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名人列傳二

78、高伯雨：香江掌故大家
掌故大家瞿兌之對高伯雨極為推崇，他給陸丹林的信中說：「貞白兄考訂精詳，下筆不苟，友人中惟徐一士能之，而筆歌墨舞，矯若游龍，則徐君不能及也。」也因此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掌故家」。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提到一位高守真的女學生，她在一九五四年以二十七歲的大齡進入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在這之前她是澄海中學的教員，而後來她也沒有走上「專業史學研究」的道路，若沒有陸鍵東的採訪，她的名字估計沒有人會提起的。陸鍵東的書中也留下一張照片，據學者張求會的考證那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廣東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二樓陳寅恪家中二樓陽台走廊講授「元白詩證史」課的情景（四十七年後筆者拍攝陳寅恪紀錄片也到過現場），前排左邊第三個就是高守真。據陸鍵東後來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的訪問說到一九九三年採訪高守真：「記得首提陳寅恪，我明顯感到電話那邊她要把在腦海裡已經封存的記憶重新『拉回來』。我印象中她沒有當場答覆我，而是說你第二天再打電話來。她給自己留了一個時間，以便重新返回那個世界。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完全不同了。一進入陳寅恪的世界，一生所感好像泉水一樣汩汩而湧，才華在那一刻展現。讓我最難忘的是，她只談先生的好，其謙恭讓我震驚。直到兩人見面時，才知老人其實不太善言辭。再後來，少數與她中大同班的老人提起她，只說她是個普通的學生。但恰恰是在對陳寅恪老師的『謙恭』上，高守真是我在嶺南地區見到的極少數人之一。」而在一九五七年的元旦前夕陳寅恪為高守真等歷史系同學寫了一首賀年詩。當時的《中山大學周報》的報導洋溢着溫馨的師生情：

當陳寅恪老教授正在散步時，史三高守真同學向大家所敬愛的老師送上一張美麗的賀年片，並念着她寫在賀年片上的一首詩。老教授聽着，他笑了，連連稱好。就在陳寅恪老教授為青年人寫了一首賀年詩：「萬竹競鳴除舊歲，百花齊放聽新鶯」，新的一年，給康樂園年老的、年青的一代帶來了興奮和歡樂。

高守真所献的詩，不僅代表了她個人的敬意，也是「一九五五年夏季至一九五六年有幸在金明館通向寒柳堂的過道上，聽陳寅恪先生講史論詩達一年之久」的歷史系其他同學的心意。為什麼陳氏夫婦那麼喜歡高守真，只有一個解釋：高守真非常忠厚。陳寅恪夫婦不一定看中所謂的才華，而是在她身上可以感觸到傳統家風與道德習氣的優良。而高守真的父親正是掌故大家高伯雨。
據陸鍵東說，一九五六年六月，移居香港已近二十年的高伯雨，隨觀光團到北京觀光，回香港前停留廣州。他得悉女兒師從陳寅恪，非常高興，乃將他剛出版的《聽雨樓雜筆》讓高守真轉送陳寅恪，而他因要急返香港乃與陳寅恪緣慳一面，但《聽雨樓雜筆》卻給陳寅恪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數次向高守貞表示書寫得不錯。兩年後，高守真畢業，陳寅恪親手贈予她兩本剛再版重印的《元白詩箋證稿》，吩咐一本是要送給高伯雨的，一代史學大師和香江掌故大家曾以書會友，有過這麼近距離地接觸的一段往事！
