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歷仕四朝長樂老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為仕之學
從私塾到聖約翰書院
庫克學院
哥倫比亞大學
 
第二章   帝制、威權之子
國家未來的棟梁
扮家家酒的留學生共和國
袁世凱帝制的馬前卒
 
第三章   國際外交舞台上的彗星
外交實習生
唯美國是從的公使
「巴黎和會」上的彗星
「華盛頓會議」
 
第四章   入「主」國政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主權危如累卵、侈言收回利權
 
第五章   四朝元老外交官
政治通緝犯變外交部長
職業外交官
 
第六章   時不再來，運亦遠去
二度使美
困獸之鬥
 
第七章   生命中的四位女性
張潤娥
唐寶玥
黃蕙蘭
嚴幼韻
 
第八章   結論

前言
在二十世紀中國改朝換代的政壇史上，顧維鈞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歷仕四朝外交官裡最為知名的不倒翁。1904年，十六歲不到、聖約翰公學還沒畢業就赴美留學的他，已經以大清皇朝的候補官員自視，因為他父親顧溶幫他捐了官，以便讓他學成歸國一鯉躍龍門就比別人高了幾個級等。深受袁樹勛、盛宣懷的青睞與保薦，從招商局輪船上的坐艙──帳房──扶搖直上到1911年成為郵傳部上海交通銀行總辦的顧溶，顯然幫他的三個兒子都捐了官：長子顧維新，湖北荊州府經歷；次子顧維炳，奉天試用通判。可惜顧維鈞在口述自傳裡沒說他父親幫他捐到的是什麼官──當然是不會說的，都已經是什麼時代了，而且還當過「國際法院」的法官、副院長，最後還在美國退休，未免太難堪了！
無怪乎顧維鈞從一開始就知道他在美國要唸的是什麼。他第一年在位於紐約州北邊的庫克學院（Cook Academy）讀高中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申請到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去讀政治和外交。他的同學孫嘉祿（Carlos Sun）一再勸他跟他一起申請到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讀工程。他說一個人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自食其力，不須要看人眼色。顧維鈞不為所動。他最重要的理由是：「當官要遠比發財（acquire wealth），或者就庸碌地過活（merely make a simple living）光彩（glamor）多了，而且可以光耀門庭。」
是留美學生、又是大清皇朝捐官的顧維鈞謹言慎行，絕對避免在政治上作出踰矩的言論或舉措。
對於歷仕四朝的顧維鈞，唐德剛作過一個蓋棺論定：
中國百餘年來，只出過「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周恩來和顧維鈞，而顧維鈞則是「半個」。這又從何說起呢？原因是，顧氏雖做了一輩子外交官，從北洋軍閥的北京政府到國民黨的國民政府，但是他都是為人作嫁，奉命工作。他自己一輩子也未享受過決策權。
唐德剛這個蓋棺論定，許多人不以為然，認為他貶抑了顧維鈞的成就。事實上，他們都誤解了唐德剛。唐德剛稱讚顧維鈞不落人後。他稱他為天才，讚美他不但有外交與國際法的專業訓練，而且好學不倦，中英文俱佳，甚至用「暴得大名」來形容人人皆曰「巴黎和會的耀眼新星」的顧維鈞。
為什麼唐德剛被人誤解呢？因為大家都無視於他那句關鍵話：「他都是為人作嫁，奉命工作。」唐德剛這句「為人作嫁」有他的微言大義，那就是他在隔了十五頁以後才透露出來的話：
我們要知道，搞現代式外交，我國兩千年所未有也。但在近百餘年中國的中央政府裡，卻萬事莫如外交急。因此，具備有外交專長的高級人材，就是三朝元老無往而不利了。
這段話畫龍點睛地點出了為什麼唐德剛會說顧維鈞是「半個」外交家的理由。這所謂的「半個」外交家所呼應的，是他開門見山所說的一句話：「顧維鈞先生是近代中國第一位職業外交官。」套用中國古語來說，就是近代中國第一位「奉命工作」的「舌人」。不只如此，在唐德剛的春秋筆法之下，顧維鈞不但只是一個「舌人」，而且是由於「萬事莫如外交急」，即使改朝換代了的政府仍然不得不用的「無往不利」的「三朝元老」。
