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228：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

 

 

　　「新書顛覆二二八綠營史觀  張若彤探索族群和解之道」是二○二一年若彤第一本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著作《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發行時，《亞洲週刊》給他的評語。

 

　　追隨經歷過二二八事件的長輩在這塊領域摸索了三十年，但是，當讀完了若彤的《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竟宛如醍醐灌頂，發現自己對二二八事件的了解實在太膚淺，而且也太偏執了！若彤緊接著在二○二二年出版了第二本專著《原來二二八：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仔細拜讀後，更讓我汗顏無比。虧我還比若彤早讀了二十六年的法律，若彤高深、精湛的法學素養根本讓我連車尾燈都看不到！

 

　　在眾人盼望下，若彤的第三本大作《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終於問世，正可謂：

　　紮實法學真功夫，上窮碧落下黃泉，

　　兼具宏觀與微觀，幽微人性探真相，

　　究竟原來到如是，抽絲剝繭見真章。

 

　　已故二二八事件研究先行者王曉波（一九四三至二○二○）教授曾經在《二二八真相》二○○二年版的序言中說過，「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經過了二十三年頭，二二八事件被渲染成「中國人有計畫地屠殺臺灣人」圖像，除了省籍衝突的暗流外，二二八事件還深深堆疊出了海峽兩岸人民的敵意螺旋。不過，王曉波教授還是蠻樂觀地強調，「歷史可以被竄改，可以被扭曲，但只要史料在，史料自己會說話的。」沒有錯，史料真的自己會說話，由於若彤，那長年被扭曲、誤解及混淆的二二八事件史料終於可以突破「威權統治」的禁錮，大聲地說出它們心中的話了！

 

　　先父德政先生、先三叔德雄先生，以及在二二八事件時被陳儀（一八八三至一九五○）密裁的先祖父進平公（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七）的生命歷程雖然有迥然不同的遭遇，但是他們的血液中都充滿著公義、和平、關懷世人的強烈基因。很榮幸的，也可以說很不幸的，我多少也遺傳到這樣的基因。一九九二年，我因緣際會地追隨先父、先三叔等長輩參與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並託進平公的福蔭，與先父、先三叔先後都擔任過「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董事；陳水扁市長任內，先父在一九九七年擔任「臺北二二八紀念館」創館經營團隊「財團法人臺灣和平基金會」董事長；馬英九總統任內，二○一一年，我更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執行長一職出任「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因此我有比別人更多的機會深入觀察或接觸，甚至參與這個領域的相關事務，深感社會各界所了解、認識的二二八事件圖像其實與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真實原貌有非常非常大的距離。很幸運的，因為武之璋主席的引介而認識了若彤，相識雖晚，卻是一見如故，我也很快地在若彤身上看到與我家幾乎一模一樣的DNA，為了幫助弱勢百姓，無畏地挑戰當道。

 

　　若彤與我在二○二一年合辦了一個座談會，聯名發表了〈促進族群和諧的關鍵一步：讓我們一同關心二二八事件中那些無辜的外省籍受難者〉，為那些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暴民侵害迄今仍然兩頭落空，被拒絕於國家賠償門外的外省長輩發聲。二○二四年，針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發表的〈官方紀錄中二二八事件死難人數探析〉一文涉嫌造假，我們除了特別舉辦二次的座談會向社會各界揭發外，還再次特別聯名發表了〈願我們的感性，讓我們接近彼此；願我們的理性，讓我們接近歷史〉聲明。除此以外，若彤的臉書置頂貼文還放著我們的第三篇聯合聲明〈對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回應〉呢！

 

　　徐光女士的父親徐征（一九○九至一九四七）教授跟我祖父都是同一批被陳儀密裁的「首要叛亂份子」，她的媽媽則是滿清王爺府出身的格格，具有滿漢血統的她雖已年近九十，仍然保慈著雍容華貴的端莊氣質。二○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們在臺北二二八紀念館附設餐廳替若彤辦了一場《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新書推薦會，她在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往生前的國慶日前夕還特別邀了我和若彤在圓山飯店餐敘，用餐時她不斷地敦促若彤及早把《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出版應市，若彤當場也頻頻點頭允諾。今天，若彤如約在二二八事件七十八週年前夕推出《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也算圓滿了徐光女士生前的最大願望。