一般人說起「掌故」，無非是「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但瞿兌之對掌故學卻這麼認為：「通掌故之學者是能透徹歷史上各時期之政治內容，與夫政治社會各種制度之原委因果，以及其實際運用情狀。」而一個對掌故深有研究者，「則必須對於各時期之活動人物熟知其世襲淵源師友親族的各族關係與其活動之事實經過，而又有最重要之先決條件，就是對於許多重複參錯之瑣屑資料具有綜核之能力，存真去偽，由偽得真……」。因此能符合這個條件的掌故大家，可說是寥寥無幾，而其中高伯雨卻可當之而無愧。
高伯雨（1906—1992）原名秉蔭，又名貞白，筆名有林熙、文如、竹坡、西鳳、夢湘、大年、高適、秦仲龢、溫大雅等超過二十五個之多。他是廣東澄海人，但出生在香港。祖父高滿華在清道光年間南渡暹羅（泰國）經商辦企業，在新、馬、泰和廣州、汕頭都有商鋪分號，富甲一方。父親高學能（舜琴）是清末戊子（1888）舉人，和丘逢甲同科，後無意仕途，隻身前往日本經商，幾經奮鬥，遂成日本關東地區舉足輕重的華僑巨賈。高家屬下的商業機構有「元發行」、「元發盛」、「文發行」、「元發棧」、「綿發油廠」等等，業務範圍廣及米糧、煙葉、橡膠、電燈、電話、航運等。高伯雨是高學能的第六子，出生於香港文咸西街高家經營的元發行，他四歲喪父，長兄高繩之（秉貞）只顧着發展自己的自來水公司和電話等業務，無暇打理父親的生意，到了一九一三年高繩之又病逝，高家事業從此後繼無人便日漸走下坡。一九一三年高伯雨在廣州公益中學的附小讀書，後來又轉到德才女子學校，再轉覺覺小學。（高伯雨於一九七四年曾寫《聽雨樓回想錄》在《波文月刊》連載五期，後因雜誌停刊，文章亦告歇筆。三萬餘字才寫到小學尚未畢業，若能完成，其內容豐富當可期也。）一九二三年高伯雨入澄海中學，一九二六年六月中學畢業，到日本東京打算投考早稻田大學，九月遭逢母喪，即返廣州奔喪。一九二八年冬，他赴英國讀書，攻讀英國文學，一九三二年未修完學業而回國。先任職於上海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調查部專員，同事中有唐雲旌（1908—1980），也就是後來號稱「江南第一筆」的唐大郎。一九三六年高伯雨在南京外交部任僉事。抗戰爆發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他抵香港定居，直至一九九二年逝世。
在港期間，高伯雨編過晚報副刊，為報紙寫過稿，也開過畫展（因他曾隨溥心畬習畫，從楊千里習篆刻），更辦過文史刊物《大華》雜誌。但終其一生，可說寫稿為生，一寫就是五十多年，他曾自嘲為「稿匠」。據保守估計他一生所寫文字當有千萬字之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如此龐大的著作，最後結集出版的只有以「聽雨樓」命名的文集五種（一九九八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聽雨樓隨筆》，還在高氏去世之後），及以秦仲龢為名翻譯的《紫禁城的黃昏》和《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其他還有幾種雜著，如《乾隆慈禧陵墓被盜記》、《中國歷史文物趣談》、《春風廬聯話》、《歐美文壇逸話》等，但都是戔戔小冊。高伯雨自己曾說，他曾先後三次編選隨筆，都因為出版社解散或稿件遺失而未能出版，「三次受厄，可謂奇遇」。一九九一年，在香港作家小思、編輯家林道群的幫助下，他的子女自費幫他出版了新版的《聽雨樓隨筆》，這也是他生前的最後一部文集。次年一月二十四日，他遽歸道山了。
晚清至民國，掌故隨筆一類的筆記雜著為數極多，但多為耳食之談，謬悠之說，其中能以淵博翔實及議論精闢見稱於時者，當推黃濬（秋岳）所撰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一書為翹楚。該書對晚清以迄民國，近百年間的諸多大事，如甲午戰爭、戊戌變法、洋務運動、洪憲稱帝、張勳復辟均有涉及。內容不僅廣徵博引，雜採時人文集、筆記、日記、書札、公牘、密電，因作者身分的特殊且多自身經歷，耳聞目睹，議論識見不凡，加之文筆優美，讀之有味，被認為民國筆記的前茅。瞿兌之推崇該書謂比之於洪邁的《容齋隨筆》，絕不遜色。而該書也頗受史家陳寅恪的青睞，後來旅美學人楊聯陞、房兆楹亦極力推薦，咸認其不但史料價值極高，而且是近五十年來以文言文所寫筆記的第一流著作。論者認為黃氏能做到這一點，一半是本人博聞強識、深明故實之學識使然，另一半則是與其平生遭遇相關。黃氏早年入京師學堂時，變故尚未發生，猶能親睹舊清之貌；鼎革之後，又以少年雋才見賞於梁任公、樊樊山、易實甫、俞恪士、陳石遺等老輩。瞿兌之嘗謂掌故學者，既必須學識過人，又得深受老輩薰陶，並能夠眼見許多舊時代的產物。