唐德剛在此處所用的「三朝元老」當然只是一個套語。他所指的是軍閥和國民黨那「二朝」，因為他不知道顧維鈞也是清朝的候補官員，因此不但不只是「三朝」，再加上幾乎稱帝的袁世凱的一朝，根本就是一個「四朝元老」。
值得令人省思的是，如果長壽的顧維鈞活得更久，中國近代改朝換代的頻率更高，他可能會打破五代時期馮道所創下的記錄。馮道，字可道，號長樂老，活了72歲，歷仕五朝、八姓、十一帝；顧維鈞活了幾乎98歲，歷仕四朝（大清、袁世凱、各系軍閥、國民黨）、九姓（愛新覺羅、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張作霖、蔣介石、李宗仁）、十帝／元首（宣統、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張作霖、蔣介石、李宗仁、蔣介石）。
顧維鈞是可以打破馮道所創的記錄的。雖然他在1948年被即將贏得內戰的中國共產黨列為戰犯，但二十三年以後，1972年，代表中國第一次參加聯合國大會的章含之就奉毛澤東之命去拜訪顧維鈞，並邀請他訪問中國。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正式與顧維鈞在聯合國工作的女兒顧菊珍在北京商討翻譯顧維鈞的口述自傳。1983年，顧維鈞口述自傳的第一冊出版，顧維鈞接到書以後表示滿意。1985年11月14日，顧維鈞過世，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前往弔唁。
如果顧維鈞更加長壽，他是一定可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服務的。如果天從人願，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他一生中最後一個服務的對象，則他不但可以追平馮道歷仕五朝的記錄，他而且還能以歷仕十、十一，甚至十二姓的記錄，笑傲馮道的八姓、十一帝。
顧維鈞才在1948年被中共列為戰犯，居然在1972年就已經搖身一變成為中共想要爭取的對象。據說毛澤東對奉他之命去拜訪顧維鈞的章含之說：「我很敬佩顧維鈞先生的外交才華和為人。」這句話簡直是畫龍點睛地印證了我在上文所引的唐德剛的話：「具備有外交專長的高級人材，就是三朝元老無往而不利了。」1948年中共把顧維鈞列為戰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作為駐美大使，他的工作就是爭取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來挽救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1972年，中共政權取代了國民黨政府進入聯合國，「具備有外交專長的高級人材」，果然就是「四朝」元老也「無往不利了。」
這不是顧維鈞第一次當不倒翁。1928年，北洋軍閥倒台以後，國民黨把顧維鈞列為通緝犯。然而，一年以後，蔣介石就取消了對他的通緝令。原因無它，再套用唐德剛的話來一言以蔽之：「具備有外交專長的高級人材，就是三朝元老無往而不利了。」
除了具有外交專長，因而就是三朝元老也無往而不利以外，顧維鈞還有他在人格上的特質，讓他能夠成為歷仕四朝，甚至有望歷仕五朝的不倒翁。
事實上，顧維鈞這個人格上的特質，很可能從他年輕的時候就形成了。1908年，由於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辯論隊上表現優異，《紐約太陽報》（The Sun）特別到哥大顧維鈞住的宿舍訪問他，發表了一篇專訪。這篇專訪裡，有一段非常生動地點到了顧維鈞這個人格上的特質：
他是一個好看的年輕小伙子，細挑、結實，不管是坐著、站著、或是走著，每一個動作都很優雅。當他從他住的「哈特利樓」（Hartley Hall）的會客室走出去上課的時候，他是一溜煙似地穿門而出（slips through）。當你準備好要問他最後一個問題：當你追問有關他個人的問題的時候，他就一聲不響地整個人都凹陷進大沙發兩個皮墊中間的縫隙裡去了。
被問到個人的問題的時候，會「一聲不響地整個人都凹陷進大沙發兩個皮墊中間的縫隙裡去。」那是初到美國留學、年輕稚嫩的顧維鈞。
