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之寫作,針對唐君毅先生對中國哲學詮釋意見的反思而展開。唐君毅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的大家,他的哲學研究,有著以儒學為本位的基本立場,又能在不同的哲學學派之間搭建對話的橋樑。本書的寫作目標,在於以批判性的眼光,審思唐君毅以教化為目的的哲學體系建構、概念範疇研究方法等問題,從而在唐先生哲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哲學研究的系統性方法。
第一章論述「對唐君毅高舉儒學的方法論反省」。討論唐君毅先生《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一書中高舉儒學的理論建構之方法論問題,首先指出唐先生此書之撰寫主軸為以教化目的,遍觀一切哲學而溝通一切哲學,然即在此一主軸中又高舉儒學,以其順成人心、正大光明的教化方法而為諸教之冠。本文即就唐先生以本末先後之教化次第之論點以言說儒學高於耶佛兩教之說法為方法論討論的議題,指出此為唐先生個人的立場,其中諸義對耶佛而言並不準確。其次,唐先生在對儒學教化方法的高度信心中,以為儒學之實踐亦可上達耶佛之聖境,甚而因此亦接受耶佛世界觀之為一合理的世界觀,此種種諸說即已使唐先生之新儒學溢出儒學本位之立場,而致有方法論的大混亂,本文即就此義提出批評,指出此說並無助於高舉儒學,亦無可能為耶佛接受,若真為教化之目的,宜退出此一立場,更為平等地接納耶佛以共助成人類世界之教化工程,此實於現實上更為可行之舉。
第二章論述「對唐君毅華嚴宗詮釋的反思」。本文依唐君毅先生所著《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三》之內涵,討論唐先生對華嚴宗哲學的詮釋意見。唐先生以其哲學家的高度,疏理佛教哲學的原旨要義,從而為華嚴宗哲學說明意旨。本文討論的要點包括:唐君毅對佛教哲學的根本定位、以境行果定位四大哲學基本問題、以境行果對印度佛教發展的基本定位、以戒定慧對佛教工夫論的定位、對道生頓悟說的意旨定位、由唯識學開華嚴宗的脈絡定位、對唯識學問題意識的定位及其與華嚴學之關係、對唯識學非究竟了義之學的定位、對《大乘起信論》的功能定位、對華嚴宗基本類型與問題的定位、華嚴五教觀之基本風貌、華嚴對始教唯識及終教《起信論》的超越、華嚴立頓教的深度意旨、華嚴圓教與天台圓教的對比定位等。唐先生對這些問題都有深入且明確的討論,本文之作,既同時疏理唐先生的意旨,亦同時提出筆者的討論意見。
第三章之主題為「對唐君毅詮釋朱熹太極理氣說的反思」。本文主要探討唐君毅先生對朱熹哲學的詮釋。在二十世紀中國哲學學者中,唐君毅以其準確理解和細膩詮釋獨樹一幟,此同樣見於他對朱熹哲學的詮釋。唐君毅對朱熹哲學的詮釋主要體現在他對太極議題的處理,以及對朱熹理氣概念的深刻分析上。在《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中,唐先生對朱熹的太極、理氣、心性等概念進行了再界定。唐君毅能夠準確合理地闡述朱熹哲學的核心要義,與牟宗三和勞思光的批判立場形成鮮明對比。然而,在對朱熹關於「心之為氣之精爽」的理解上,唐君毅與牟宗三和勞思光持相同批判態度,但本文對此持反對意見。綜合其詮釋朱熹哲學的精采與缺漏之處而觀,可見得唐先生哲學研究的深厚功底。但他更多採用概念範疇分析而非哲學基本問題分析的方法,這使得他的詮釋,一方面於概念分析上極盡其微,另一方面也導致過於注重個別概念而忽視了整體的哲學理論架構。
