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1949年寫： 「男人永遠沒有起過念頭，去寫書探討人類男性的古怪處境。」 但現在，人類男性的古怪處境，急需我們關注。
作者簡介：
理查．V．李維（Richard V. Reeves） 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的資深研究員，他在這個部門負責指揮「男孩和男人計畫」（Boys and Men Project），並擔任該學會的John C. and Nancy D. Whitehead主席。他著有《約翰．斯圖爾特．彌爾：維多利亞時代的煽動者》（John Stuart Mill: Victorian Firebrand）（2007年）、《夢想囤積者》（Dream Hoarders）（2017年）。
【摘文1】魚世界中的腳踏車 伊琳娜．鄧恩（Irina Dunn）宣稱：「女性需要男性，就像魚需要腳踏車。」這句話後來因為斯泰納姆而廣為人知，成為女性運動中難忘的號召，令人聯想到一個女性不需要男性的世界。「只要能夠自力更生，就能出於愛情而選擇結婚，而不只是為了經濟依賴。」斯泰納姆在2004年說道。 如今美國家庭有41％都是女性當家，其中有些是單親媽媽，但絕對不是全部；每10位妻子就有3位賺得比丈夫還多，這個比例是1981年的兩倍。大多數母親現在都從事全職工作，而雙親都從事全職工作的家庭，將近一半是母親賺得比父親多。母親也受到越來越多來自福利制度的支持，就連低收入或沒收入的母親，都不需要找個老公養家。英國政治人物兼學者大衛．威立茲（David Willetts）在《緊要關頭》（The Pinch）中寫道：「福利制度的原意來用來補償失去薪水的男性，但現在正緩慢且雜亂地重新設計為補償『失去男性』的女性。」 若以更正向的角度來評論這件事，就是政府逐漸認清自己的角色是「支持女性養育小孩」，這有一部分是因為這樣她們才不會困在依賴男性的關係中。與此同時，離婚法也已經解放，「無過失」或「單方」離婚興起之後，無論哪一方都可以用任何理由終止婚姻。這幾條法律依然被吵得很凶，但顯然已被普遍接受。 婚姻和母親身分（motherhood）不再是同義詞。如今美國有40％的新生兒是未婚生子，而1970年只有11％。有個特別驚人的趨勢，就是「奉子成婚」的人變少了。50年前，未婚懷孕就很常見了，但情侶會去戶籍登記處或教堂結婚，再去產科病房生小孩，但現在不再如此。 事實上，根據聯合經濟委員會（Joint Economic Committee）的研究，奉子成婚的人減少，就是1960年以來，未婚生子的新手媽媽變多的最大原因。最大的變化發生於社會經濟階級的底層，1977年，低教育程度的懷孕女性當中，有26％先結婚再生產；到了2007年，這個數字只剩2％。 對於母親就業的社會規範已經迅速轉變，以至於在職媽媽（working mother）這個名詞聽起來已經過時。根據社會概況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如今有4分之3（74％）的美國成人同意，在職媽媽可以和家庭主婦一樣，和孩子建立「既溫暖又安全」的關係；相較之下，1977年只有48％。 從女性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都是非常好的發展，但這些發展對男性的意義是什麼？舊的劇本（多半是以養家糊口為主軸）被撕碎了。社會學家威廉．古德（William Goode）在1980年寫了一篇影響深遠的散文〈男人為何抵抗〉（Why Men Resist），其中提到：「潛在的轉變正在減少男性的邊際效用。」他並沒有說錯，但看了好令人心痛。 許多男人被拋下，覺得自己無所適從。他們的父親和祖父都有清楚的方向可以遵循：工作，妻子，小孩。但現在該怎麼辦？一個屬於魚的世界，要腳踏車幹麼？50年對一個人來說或許是很長的時間，在他們年輕的時候尤其如此，但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這只是區區一瞬。男女之間經濟關係的轉變實在太快，以至於我們的文化跟不上。
【摘文2】階級天花板 當男人過得掙扎，家庭就會變窮。關於近期的經濟史，其中一個最驚人的事實就是，過去幾十年來，只有女性維持著美國家庭的財務能力。而且就算是這樣，也只是勉強維持而已。除了最有錢的家庭（也就是前5分之1），自從1979年以來，家庭收入的成長，全都來自工時增加和女性薪資增加。2021年受指派進入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海瑟．鮑希（Heather Boushey）和卡維亞．瓦古爾（Kavya Vaghul）寫道：「女性的貢獻拯救了低收入和中產階級家庭，使其收入不至於暴跌。」 我們不應該誤以為女人是違背自身意願、為求溫飽才被迫工作。當然有些情況無疑是如此，但大多數女性（包括母親）都想賺錢維生，而且肯定想要有這種選項，而不是依靠男人。這裡的重點很簡單：男人表現好一點的話，大多數的家庭都會受益。 由於女性繼續承擔大部分育兒責任，除了自己的工作之外，還要從事「第二輪班」（second shift，出自社會學家亞莉．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也就是做家事。當然，這種雙重輪班對於獨自養育小孩的女性來說，是最沉重的。在美國，18歲以下的小孩中有4分之1被單親父母養大，而且82％是由母親帶大。按照定義，這些女性肩負的負擔更重，但她們通常也不太想認真進入一段關係。 社會學家凱瑟琳．艾汀（Kathryn Edin）和瑪莉亞．克法拉斯（Maria Kefalas）在著作《我能遵守的承諾：為什麼窮女人把母親身分看得比婚姻重要？》（Promises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Marriage）中表示，貧困社區中有許多女人已經把男人（包括孩子的父親）當成「只是另一個要餵養的人」，這與男人被期望的角色剛好相反。