 

　　徐光女士多次向我提及，除了眼睜睜看到心愛的慈父被搶擄而去就再也沒有回到家中的那種難以撫平的椎心之痛外，二二八事件給她在腦海中留存的最深刻記憶就是一個落單的軍人被一群流氓活生生用武士刀砍斷臂膀，還被踢進水溝而奄奄一息的驚悚畫面。徐光女士在各種公私場合不斷地呼籲「和平與愛」，她對那些打著二二八事件旗號的「戰爭販子」深惡痛絕。這幾年來，她更是領導我們這群遺族在各種公私場合對「二二八真相就是中國人有計畫屠殺臺灣人」這種荒謬言論撻伐有加。她認為，如果讓這種嚴重戕害兩岸人民情感的謬論變成臺灣社會的主流意見，兩岸最後可預見的結局就是兵戎相見，無辜百姓生靈塗炭，如何奢求兩岸「對等尊嚴，健康、有序對話」？

 

　　若彤和我都有一個極為強烈的共識，二二八事件給我們的教訓就是要隨時警惕，壓制那深深埋藏在人性中「強凌弱、眾暴寡」的幽靈！基隆要塞出公差的落單軍人遭到路過八堵車站人多勢眾的莠民追打、殺害，導致該部大批人馬展開對八堵車站無辜站務人員的瘋狂屠殺；駐守嘉義的整編第二十一師獨立團第一營為了報復在嘉義中學被虐殺的同袍，事後對嘉義市參議員、地方士紳展開逮捕、遊街、槍決等瘋狂的報復行動……等都是活生生、血淋淋的「強凌弱、眾暴寡」例子。

 

　　誠如中央研究院院士王德威的警語：「自以為是的見證只能帶來傲慢與偏見，對暴力急切的控訴往往已經埋下另一批暴力的種子。」以及美國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前中文教師康正果的諄諄告誡：「歷史書寫者應該讓人們更多地體悟個人或群體在國家危急存亡時刻蒙難受罪的嚴峻性，而不是僅僅追討罪責，一味拿過去的流血做顏料，只顧給自己高舉的『正義』抹上更濃的色彩。」

 

　　離二二八事件八十週年還有二年，相信若彤一定能夠在這段期間繼續推出發聾振聵的相關作品，個人也願意在這條路上與若彤相互切磋，共同學習、成長，摯盼「二二八」這三個字能夠真正揮別傷痛與悲情，從而成為寬恕、和解、希望與團結的代名詞。

 

 

 

　　本書《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是系列作的最後一本。第一本《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除了二二八事件外，也向前回溯至一九二○年代、一九三○年代；第二本《原來二二八：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則專注在二二八事件本身；第三本《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除了二二八事件外，也向後延伸至一九五○年代、一九六○年代。

 

　　系列作的副標題「反日力量的覆滅」、「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反共體制的建構」合起來就是我對二二八事件前因後果的宏觀理解。要特別注意的是，三本書，是三個不同的角度，而不是時間上的先後順序。「反日力量的覆滅」，對應的是左翼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折損嚴重的事實，同一批人也是日本時代反殖、反帝最力者，這一點對臺灣發展影響深遠；「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對應的是二二八事件的亂局，給了特務與派系深入臺灣政經的機會，並在後二二八時期形成一個短暫、由特務與派系把持政治的局面；「反共體制的建構」，對應的是內戰、冷戰的大局面對於二二八事件小局面的交互作用，這不應該理解為只有大局面（即完全從內戰或冷戰的角度看二二八事件）或者只有小局面（即完全從本地政經的角度看二二八事件），大、小局面相互影響並不那樣直接，在微觀尺度上呈現非常耐人尋味的細節。