從學成歸國到奉命持節出使墨西哥不過七年的時間，他已經練就了四兩撥千斤的能耐。再經過此後多年在官場、外交場合的歷練，他所練就的一身功夫已經是萬夫莫敵；他永遠不會再讓人有機會看到他的弱點。他練就了溫源寧所說的「他那優雅的外表、不露聲色的臉龐」、「永遠不可能讓你看到他『只穿著內衣』的樣子」、「永遠披上了」唐德剛喻之為「外交家的大禮服」的「保護色」。
無論如何，不管是溫源寧所說的「在什麼場合說什麼話，永遠不會有說錯話的時候」，還是唐德剛所說的「無時無刻不在辦外交」，這兩位詼諧大師對顧維鈞的刻畫是異曲同工，而他們所得的結論也是不謀而合。對溫源寧而言，顧維鈞是「打死都不會讓人有出其不意之機可乗」；對唐德剛而言，「你就永遠莫想真正地接近他」。
唐德剛說得委婉，說那是「一位卓越的外交家應有的保護色」。這所謂的「保護色」，用英文來說，就是像塗上了類似炒鍋上所塗的一層鐵氟龍（Teflon），把自己保護得滴水不漏，讓人找不到錯處的人。像塗上了一層鐵氟龍的顧維鈞心機極深，處處設防，不會對人推心置腹，遑論是有尋覓心靈伴侶的必要了。
我們要如何來研究一個塗上一層鐵氟龍、「打死都不會讓人有出其不意之機可乘」，「永遠莫想真正地接近他」的顧維鈞呢？要知道，一個「永遠不可能讓你看到他『只穿著內衣』的樣子」的人，是不會讓他的內心世界形諸文字的。
顧維鈞不只是不會讓他的內心世界形諸文字，他已經形諸文字，而且是經過他自己表述、詮釋、訂正，完全無關他內心世界的口述自傳，他居然主動建議刪節。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正式與顧維鈞的女兒顧菊珍商討翻譯口述自傳的事宜。兩年以後，顧菊珍在紐約與中國外交部條法司法律顧問會面的時候，主動代表顧維鈞提出建議說：「回憶錄中1947年以後的部分，有些話今天不宜在國內出版，應做刪節。」
顧維鈞一輩子已經塗有一層不讓人有出其不意之機可乘、或接近他的鐵氟龍。這對任何要研究他、要寫他的傳記的人已經是一個莫大的挑戰了。他還願意臣服於政治掛帥而自宮，真是夫復何言！
我從撰寫胡適開始，到蔣廷黻、陳之邁，就一再地強調研究中國近代史必須把中國放在世界，或至少是經由東亞折射的世界的脈絡之下來審視。我說這已經是一個常識。問題是要從世界的脈絡來研究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就必須有世界的視野以及必須具備的語文素養。其次，許多喝過洋墨水的近代中國人喜歡用英文寫下不可為國人道也的秘密。胡適如此，蔣廷黻也如此。秘密用英文寫，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為了自保。蔣廷黻在日記裡批評蔣介石的話如果是用中文寫的，且若是在大使任內就流傳出來，他的命運至少一定會跟葉公超一樣，被召回而且軟禁。
研究顧維鈞的困難跟研究胡適、蔣廷黻不太一樣。雖然蔣廷黻後來也成為一個職業外交官，但他所留下來的資料最特別的地方，在於他從1944年到1965年他過世以前二十二年的日記不但是用英文寫的，而且用的是草寫。如果研究者無力、或不願意花力氣去辨識，就無啻於買櫝還珠，甚至等於是寧嚼糟粕，而不品瓊漿了。
相對地，作為職業外交官的顧維鈞留下來最多的，是外交文電以及他與各國政要與外交人員的「談話錄」（Notes of Conversation）。他的日記雖然長達二十年，從1936年到1956年，中間闕漏了三年，但價值不大。用跟顧維鈞在口述自傳計畫上共事最久、用力最深的克莉絲特．賽德曼（Crystal Seidman）的話來說，就是流水帳。顧維鈞的日記只是流水帳，一點都不奇怪。他是一個「永遠不可能讓你看到他『只穿著內衣』的樣子」的人。
雖然顧維鈞的日記只是流水帳，但他跟各國政要與外交人員的「談話錄」就不同了，不是任何要研究他的外交生涯的人所能忽視的。因此，我們又回到了英文是研究顧維鈞或者任何喜歡寫英文、或者用英文裡寫下秘密的中國近代名人的先決條件的問題了。
然而，研究顧維鈞的難度何止是要學好英文。英文只是其中一種語言。一輩子幾乎是職業外交官的他，駐節的都是最重要的邦交國：使法、二度使英、二度使美。要研究外交史──包括研究外交官──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具備多種語言的能力，以便能夠審視不同國家的檔案。早年有志於研究中國外交史後來成為外交官的蔣廷黻形容得好：
外交史的特別在於它的國際性質。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研究外交史者必須蒐集凡有關係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