高伯雨從小就席豐履厚，高家富商多喜歡和文人往還，而當時往來寄食於高家的社會名流非常之多，有晚清翰林，當朝政要，閒居軍閥，一代學者等等，在這些人的耳濡目染之下，高伯雨對於晚清乃至民國之事，當有他獨得之秘。加上他熟讀古代和近代的筆記，尤其收藏明清罕見的筆記有上百種之多。還藏有大量的年譜、日記等資料，我們從他發表在《大成》雜誌的文章如：〈「隨軺筆記四種」中的珍貴史料〉、〈別開生面的年譜（麟慶與「鴻雪因緣圖記」）〉、〈從《張元濟日記》談商務印書館〉、〈程克甲子日記及其有關人物〉，甚至〈從我的日記中看四十年前的香港文化人〉、〈從舊日記談到民國二十一年的上海〉等文章，均可知道他對史料重視之一斑。
好友黃岳年兄說，高伯雨由於他特殊的經歷，他寫的許多事，都是自己親耳聽聞，或親身感受的，再加上他獨特的文筆思路，雖舊人舊事卻寫得意興飛揚，靈動異常。而他腹笥極廣，檔案筆記無所不讀，可說是無一字無來歷，無一事無根據。過人的才情和過人的史識，構成了高伯雨文字氣度嫻雅的底色，信而有徵，讀來有味。難怪瞿兌之說高伯雨的書「必定是讀者所熱烈歡迎的」，「讀之唯恐其易盡，恨不得一部接一部迅速問世，才能滿足我們的貪欲。」同為寫掌故和隨筆，高伯雨與徐珂、黃秋岳、鄭逸梅、劉成禺、汪東、徐一士、瞿兌之、高拜石和後來的高陽等人相比，無疑是最好的之一。而時代的劇變，也使得他成為「最後一位掌故大家」，而後無來者了。
記得高伯雨在辦《大華》雜誌時，曾催生作家包天笑寫《釧影樓回憶錄》，逐期在《大華》連載，最後並為他出單行本。這為包天笑耄耋多病的晚年，贏得不少慰安；而《釧影樓回憶錄》正續兩大冊，也為文壇留下珍貴的史料。高伯雨的高情厚誼，誠屬不可多得。如今在斯人逝世二十週年之際，面對他珍貴的文稿，香港牛津出版社整理出版高氏著作十巨冊，其中多冊是首次結集出版。有的是在《大華》雜誌的、有的是在《信報》的專欄，都屬於較短小精幹的文章。尤其在報紙上的文章若無結集，翻檢是不容易的。編輯家林道群先生的用心，無疑地功不可沒。當然這還僅是高氏所有著作的一小部分，高氏的重要文章在《大人》、《大成》、《春秋》等雜誌上，在沈葦窗的《大人》、《大成》的兩份雜誌上，估計有二、三百篇之譜，有時一期中同時有署名「高伯雨」及「林熙」的文章；而在《春秋》雜誌的某一兩年間，他寫得甚勤，幾乎用了七、八個筆名，在同一期上，當然都是短文。高氏的長文極具份量，集考證與學術，趣味與史實於一爐。筆者近來涉獵晚清及民國史料，看了數百篇高氏的文章，或長篇大論，或雋永隨筆，筆底波瀾，令人嘆服！難怪香港老報人羅孚（柳蘇）稱讚高氏說：「對晚清及民國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而林道群也讚曰：「高伯雨一生為文自成一家，他的『隨筆』偏偏不如英國的essay，承繼的是中國的傳統，融文史於一，人情練達，信筆寫人記事，俱是文學，文筆之中史識俯拾皆是。」這是高伯雨的高妙處，也是他獨步前人之處。《聽雨樓隨筆》可稱得上是白話文筆記的一流著作。