由於女性的收入能力提高，男人就必須通過更高的門檻，才能成為丈夫候選人。與其跟一個經濟地位很差的男人交往，女人更可能選擇單身。正如艾汀和克拉法斯的民族誌研究闡明，許多女人認為「如果是要過得慘，我一個人就做得到了」。 位於所得分配最低5分之1的那群人當中，有10分之7的母親現在是主要養家者──通常因為家裡只有一個人在養家。這種家庭生活中逐漸變大的階級落差，顯示出經濟因素──尤其是男人的地位，無論是絕對的定義還是相對於女人而言──會影響家庭組成。根據經濟學家奧托和華澤曼表示，沒讀大學的男性收入能力下降，就是結婚率下跌的原因之一。 就算婚姻作為經濟制度已經弱化，它仍保有大部分的象徵性力量。2015年，經過長期抗爭之後，同性戀情侶終於贏得在美國結婚的權利。同婚合法的兩年內，同居同性戀情侶結婚的比例為5分之3。不過，一個落差消失了，社會階級卻出現另一個落差。受過良好教育的富裕美國人，結婚率穩定維持在高水準，其他人卻全部下跌。1979年，各社會階級的結婚率幾乎沒有差異，如今卻有很大的落差。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下、40到44歲男性，結婚率在過去40年來已經下跌20％以上，相較之下，受過大學教育的同年齡男性只跌了6％。我的同事伊莎貝爾．索希爾（Isabel Sawhill）寫道：「家庭組成是美國階級結構的全新斷層線。」 只有高中文憑的女性，生產時大多數都未婚（59％）。但有4年制大學學位的女性，生產時只有10分之1是如此。切林的研究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就算生一個小孩時未婚，生第二個小孩時還是很有可能已婚，而且對象通常是這兩個孩子的父親。「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人，比起沒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更重視婚姻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程度。」切林做出結論。這裡有一個矛盾之處。經濟獨立程度最大、教育程度和收入潛力很高的女性，如今也是最可能結婚、最能維持婚姻的女性。我不認為斯泰納姆等人有料到事情會這樣發展。就連斯泰納姆最後也在66歲時結婚，她解釋道：「我們這個時代，婚姻是可以選擇，而不是被期望的。」
【摘文3】脆弱的男子氣概 人類學家全都同意：男性氣質很脆弱。女性氣質更穩固，因為女性在生殖方面的特定角色使其更堅定。女性主義人類學家雪莉．奧特納（Sherry Ortner）寫道：「事實很簡單，女性的身體空間有較大的比例、壽命當中有較多百分比的時間，都耗費在物種生殖的相關自然過程。」女性氣質多半由生物學決定，男性氣質多半由社會結構決定，這就是為什麼男性氣質比女性氣質更脆弱。上一次發生「女性氣質危機」是什麼時候？沒錯，從來沒發生過。 男性氣質受到行為定義的程度，就跟生物學一樣。「我很早就學到，一名男性做了什麼……比他是誰更重要。」英國精神科醫師安東尼．克萊爾（Anthony Clare）在其著作《關於男人：男性氣質的危機》（On Men: Masculinity in Crisis）中寫道。克萊爾特別提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有薪工作，但這個總體觀察幾乎適用於所有已知人類社會。男性氣質是一種持續性的成就，而不只是一個里程碑。在許多文化中，成年儀式（通常涉及身體方面的威脅或風險）是表示男孩轉變成為男人的過程。正如美國詩人倫納德．克里格爾（Leonard Kriegel）所寫：「在所有年齡層，男性氣質都必須被贏得。」 但有可能贏得的東西，就有可能失去，所以才會脆弱。男性氣質的形成，對任何社會（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社會迅速變化時期）都是重要的文化事務。「男性氣質是一份象徵性的劇本，一個文化結構。」人類學家吉爾摩寫道；他同時也說：「真男人並不只是像蝴蝶一樣，隨著時間自然而然地從男孩子氣的蛹之中羽化；他們一定是從青春的殼當中，被別人千方百計哄騙出來，再被塑造、培養、勸告、督促成為男人。」這並不是在暗示，男人的養成只有一份藍圖。「男人必須被養成」不代表指導方法只有一套，成為「真男人」的條件會因為文化而產生極大的差異。 人類行為受到各種先天（我們在生物學上的本能）、後天（周遭文化給我們的指示）以及動力（我們的個人主動性）的驅使。人類生活中大部分的戲劇性場面，都源自這三股力量之間的張力。正如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在《科利奧蘭納斯》（Coriolanus）中宣稱：「我永遠不會當個服從本能的臭小子，而是一個頂天立地、自己做主的男人，而且六親不認。」 他試圖無視自身的天性──那如同雛鵝般的本能──以及對親人的社會責任，一意孤行地走自己的路。當然，他失敗了。沒人能夠擺脫生物學或文化，成為完全自主的原動力。就連受到啟蒙的現代人，骨子裡仍是動物，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取得適當的平衡。好消息是，隨著社會進步，先是文化、再來是個體動力，都會變得越來越重要。我們的人生選擇變得更多采多姿，但我們不應該犯下科利奧蘭納斯的錯誤，認為自己能夠逃離文化。鮑梅斯特在《文化動物》（The Cultural Animal）中主張，我們是為了文化而演化：「人類是被塑造出來的──先被基因塑造，再被社會環境塑造，只為了活在文化中。」 文化扮演著特別重要的角色，將男人的精力導向正面的社會目標，尤其是教導他們照顧別人。但米德警告：「這種學來的行為很脆弱，在不再有效傳授它的社會條件下，可能會輕易消失。」我們應該聽從這個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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