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從國共內戰到天安門事件（1915-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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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姓氏筆畫排列）

「平衡優美、動人深刻、資料豐富、思慮周全的傳記……在所有現代中國領導人的主要傳記中，沒有一本如此深刻剖析、解放讀者的心智……這本書非讀不可。」
──澳洲國防情報組織前中國事務主管保羅．蒙克（Paul Monk），《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
「本書深...

前言　

大多數的美國人，即使是留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情事與人物的美國人，對「胡耀邦」這個名字也未必熟悉。但是對大多數有一定年紀與教育程度的中國人而言，胡耀邦不僅有名，而且是他們高度崇敬、懷念的人物。在中國數不清的書籍與文章中，他是人們歌頌讚美的對象。與包括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內、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前朝領導人不同的是，胡耀邦始終在中國人心目中令名不墜。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他猝逝之後，中國民眾以「中國魂」、「共產黨員的良心」、「改革先驅」、「人民喉舌」、「人道領導人」、「偉大的民主鬥士」等美詞來懷念他。
他去世後不到兩天，學生與民眾開始湧入北京天安門廣場，擺上鮮花、花圈、旗幟、標語，既表示對胡耀邦的懷念，也藉機宣洩他們對兩年前把胡耀邦拉下台、繼他之後上位的那些中共頭子們的不滿。學生與民眾不理會警方封鎖，把北京市與國家當局官員的禁令拋在一邊，成千上萬湧至，將首都市中心區擠得水洩不通，要求改革—要求領導人像胡耀邦那樣高風亮節，在政治上有為有守。當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於四月二十二日在人民大會堂通過悼念胡耀邦的動議時，他們滿懷悲憤，默然肅立在大會堂外。
在紀念儀式過後，有增無減地湧入天安門廣場的人潮高呼口號，要求當局傾聽他們改革治理、提升民權與民主的心聲。他們訴求的重心不再只是胡耀邦，還包括黨與人民。抗議群眾高歌、怒罵，他們節食，組織，封鎖交通，對當局的撤離令視若無睹。面對如此騷亂，嚴重分裂、由元老主政的黨一時拿不定主意，只是一味猶豫、拖延、不斷發言恐嚇、譴責示威，同時彼此之間還繼續明
爭暗鬥。最後他們出動解放軍，幹下胡耀邦絕對不會幹的事：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們以武力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殺了可能數以千計的示威青年與民眾。事後，他們在全國各地抓捕成千上萬的人入獄，將膽敢播報軍警惡行的外國記者驅逐出境，切斷與外界的通信管道，窒息了黨內要求改革之聲。為重建破損不堪的黨譽，他們下令國家媒體將胡耀邦三字徹底消音。
這本書的基本前提是，無論哪個國家或政治系統，想了解它的外交政策、目標、雄圖與戰略，就必須先了解它的內政。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與眾不同，就在於它執意控制有關其內政的資訊──它嚴控其歷史檔案，仔細管制本國史的研究與出版，並正式通過經過竄改、編纂以反映現有領導班子喜好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決議」。胡耀邦大致活在與中國共產黨崛起的同時，透過對他一生的檢視，我們可以更詳盡、更有意義地觀察中國共產黨這段充滿驚奇的歷史。我希望讀者發現這是一段值得一讀的歷史。
