子》所描寫的「龍」,「欲小則化為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高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水地篇〉),也只能使人想像到「圖騰神」才有此神通一般。所以,郭璞說,鳳乃「八象其體」(《山海經•圖讚》);許慎說,鳳乃「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的「神鳥」;「鳳飛群鳥從以萬數」,古文「鳳」,可假為「朋黨」的「朋」。(《說文•鳥部•鳳下》)郯子也說,他高祖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左•昭十七年傳》)都無非反映「鳳」乃古代東方的綜合圖騰,和東方石陶文化所以由小異而趨大同的基本因素。綜合圖騰的形成,即氏族的統一或部族的形成,即氏族民主的實現;亦即說明中國遠在新石器時代的少皞之世,便已過著氏族民主的政治生活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良好的開頭。由綜合圖騰的形成到綜合圖騰的統一,史前社會又更邁進了一大步;這由「龍」、「鳳」圖騰的合建政治中心,可以概見。「龍」乃西方的綜合圖騰,夏族的代表圖騰;等於「鳳」乃東方的綜合圖騰,東夷的代表圖騰。而夷夏合作,「龍」、「鳳」同盟,統一東西,打擊南北,正是中國新石器時的歷史構成的中心。所以,阪泉一戰,炎帝的北族只能遁歸朔野;涿鹿之敗,蚩尤的南師唯有退出中原;(參閱《史記•五帝本紀》)而少昊(同皞)以東方鳥圖騰之雄,當黃帝戰勝攻克之後,獨能胙土受封進為「司馬鳥師」。(《周書•嘗麥篇》)所以,傳說中的五帝,東夷竟佔其二。顓頊以黃帝之族,即位之前,不妨先處空桑;虞舜以東夷之人,(《孟子•離婁下》)一經選舉,即可入主中土;而契益皐陶輩東夷酋長,更可從容揖讓賡歌於唐虞之廷,(《尚書•堯典》)造成後世嚮往無窮的政治黃金時代。所以,北方的細石器文化,無法越過長城天塹,直到紅陶時代,才始南與彩陶文化融合;才始鑄成後來諸戎自稱四嶽後裔,姬姜成為婚姻世族的史詩。所以,南方的刻紋陶和爪形石斧,只能流佈東南沿海和西南山區;直到春秋時代,楚越等「斷髮文身」之族,「南蠻鴃舌之人」,才始能參與中原盟會,一覩上國衣冠;而直到三國時代,陸遜仍不免有「珠厓絕險,民猶禽獸」的隔膜;(《三國志•本傳》)便都是由這「龍鳳呈祥」的歷史中心所決定的歷史命運。龍鳳圖騰的統一,即是夷夏部族的統一;即是中國民族構成的基幹,部族民主實施的典型;亦即是說明:中國遠在新石器時代的黃帝少昊之世,便已過著部族民主的政治生活,奠定中國民族的構成基石了。這不能不說又是一種良好的開頭。易言之:人類政治的崇高理想,以及我們歷史時期的大一統的政治觀,「內諸夏,外夷狄」的民族觀,尤其是「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淪於夷狄則夷狄之」的偉大無私的聲教觀,這種子,遠在中國史前便已經播下了。
第四、她啟示我們:無論從地下史料、文獻史料分析,中國先民在文化上都有偉大的成就。這表現,首先是大石文化(Megalithic Culture)的橫貫,其次是細石器文化(Microlithic Culture)的倒流。大石文化乃夏族的文化,乃發源中國而橫貫亞歐的文化,乃中國史前社會由母系到父系轉型期的文化。亦唯如此,到了歷史時期,本來面目漸逐時間的長流而消失,而使我們前人對這文化,只能意識到乃中國最古的遺產,乃神工鬼斧聖跡仙蹤,乃「啟母石」、「玉女房」、「石室」、「石鼓」、「石帆」、、「石樹」、「始皇望石」乃至諸葛亮的「八陣圖」;而不能意識到季扎「能夏則大」的頌詞,(《左•襄二十九年》)夏族代表者的禹啟都生於石的神話,(《隨巢子》)「禹績」、「禹域」在中國傳說中所以偉大,以及夏禹之被稱為「神禹」、「大禹」而「夏」亦成為「大」與「壯美」的代名詞,都直接間接和這文化的傳播有關。至於若干西方學者如帕爾利(W. J. Perry)斯密茲(G. E. Smith)輩竟謂這種文化乃公元前八世紀末五世紀初,亦即春秋戰國時代,始由腓尼基(Phoenicia)商人間接從埃及傳來中國;竟把這文化活生生從中國史前拉向春秋戰國,活生生抹殺這文化和石器陶器共存的事實,其強不知以為知,更不待論。再談細石器文化;細石器文化乃胎息於西伯利亞(Siberia)的文化,乃洪積統塔里木盆地人類大遷徙時,東北一支的後裔所創造的文化。這種文化,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曾分向東南西南兩綫傳播;其西南之綫,由中東以入歐洲,遂成長了亞洲西部和歐洲中北部的細石器文化。其東南之綫,由扎賚諾爾東南下,遂成長了中國東北的細石器文化,並為後來東夷的祖先;由扎賚諾爾南下西進,遂成長了中國長城迤北的細石器文化,並為後來北狄西羌的祖先。所以,新石器時代貝加爾湖(L. Baikal)畔石製男根殉葬的習俗,可承襲於殷虛;而禹頁的「織皮」,實即商代的「姺邳」,(《左•昭元年》)漢魏之世封畛遠及西北利亞的「鮮卑」;(《朔方備乘》)「西北利亞」一名,實即「鮮卑利亞」的誤譯。而新石器時代,西北利亞的細石器文化向中國倒流;漢魏之時,中國的鮮卑文化却向西伯利亞倒流。所以,我們不能再上秦始皇的當,把眼光永遠局促於長城以南了;因為事實上天蒼蒼、野茫茫的史前中國,並沒有這勞什子的長城。我們不能再拾若干先聖先賢的唾餘,把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狹隘而自私地,從中國民族大家庭中清算出去了;因為事實上我們史前的列祖列宗,絕對不是這樣狹隘與自私。所以,「天地我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莊子•齊物論》),才真是中國的哲學;「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才真是中國人應有的抱負與胸襟。而這決不是我們故作神秘,大言欺人;這乃絕無神秘、絕不誇大的事實;遠在兩萬年前,我們的「山頂洞老人」,已在周口店的「洞府」,和愛斯基摩(Eskimo)美拉尼西亞(Melanesia)兩位女性締結美滿良緣,便是這類事實的地下證據。
以上所說,雖極簡略,而中國史前史所曾正面給我們的啟示,實可於此窺見一斑。但無論就主觀客觀說,我本人却並非適宜的中國史前史的編纂者。我並沒有參加過任何一次的發掘工作;我並沒有足夠的世界語文知識素養;我對若干種的學術閫奧只是粗涉淺嘗。我只能運用我所能運用的材料,而不能運用我所不能運用的材料。我只是震羨於我們先民的潛德幽光,兼之身受國破家亡、流離瑣尾之痛,而情不自禁聊以忘憂地做了這一樁冒險工作,或者說做了這一次美麗的夢而已。至於正式中國史前史的撰著,自當有待於能者賢者。跂予望之!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徐亮之序於亮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