第四章討論「對唐君毅談朱陸異同源流之反思」。唐君毅先生的哲學研究,以準確詮釋、紓解各家,平視之而予以通貫、勉力排解學派間的對立為特色。對於學界爭論的朱陸異同問題,唐先生於《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之〈附編:原德性工夫,朱陸異同探源〉一文中,詳細探討了朱陸思想之源流與根本差異所在,為朱陸與二程之關係重新張本。唐先生為朱熹建立了朱熹工夫論的三義,試圖匯通朱熹與胡五峰、陸象山的哲學觀點,認為朱熹與陸象山雖有爭議,但二者之間的分歧更多是表面上的言義之別,但自工夫論而言,朱陸更有通郵之處,此一觀點實可謂精準,誠能一掃朱陸研究之窠臼。然其仍指出朱熹之所言亦非無弊,則亦有委屈之處。筆者以為,二程、朱熹、象山之學,都為儒學之分脈,只因其問題意識不同而有工夫論之不同類型也,宜釐清各家所關心的哲學問題,方能使種種哲學言說得到眉目清晰之安置。
第五章的論述內容是「對唐君毅以宇宙論、心性論、工夫論談朱陸異同之反思」。唐君毅先生在《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附編:原德性工夫‧朱陸異同探源〉中深入探討了朱熹與陸象山的異同,指出兩者在追求聖人境界上是一致的,但在追求心與理一境界的工夫上存在差異。唐先生認為,陸象山主張立本心,而朱熹則提出了「涵養、致知、察識」的三義工夫架構,背景是宇宙論、心性論、工夫論的結構關係。唐先生指出,朱熹的心性論和工夫論與陸象山的意旨相通,但朱熹的宇宙論立場使得自性工夫的必然性受到質疑。因此,唐先生主張應擱置宇宙論討論,直接關注心性論和工夫論。筆者認為,唐先生的討論有別於牟宗三、勞思光先生對朱熹宇宙論的極端否定批評,在挖掘朱熹與陸象山心體義的貫通上是正確的,但未能發現陸象山也預設了氣稟說,宇宙論是所有儒家學派不可迴避的理論部分,朱熹的宇宙論不能脫離心性論和工夫論,因為這是哲學理論完整架構的必須。由此,本文再次提出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主張如果繼續依賴範疇的概念解析進路,將難以澄清宗旨和解決衝突。相反,如果採用哲學基本問題研究進路,將能有效梳理問題、解決衝突,並真正實現會通的目的。
第六章論述「對唐君毅平議朱熹與王陽明的反思」。本文討論唐君毅先生對朱熹與王陽明理論的比較觀點,唐先生盡一切努力要改變程朱、陸王分為兩系的傳統觀點,指出有些意見朱陸一致而不同於陽明,如先知後行說,以及朱陸批判道佛而陽明主張三教同旨。有些意見朱王相同而異於象山,如象山主立志工夫是第一義,而朱王去人欲存天理,皆是第二義以下的細密工夫。此外,朱王之間,有些陽明對朱熹的批評,唐先生不贊成,而幫朱熹反駁,如心理為二之說,如理在心外之說。也有些陽明與朱熹不同的意見,唐先生肯定陽明之說有高於朱熹之處,如朱熹分先知後行,而陽明以為知行合一;朱熹工夫八目,而陽明即致良知一義即得要旨;朱熹體用二分,而陽明體用合一。另外也有一些朱王不同的意見,唐先生以為朱說更有價值,如對治氣稟私惡的細密工夫。以上種種議論,有些筆者贊同,有些筆者反對,關鍵在於唐先生仍然是忽略了朱熹很多理論是在做文本詮釋,則不能溢出原典文本的意旨,而陽明是在做哲學創作,故而可以自由發揮,其結果,朱王針對的哲學基本問題並不相同,有些是工夫論的應主合一,有些是形上學的應予析分。平議朱陸陽明之間的異同優劣,應重視詮釋與創作的差異,更應重視哲學基本問題的異同。總結唐先生的討論,筆者仍認為,這是當代無出其右的朱王平議系統,應予介紹並推廣,尤其是,論旨多與牟宗三先生不同,如朱陸皆是自律工夫一義,以及陽明更近於朱熹而非象山的問題等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