我以胡耀邦之死作為這本書的開端與結尾。一九八九年四月八日，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與主席胡耀邦，在北京一次黨會中因心臟病發而去世。自一九八七年一月遭逐出總書記寶座以來，胡耀邦不再於政治局會議中露面，這次會議是他下台後出席的第一次會議，因為這次會議以改善中國教育系統為要旨，而改善教育是胡耀邦特別關注的事項。但在會議進行半途，他心臟病發不支倒地。送醫後，他似乎略見好轉，還幾次與探病的家人會面。但他在四月十五日心臟驟停，於上午七時五十三分去世。
他的死亡導致共產黨高層一陣忙亂，首先他們在當天中午召開政治局會議，指定治喪委員會。總書記趙紫陽提議在官方訃告中讚揚胡耀邦，尊他是「久經考驗、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趙紫陽主張以政治局常委、而不以胡耀邦原有黨主席與總書記職位的規格為胡耀邦治喪。但由於趙紫陽堅持，所有有關喪禮安排的決定必須先取得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黨元老的首肯，胡耀邦的官方訃告直到下午六時三十分才由中國中央電視台在新聞節目中播報。
四月十五日晚，趙紫陽接獲悉，說可能有人發動紀念胡耀邦的示威與集會，但他不以為意。不過公安部也提出警告，要北京各大學提高警覺。胡耀邦一直深獲學生與一般民眾喜愛。中共元老都是八旬老翁，胡耀邦七十三歲猝逝的消息引起極大的震撼。大致上，民眾對胡耀邦之死的反應是哀傷與悲痛。學生的反應更自發，北京各處校園紛紛設立靈堂，學生與教職員開始張貼標語與大字報，表達由衷哀痛，讚揚胡耀邦的品格與一生事蹟。
普通民眾，包括許多公務員在內，開始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鮮花、橫幅、標語與大型紀念花圈很快塞滿紀念碑每一處角落。除了悼念訊息外，有人讚揚胡耀邦是「民主先驅」，是名留青史的「開明的人民公僕」。現身廣場的對聯與標語不乏具政治意味之作，但大多表達的，只是對痛失一位愛民、親民領導人的哀傷與不捨。不過沒隔多久，整體情緒開始變化，積累多月緊張的社會政治壓力也即將爆發。
當正式喪禮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時，儘管警方與解放軍極力防堵，人民大會堂外的天安門廣場仍然湧入數以萬計的悼念民眾。他們向愛戴的胡耀邦表忠，也怒不可遏、破口大罵那些迫使胡耀邦下台的元老。他們排成人龍，把人民大會堂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間的各個街口擠得水洩不通，迫使胡耀邦送葬車隊花了一個多小時才走完原本只需二十分鐘就能完成的行程。胡耀邦的大體在公墓火化，但骨灰沒有與其他革命英雄混在一起。應家屬之請，江西省偏鄉一個叫做「共青城」的地方為他立了一個墓。直到今天，這陵園仍是一處聖潔淨土，每年有成千上萬的民眾來此向胡耀邦致敬。
在胡耀邦追悼式結束後，民怨因共產黨領導層的無能與分裂而暴增。這股群情激憤的狂潮，終於演變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大對決，前後兩個月間，北京為之癱瘓。當局最後以暴力手段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民主示威者，結束了這場動亂，這就是著名的「天安門大屠殺」，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就是「六四」（發生在六月四日）。當硝煙漸逝，血跡洗盡，在黨領導人整肅了趙紫陽，找來不見經傳的省領導人江澤明接班之後，胡耀邦的名字從幾乎所有共和國的媒體上消失，彷彿他從未存在一般。
但人們沒有遺忘胡耀邦。他的家屬以及他那些因他心思周密、傑出組織技巧與改革治理的勇氣而受益的舊部，不斷發文爭取他的平反。前後幾近十六年間，共產黨只是極力撇清、阻撓這個議題，直到總書記胡錦濤（與胡耀邦沒有血緣關係）在二○○五年同意局部為胡耀邦平反正名為止。前副總理田紀雲與《炎黃春秋》──中國境內主張精準歷史研究與改革派政策的新興喉舌──其他作者，立即撰文稱讚胡耀邦是「共產黨人的良心」。