也許有人會說研究顧維鈞可以抄捷徑，那就是使用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口述自傳，特別是那份口述自傳還有中譯本！然而，學術研究是沒有捷徑可抄的；沒有一個自詡為學者的人會主要是用一個名人的口述自傳──更遑論是中譯本──來作其傳記研究的。
俗話說：盡信書不如無書。同樣地，盡信口述自傳，不如無口述自傳，更遑論是翻譯失準、錯誤的口述自傳。然而，盡信口述自傳，不如無口述自傳，並不是因為顧維鈞口述自傳翻譯失準、錯誤。即使翻譯正確，連語氣都正確地翻譯出來了，盡信口述自傳，也仍然是不如無口述自傳。這是因為所有的口述自傳，都是在以今日之我來詮釋昨日之我，並為自己尋求歷史定位的建構。
從前胡適老愛用徽州俗話說自己稱讚自己是「戲台裡喝采」。套用胡適這句話來說，口述自傳，無非就是自己在「戲台裡喝采」。如果顧維鈞的口述自傳是他自己在「戲台裡喝采」，而研究者又不加批判地用他的口述自傳來寫他的傳記，那豈不等於是在用戲台下的滿堂彩來襯托其「戲台裡的喝采」了！美其名曰傳記，其實不過是換湯不換藥、改個名字換個標籤、重彈那識者掩耳惟恐不及的歌功頌德的老調的偉人傳。
誠然！從稽核傳統定義之下的「史料」──人、地、時、事──的標準來說，顧維鈞的口述自傳都經過了至少一輪的檢證。然而，確定「口述」是否「信實」，並不等於是檢證了口述傳主對那些所謂的「史實」的詮釋。
我在我的胡適研究裡說胡適一生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等於是經他篩選過的自傳檔案。這也就是說，他在生前就已經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一個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們要為他立傳之先，他已經把那些他不要讓人窺密或分析的隱私，都一一地從他的模本裡剔除了。
比之胡適，顧維鈞可以說是更上了一層樓。胡適只是要先打好一個別人要為他立傳的模本，顧維鈞的口述自傳根本就是在為自己作蓋棺論定。
胡適在1937年盧溝橋事變以後奉蔣介石之命赴美從事宣傳工作以後，江冬秀托人把他七十大箱的書籍、文稿、及其所蒐集的自傳檔案先搬到天津，然後再搬到上海。兩年以後，胡適接到了江冬秀寄給他的清單，選了又選以後，要江冬秀把他和他父親的日記和文稿，以及十五箱書寄到美國。最後，他把他和父親的日記、文稿寄存在美國的國會圖書館。1948年12月，他倉促離開共產黨就要進入的北京的時候，留下了一百多箱的書，其中包括了他所有的來往書信、文稿、以及部份的日記──原稿或者抄本。
顧維鈞口述自傳的工作是從1958年開始的。因為他當時在海牙的國際法院擔任法官，所以一年訪問的時間只有三個月，就是利用他回紐約渡假的時候。由於他顯然有時不我予的考慮，而且又對唐德剛極為滿意，他在次年一回紐約就立刻打電話給唐德剛通知他要開始工作，而且指定唐德剛為唯一執行訪問工作的人。用唐德剛的話來說，顧維鈞不但急切，一回到紐約就約唐德剛繼續作他的口述自傳，他作得極為認真。唐德剛在開始幫顧維鈞作口述自傳的時候，也同時在幫胡適作口述自傳。
胡適明哲保身，不想因為作口述自傳而釀口禍、獲言罪。事實上，作口述自傳對他而言根本已經是多此一舉。他一生所蒐集、保存下來的大量的日記、回憶、以及來往信件，等於是經他篩選過的自傳檔案，等於是他替未來要幫他立傳的人先打好了的一個模本。無怪乎他的口述自傳「根本沒有什麼新鮮的材料 。」他想要說的、想要人家知道的，都已經說過了，或者已經都打好了模本了。
顧維鈞就不同了。他誠然是保存下了卷帙浩翰的「談話錄」和「電報檔」。然而，那些都是素材，雖然也是經過他自己形諸文字，再編輯、整理過的，但還是必須再經過他再一次的篩選與詮釋。與其讓將來要為他立傳的人利用他所留下來的「史料」來研究他，對他的一生作出他不能頷首的評價，不如由他自己出馬，留下自己一定能滿意的口述自傳。
如果顧維鈞曾經擔心時不我予，那是過慮。口述自傳完成以後，他又活了十年，活到只差兩個月不到就98歲。據說他是在睡夢中過世的。長樂老果然可以安詳地過世。他不但一生享盡了榮華富貴、錦衣美食，而且還為自己作好了蓋棺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