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未老

《人間四月天》外一章─從梁思成、林徽音的文定禮看梁啟超的舐犢情深

梁啟超的名字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可說是如雷貫耳，詩人、外交家黃遵憲稱許他：「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除此而外，梁啟超還有一項是其他人無法做到的，他有九個子女，而九人皆成材，其中還「一門三院士」。他們分別是：梁思順（女）─詩詞研究家、外交官夫人；梁思成─著名建築學家、院士；梁思永─著名考古學家、院士；梁思忠─西點軍校畢業，炮兵校官；梁思莊（女）─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達─著名經濟學家；梁思懿（女）─曾任中國紅十字會對外聯絡部主任；梁思寧（女）─早年就讀南開大學，後參加革命；梁思禮─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院士。二○○五年我拍梁啟超的紀錄片，還在北京訪問過么兒梁思禮，長得酷似乃父。在女兒的教育上，梁啟超既是慈父、導師，又是親密的朋友。愛而不溺，嚴而不苛，充分尊重孩子的個性興趣，如此才能讓女兒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上充分發展而成為專家。
梁啟超對於女兒的戀愛婚姻，至為關心，他深知「包辦婚姻」之害，於是當子女談婚論嫁時，堅決不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那一套。他探索出了「父母選擇，子女做主」的方式，他在給大女兒思順的信中說：「我對於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同樣地有「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之譽的梁思成與林徽音的婚戀，也是梁啟超「精心策劃」的。
梁啟超和林徽音的父親林長民（宗孟）其實早就熟識了，一九一三年五月林長民任進步黨的政務部部長，他與梁啟超、湯化龍等均為進步黨的領導人物。一九一七年七月林長民出任段祺瑞內閣的司法總長，梁啟超則為段內閣的財政總長，只是他們都同時只幹了三個月就都辭職了。林長民還刻了一顆「三月司寇」之印，為人書件，每喜用之。他們兩人有著深厚的革命友情，有著同樣的抱負理想。而恰好梁啟超有一子，林長民有一女，遂有結為兒女親家之約。一九一九年，在兩位老爹的撮合下，梁思成與林徽音在北京見了面，此時梁思成才十八歲，而林徽音更小才十五歲。林長民深愛他的掌上明珠，他們父女之間的關係，正如徐志摩在〈傷雙栝老人〉中所說：「這父女不是尋常的父女」。他們是父女，更是知己。林長民就曾不無驕傲地說：「做一個有天才的女兒的父親，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倫的輩分，先求做到友誼的瞭解。」
一九二○年林長民以「國際聯盟中國協會」成員的身份被派赴歐洲訪問考察。他帶著十六歲的女兒徽音同行，並對她說：「我此次遠遊攜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觀覽諸國事物增長見識；第二要汝近在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懷抱；第三要汝暫時離去家庭煩瑣生活，俾得擴大眼光養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力……」他們遊歷了法國、義大利、瑞士、德國、比利時的一些城市。這是父親教女兒放眼看世界的方式。在英國期間，當林長民發覺徐志摩正熱烈地追求徽音，身為父親的他斷然地帶著女兒，不告而別地提前返國，因為他和梁啟超先前有成言在先，徽音未來是梁家的媳婦。而不久徐志摩才發覺林徽音已返國也趕緊追回北京，繼續對林徽音用情。於是後來梁啟超忍不住出手了，他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給徐志摩寫信，動之以情，曉之以理，讓他放棄對林徽音的追求。梁啟超的「善意」勸誡，徐志摩不但不予理會，更是據情力爭，他回覆老師梁啟超的信有「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訪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之語，於是僅過五日，梁啟超終於拿出最後的殺手鐧，他在給思順的信中說：「思成與徽音已互定終身。」其動作簡直迅雷不及掩耳。但除了外患，梁啟超還要面對內憂，因為妻子李蕙仙對於林徽音的觀感不佳，認為她很不「大家閨秀」。認為梁思成娶她是不會幸福的。即使到了一九二四年七月，兩人都已雙雙赴美留學了，梁思成還是經常收到姐姐思順的來信，反覆傳達的是母親對林徽音反感，堅決反對他們結婚。李蕙仙的一票否決，令所有人苦惱萬分，直到同年九月李蕙仙因病去世，危機才告解除。