之後許多年，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班子為政策、態度與接班問題掙扎不已之際，胡耀邦的名字、他一生的事蹟與理念，也成為政治結構改革等構想的象徵──而政治結構改革正是中共政權無法完成、甚至連想都不敢想的議題。沒有人不對胡耀邦的誠實與慈善讚譽有加，「自由派」媒體開始撰文鼓吹立憲民主、新聞自由、以及共產黨二○一二年後新領導人習近平不能容忍的改革。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胡耀邦百年冥誕當天，習近平領導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常委全體委員出席紀念胡耀邦、讓胡耀邦重返黨懷抱的儀式。但他因一九八七年一月遭到非法罷黜與個人羞辱，而在官方紀錄中留下的汙點並未因此去除；黨沒有因此修正關於他所犯「錯誤」的官方評斷，也沒有因此解禁，將他一生事蹟完整公諸於世。胡耀邦的《選集》在經過精心策畫後出版，他的非官方傳
記的最後兩冊，在官方審查人員將一切涉及他在世最後兩年遭遇盡皆刪除之後，才在壓了五年之後終於發表。
翌年，習近平下令關閉《炎黃春秋》，進一步加緊對新聞自由的管控。到二○二二年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習近平拿下第三任黨總書記任期時，所謂「改革」的整個概念已完全掏空。胡耀邦當年力圖匡正的許多缺失與濫權，包括個人崇拜、終生任期、意識形態僵化、欠缺政治問責等，卻重新大行其道。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層中，胡耀邦是一位極其特殊的人物。他甚至比鄧小平還矮，身高不到五呎，體重約一百磅；毛澤東在與他初會時就發現他「只是個小傢伙」。早從幼年時代起，瘦小的胡耀邦就知道得找比自己大、能夠保護自己的人交往。憑藉不凡的學業成績，幼年的胡耀邦在湖南獲選進入特種學校，但革命攪亂了他的命運，特別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在一九二七年開始兵戎相見時，一切都改變了。十四歲那年，由於不能繼續讀中學，胡耀邦放棄學業，加入毛澤東在江西西部的革命基地，負責宣傳、出版與為紅軍招攬青年的工作。
革命旅途十分艱鉅。他在「長征」路上不僅遭遇彈片傷，還染過瘧疾、痢疾、肝炎、腦蛛網膜炎、以及其他因體弱、營養不良、因愛抽菸而引起的疾病，險些命歸黃泉。一九四九年初的「太原戰役」，是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最血腥的一場勝仗，而胡耀邦當年就是取勝的這支共軍黨委會成員。在「文革」（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期間，他一再遭到紅衛兵以皮帶與木條毒打，之後被送往河南偏鄉勞改營，在酷暑、濕熱與惡劣的環境中苟延殘喘。他強悍、執著、有彈性、自信，面對壓力從不屈服。
生在湖南貧農之家的胡耀邦，了解這片土地與它的人民。他說話帶有濃濃的湖南鄉音，他同情大得不成比例、以土地為家的農民「老百姓」。他為農民謀福，不僅因為他的意識形態使然，即使這麼做困難重重，他也從不退縮。在他的黨政生涯中，胡耀邦遍訪全國兩千兩百多個縣級行政單位中的三分之二，對於窮縣偏鄉的造訪頻率甚至更高。他喜歡不宣而至，與農民互動，一起進餐。中國高幹一般生活在金碧輝煌的「中南海」—共產黨挪用，作為總部的前清帝都──外出旅行也只住豪華別墅，但胡耀邦在官邸外四合院住了三十多年，旅行時也往往選在普通幹部宿舍與賓館過夜。
胡耀邦愛讀書，是自學成材的作者與編者。他畢生投入大多職涯於宣傳，但也深知宣傳有其極限與濫用之虞。他是詩人與書法家，喜歡與知名作家和藝術家為伍。他為自己和他人的演說撰稿，還為全國性刊物編寫文章。（未完）

前言　

大多數的美國人，即使是留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情事與人物的美國人，對「胡耀邦」這個名字也未必熟悉。但是對大多數有一定年紀與教育程度的中國人而言，胡耀邦不僅有名，而且是他們高度崇敬、懷念的人物。在中國數不清的書籍與文章中，他是人們歌頌讚美的對象。與包括毛澤東與鄧小平在內、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前朝領導人不同的是，胡耀邦始終在中國人心目中令名不墜。在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他猝逝之後，中國民眾以「中國魂」、「共產黨員的良心」、「改革先驅」、「人民喉舌」、「人道領導人」、「偉大的民主鬥士」等美詞來懷念他。
他去...

