覓詞記(上下)

序言
李白：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溫庭筠：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
韋莊：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
李璟、李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柳永：楊柳岸、曉風殘月
張先：雲破月來花弄影
晏殊、晏幾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靈壽韓氏：遍綠野，嬉游醉眼，莫負青春
蘇東坡：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黃裳：願聽了，一闋歌聲，醉倒拼今日
黃庭堅：我欲穿花尋路，直入白雲深處
秦觀：山抹微雲，天連衰草
李綱：五陵蕭瑟，中原杳杳，但有滿襟清淚
李清照：淒淒慘慘戚戚
趙鼎：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張元斡：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老易悲如許
嶽飛：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
陸遊：此身誰料，心在天山，身在滄洲
張孝祥：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
辛棄疾：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趙汝愚：空外笙簫，人間笑語，身在蓬萊
薑夔：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
劉過：鬥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
劉克莊：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
元好問：問世間，情為何物？
段克己、段成己：堂上客，須空白。都無語，懷疇昔
嚴蕊：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
陳子龍：只是你年年芳草，依舊江山如許
納蘭性德：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
鄭板橋：難道天公，還鉗恨口，不許長籲一兩聲？
劉熙載：此趣渾難說，歌向碧雲天
蔣春霖：茫茫此恨，碧海青天，唯有秋知
王鵬運：興亡事，醒醉裡，恨悠悠
文廷式：高唱大江東，驚起魚龍
鄭文焯：竹響露寒，花凝雲淡，淒涼今夜如此
朱祖謀：畫欄更憑。莽亂煙，殘照無情。
況周頤：愁入陣雲天末，費商音、無端淒戾
梁啟超：鎮日飄零何處也，依舊天涯
王國維：厚薄但觀妾命，淺深莫問君恩
夏承燾：化鶴歸遲，拜鵑淚盡，關塞舊夢難尋

本書是我尋訪古代詞人遺跡的記錄，對於這個專題，首先要確認兩大問題：一是何為詞？二是詞的起源？這兩個問題看似簡單，然而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

按照蔣勳先生的說法，宋詞是由唐詩變化而來的，他在《蔣勳說宋詞》一書中稱：“為什麼唐詩會變成宋詞？唐詩經過初唐，發展到李白、杜甫、李商隱、杜牧，它的成就高到這樣的程度以後，已經有些高不可攀，民間慢慢讀不懂了。凡是藝術形式意境越來越高的時候，其實也說明它遠離了民間。可是民間不可能沒有娛樂生活，老百姓會自己寫一些歌來唱，這時會被士大夫看不起，說你看那些歌多難聽。結果，二者就越來越遠，越來越遠。然而一旦二者被拉近，就會產生新的藝術形式，即我們現在講的詞。”

蔣勳先生的這個說法倒是很有意思，他認為唐詩已經發展到了頂峰，因為有太多著名文人的參與，到了這個地步，老百姓已經聽不懂了，但娛樂是人的本能，於是百姓們又自己寫出了一些歌詞彈唱，但這些文人們覺得他們的歌詞太難聽，而後經過改造，就成為了詞。

蔣先生的這段話講述的是詩變成詞的原因，但卻未曾涉及什麼是詞？以及何時有了詞？對於這兩個問題，吳梅在《詞學通論》中有如下表述：“詞之為學，意內言外。發始于唐，滋衍於五代，而造極于兩宋。調有定格，字有定音，實為樂府之遺，故日詩餘。惟齊梁以來，樂府之音節已亡，而一時君臣，尤喜別翻新調。如梁武帝之《江南弄》、陳後主之《玉樹後庭花》、沈約之《六憶詩》，已為此事之濫觴。唐人以詩為樂，七言律絕，皆付樂章。至玄肅之間，詞體始定。李白《憶秦娥》、張志和《漁歌子》，其最著也。”

吳梅的這段話有如下的意思：他認為詞起源于唐代，到了五代時才漸漸流行，而到了兩宋才達到了頂峰。但他接下來又稱，在南北朝時期，梁武帝、陳後主、沈約等人的一些作品，已經有了詞的雛形；然後到了唐代的玄宗、肅宗之間，詞作為一種文體才最終確定了下來，而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就是李白和張志和所作。由此可知，吳梅認為詞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但真正成熟的流傳至今的作品，則以李白的詞作為標誌。