但好景不常，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林長民在東北因郭松齡之叛變而死於流彈，消息傳來，京城震驚，很多人都為這個不世之才的慘死極為惋惜。梁啟超、章士釗都寫有輓聯，福建耆宿、曾任溥儀老師的陳寶琛更輓以聯有：「喪身亂世非關命，感舊儒門惜此才」之嘆。而當時遠在美國求學的林徽音，並不知道父親的噩耗，最後還是從梁啟超的急電中得到了訊息。聽聞父親的慘死，她幾乎哭暈過去，大家都擔心她經受不住如此的打擊而自尋短見。因此梁啟超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給思成寫了一封長信，讓他多關照徽音：「第一，你要自己十分鎮定，不可因刺激太劇，致傷自己的身體……令萬里外的老父為著你寢食不寧，這是第一層。徽音遭此慘痛，唯一的伴侶，唯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鎮靜著，才能安慰他（她），這是第二層。」父親的離世，頓失經濟來源，使林徽音不得不想到打工掙錢，梁啟超得知後，立刻阻止她，並籌集了兩千美元，用來給她留學之用，梁啟超並在給思成的同信寫道：「你可以將我的話告訴她：我和林叔的關係，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何況以你們兩個的關係。我從今以後，把她和思莊一樣看待，在無可慰藉之中，我願意她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度過她目前的苦境。」「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國留學便了，你們不必因此著急。」從此林徽音的學費生活費，及其生母之贍養費，均全賴梁家來照料，此種恩情，已逼使林徽音的愛情必須修成正果的境地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林徽音在賓州大學美術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又轉入耶魯大學戲劇學院，學習舞臺美術半年。同年二月，梁思成也完成了賓州大學課程，獲建築學士學位，為了研究東方建築，他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半年之後，他將獲得建築學碩士學位。一九二八年二月，他們將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學業。在學成歸國之前，梁啟超便開始操勞他們的婚事了。梁林兩人為了紀念李誡這位中國古代著名建築學家，於是選在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要結婚，因為當天是宋代為工部侍郎李誡立碑刻的日期，梁啟超主張用外國最莊嚴的儀式舉行，由在加拿大任總領事的女婿周希哲和女兒思順幫助籌劃，婚禮在溫哥華舉行。
而在結婚之前，由於雙方的長輩和親人都在國內，於是訂婚、行文定禮等一切都按老規矩操辦，從《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下簡稱《年譜長編初稿》）我們得知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和十二月四日梁啟超儘管在天津臥病中，仍兩次致函北京的卓君庸，請他與遠在福建的林氏族人商談林徽音與梁思成的文定事細節。卓君庸名定謀（一八八四～一九六五），號自青榭主人，福建閩侯人，早年東渡日本，畢業於日本大學商科大學部。歸國後，任教於北平大學法學院、女子文理學院經濟系、私立中法大學文學院、輔仁大學社會經濟學系，他是寫《天天天藍》的詩人、畫家卓以玉的祖父。卓君庸娶了林徽音之三姑林嫄民。在林徽音眼中，她的三姑丈極為風雅，她曾說「我的姑丈卓君庸的『自青榭』倒也不錯，並且他是極歡迎人家借住的，……去年劉子楷太太借住幾星期，客人主人都高興一場的。自青榭在玉泉山對門，雖是平地，卻也別饒風趣，有池、有柳、有荷花鮮藕，有小山坡、有田陌，即是遊臥佛寺、碧雲寺、香山，騎驢洋車皆極方便。」她還曾在一封致胡適的信中談到如胡適需借房舍可向其姑丈求助。可見林徽音與姑丈的關係是相當融洽的。梁啟超給卓君庸的信中說：「小兒與徽音行聘禮事，承公已函閩中鄰家接洽，至感。……交聘以一玉器為主，外更用一小金如意配之（兩家所用可同一樣），公謂何如？大媒此間擬請宰平，（按：梁啟超的好友哲學家林宰平），林家請何人，公當代定。雙方庚帖，今求宰平繕書何如？」。