 

　　承蒙史學界先進指教，認為第一部「反日力量的覆滅」並沒有把如何覆滅寫清楚，這是非常正確的批評。當時尚有許多地方不太有把握，很多觀點還不敢寫得太直接，總是擔心有我還未充分評估的要素存在。因此我特別在「『反日力量的覆滅』到『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一章中稍微補強這個缺憾。

 

　　《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分為六大部分。

 

　　第一個部分是《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的故事，並藉此鋪陳出二二八事件時期整個基隆地區的基本形勢。我們會談到同志汪烏家案、軍醫簡錦文案、工程師陳朝輝案。透過這三個案子，我們要說明一個關鍵事實，那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基隆絕對不只是軍方在殺人。如果不明白這一點，我們後續就會看不懂基隆港浮屍疑案。

 

　　第二個部分是基隆港浮屍疑案。本案一般稱為「基隆港屠殺案」，但這是一個左翼的宣傳，並且騙倒了許多史學者。本書先從「那些偏離常識的歷史記載」開始，從顛覆政府的角度來分析為什麼左翼宣傳的史書要那樣寫，先對這些宣傳有基本的抗體後，再進入關於基隆港浮屍疑案的討論。本書是從基隆市警察局與潛伏共諜為核心重新架構這個事件，相信能給讀者一新耳目的感受。同樣在這一章中，我們也會提到楊元丁案、郭守義案、林木杞案。

 

　　第三個部分是張七郎之死。本書的切入點主要是三個，第一，駁斥通說關於花蓮縣縣長張文成挾嫌殺害張七郎的說法；第二，確實去考量當時的反共體制（綏靖制度，只懲辦首要而放過其他）對於內部每一個人的影響，以及他們的行為因為制度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偏轉？第三，三民主義青年團參與日產接收與分享執政資源的訓政體制對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張七郎等人被處決一事起了如何的作用？除了張七郎案之外，有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與綏靖制度的背景知識，我們也順帶提及紀清池案與劉青山案。

 

　　第四個部分是王育霖案。本書的切入點有二個，第一，駁斥通說關於王育霖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挾怨報復的說法；第二，還原二二八事件中美國在臺灣的間諜活動，以及此事與王育霖失蹤的關係。

 

　　第五個部分是反共體制的建構。讀者應特別注意的是，反共體制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失敗和成功經驗，以及具體需要不斷演化。二二八事件中所使用的反共體制有著很大的問題，隨著動員戡亂失利，反共體制在遷臺後的幾年之間做出了非常大的改革。受限於篇幅，無法完整呈現整個演化的過程，本書以「匪諜獎金」為線索，呈現出當時體制內部思考問題與實際執行的真實情境，以及這些真實情境跟某些先行研究想像、臆測之間的差距。

 

　　第六個部分是庶民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的學術討論是一回事，但是，一般人對於二二八事件的印象，其實，更多來自影視、小說作品，以及政府的宣傳。本書以電影《悲情城市》和小說《播磨丸》為例，討論戲劇設定與歷史現場的差異，再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之《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中，關於「官方紀錄中的死難人數」的新說法，來分析他們所用的宣傳手法，是如何達到混淆視聽的效果。

 

　　這本書的誕生，開始於意外，中間有波折。

 

　　接觸二二八事件這個議題，完全是人生中的意外。我喜歡閱讀，看的東西很雜，無意間看到登山隊走古道的紀錄，發現了福隆虎子山古道居然有一個沒人知道的二二八紀念碑，本來只是想把碑的事情弄清楚，沒想到就像電影《阿甘正傳》（Forrest Gump）裡面的阿甘那樣，跑到一個盡頭，又沒來由地繼續跑下去，跑著跑著，就離出發點越來越遠；跑著跑著，看到了一個又一個前所未見的風景；跑著跑著，身邊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越來越多。

 