然而陸侃如和馮沅君不這麼看，他們在《中國詩史》中專有“詞的起源”一章。在該章中，首先列出了四種前人的說法，一是出於《詩經》，二是出於樂府，三是出於六朝雜言詩，四是出於唐代近體詩。對於這四種說法，《中國詩史》中稱：“這四種說法都不免有些牽強附會。方說雖比較地可信些，但對於律絕為什麼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歌的理由，他卻未告訴我們。這實在是美中不足，令我們不無遺憾。”

既然這四種說法在陸、馮二先生眼中都不十分可信，那麼他們認為是怎樣的呢？他們的結論是：“最早的詞人，照我們看來，當然應推八世紀前期的民間作者。”

既然是民間無名之士所作，當然在歷史上也就不能留下相應的記錄，那有記錄者當是誰呢？《中國詩史》中列出了八世紀到九世紀間最早的文人詞人，計十四位，這其中包括了顏真卿、張志和、陸羽、徐士衡，但該書中明確地稱“託名於李白的假古董最多”。

然而《中國詩史》中卻提到了“散聲”的問題。關於“散聲”，方成培在《香研居詞麈》中說：“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絕句。必雜以散聲，然後可比之管弦。……後來遂譜其散聲，以字句實之，而長短句興焉。故詞者所以濟近體之窮，而上承樂府之變也。”看來，方成培認為正是唐代詩歌中的“散聲”，逐漸衍變成了詞，這就是他所認為的詞的來源。

除了“散聲”之外，關於詞的來源，還有“和聲”、“虛聲”、“泛聲”等不同的說法，比如宋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五中說：“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日‘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弦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沈括所說的“和聲”，按其所舉的例子，應當就是當代詩歌中的“呼兒嗨喲”。雖然如此，他卻沒有說清有了這種“和聲”之後，怎麼就變成了詞。

相比較而言，明胡震亨說得較為清晰：“古樂府詩，四言、五言，有一定之句，難以入歌，中間必添和聲，然後可歌。如‘妃呼稀’、‘伊何那’之類是也。唐初歌曲多用五、七言絕句，律詩亦間有采者，想亦有剩字剩句于其間，方成腔調。其後即亦所剩者作為實字，填入曲中歌之，不復別用和聲。……此填詞所由興也。”《(唐音癸簽》卷十五)》

胡認為，古樂府中的有些詞難以唱得出來，於是就在這些詞中加了一些“和聲”，到了唐初之時，有人把無意義的“和聲”寫成了字，而後將其改變成了曲詞，於是就興起了詞這種文體。他的這句話既說明了詞的由來，同時又點出了詞的起源上限是唐初。
而後到了清末，況周頤贊同胡震亨的這個說法：“唐人朝成一詩，夕付管弦，往往聲希節促，則加入和聲。凡和聲皆以實字填之，遂成為詞。”《蕙風詞話》卷一)

況周頤也認為，詞是由唐詩改編而來的，因為把唐詩直接變成歌詞，有時不好唱，於是添加一些“和聲”進去，漸漸就變成了詞。

“和聲”之外，也有人認為詞的來源是“泛聲”，宋朱熹說：“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語類·詩文下》) 在這裡，朱熹沒有提到“詞”這個字，但他談到了長短句和曲子，而後世同樣將此作為詞的代稱。

關於詞的起源，第三種說法則是本自“虛聲”，明徐渭在《南詞敘錄》中說：“夫古之樂府，皆葉宮調。唐之律詩、絕句，悉可弦詠，如‘渭城朝雨’演為三疊是也。至唐末，患其間有虛聲難尋，遂實之以字，號長短句，如李太白《憶秦娥》、《清平樂》、白樂天《長相思》，已開其端矣。”

徐渭認為，因為沒有太多的虛聲字用在歌詞中，於是人們就找替代之字摻入歌詞中，於是漸漸就形成了長短句。他將詞的起源定在了唐末，可其又稱盛唐李白的作品已經是詞的開端，那開端算不算詞的起源呢？徐渭沒有給出答案。

前面朱熹把詞稱為曲子，他的這個說法由敦煌藏經洞的發現予以了印證，比如後世認為流傳至今最早的民間詞集，就是敦煌洞所出的《雲謠集雜曲子》，該集中共收了30首雜曲子，其中就有《浣溪沙》，為此王重民在《敦煌曲子詞集·敘錄》中稱：“是今所謂詞，古原稱曲子。按曲子原出樂府，郭茂倩稱曲子所由脫變之樂府為‘雜曲歌辭’，或‘近代曲辭’。……是五七言樂府原稱詞(即辭字)，或稱曲，而長短句則稱曲子也。特曲子既成為文士搞藻之一體，久而久之，遂稱自所造作為詞，目俗制為曲子，於是詞高而曲子卑矣。”