推薦序
王丹（歷史學者、詩人）
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個人傳記類作品通常被視為邊緣資料，而不是進入中國政權核心的路徑。然而，蘇葆立的《胡耀邦》卻以一種逆流而上的姿態，將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觀察重心，放置在一位備受爭議而又難以忽視的政治人物身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中國政治的路徑。此書最大的貢獻，不僅在於重現胡耀邦一生的政治軌跡，更在於對中共制度邏輯的剖析，與方法論上的示範。
中國研究的方法論
本書前言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一個中國研究的核心準則：「了解中國的外交、戰略，必須從內政入手。」這一論斷，儘管看似簡單，實則打破了許多外部觀察中國時常見的誤區。舉例而言，若試圖理解中國對南海或台灣問題的態度，單純聚焦於軍事或國際關係並不足夠；只有深入了解中共的國內治理壓力、民族主義動員機制、以及對黨內合法性的焦慮，才能掌握其真正的戰略動機。這樣的分析框架，對中國經濟研究亦同樣適用。當前不少西方學者在分析中國產業政策或資本市場時，仍未能充分納入中共政治控制邏輯的變數。
第二個重要的貢獻，是本書選擇「以人觀政」，從胡耀邦一人之生平，解析整個中共組織與時代的變遷，堪稱現代版的「見微知著」。這一策略令人想起孔飛力在《叫魂》中以一起「妖術恐慌」事件為切入點，揭示十八世紀中國社會文化的深層結構。本書所走的路徑，與此異曲同工，選擇胡耀邦這位有著獨特性格與經歷的政治人物作為觀察點，不僅展現了個人的命運，更折射出中國政治轉型的矛盾與困境。
胡耀邦的「天真」
胡耀邦之所以成為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人物，除了他在改革開放初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外，更在於他那種在中共高層中極為罕見的「天真」。本書對此有敏銳的捕捉。胡耀邦堅持推動思想解放、為歷史冤假錯案平反，主張加快改革節奏，這些主張雖然激勵人心，但其背後顯露出他對中共體制深層抗拒變化特性的認識不足。
1987年他被迫辭去總書記職務時，情緒失控地放聲大哭，這種反應在中共高層幹部中極為罕見，也象徵著一種對政治現實的錯愕與拒絕接受。相對地，同樣被打壓的趙紫陽則冷靜許多，對政治清洗有著更清晰的認知與心理準備，並在其晚年選擇拒絕復出，展現出與胡截然不同的政治性格。
胡耀邦的「天真」不僅體現在情緒反應上，也體現在他的政策實踐中。無論是他對農村改革的樂觀估計，還是對黨內腐敗問題的疾呼，往往忽略了體制本身作為阻力的角色。例如，胡在1986年學潮後試圖對黨政分開、推動政改，卻在面對黨內保守派如陳雲等人的強力反撲時毫無招架之力。這種改革者的悲劇命運，既令人同情，也讓人警醒：沒有對權力邏輯的深刻理解，理想往往會變成脆弱的泡影。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並未因胡耀邦晚年形象的正面光環而掩蓋其過往的陰影。例如書中提到，胡在延安整風運動中，也曾參與對同僚的迫害行為，包括使用酷刑逼供。這些黑歷史對許多胡耀邦的崇拜者而言，可能難以接受，但作者以冷靜筆調據實記述，體現出歷史研究者的基本品格。
這種誠實的書寫，對讀者而言也極具啟發性。它提醒我們，即便是一個相對正直與改革傾向的中共領導人，也難以逃離整個體制文化的影響。在政治運動中，個人良知往往會被集體暴力與意識形態所淹沒。胡耀邦後期對言論自由的支持，與其早年在延安的角色，形成一種諷刺的對照，也讓我們得以從制度的歷史與心理層面更深入理解中共官員的轉變。
胡耀邦與「團派」的關係
書中對胡耀邦與「團派」的關係，點到為止，實為一個尚待深入拓展的研究方向。所謂「團派」，即是以共青團系統為基礎，逐步培養出一批政治精英，對中共內部人事安排與政策導向產生了深遠影響。胡耀邦在主政共青團期間，大力提拔了如胡錦濤、李克強等後來的政治人物，實際上奠定了「團派」的選拔制度與價值觀。
這種「另類精英路線」一度被視為中國政改的希望所在，因其成員多有理工背景、行政經驗豐富、相對重視制度建設與治理效率。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團派逐漸失勢，也突顯出這條路線在面對強人政治時的脆弱。胡耀邦作為團派的精神導師，其政治理想與組織實踐的反差，更值得研究者重新評估。
未來若能針對胡耀邦與團派的制度性關聯進行更深入的探討，例如分析他在共青團體系內的用人原則、價值輸出模式，與後來團派精英的政治行為是否一脈相承，將大大提升本書在政治社會學與組織研究中的價值。
胡耀邦的西藏政策
最後，作為一點小小的補充，我認為胡耀邦在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具有現實意義，值得寫進他的傳記中，否則也是一種遺珠之憾。