據《年譜長編初稿》梁啟超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有給女兒思順一信中說：「這幾天家裡忙著為思成行文定禮，已定於十八日在京寓舉行，因婚禮十有八、九是在美舉行，所以此次行文定禮特別莊嚴慎重些。晨起謁祖告聘，男女兩家皆用全帖遍拜長親，午間大宴，晚間家族歡宴。我本擬是日入京，但（一）因京中近日風潮正來，（二）因養病正見效，入京數日，起居飲食不能如法，恐或再發舊病，故二叔及王姨皆極力主張我勿往，一切由二叔代為執行，也是一樣的。」信中說文定之禮由思順的二叔來主持，二叔也就是梁啟超的大弟梁啟勳。梁啟勳（一八七六～一九六五），字仲策，他比梁啟超小三歲，因年齡相近，兩人關係甚為親密，梁啟勳後來成為著名詞學家、翻譯家。梁啟勳在才學和影響上儘管不能和其兄比肩，但仍不愧為學兼中西、識貫古今的學術名家。作為情深意篤的同胞兄弟，梁啟勳深得長兄的信任和關照，是梁啟超在政治文化活動和料理家族事務上的得力助手。從萬木草堂時期開始，一直到梁啟超去世，二人共同進退，雙星閃耀，時人比之蘇軾昆仲。
其實在這之前在天津的梁啟超一直和在北京的梁啟勳保持通信，只是這些信件後來在丁文江編《年譜長編初稿》（按：一九三六年編成）時，梁啟勳並未拿出來，因此世人並不知籌辦文定禮的細節及梁啟超的一番苦心。直到二○一二年匡時國際拍賣公司的拍品《南長街五四號梁氏檔案》公開（南長街五四號是梁啟勳北京的居所，也是當時梁思成、林徽音文定禮舉辦的地方），赫然有梁啟超寫給梁啟勳的二百二十六封書札，其中就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三日、七日、十七日、十九日、二十八日的信函，都是談及有關此次文定禮的事情。尤以十二月七日的信最為詳盡，首先梁啟超要梁啟勳去拜訪卓君庸當面相談相關事宜。再者說：「庚帖已面請君庸書寫（宰平主張者，因君庸堂上具慶夫婦齊眉，兒女成行），可下一『全紅夾單帖』正式奉請。」再者又說：「大媒已請定林宰平。」而對於給林家的拜帖，梁啟超更是十分的講究，免得失禮，他說：「其拜主婚帖（即拜宗孟之弟及其弟婦者）例用雙福（五開全紅），寫『忝姻愚弟梁○○偕簉室王氏頓首襝衽拜』，封套寫『林親家二老爺、二太太』。另一帖（都是五開全紅）用王姨名拜徽音生母帖寫『歸安定簉室王氏襝衽拜』，封套寫『林親家姨太太』（其二姨太太似宜別下一帖）。」在這裡簉室王氏是指梁啟超的側室王桂荃（也就是給思順信中說的王姨），而姨太太是指林徽音的生母何雪媛，因為林長民的元配葉氏是指腹為婚的，後來過世後林長民再娶何雪媛，二姨太太是指林長民的小妾程桂林，林徽音的弟妹均為程氏所生。
至於「聘物林家用一玉印，據君庸言該印本是一對，故當仲恕未購定玉佩以前，曾與君庸言兩家各購其一，印文互刻新郎新婦名。今我家既已購定，本來最好是林家並購雙印送我，但不便作此要求，仍由我家購其一便是。但我家所購者印文擬不刻徽音名，但刻『長宜子孫』（告君庸言預備彼夫婦可通用，故刻一吉祥語）四字陰文，請託君庸代購代刻。該印據君庸說雙印共索金三百餘元，今我購其一，須一百五十元內外。另刻資恐須二三十元，又託君庸代購庚帖（雖所費極微），可先撥百八十元交君庸為代購印刻印及各雜費之用。前曾告君庸欲雙方各用一『寸許之小金如意』，但恐定製費時趕不上，免去可耳（若有現成者則不妨購，一併託君庸便是）。」
至於「行禮之日，家中大門易掛一紅綠綢彩（簡單兩段綢子便是），向祖宗神位前行告聘禮，將聘物陳在祭桌上，祭畢乃交大賓將去。另有告辭一篇別紙抄上，可用紅帖寫好，屆時弟代我行禮。啟雄或思永讀告辭。行禮最好是在上午，禮畢即在家裡請大賓宴（午餐），可詢君庸林家所請大賓為誰，一併先下請帖。請帖用我兄弟三人名義（用紅柬），不必書明為何事，但用『潔尊候教』字樣便得。」梁啟超認為婚姻之事不能草率，況且林長民去世不久，把文定禮辦得鄭重一些，也算是給林家的一個安慰。因此，他在信中對林家人的安排格外用心，比如在安排座席時，他特別囑咐梁啟勳「坐位是林家大媒首席，我家大媒次之，汝代表主人須親自送酒定席」，並要梁啟勳將他「不便到京之理由，請向兩大賓及君庸前道歉」。
而在文定禮的前一天，梁啟超再度從天津寫信給梁啟勳說：「此書到時或已禮成矣。為我謝諸賓，當弗以慢見罪也。自青榭詩明日當試為之。」而十二月十九日又有信說：「昨日事想都辦，眾賓歡耶。廷燦日內若來津，則聘物可交彼帶來，雙方庚譜一併帶出亦可。……自青榭詩尚未成（我作詩本甚艱），……但旬日內終當踐約耳，希告君庸。」梁啟超在天津抱病卻大小事指揮若定，包括為答謝卓君庸（自青榭），他答應寫詩為贈，但還沒寫成，深以為歉，但保證在旬日內會完成！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啟超再寫信告知梁啟勳說：「庚帖照片收，當即寄美，如此清晰甚難得也。」
至此文定禮總算大功告成了，由這些書信我們可以看到梁啟超為文定禮的設想之周到，幾乎到了事無巨細的地步。從聘禮的紅綠庚帖，到大媒人選的擇定，都是事必躬親，甚至買一件交聘的玉器，從選料到玉牌孔眼的大小方圓，都考慮得面面俱到。雖然染病在身，但仍心繫愛子的婚事，依足文定禮數，差遣梁啟勳督辦，他拳拳的父愛其意殷殷，其情綿綿，即便今日看來，也是極為動人的。