王重民明確地說，今天所說的詞就是古代的曲子。而後他講述了曲子的歷史，並且說長短句就是曲子，後來文人將其改造成了一個固定的文學題材，那就是詞，但有了詞之後，曲子仍然在流行，文人所作的則稱之為詞，而民間的俗詞小調仍然稱為曲子。

王重民在這裡將曲子和詞進行了兩分法，他以雅和俗予以界定，但早在五代時期，曲子和詞就合二為一地被稱之為“曲子詞”，比如歐陽炯在《花間集序》中首次用到了這樣一個專有詞：“因集近來詞客曲子詞五百首，分為十卷。”而《花間集》所收均為詞作，看來歐陽炯直接把詞稱為“曲子詞”。而與歐陽炯同時代的孫光憲也這麼說：“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北夢瑣言》卷六)看來，在五代時期確實是把詞這種文學題材稱為“曲子詞”。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稱呼呢？現代學者顧隨先生做出了這樣的解讀：“詞之一名，至宋代而始確立。其在有唐，只日‘曲子’。……‘子’者，小義，如今言‘兒’。故日：曲子者，所以別於大麯也。奚以別乎？日：大小之分而已。又，‘曲’者，‘譜’義，指聲，‘詞’、‘辭’通，指文字。是故，曲子詞者，謂依某一樂章之譜所制之辭。”《釋曲子詞寄玉言》)

既然詞是由詩轉化而來的，那麼兩者之間有著怎樣的區別呢？宇文所安在其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卷中稱：“音樂性是這一詩歌類型的標誌性特徵，將它與詩區別開來。詩，也可配樂和演唱，但通常並不這麼做。早期的詞，總是配樂並演唱。而且，詞不是隨便什麼歌曲；它主要是用於城市娛樂場所的歌曲，由職業歌女、舞女表演。” 這裡認為，詞區別於詩的最大標誌就是詞具有音樂性，但該專著中也稱，其實詩也具有音樂性。這麼說來，兩者之間的界線變得有些模糊，而該專著只是說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是常用和不常用。如此說來，如果單純用音樂性來區別詩和詞，其實不是個好辦法。隨著時間的遞延，其實後來的詞大部分也不能唱。

那詩和詞之間到底應該怎樣做出界定呢？其實“長短句”一詞正說明了問題：一般而言，詩的格式整齊劃一，而大多數詞從外觀看上去卻長短不一。當然，這不是一種絕對的分法，因為有些詞的句式也很整齊，而同樣有些古詩看上去也像長短句。比如《詩經》中的作品，後世都視之為詩，可是裡面也有長短不一的句式，於是，有人就把詞的起源追溯到了《詩經》。

關於詞產生於何時？如前所言，有人認為《詩經》裡面就已經有了詞，這個追溯足夠遙遠，清汪森在《詞宗序》中說：“自有詩而長短句即寓焉，《南風》之操、《五子》之歌是已。周之《頌》三十一篇，長短句居十八；漢《郊祀歌》十九篇，長短句居其五；至《短簫鐃歌》十八篇，篇篇長短句，謂非詞之源乎？”

汪森認為，詩產生的年代也就近似於詞產生的年代。而後他舉出了一些句式長短不一的上古作品，接著他說：既然這些作品都是長短不一的句式，怎麼能不是詞呢？

而同時代的朱彝尊，也跟汪森秉持的觀點一樣，他在《水村琴趣序》中說：“《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防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耳。詩不即變為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

朱彝尊認為，《詩經》中的《南風》就已經有了詞的雛形。而後他又舉出了漢代的兩篇作品，接下來又講到了南北朝。雖然如此，朱彝尊還算比汪森客觀，他在舉出這些例子之後又說詞的萌芽產生于唐代。

對於汪、朱二人的說法，陶爾夫和諸葛憶兵在《北宋詞史》中表示了不贊同：“朱、汪二人純粹從句式的長短出發，推溯詞的源頭，忽略了詞的音樂特徵。”同時，該專著中又引用了清江順詒《詞學集成》卷一中，所引王述庵在《詞宗序》中的說法：“汪氏晉賢，序竹坨太史聯詞綜》，謂長短句本於三百篇，並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本于樂。樂本乎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為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