根據本書第八章和鄧力群回憶錄的記載，一九八○年胡耀邦在視察拉薩郊區反帝公社一些居民的住房時，親眼目睹西藏人民極為惡劣的生活狀況後非常震驚，他當面對駐藏官員質問：「中央援助西藏的專門撥款都扔到雅魯藏布江裡去了？！」他對多年來以漢族軍人為主的西藏當局推行極左路線的惡果，痛心地留下這麼一句話：「這完全是殖民地的做法！」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用六個字概括其講話精神：「免稅、放開、走人」。所謂「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大量撤回內地，使藏族幹部的比例達到絕對多數。他說：「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他說，對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畫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這麼一來，我看三方面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面滿意，我們為什麼不幹這個事情呢！」
胡耀邦的建議一經提出，遭到黨內強硬派的大力反彈，尤其是長期在西藏工作的漢族幹部更是強烈反對，他們紛紛表示，一旦漢族幹部撤出，分離勢力必然增長。因此，胡耀邦的政策沒有被當時的中共當家人鄧小平採納。這裡，其實已經可以看到，圍繞西藏政策，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會以穩定為名，維護自身的利益。而穩定，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道神主牌，只要打出這張牌，其他主張就只能退避三舍。當然，我們現在也都看到，以穩定為名拒絕接受胡耀邦的建議的結果，並沒有使得西藏的形勢更加穩定。當然，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在此看到了胡耀邦在某種程度上的「天真」。
總體而言，《胡耀邦》是一部兼具思想厚度與歷史嚴謹的作品。它不僅是一部人物傳記，更是一份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與政治文化的深刻觀察報告，同時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透過胡耀邦這個人物，我們得以窺見中共體制的希望與限度、改革者的進取與悲劇、以及政治天真的代價，同時也看到了一個國家是怎樣在一個政黨的統治下，歷經了各種風雨坎坷的道路。本書不僅為胡耀邦正名，更為理解中國提供了另一條從個人入手、見微知著的研究途徑。
若將此書作為理解中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的起點，那麼它提醒我們：制度從來不只是抽象的規則與權力結構，它同樣寫在一個個人的選擇、掙扎與命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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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歷史學者、詩人）
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中，個人傳記類作品通常被視為邊緣資料，而不是進入中國政權核心的路徑。然而，蘇葆立的《胡耀邦》卻以一種逆流而上的姿態，將中國共產黨內部運作的觀察重心，放置在一位備受爭議而又難以忽視的政治人物身上，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中國政治的路徑。此書最大的貢獻，不僅在於重現胡耀邦一生的政治軌跡，更在於對中共制度邏輯的剖析，與方法論上的示範。
中國研究的方法論
本書前言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一個中國研究的核心準則：「了解中國的外交、戰略，必須從內政入手。」這一論斷，儘管...

推薦序／王丹
中文版序
前　言　「國魂」
第一章　生在革命的大時代
第二章　沐浴在毛澤東的光芒中
第三章　打贏戰爭，鞏固權力
第四章　疑慮漸生
第五章　捲入漩渦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撥亂反正
第八章　改革家的問世
第九章　鄧小平的憤怒與胡耀邦的垮台
第十章　胡耀邦與改革派的命運
致謝
檔案來源
註釋

推薦序／王丹
中文版序
前　言　「國魂」
第一章　生在革命的大時代
第二章　沐浴在毛澤東的光芒中
第三章　打贏戰爭，鞏固權力
第四章　疑慮漸生
第五章　捲入漩渦
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七章　撥亂反正
第八章　改革家的問世
第九章　鄧小平的憤怒與胡耀邦的垮台
第十章　胡耀邦與改革派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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