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

　　本書為逯耀東教授畢生研治《史記》之心血結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終極目標，《史記》與司馬遷在中國史學上的開創地位、價值、貢獻與影響，可說無人能出其右；然而司馬遷是如何做到的？其時代意義、辛酸委曲與隱微深意，對後人實有莫大啟示，值得深入探討。

　　司馬遷身處漢武帝這個變動空前的偉大時代，父子兩代曾任太史、久處權力核心之內，基於其學術養成、太史職責、父親遺命與自我抱負，乃有《史記》的撰作。但在撰寫之際，不幸遭遇李陵之禍，受到現實政治無情的摧殘和壓抑；如何超越現實桎梏，避免觸犯時諱，真實保留歷史記錄，是司馬遷面對的難題與考驗。

　　逯教授透過對〈太史公自序〉與〈報任安書〉的深入解讀，以及尋繹史公在《史記》全書中的架構安排、篇章聯繫、撰寫方式及個別紀傳的背後深意，抽絲剝繭，描繪出司馬遷如何藉由《史記》的傳世，既抒發滿腔抑鬱，又完成自我超越的完整圖像。細讀本書，可以看出逯教授治史之深廣與精細。

作者簡介

逯耀東（一九三二 ~ 二○○六）

　　江蘇豐縣人。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班畢業，獲頒國家文學博士（歷史學）。曾任臺灣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畢生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工作，尤專注於魏晉南北朝史、中國傳統與現代史學、中國飲食文化史。著有「糊塗齋史學論稿」五種、「糊塗齋文稿」五種。

出版說明
導言：抑鬱與超越
〈太史公自序〉的「拾遺補藝」
「通古今之變」的「今」之開端
武帝封禪與〈封禪書〉
〈匈奴列傳〉的次第問題
對匈奴問題處理的限制
列傳與本紀的關係
史傳論贊與「太史公曰」
「巫蠱之禍」與司馬遷絕筆

附錄一：沈剛伯先生論「變」與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
附錄二：漢晉間史學思想變遷的痕跡
附錄三：前不見古人

漢武帝時代是一個空前變動的時代。

　　漢武帝自建元元年（前140）至後元二年（前87），在位共五十四年。自建元元年（前140）至元封元年（前110），司馬談任太史前後恰三十年。司馬談卒後，司馬遷繼任太史，至征和二年（前91）〈報安安書〉說：「得待罪輦轂之下二十餘年矣。」武帝崩於後元二年，司馬遷或也在此時前後不久棄世。

　　司馬氏父子相繼為太史，侍從武帝左右，或從巡幸天下，或侍議中廷，前後經歷了整個漢武帝時代。司馬氏父子因為職務的關係，久處於政治權力結構中心之內，他們雖然不是決策者，卻親歷每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對這些重大歷史變動，感受更深。而且記錄與著述也是太史工作之一，因此他們感到有責任將這些親歷的歷史變動記錄下來。所以，司馬談臨終對這個願望仍念念不忘，囑託司馬遷他所欲論載的，亦即其個人所經歷的漢武帝時代。其後司馬遷繼承其遺志，「悉論先人所次舊聞」，開始撰寫《史記》，其與上大夫壺遂討論其所欲撰寫者，也集中在他所生存的漢武帝時代。

　　司馬遷在撰寫《史記》過程中，因遭遇「李陵之禍」，內心鬱結，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讓後人認為司馬遷在《史記》裡對現實政治「微文刺譏」，因而視《史記》為「謗書」。當然，司馬遷在寫作過程中，將其個人際遇的鬱結，有意或無意融於《史記》中，也是非常可能的。至於「微文刺譏」，誹謗今上，即使他想這樣做，在當時現實的政治環境下，卻是不可能的。不過，《史記》雖非專為司馬遷個人鬱結而發，但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遭受現實政治的壓抑，並且身受其摧殘。如何超越現實的桎梏，在不觸犯時諱的情況下，保留當代歷史的記錄，是司馬遷頗費思量的問題，值得深入討論。