王述庵在這裡先誇讚了汪森，王說汪把詞的起源追溯到了《詩經》，這真是一種創見。接下來，王又說詞的誕生要比詩晚，而詞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音樂性，所以說，把長短不一的詩視之為詞是不正確的。

既然如此，那詞這種文體究竟產生於何代呢？後世的文人對此各有各的說法，比如南宋王炎在《雙溪詩餘自敘》中說：“古詩自風雅以降，漢魏間乃有樂府，而曲居其一。今之長短句，蓋樂府曲之苗裔也。”王炎認為，詩起源于漢魏樂府。而與他有同樣看法者，則是清代的譚獻：“詞為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複堂詞話·複堂詞錄序》)

另外的說法還有認為詞起源於六朝雜言詩，而主流的說法則是認為詞起源于唐代，比如清張惠言在《詞選序》中說：“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之以詞，故日‘詞’。”

在古代，最具權威的說法，當然是《四庫全書總目》，《總目》中《禦定歷代詩餘提要》稱：“詩降而為詞，始于唐。若《菩薩蠻》《憶秦娥》《憶江南》《長相思》之屬，本是唐人之詩，而句有長短，遂為詞家權輿，故謂之詩餘。”

四庫館臣認為到了唐代才產生了詞，而後舉出了四首詞牌名，其中前兩首即為李白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我的這本書起首一篇，寫的就是李白。

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人認為詞起源於五代，清先著在《詞潔·發凡》中稱：“詞源於五代，體備于宋人，極盛于宋之末。”這樣的說法因為時代較晚，故少有贊同者。而《劍橋中國文學史》則把詞的起源時代定在了中唐：“中唐時期，另一種詩歌類型—詞，已略具雛形。起初，這一詩歌類型，與可由文字組合而成的眾多其它歌曲形式的分別，只能微弱、模糊地加以感知。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五代時期，詞開始被視為一種獨立的詩歌類型，有自己的諸多詞調。”即此看來，該書基本贊同先著的這個判斷。

確定了詞的內涵和外延，同時也搞清楚了詞的起源，那接下來就涉及本書所收詞人的下限，而我把這個時代定到了民國。雖然說有些詞人在上世紀晚期才離世，然而他們的創作年代卻主要集中在民國時期，故仍然未曾超出我所定出的下限範疇。

如前所言，詞是由詩轉化而來的，而古代的文人中，極少有只寫一種文體者，喜歡填詞者也同樣喜歡作詩，只是兩者之間的偏好略有差異而已，故而將某位古代的文人完全界定于詞人或詩人，其實並不容易，所以，我的區分只是為了表明一種文體的遞傳而做出的。

當然，最好的方式是能夠多尋找到幾處同一位文人的不同歷史遺跡，比如蘇軾，他既是宋詞中的重要人物，又是“唐宋八大家”中重要的一員，那麼，我在《覓詞記》中當然要寫到東坡，而《覓文記》中也不能缺少他，於是乎，我就找到了兩處遺跡來分別寫他藝術成就的不同側面。

當然，東坡的才能絕不僅是文與詞，比如他的書法也很有成就。宋代書法家中，有“蘇黃米蔡”四大家之稱，而東坡則排在了第一位，如果要談論藝術史，當然無法繞開東坡，即使從學術史角度而言，《蘇氏易學》也同樣是重要的一家。但我卻認為，總不能通過兩處跟東坡有關的遺跡就將東坡的各個方面一一寫到，而這也正是尋訪的不易之處。

正是因為本書的著眼點乃是古代文人的遺跡尋訪，而在歷史的流傳過程中，一些重要人物遺跡也並沒有因其重要性而被保留下來，在詞史上，像宋代的周邦彥、吳文英，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可惜我卻查不到跟他們有關的任何痕跡。比如吳文英，我只知道他曾有一度隱居在太湖邊，於是我動用了無錫和蘇州的朋友，請他們幫我落實吳的故居地址所在。而後朋友們動用各種關係，在兩年多的時間裡，做出了各種努力，最終還是無果，這當然是個大遺憾。

也正因如此，本書無法構成完整的詞史，故而只能以找到的結果結集成書。而這些詞人的排序方式，則是按照每位的生年為序，以便讀者能夠大略地看出隨著時代的推移而產生的詞風變化。

我在尋訪過程中，得到了太多朋友們的照顧和幫助，於此，我一併表示對這些朋友們的真誠感謝！

寫此序時，正趕上2016年的最後一天，轉天將會是新的一年，于此祝願朋友們有一個新的開端！

韋力序于芷蘭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