《大華》雜誌為高伯雨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五日）所創辦，原為半月刊，出到第四十期起改為月刊，出至一九六八年二月十日的第四十二期停刊；休刊兩年後，至一九七○年七月一日復刊，改為月刊，稱一卷一期，但又寫總四十三期，表示延續前四十二期。又出到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第二卷一期，前後共五十五期。《大華》的內容非常豐富，依性質可分為：掌故、人物、藝術戲劇、政海軼聞、生活回憶、文物、詩聯和雜文等類。高伯雨在《大華》的創刊號上有〈大華誕生的故事〉一文，說創辦起因是在宴會上他聽了朋友江君的一番話：「老兄性耽文史，又喜談掌故，現在有很多人喜歡這類的文章，有好的內容，不愁沒銷路，你不妨考慮考慮。」高伯雨說：「前幾天在公園看見太陽東升，華光四射我覺得很有生氣，眼前一片光明歡樂的氣象。」因此取名《大華》。又說：「目的不在賺錢，只希望能站得住，不必賠本就好，如果要賠，每月賠它七八百塊錢，我還是賠得起的。」於是由高伯雨的妻子林翠寒提供資本，他們預算拿一萬八千試辦一年半載，高伯雨則是約稿、撰稿、編輯、校對、跑字房及印刷廠的打雜都包攬上身，名符其實的「一腳踢」。雜誌又連載一些有價值的絕版書稿，以儘量節省稿費的支出，但也僅能支持十期，幾乎把本錢蝕光。可幸的是高伯雨「出路遇貴人」，而且雜誌也的確編得相當出色，因此得到龍雲將軍的兒子龍繩勳的支持，一下子介紹五百份訂戶，還加入作股東成為督印人，這實在是支强心針。但好景不常，長期訂戶也終會有完結的一天，《大華》出了兩年，到第四十二期，結果還是關門大吉。停刊兩年後，得實業家柯榮欣支持東山再起，督印人換了「柯榮欣」，在一九七○年一月《大華》復刊第一期中，高伯雨又寫了〈大華復刊的故事〉，交代重出江湖的事實。結果是撐了一年多，最終還是逃不過永遠停刊的命運。其前面的四十二期，後來香港的龍門書店曾經翻印過，但至今亦是難尋。至於復刊後的十三期，則更是難見。香港的好友許禮平及許定銘先生在文章中，都說復刊只有十二期，其實我就收有復刊的十二期，卻包括最後一期是一九七一年七月的第二卷一期，因此總共有十三期。另外《大華》也連載許多有史料性質的書稿，如黃秋岳的《花隨人聖盦摭憶補篇》，劉成禺的《世載堂雜憶續篇》，高伯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覓得這些材料，連載於《大華》，亦是功勞一件。因為唯有加上這些篇章，原有的書稿，才堪稱完璧。由於高伯雨深知掌故，自己也寫掌故，現在編掌故，自然知道如何取捨，在內容上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這也是《大華》成為是同類雜誌中的上品之因。

78、高伯雨：香江掌故大家
掌故大家瞿兌之對高伯雨極為推崇，他給陸丹林的信中說：「貞白兄考訂精詳，下筆不苟，友人中惟徐一士能之，而筆歌墨舞，矯若游龍，則徐君不能及也。」也因此他被認為是「最後一位掌故家」。
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提到一位高守真的女學生，她在一九五四年以二十七歲的大齡進入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在這之前她是澄海中學的教員，而後來她也沒有走上「專業史學研究」的道路，若沒有陸鍵東的採訪，她的名字估計沒有人會提起的。陸鍵東的書中也留下一張照片，據學者張求會的考證那是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在...

月中推出了，我首先寫了幾期，中間有位香港的學者也寫了兩期，之後，就全部落在我一人的身上。我為了克服時間的壓力，就從我最熟悉的人物寫起，由於熟悉因此一週甚至可以寫上兩篇，慢慢就有一些存稿，免得因事忙或生病而脫稿，尤其那段期間還是疫情盛行的時期。記得我那段時間真的顧好身體，不敢出入公共場所，都戴者口罩進到圖書館去查閱資料，查好資料馬上回家寫作。一年後，因為累積存稿不少，於是二○二三年四、五月間，《晶報》「文化灣區」的專欄，一週刊出兩篇，每週二、五刊出，直至二○二三年年底，我總共寫了一○八位文化名人。這是已發表的篇章，之後我又陸續寫了近百篇，尚未發表的，因此本書共有二百零六位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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