　　原本的計畫就是出一個系列的三本書，但是一開始覺得沒有把握，決定將後研究的先出，畢竟後來寫的，思考比較完整，於是先出了以林茂生（一八八七至一九四七）為主軸的《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再出了以湯德章（一九○七至一九四七）為主軸的《原來二二八：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本書《如是二二八：張七郎之死與臺灣戰後反共體制的建構》以張七郎（一八八八至一九四七）為主軸，雖然是三部曲中的第三本，但是，對我而言，其實它才是真正的第一本，是我研究二二八事件的起點。

 

　　新冠肺炎的疫情改變了很多事，也改變了我原本的人生規劃。隨著疫情接近尾聲，我在民國一一一年七月突然決定前往緬甸的臘戌，協助爺爺楊在龍（一九二二至二○○三）創辦的「緬北臘戌果文中學」疫後復校。當時覺得既然要去幫忙，當然就要在學校最需要幫忙的時候去才有意義，本書的出版就被我無限期地擱置了下去。

 

　　但是命運就是那樣神奇，本來以為自己暫時離開是一種岔題，卻沒想到岔著岔著就岔回了主線。我以一個臺灣人進到全都是緬甸臘戌人的學校做副校長，這不就是我在《究竟二二八：林茂生之死與戰後臺灣反日力量的覆滅》裡面寫到的，陳儀他們初到臺灣時的狀況？我在緬甸的第一個月就遇到了劇烈的通貨膨漲，真的親身體驗了我在《原來二二八：湯德章之死與臺灣戰後特務派系政治的成形》中寫到的緊急經濟措施。後來經歷了內戰，經歷了戒嚴宵禁，經歷了逃難，相較於去緬甸之前，我對二二八事件中大秩序崩壞的情境、人們在動亂中的反應……，已然有了更具體的想像。

 

　　這本書的誕生，開始於意外，中間有波折，還有二位長輩──廖繼斌先生與徐光女士在關鍵時刻推了我一把。

 

　　廖繼斌先生是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也是受難者廖進平（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七）的遺族，可說是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活字典，信手捻來各種掌故、小故事，特別在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服務時，平等對待不同立場的遺族與民眾，特別令我心折。

 

　　我們都看到了二二八事件在促進族群和諧方面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對於二二八事件淪為特定立場、特定史觀的禁臠，淪為兩岸敵意的薪柴，我們同感憂心。二個素心人一起主持了網路節目，其實我們都不是專業的媒體人，只是圖個幫大家看守二二八事件這個邊緣議題的傻勁。為了這個節目，我們每週固定見面討論二二八事件各種議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學習經驗，本書的許多想法就是脫胎自我們討論時的火花。

 

　　透過他，我認識了徐光女士，她是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徐征的女兒。在幾年間與徐光女士建立了友誼，她陪我辦新書推介會，我陪她去總統官邸遞陳情書，聽她或錐心、或平和地講述各種驚心動魄的往事，但是，聽最多的還是她不厭其煩地一再重複「和平與愛」。

 

　　猶記得民國一一三年十月初，徐光女士突然急著約我吃飯，我們約在十月九日下午在圓山大飯店。那天，我才知道，原來我們認識這麼久，她是直到那時才真的看了我寫的書。她覺得書中內容解答了她許多長久以來的疑惑，十分期待能讀到系列作的第三本，催促我趕緊出版，我也當場承諾會放下其他事情全力趕工。孰料不過月餘，她卻驟然離世。

 

　　如今我依約將書出版，懷掛劍之心，謹將此書

　　獻給徐光女士

 

　　回首來時路，特別要感謝武之璋老師，在沒有人理我之時，是他第一個注意到我，並包容我的不成熟；感謝「方叔」方守仁先生不只一次給予我各種幫助，並在我赴緬服務前夕給了我許多寶貴意見。

 

　　最後一定要感謝的是我的姑姑楊鳳女士，她開展了我的眼界，教我待人接物，每當我陷入自我懷疑之時，是她站在我身後繼續相信我。沒有她，我沒辦法在二二八事件研究這條孤獨之路上走如此之遠。

 

　　是我們共同促成了這本書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