　　司馬遷所創造的紀傳體，成為後世歷史寫作遵循的形式之一。《史記》是由一百六七十個主要人物編織而成，那裡有帝王將相之輩，也有雞鳴狗盜之徒，有慷慨悲歌的義士，也有窮途末路的英雄。這種歷史寫作形式讓後人產生一種錯覺，認為中國紀傳體是以人為主。事實上，中國的紀傳體本以敘事為主，和編年體一樣，同樣敘述歷史事件發展的過程，以及演變的因果關係，所不同的，編年體是以年繫事，紀傳體則以人繫事而已。司馬遷以孔子的《春秋》為藍圖，創造中國史學的新形式。《史記》的結構分為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即〈太史公自序〉所謂「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本紀為歷史發展演變的中心若北辰，年表以時間縱向貫穿，八書以時間橫向相聯形成一個軸心，世家、列傳輻湊，形成一個向前運行的歷史巨輪。從表面上看各部分自成體系，互不相關，但事實上各篇間卻有無形的邏輯關聯性。司馬遷融合中國古史寫作的形式，鑄造成中國史學新的版型，並一直影響著中國兩千年史學寫作的形式。

出版說明
              
　　《抑鬱與超越──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是逯耀東先生（1932─2006）的遺著，除〈導言〉外，共收錄論文八篇、附錄三篇。

　　逯先生，江蘇省豐縣人。少年時代歷經抗戰與內戰離亂，隨家遷徙。來台後，入嘉義中學，從魯實先先生研讀古文，奠下習史基礎。1953年考入臺大歷史系，得勞榦先生指導。1961年入香港新亞研究所，親受錢穆、牟潤孫、嚴耕望諸先生教言，受益匪淺。畢業後留任助理研究員，繼續深研。1968年，考入臺大歷史系博士班，獲沈剛伯、李玄伯、姚從吾三位先生聯合指導，後受聘任教於臺大及輔大歷史系。1979年受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之聘，在港十四年，除潛研傳統學術與史學外，更關切大陸史學轉變新形勢。1991年，返臺大任教，至1998年退休，但仍偶至政大及東吳傳授所學。

　　逯先生退休後，撰作更勤。自1998年起，東大圖書公司陸續刊印史稿及文稿，目前「糊塗齋史學論稿」已出版四種專著。「糊塗齋文稿」則有文集五種。最近，北京三聯書店更在大陸發行飲食文化散記二種，北京中華書局也再印史學論稿數種。

　　逯先生思慮敏捷，才氣縱橫。個性灑脫，重義氣而不拘細節；文筆細緻，發真情而不見造作。不幸於2006年2月遽逝，享年七十有五。本書雖為遺著，但書名的擬定、正文及附錄各篇之收錄，數年前早已由逯先生親自決定，並經日夜修改，即將刊佈，遽爾歸西，至為遺憾。為完成他的心願，李廣健、陳識仁和我三個弟子再對遺稿進行校對、整理。廣健和識仁更合撰「導言」。

　　逯先生早歲研治魏晉史學，晚年再上溯太史公史學，順理而成章。早從1985年起，就觸及「太史公曰」對歷史事件的議論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三年後，開始對《史記》各項問題進行系列討論。本書各篇論著發表時間，大半集中在1988年以後。本書?釀於逯先生胸中，既已有年，他也視本書為論述傳統中國史學的封筆之作。因此，刪補本書舊稿成為他在新世紀伊始的重要工作。2003年5月，我開車載送他到台中，途中聆聽他興致高昂地談論構思中的本書序文──〈殘燈〉。逯先生認為〈報任少卿書〉是司馬遷的遺書，是抒發滿腔抑鬱之作，也是自我超越之文。信中?述深幽囹圄、佴之蠶室，交手足、受木索，面對圜牆高掛的「殘燈」，以及後來一字一淚地寫下為何隱忍苟活，正是憂心「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因而終將其「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記》完成，則司馬遷自稱「償前辱之責」的苦心，也算達成。這是逯先生為本書命名，及擬以〈殘燈〉作為本書序文的原因。可惜，在整理逯先生「糊塗齋」書房時，僅獲〈殘燈〉存稿一頁多，但他對司馬遷、漢武帝二人的深刻描繪，已在濃郁的感性文字中，表露無遺。本來，我有意就記憶所及，補成〈殘燈〉，但恐狗尾續貂，反而不妥。因而與東大圖書公司編輯部決定保存〈殘燈〉稿件書影，期待讀者稍稍瞭解逯先生撰作本書的心境。
2007年1月8日受業黃清連