這些繁瑣的事情，雖然讓梁啟超勞累不堪，但他心裡卻有難以掩飾地高興。他在十二月十八日同時又給思成一封信中說：「這幾天為你們的聘禮，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從抱在懷裡『小不點點』（是經過千災百難的），一個孩子盼到成人，品性學問都還算有出息，眼看著就要締結美滿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國，回到懷裡，如何不高興呢？今天的北京家裡典禮極莊嚴熱鬧，天津也相當的小小點綴，我和弟妹們極快樂的玩了半天。想起你媽媽不能小待數年，看見今日，不免有些傷感，但她脫離塵惱，在彼岸上一定是含笑的。除在北京由二叔正式告廟外，今晨已命達達等在神位前默禱達此誠意。」
梁思成和林徽音在溫哥華結婚後，就依照梁啟超要他們的回國路線兼渡蜜月旅行，路線是：「到英國後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歐極有特色，市政亦極嚴整有新意必須一往。由是入德國，除幾個古都市外，萊茵河畔著名堡壘最好能參觀一二，回頭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義大利，多耽擱些日子，把文藝復興時代的美，徹底研究瞭解。最後便回到法國，在馬賽上船，中間最好能騰出點時間和金錢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築和美術，附帶著看土耳其革命後政治。」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六日他們還收到梁啟超的來信：「……一家的冢嗣，成此大禮，老人欣悅情懷可想而知。尤其令我喜歡者，我以素來偏愛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兒，其可愛與我原有的女兒們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極愉快的 一件事。」是的，從十年前梁啟超與林徽音的初次見面，他就一心想要林徽音成為他的媳婦，在這十年裡，梁啟超運籌帷幄，玉汝於成，成就此一段姻緣。「十年辛苦不尋常」，那能不高興的？難怪他會得意洋洋地說：「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按：第一回是思順與周希哲），而更令世人高興的是，由於梁啟超的苦心栽培，為我們締造出中國古建築史上一雙傑出的建築家─梁思成與林徽音


PS：在《人間四月天》連續劇中，我們看似本無足輕重的梁啟超，由於更多書信的被發現，我們重新去梳理這段史實發現他才是關鍵人物，曾經是戊戌變法的首腦之一，確實不是簡單的角色，用了十年的時光，籌劃佈局之縝密，難怪身為學生的徐志摩不是其對手。又是人間四月天，重理這段往事，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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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疫三年，期間雖也寫些文章，但大多時間忙於編書，總想把手頭上發現的史料或文章整理出版，其中二０二二年一年間竟出版二十餘本書，其忙碌之況可說席不暇暖，而該年年中又接獲另一新的寫作專題，此專題蠻龐大的，恐得費去幾年的時光亦未可知。因此幾年前設下每年寫本新書的計劃，完全打亂，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如今檢點這三年中寫的十來篇文章，再找出先前發表的幾篇算是有些「新發現」的文章，編成一集，內容還是我所偏好的文史，可喜的是都還是頗有新意的，幾篇舊作，當年都引起不少轟動和話題的。新寫的十來篇，有的從書信、日記及各種珍貴文獻去考察探索事件的原委，有不少新的「發現」。我一直覺得歷史的真相在於細節，而這些細節必須靠著各種資料去梳理，因此新資料的出土常常可以釐清許多「真相」，甚至改變先前的種種說法，這也是歷史所以吸引我，而我也一直樂此不疲地去發現和探索的原因所在。書信一直是我非常看重的，尤其是許多拍賣圖錄新出來的書信，有得非常重要，是前人所未及見的，這些散佚的書信常常可以解開許多謎團，我稱之為「歷史的腳注」。由於有這些新的文獻的不斷湧現，歷史就不斷有重新被解讀的可能，書中的這些文章，都是我試圖用新的「發現」去「重看」一些事件，甚至重新解讀一個人，也因此歷史的事件或人物，又重新「活」過一次！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確實人生不過短短幾個秋，少年子弟江湖老，但「青史未老」，只要你不斷地提供它「活水」泉源！即使黯淡了刀光劍影，即使遠去了戰鼓雷鳴，但它依然可「以史為鏡」帶給我們無盡的省思。也將此書獻給喜好文史的朋友，是為之序，並感謝陳昆乾校長為此書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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